韩茂莉：华北、内蒙古、东北三大区域的道路系统

道路是人类交通的途径，关乎国事民生。然而道路却不是从来就有的，鲁迅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是人踩出来的，远古时期，当先民在洪荒大地上踏出第一行脚印，留下第一个标记时，最早的道路就萌生了。从此，伴随先民的狩猎、采集、播种、收获……足迹成行，一条条道路延伸出来，交织成大地上重要的人文景观。

道路固然是人踩出来的，但在没有技术可以从容不迫地逢山劈路遇水架桥的时代，先民的脚步落在什么地方，踏出一条伸向何方的道路，则与地理直接相关。中国大地上的重要道路均可追溯到史前时期，那时人们以自己的聚落为中心采集、渔猎，每向远处前进一步都需要探索与冒险，难以成行的地方自然无路可通，得以立足的地方则相联成行，为后辈所传承。道路的形成既受制于山川自然，也取决于人们足下的选择。最初的道路仅是人类在探索中形成的由家居之地到食物采集、渔猎地的途径，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道路增添了更多的功能，不仅服务于政治，也服务于国家。公元前3世纪秦帝国建立，在完成政治统一的同时，凭借驰道的修建，使车同轨、书同文成为秦统一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建了中国最早的道路交通网。《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即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驰道由数条道路构成交通网，囊括东西南北，“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经过研究，可以确定的驰道分别为：（1）由咸阳沿渭河、泾河河谷西北越六盘山通向河西一带。（2）自淳化沿子午岭向北经鄂尔多斯高原至秦九原郡（今包头市西南），这条北上之路也被称为直道。（3）由咸阳东北行于临晋关（后改称蒲津关）渡黄河，沿汾河河谷北上，经平阳、太原至云中、代郡。（4）由关中经故道、褒斜道、子午道越秦岭至汉中，经金牛道越巴山入蜀。（5）由咸阳东南行出武关，沿丹江至汉水。（6）由咸阳东出函谷关，经洛阳、成皋至临淄。（7）由洛阳北渡黄河，沿太行山东麓经邯郸至蓟。陆上道路之外，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菏水、鸿沟运河的开凿又将黄河、淮河、长江各大河流水系南北相联，构成水路通道。这些相联成网的道路不仅维系着地域间的联系，而且在代代相承中融入中国历史。

道路具有鲜明的继承性，但明以前历史文献很少留下集中记载，追寻这些道路延伸的方向，相关信息散见于各类历史事件与考古学成果，其中与军事相关的事件几乎成为研究历史交通道路的关键性信息，故古代交通道路的研究多与军事地理研究相伴而行。明清两代商贸活动盛于前朝，为便于商旅出行，系统记载天下道路的著述越来越多，明人黄汴撰写《天下水陆路程》、憺漪子撰写《天下路程图引》等，意在为天下商旅指点行商路径，却也成为今日了解古代交通道路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中涉及天下主要道路，这些道路虽然见于明人记载，其历史却可溯至数千年前。

一、太行山东麓道路与重要战例

太行山东麓道路是以北京为起点，沿太行山东麓南北纵贯的交通道路，对于华北平原的道路体系具有支撑性作用。

太行山东麓道路具有久远的历史，大约形成于距今9000年前。确定这一年代与磁山文化相关。磁山文化诞生于距今9000—8000年前，发现地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北武安县境内，考古成果显示不仅磁山文化的传播经行这条道路，此后起源于河南、陕西一带的仰韶文化也沿着太行山东麓一路北上，直抵拒马河以北地带。远古时期先民的串串足迹开启了这条道路，自此数千年间太行山东麓道路始终是中国南北向交通道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以北京为起点经保定、石家庄、邯郸、鹤壁、新乡一线的京广铁路北段仍然穿行于这一地带。

