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畜原初驯化相分不相合（“蓝色革命”之二）

【说明】本文为郭静云、郭立新所著《“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东亚视角)》（原刊于《中国农史》2019年第4-5期），因全文内容较长，现分节摘发。

二、农、畜原初驯化相分不相合

因为农产和畜产都是新石器革命的成果，故有些人认为两者应该成套出现，才能表达有“新石器革命”的发生，所以寻找能同时驯化植物和动物的自然条件；由此而习惯性地将新石器革命的发生地指向西亚“新月沃土”地带，因这里既有野生麦类，亦有野羊，具备农畜互补发展的条件[1]。如詹姆斯·梅拉尔特（JamesMellaart）认为，因为在尼罗河流域没有野羊和野生小麦，所以不能成为农耕生活的摇篮。[2]根据现代生物学的认识，软粒小麦的野生祖先确实只发现在西亚地区海拔800─1000米的地区，但是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粮食比重最多的大麦的野生祖先，迄今仍可见于北非地区，其自然分布区相当广，并不限于某特定的区域内。[3]在古埃及没有豢养绵羊和山羊的畜牧业，禁忌养猪，但这并不否定古埃及有栽培大麦、双粒小麦或硬粒小麦的可能性，而独立成为原生农耕文明。例如最近在尼罗河努比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有新石器早期食用及驯化麦属植物的遗存；并且除了大麦和小麦之外，在努比亚新石器早中期时代墓葬中，还发现了黍粟的残迹[4]。既然我们不会以为黍和粟的驯化技术是从东亚中国地区来到非洲的，同理，我们也不宜肯定地说尼罗河的驯化麦属一定是源自西亚的。换言之，在麦作起源相关问题上还有很多空白之处，将西亚新月沃土视为新石器革命独一起源之说恐难成定论。

其实，20世纪前半叶FritzGraebner、W.Schmidt、W.Koppers等德国人类学家提出，驯化动物与驯化植物应该是不同的族群，他们后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互相影响、互相传播、交换技术和驯化物种，最终达到互补同化的程度。[5]虽然现代考古学基本上否定这些被归类为“维也纳历史文化学派”的观点，但是在否定他们众多不适当假设的同时，也放弃他们所提出的合理观点，包括农畜起源之区分。后来这种观点又曾被重新兴起，如法兰克·霍尔（Frank Hole）将西亚近东的驯化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动、植物等不同物种是分别在不同地区被驯化的；直至第二阶段才出现不同驯化物种的组合。[6]不过，总体来说，农牧来源是否并存过或分开，考古界迄今仍无共识。

笔者认为，首先从对自然界动植物的基本认识来看，这一问题牵涉到动物的类型，是否适合在驯化植物的同时，也驯化该动物，因为这经常是不同的策略。例如驯化野鸡、鸭鹅与栽培农作物似乎没有多少矛盾，但是能驯化野猪、野羊等大型四肢动物的必要条件，恐怕很难让人们同时也驯化农作物。因此法兰克·霍尔提出的模式才合理。

笔者在对中国新石器文化进行研究时也发现，驯化植物与驯化动物并无同步性，并不是同一群人发明耕作和畜牧技术，两者相搭配是新石器中晚期跨人群交易、合作、互相学习而产生的结果。我们要谨慎地考虑，最初驯化不同动物、栽培不同植物，都是件很不容易的事，都需要初始驯化者对自己的生活策略做出各不相同的安排。因为驯化是一种专业化的生活安排，若不集中在一种策略上，驯化目标便难以实现。初期新石器时代社会都不大，且还处于摸索和技术初创阶段，并没有能力同时聚焦于几种不同的目标，或同时采取几种不同的生计策略。

