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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畜原初驯化相分不相合(“蓝色革命”之二)

我要新鲜事2023-05-25 23:49:410

【说明】本文为郭静云、郭立新所著《“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东亚视角)》(原刊于《中国农史》2019年第4-5期),因全文内容较长,现分节摘发。

二、农、畜原初驯化相分不相合

因为农产和畜产都是新石器革命的成果,故有些人认为两者应该成套出现,才能表达有“新石器革命”的发生,所以寻找能同时驯化植物和动物的自然条件;由此而习惯性地将新石器革命的发生地指向西亚“新月沃土”地带,因这里既有野生麦类,亦有野羊,具备农畜互补发展的条件[1]。如詹姆斯·梅拉尔特(JamesMellaart)认为,因为在尼罗河流域没有野羊和野生小麦,所以不能成为农耕生活的摇篮。[2]根据现代生物学的认识,软粒小麦的野生祖先确实只发现在西亚地区海拔800─1000米的地区,但是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粮食比重最多的大麦的野生祖先,迄今仍可见于北非地区,其自然分布区相当广,并不限于某特定的区域内。[3]在古埃及没有豢养绵羊和山羊的畜牧业,禁忌养猪,但这并不否定古埃及有栽培大麦、双粒小麦或硬粒小麦的可能性,而独立成为原生农耕文明。例如最近在尼罗河努比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有新石器早期食用及驯化麦属植物的遗存;并且除了大麦和小麦之外,在努比亚新石器早中期时代墓葬中,还发现了黍粟的残迹[4]。既然我们不会以为黍和粟的驯化技术是从东亚中国地区来到非洲的,同理,我们也不宜肯定地说尼罗河的驯化麦属一定是源自西亚的。换言之,在麦作起源相关问题上还有很多空白之处,将西亚新月沃土视为新石器革命独一起源之说恐难成定论。

其实,20世纪前半叶FritzGraebner、W.Schmidt、W.Koppers等德国人类学家提出,驯化动物与驯化植物应该是不同的族群,他们后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互相影响、互相传播、交换技术和驯化物种,最终达到互补同化的程度。[5]虽然现代考古学基本上否定这些被归类为“维也纳历史文化学派”的观点,但是在否定他们众多不适当假设的同时,也放弃他们所提出的合理观点,包括农畜起源之区分。后来这种观点又曾被重新兴起,如法兰克·霍尔(Frank Hole)将西亚近东的驯化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动、植物等不同物种是分别在不同地区被驯化的;直至第二阶段才出现不同驯化物种的组合。[6]不过,总体来说,农牧来源是否并存过或分开,考古界迄今仍无共识。

笔者认为,首先从对自然界动植物的基本认识来看,这一问题牵涉到动物的类型,是否适合在驯化植物的同时,也驯化该动物,因为这经常是不同的策略。例如驯化野鸡、鸭鹅与栽培农作物似乎没有多少矛盾,但是能驯化野猪、野羊等大型四肢动物的必要条件,恐怕很难让人们同时也驯化农作物。因此法兰克·霍尔提出的模式才合理。

笔者在对中国新石器文化进行研究时也发现,驯化植物与驯化动物并无同步性,并不是同一群人发明耕作和畜牧技术,两者相搭配是新石器中晚期跨人群交易、合作、互相学习而产生的结果。我们要谨慎地考虑,最初驯化不同动物、栽培不同植物,都是件很不容易的事,都需要初始驯化者对自己的生活策略做出各不相同的安排。因为驯化是一种专业化的生活安排,若不集中在一种策略上,驯化目标便难以实现。初期新石器时代社会都不大,且还处于摸索和技术初创阶段,并没有能力同时聚焦于几种不同的目标,或同时采取几种不同的生计策略。

在近几千年以来的经验认识中,人群可以内部分工,同时进行狩猎、渔业、采集和耕作;但此经验早已忽略,在原创造者的初始阶段,在追求按照自己的目标改变、驯化自然物种的时候,需要集中精力配合驯化的目标而安排生活。笔者从此角度分析驯化者必定遵从的行为就发现,不同植物的栽培或许还可以同时进行,但这首先应该是生长条件相同的植物,只有驯化得到一定的成果之后,才能考虑栽培其他、周围环境罕有的种类。至于驯化野兽,这需要考虑更复杂的策略,不同野兽的驯化需要采用不同的做法,驯化者的社会生活要配合此目的而做出适当安排才有成功的可能性。所以,更不用考虑同时驯化野兽和栽培植物,这几乎是没有可能性的,因为不同的目标需要各不相同的生活安排。在初期的情况中,人们只能尝试生产某种类的食物,其他仍依靠攫取。