道路的形成多取决于山川地貌，太行山东麓道路的重要地位究竟来自于哪些自然因素？太行山为中国地形二级阶梯与三级阶梯的分界，越过太行山即进入山西高原与蒙古高原，海拔高度一般在500—700米。源于山西高原的河流穿过太行山各个谷口流向华北平原，河流在山口地带形成冲积扇。地貌学定义冲积扇为河流出山口处的扇形堆积体，当河流流出谷口时，摆脱了侧向约束，其携带物质便铺散沉积下来。冲积扇平面呈扇形，扇顶伸向谷口，从顶部到边缘，沉积物与自然环境有很大差异。冲积扇顶部位于出山口处，河流落差明显，较强水动力携带并沉积下来的物质粗大；从山口进入平原，随着河流落差降低，携带的物质变小，冲积扇中部不仅土质较细，土壤肥沃，且地下水位适中；进入冲积扇底部扇缘地带，因地下水位高，具有明显的盐碱化现象。冲积扇不同部位自然属性的差异导致人们选择性地利用环境，顶部与扇缘地带均不利于农业生产，只有中部有肥沃的土壤、良好的水文条件，成为数千年来人们定居之处。太行山南北延伸400公里，山脉东麓的冲积扇不止一个，每一个山口均有冲积扇，大小冲积扇联为一体，被地貌学称为冲积扇裙。若将冲积扇裙中部联成一线，就是太行山东麓道路的走向。由于这里自然条件的优越性远远超过华北平原其他地方，从八九千年前至今，尽管世事多变，这里却一直是人们定居之所、通行之处的最佳选择（图1）。

图1 冲积扇素描图

太行山东麓道路凭借冲积扇中部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道路，然而，一条道路的地位取决于自身的价值，也与这条道路与其他道路的关联性相关。南北延伸的太行山地质时期曾发生过多次断裂，河流切穿这些裂谷形成山中谷地——陉，古人称“连山中断曰陉”。太行山中究竟有多少陉，古人说法不一，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引晋人所撰《述征记》归纳为“八陉”，即“太行山首始于河内，自河内北至幽州凡有八陉。第一曰轵关陉，今属河南府济源县，在县理西十一里。第二太行陉，第三白陉，此两陉今在河内。第四滏口陉，对邺西。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一名望都关，第七蒲阴陉，此三陉在中山。第八军都陉，在幽州”。太行八陉均呈东西走向，与太行山东麓南北向道路相接，连接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共同组成交通网络。

冷兵器时代，人们利用道路交通的同时，也在山口险要之地设置关隘。太行山东麓道路与太行山口构成许多重要关隘，自北向南为：居庸关位于今北京市昌平区、紫荆关位于今河北易县、倒马关位于今河北唐县、井陉关位于今河北井陉县、天井关位于今山西泽县、轵关位于今河南济源市等。古往今来这些关口的名称与关址固然有所变动，但关口一直与各条道路组合在一起，为历史留下了不平静的一幕幕往事。

公元755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执掌范阳、卢龙、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的安禄山及部下史思明率兵造反，安史叛军从范阳（今北京）出发，沿太行山东麓道路南下，面对毫无准备的唐军，一路势如破竹，仅至常山郡（今河北省正定）遇太守颜暠卿率部坚决抵抗；虽然颜太守最终因寡不敌众，城陷被俘，但还是牵制了叛军的行动。随后河东节度副使李光弼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两部会合，从井陉西端娘子关东行，出井陉关收复常山，斩首以万计，生擒四千，河北归顺者十余郡。常山郡控扼太行山东麓道路咽喉之处，且与井陉道相互呼应，收复此地就截断了安史叛军回归范阳之路。

离开河北，安史叛军南下渡过黄河，朝廷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以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负责守卫洛阳。连日血战，洛阳失守，高仙芝、封常清退守潼关。潼关位于今陕西省潼关县北，北临黄河，南依秦岭，《水经注》载：“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在当时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依托潼关地形之险，坚守此地，等待四方援军，本是可举之策，但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斩杀封常清、高仙芝，并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

安禄山进入洛阳后，马上自立为帝，国号为“燕”，这一年为唐天宝十五年（756）。从地理角度审度这一历史事件，安禄山称帝后的日子应是他发动叛乱以来最危险而不知所措的时候：西向潼关，通往长安之道被哥舒翰控守；东向、南向进入江淮的道路分别被张巡阻于雍丘（今河南杞县）、鲁炅阻于南阳（今河南邓州），而北向回归范阳的道路则被李光弼、郭子仪两部唐军封堵。这时安史叛军大有走投无路之势。但历史总有让后人扼腕之叹，原本安史叛军面临不战自困的局面，却由朝廷给了他们生机。唐朝前期实行“重外轻内”的布兵原则，使潼关守军数量不多且多羸弱，年迈的突厥将领哥舒翰出任潼关守将，原本可以依险守关，可朝中权臣杨国忠不顾双方实力，在玄宗面前屡屡进言，并“从中督战，翰不得已出关”。哥舒翰开关等于给了绝死之地的安史叛军一条生路，叛军冲进潼关，俘虏了哥舒翰，兵锋直指长安，杨国忠死于愤怒的唐朝军人手中，玄宗匆促南下入蜀避难，从此拉开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大幕。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均与交通道路密切相关，且太行山东麓道路与井陉的作用尤其关键。如果当年唐廷能够借收复常山郡之机，困安史叛军于洛阳，结果会大不相同。但历史不可倒退也没有如果，后人只能“以史为鉴”。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并在这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拉开了全国解放的大幕。如此重要的会议为什么会选择西柏坡这样一个小山村？从地理形势来看，中共中央的选址既要保障中央机关的安全并进退有余，又要传递给全党、全军一个信号——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解放全中国的历程。历史证明，西柏坡面向华北平原且与井陉以及太行山后方相连接的地理位置，具备这样的条件，因而成为新中国的起步之地。

二、华北平原通向内蒙古的道路与重要战例

华北平原通向内蒙古的道路仍与太行八陉相关，八陉中军都陉就是通向内蒙古的必经之路，而居庸关则是控制军都陉的重要关口。

居庸关得名于秦，据元人王恽称，“世传始皇北筑时，居庸徙于此，故名”。“庸”为刑徒，居庸之地为修筑长城刑徒所居之地。故《吕氏春秋》与《汉书·地理志》均留下“居庸，有关”的记载。居庸虽得名于秦，但最初仅是依山就形的郡县间关口，真正成为长城上的关隘是在北魏时期，以后历代相承，既控扼军都陉，又属长城上的一道险关。穿过居庸关向西，经今宣化、张家口、大同等地进入蒙古高原。由于居庸关紧邻北京，故自金、元以后在太行山各个关隘中最为重要，在八百多年的历史中留下许多引人回顾的事件。

发生在明前期的“土木堡事变”就是一个事关居庸关通向内蒙古道路且涉及其他太行关隘的重大历史事件。明朝初年，北归草原的蒙古瓦剌部凭借马背优势，屡屡南下。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2000余人组成的使团前往北京，希望获准开放互市，然而明廷并没有允准，为此也先从几个方向进犯内地。在太监王振力主之下，明英宗仓促募兵，并率领几十万大军御驾亲征，西出居庸关沿宣府、大同一线一路向西。面对明军，也先首先诱敌深入，然后主动北撤。明军行至大同，统领军政事务的王振听到此前在大同一带与也先交战的明军惨败，急忙撤退。按照计划，这支部队应沿紫荆关一线回京，王振家乡在蔚县，本有意“驾幸其第”在家乡人面前风光一下，又怕大军损坏他家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突变，转入宣府一线。瓦剌追兵一路紧随，追袭而来，至土木堡，紧逼明军。由于路线不断变换，天色已晚明军还没有合适的住宿之处，王振鼓动英宗皇帝在土木堡过夜。土木堡为长城沿线的军事驿站，完全不具备几十万大军过夜的条件，尽管将军们反对，英宗与王振执意留在此地。一路紧随的蒙古军队见明军住在土木堡喜出望外，趁夜将明军团团围住。次日准备启程的明军发现陷入重围，几次突围均无结果。几日下来被围困的明军不仅没有粮草，更没有水。土木堡地势较高，原本作为水源的临近小河均被蒙古军队截断，干渴之下的士卒数次掘井，希望获得水源，均无果。疲羸不堪的明军最后一次突围大败，王振死于乱军之中，英宗被俘。随后，瓦剌挟持英宗进攻宣府、大同。消息传入京城，朝野震惊。国不可一日无君，为了应急，廷臣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即皇帝位。次年瓦剌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明英宗）为名，令明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并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兵部尚书于谦率领北京军民坚守危城。蒙古军队数攻不下，又听说来自于山西等地的勤王部队从紫荆关一线入关，无心恋战，携英宗退回蒙古草原。数年后，英宗也被放归京。