只有在农、畜驯化达到一定的成熟度,尤其是动物已经被驯化得不再野之后,再经过族群互相学习和结合的过程,农、畜生活才能合为一体。当然,这种人类间的族群相分的策略所代表的是原创驯化阶段的情况。野草、野兽被驯化后,其余未亲自参与驯化的人群社会,只需要学习和模仿原创者成果,吸收已被驯化的物种而照着方法继续培养,所以不会认识到驯化策略的难度和专业性,因此便可以根据所处自然环境和自己的生活情况来搭配农、畜的生产,选择多元的生计方式。

从中国的资料来看,栽培水稻为主食和驯化野猪并不是同一时期和同一群人努力的成果,前者由长江中游平原新石器早期的族群发明,以彭头山文化为代表(约10000─7800 BP)[7],而后者依笔者浅见,最初是中国东北努鲁儿虎山脉山麓地带的人群所致力达到的目标,以查海文化为代表(约距今7900─7500)[8]。笔者认为,在其他地区,农、畜生活的混合在初始时应该也不是共同发展,而是时代较晚的人群互动及联合发展的结果。所以,不宜从农、畜野生祖先成套的指标,来讨论“新石器革命”的发祥地问题。

(未完待续)

[1]Braidwood,Robert J. Prehistoric Men;孙隆基,《新世界史(第一卷)》,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14─39。[2] Mellaart, James.The EarliestSettlementsin Western Asia - From the Ninth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MillenniumB.C.The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of Volume I. Cambridge:The UniversityPress, 1967, pp 248-303)。[3] Вавилов Н. И. Центры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культурных растений. Л.: Тип. им. Гутенберга, 1926 (NikolaiI. Vavilov Origin and Geography of Cultivated Plants (translated by DorisLöve)..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92)。同时,根据瓦维洛夫的研究成果,硬粒小麦的栽培源自衣索比亚高原尼罗河上游,或由古埃及人的祖先栽培所得。[4]P. Ryan, W.A. Out, J.J. García-Granero, M. Madella, D. Usai. Plant microremains from the white deposits and skeletons ofGhaba and R12 cemeteries. Identification and implications. In: D. Usai, S. Salvatori and Y. Lecointe (eds). Ghaba. AnEarly Neolithic cemetery in Central Sudan.Frankfurt: Africa Magna, 2016, pp.109─120; D.Usai. A Picture of Prehistoric Sudan: The Mesolithic and Neolithic Periods.Oxford HandbooksOnline, Jun 2016 DOI:10.1093/oxfordhb/9780199935413.013.56; D.Usai,S.Salvatori,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south of Omdurman.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n ceramic and lithic materials from 10-X-6 multi-stratified mound along the western bank of the White Nile in Central Sudan. Archeologie duNil Moyen, vol.10, 2006,pp.203─220; Donatella Usai, Lara Maritan, Gregorio DalSasso, Gilberto Artioli, Sandro Salvatori, Tina Jakob, Tiziana Salvia to. LatePleistocene/Early HoloceneEvidence of Prostatic Stones at Al Khiday Cemetery, Central Sudan. PLoS One, 2017; Neumann, K. Holocene vegetation of the Eastern Sahara: Charcoal from Prehistoric sites.” 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1989, vol.7, pp.97–116; Dal Sasso, G., Maritan, L., Salvatori, S., Mazzoli,C., and Artioli, G. Discriminating pottery production by image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Mesolithic and Neolithic pottery from Al Khiday (Khartoum, Suda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4, 46,pp.125–143; Madella, M., García-Granero, J. J., Out, W. A., Ryan, P., and Usai,D. Microbotanicalevidence of domestics cereals in Africa 7000 years ago. PLoSOne , 2014,vol.9(10): e110177.[5]Pohlhausen H. Das Wanderhirtentum und seine Vorstufen. A.Limbach, 1954.[6]Frank Hole : A Reassessment of the neolithic revolution, pp. 49-60.[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彭头山与八十垱》,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向安强,《中国稻作起源问题之检讨──兼抒长江中游起源说,《东南文化》,1995年第1期,页44—58;卫斯,《关于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的再探讨──兼论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页5—17;张之恒,《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页206—211;向安强,长江中游是中国稻作文化的发祥地》,《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页212—222;郭静云、郭立新,《论稻作萌生与成熟的时空问题》,《中国农史》,2014年第5期,页3—13;第6期3—13;郭立新、郭静云,《早期稻田遗存的类型及其社会相关性,《中国农史》,2016年第6期,页13—28。[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2年。查海文化为驯化野猪的发祥地是笔者研究成果,拟另文再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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