“土木堡之变”整个过程不仅事关经由居庸关通向蒙古高原的道路，而且涉及紫荆关等太行关口。道路之间的勾连，将历史不仅置于事件本身，且与空间相互交错，展现在时空二维系统之中。

三、燕山山脉与华北通向东北的道路

燕山山脉东西向延伸，横亘在华北平原的北端，山体自西向东设有三个关隘，分别为古北口（位于今北京密云县）、喜峰口（位于今河北迁西县）、山海关（位于今河北秦皇岛市），与三个关口相连接的则是华北通向东北的主要道路。尽管道路的趋向一致，但三个关口控制的道路形成历史却不同，古北口、喜峰口控制的道路均有数千年历史，山海关控制的傍海道则启用最晚，通行时间大约在13世纪初。

古北口控制的道路沿潮河河谷从华北平原伸向河北承德、平泉一带；喜峰口古称卢龙塞，汉代曾在此设过松亭关，关口连接的道路循滦河支流、大凌河支流而行，向北指向内蒙古宁城一带。古北口、喜峰口两条道路的历史均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汇集的国家第二次文物普查结果显示，距今8000年前、起源于燕山以北内蒙古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在燕山以南迁西县境内发现，距今6000年的赵宝沟文化在迁西、迁安两县均已发现，距今4000—30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北京密云、平谷、昌平、房山以及河北抚宁、青龙、卢龙、昌黎、香河、丰润、玉田、迁西、迁安等县屡有所见。燕山山脉将华北、东北分成两个地理单元，无论兴隆洼文化还是赵宝沟、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类型均发源于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这些文化类型的人群来到燕山以南，行经之处就是古北口、喜峰口所控制的道路。由于穿越燕山，古北口、喜峰口控制的道路主要通行于山谷中，不仅道路崎岖，行走艰险，而且均不能直接抵达辽东一带。

山海关一线傍海道的开启，不仅使辽东可通，且道路平坦。这样一条傍海而行的平坦道路，为什么为人所利用的时间却晚于山中道路？地质史上最后一个时期第四纪（距今下限约260万年前）以来的海侵现象，直接影响了道路的通行。

地学上定义海侵为在相对短的地史时期内，由于海面上升或陆地下降，造成海水面积扩大，陆地面积缩小，海岸线向陆地内部推进的地质现象。与海侵对立的则是海退，即因海面下降或陆地上升，海水从大陆向海洋退缩的地质现象。山海关一线的傍海道地处辽西走廊，东临辽东湾，西依松岭山，走廊地带背山面海，形势险要，长约185公里，宽为8—15公里，走廊南端为山海关，北端即是锦州所在地。第四纪以来下辽河平原经历过三次海侵，在辽河口、双台河口与大凌河口沿海平原堆积了海陆交互相地层。其中全新世海侵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范围最广的一次海侵，大约距今8500年前，海水自河口侵入下辽河平原，淹没数十公里沿海平原，同位素测年显示距今8000—2500年是这一地区最高海平面时期。与下辽河平原相连的辽西走廊经历了几乎相同的海侵历程。其后海水开始回退，在排水不良的低洼处形成湖沼。那时的辽西走廊沼泽、积水遍布，难以成行，直至13世纪初期积水陆续退却，人们才将这里正式辟为道路。傍海道一经启用，其平坦的地形立刻显示出古北口、喜峰口道路没有的优势，成为华北通向东北的主要道路。

辽西走廊狭窄的地形使傍海道的南北两侧乃至中部均有控制道路、依险设关的条件，山海关位于傍海道南端，明代广宁（今辽宁锦州）位于傍海道北端，宁远（今辽宁兴城）位于傍海道中部。由于傍海道对于华北、东北两地的重要作用，明清之际主要战事均发生在这一道路沿线及周邻地区。明清之际的战事依时间顺序可归纳为抚顺之战、萨尔浒之战、辽沈之战、广宁之战、宁远之战、入口之战、松山之战、山海关之战，从军事地理角度着眼，尽管这些战役谋取的目标并不一致，但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对傍海道的控制。

明清之际的战事发生在明王朝与清王朝建立者——女真人之间。明代女真分为三大部，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其中建州女真分布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海西女真分布在松花江流域，东海女真分布在黑龙江等地。清朝的建立者出自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出生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县），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地形而论赫图阿拉位于长白山地的西坡，而广义的长白山地为中国东北地区东部山地的总称，这片山地由多列东北——西南向平行山脉和谷地组成，自西至东包括大黑山、大青山、张广才岭、老爷岭、吉林哈达岭、威虎岭、龙岗山脉、千山山脉、完达山、老爷岭和长白山主脉，这些被地质学家李四光称为“新华夏向”构造体系的山地总面积约28万平方公里，南北长1300余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罗列长白山地的构成，目的在于展示建州女真分布区域的地理环境，很明显，努尔哈赤的出生地赫图阿拉仅是女真人分布区的外缘，而部落的主体则生活在长白山地的深处，因此“新华夏向”构造体系山脉不仅是女真人通向松辽平原的障碍，也成为明清之际的首战之地。抚顺之战、萨尔浒之战的发生地均位于松辽平原的边缘，清朝的建立者赢得这两场战役，意味着生活在长白山中的女真人走出山地，进入平原，而只有据有平原才具备与明王朝进一步争雄的条件。

继抚顺之战、萨尔浒之战后，女真人再次赢得了辽沈之战，并通过这次战役在军事地理上完成了从松辽平原边缘进入平原腹地的战略目标，并将政治核心从赫图阿拉迁向沈阳。辽河为松辽平原上的重要河流，源头为东、西两源，两源相汇后构成辽河干流。辽河干流呈南北流向，然而无论赫图阿拉还是沈阳均位于辽河以东，若赢得天下必须入关，而通向关内的傍海道位于辽河以西，因此广宁之战、宁远之战、入口之战、松山之战、山海关之战，战事地点尽管不同，但最终的战略意图却是一致的，即女真人力争赢得傍海道，进而打通通向关内的道路。与此相应，明人亦全力防守这一交通咽喉，但数次交锋除袁崇焕指挥的“宁远大捷”之外，几乎屡战屡败。广宁之战失利，导致辽西走廊北出口——广宁（今辽宁北镇市）不为明人所有；争夺转向宁远（今辽宁兴城），若宁远再失守则只能依凭山海关；当山海关大门洞开之时，东北与华北之间就再无遮拦。明廷继袁崇焕之后，松山之战、山海关之战的结果就是一步步失去辽西走廊，女真人打通了入关的道路。

对于辽西走廊而言，锦州的军事地位不在山海关之下，因此控制了锦州就等于切断了经行辽西走廊的交通道路。1948年国共之间爆发“辽沈战役”，位于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数次电令东北战场最高指挥官林彪拿下锦州，当林彪周密部署经过艰苦奋战赢得锦州之后，西柏坡一片欢腾，这意味着国民党军队通向关内的道路被堵死了，虽然葫芦岛一带尚有军舰可以利用，但最后的战局已经没有悬念了。

历史离我们远去，通向关外那条道路也早已换了新貌，但清人纳兰性德《长相思》词中“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所写的那番心境、那份乡愁，却依然动人心魂。

四、黄河中下游地区陆路交通

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平原、丘陵为主，基于地形，承担主要交通的道路多数分布在平原地带。史念海《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强调道路形成的初期，傍河而行是重要的地理选择。这一地理选择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陆路交通走向的影响尤其明显。黄河中下游地区陆路交通出函谷关沿黄河东行，经洛阳、开封至临淄，今天的这些城市，同样也是古代的城市，这些城市构成的连线既是古代也是今天交通道路的走向。以这条道路为轴，可以北上与太行山东麓道路相交，也可以南下进入江淮一带、荆襄地区。

大量考古发掘将沿黄河东行道路的历史追溯到数千年前，夏、商、周三代不仅围绕这条道路从事早期的经济开发，且将政治中心设置在道路沿线。道路的形成不仅取决于自然条件，且与政治、军事相关；道路一旦形成又会反作用于政治。钱穆总结西周政治与交通的关系说：“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因此在封建制度的后面，需要一种不断的武力贯彻。周人立国，是一个坐西朝东的形势。其国力的移动可分两道。第一道由陕西出潼关，向河洛，达东都，经营黄河下流。此武王伐殷、周公东征之一线。第二道由陕西出武关，向江、汉，经营南阳、南郡一带，以及淮域。此文王化行之一线。”

西周时期，沿黄河中下游形成国家的官道，雷晋豪的研究确定其基本走向为：成周——坯——东虢——管——桧——楚/郜——菅/丘——曹——茅——重馆——鲁——郕——欢——阳州——禚——野井——泺——平阴——谭——徐关——齐。其中成周即今洛阳，坯为大伾山（河南浚县），东虢都城为今河南荥阳。此后道路转向南行，桧国都于今河南新郑，由桧国东入曹国，其间行经楚丘，楚丘在曹、宋之间，即今山东武成县西南，楚丘以东，经过曹、郜、茅三个封国就可抵达鲁国。菅在郜东，重馆在今山东金乡县南，《战国策》所载“径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行”的险要地带就在附近。周道抵达鲁国后，下一个目标为齐都临淄。西周时期由成周通向齐都临淄的官道还有另一条：成周——盟津（今河南孟津）——温——邢丘——怀（今河南武陟县）——共（今河南辉县）——宁（今河南获嘉）——卫——淇水——相（今河南内黄）——复关——顿丘——五鹿——莘（今山东聊城）——平阴——谭——齐。

图2 西周官道走向示意图

这两条成周通向齐地的道路既是当时的官道，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主要道路。主要道路之外，另有连接各地的区间道路。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政事往来、军事征伐更加频繁，与道路相关的事件屡屡见载于史籍。《战国策》载有“秦兴师临周求九鼎”之事，这件事涉及沿黄河东行道路及其南下分支。事件起始于“秦临周而求九鼎”，周君请谋士颜率为其解难。颜率没有西行至秦，反而东向入齐，并告之齐王，周君愿献九鼎于齐，齐王大喜，发兵五万，逼秦退兵。周人的问题解决了，齐人随后向颜率索取九鼎。颜率给予齐人满意的答复后，随后问道：“不识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人以经魏国都城大梁相对，这条道路正是沿黄河东行至临淄的道路。听到这条道路，颜率马上对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这简直就是有去无回呀，齐王只好改口“寡人将寄径于楚”。此时秦将白起已攻下楚都郢，楚人迁都至陈（今河南淮阳），“寄径于楚”即绕过魏都大梁，从洛阳起步，东南行经今叶县、禹县、许昌至淮阳，转向商丘抵达临淄。九鼎代表天子之位，为国之重器，经行楚地更是如同羊入虎口，故颜率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无奈之下，齐王只好放弃了索取九鼎的愿望。“秦兴师临周求九鼎”涉及的道路多与西周官道相关。

自洛阳南下至南阳的道路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沟通淮河流域及汉水流域的重要通道。历史时期主要道路有两条：一条为洛阳南下经今临汝、鲁山，沿沙河支流瀼河和白河支流鸭河河谷抵南阳，古称这条道路为三鵶路；另一条由洛阳起步，经今许昌、襄城、叶县、方城至南阳，这条道路也称方城路。三鵶路与方城路南下抵达南阳，自南阳继续向南，沿汉水支流白河可达襄阳，进入长江中游地带。南阳盆地三面为山，盆地北侧为秦岭山脉东端的伏牛山地，南侧是大巴山脉的东端，东面为桐柏山、大别山。其中伏牛山东南余脉也称方城山，这道山体不仅构成南阳盆地的北方屏障，山口地带也是连接中原与江淮地带交通的必经之地与军事冲要。洛阳至南阳这条南下道路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以来的战事涉及这条道路者尤多。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鄂君启节》，记录了战国晚期长江中游一带车行路线与水路交通，其中溯汉水、白河及其支流溧水而上，至今南阳舍舟乘车改走陆路，从南阳盆地东北逾伏牛山口抵方城一带，折东南经汝、颍下游平原，渡淮抵寿春就是由长江中游通向中原地区的车行之路。

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平原为主，道路纵横交错，多数道路具有继承性，千百年间保持着持续利用状态。

华北、内蒙古、东北三大区域的道路系统历史悠久，在承担交通功能的同时，也伴随历史发展而出现区域性交通核心的转变。中国历史早期以豫西洛阳一带为核心，自金、元以来核心转向北京。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