在近几千年以来的经验认识中，人群可以内部分工，同时进行狩猎、渔业、采集和耕作；但此经验早已忽略，在原创造者的初始阶段，在追求按照自己的目标改变、驯化自然物种的时候，需要集中精力配合驯化的目标而安排生活。笔者从此角度分析驯化者必定遵从的行为就发现，不同植物的栽培或许还可以同时进行，但这首先应该是生长条件相同的植物，只有驯化得到一定的成果之后，才能考虑栽培其他、周围环境罕有的种类。至于驯化野兽，这需要考虑更复杂的策略，不同野兽的驯化需要采用不同的做法，驯化者的社会生活要配合此目的而做出适当安排才有成功的可能性。所以，更不用考虑同时驯化野兽和栽培植物，这几乎是没有可能性的，因为不同的目标需要各不相同的生活安排。在初期的情况中，人们只能尝试生产某种类的食物，其他仍依靠攫取。

只有在农、畜驯化达到一定的成熟度，尤其是动物已经被驯化得不再野之后，再经过族群互相学习和结合的过程，农、畜生活才能合为一体。当然，这种人类间的族群相分的策略所代表的是原创驯化阶段的情况。野草、野兽被驯化后，其余未亲自参与驯化的人群社会，只需要学习和模仿原创者成果，吸收已被驯化的物种而照着方法继续培养，所以不会认识到驯化策略的难度和专业性，因此便可以根据所处自然环境和自己的生活情况来搭配农、畜的生产，选择多元的生计方式。

从中国的资料来看，栽培水稻为主食和驯化野猪并不是同一时期和同一群人努力的成果，前者由长江中游平原新石器早期的族群发明，以彭头山文化为代表（约10000─7800 BP）[7]，而后者依笔者浅见，最初是中国东北努鲁儿虎山脉山麓地带的人群所致力达到的目标，以查海文化为代表（约距今7900─7500）[8]。笔者认为，在其他地区，农、畜生活的混合在初始时应该也不是共同发展，而是时代较晚的人群互动及联合发展的结果。所以，不宜从农、畜野生祖先成套的指标，来讨论“新石器革命”的发祥地问题。

（未完待续）

[1]Braidwood,Robert J. Prehistoric Men;孙隆基，《新世界史（第一卷）》，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14─39。[2] Mellaart, James.The EarliestSettlementsin Western Asia - From the Ninth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MillenniumB.C.The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of Volume I. Cambridge:The UniversityPress, 1967, pp 248-303）。[3] Вавилов Н. И. Центры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культурных растений. Л.: Тип. им. Гутенберга, 1926 （NikolaiI. Vavilov Origin and Geography of Cultivated Plants (translated by DorisLöve)..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92）。同时，根据瓦维洛夫的研究成果，硬粒小麦的栽培源自衣索比亚高原尼罗河上游，或由古埃及人的祖先栽培所得。[4]P. Ryan, W.A. Out, J.J. García-Granero, M. Madella, D. Usai. Plant microremains from the white deposits and skeletons ofGhaba and R12 cemeteries. Identification and implications. In: D. Usai, S. Salvatori and Y. Lecointe (eds). Ghaba. AnEarly Neolithic cemetery in Central Sudan.Frankfurt: Africa Magna, 2016, pp.109─120; D.Usai. A Picture of Prehistoric Sudan: The Mesolithic and Neolithic Periods.Oxford HandbooksOnline, Jun 2016 DOI:10.1093/oxfordhb/9780199935413.013.56; D.Usai,S.Salvatori,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south of Omdurman.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n ceramic and lithic materials from 10-X-6 multi-stratified mound along the western bank of the White Nile in Central Sudan. Archeologie duNil Moyen, vol.10, 2006,pp.203─220; Donatella Usai, Lara Maritan, Gregorio DalSasso, Gilberto Artioli, Sandro Salvatori, Tina Jakob, Tiziana Salvia to. LatePleistocene/Early HoloceneEvidence of Prostatic Stones at Al Khiday Cemetery, Central Sudan. PLoS One, 2017; Neumann, K. Holocene vegetation of the Eastern Sahara: Charcoal from Prehistoric sites.” 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1989, vol.7, pp.97–116; Dal Sasso, G., Maritan, L., Salvatori, S., Mazzoli,C., and Artioli, G. Discriminating pottery production by image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Mesolithic and Neolithic pottery from Al Khiday (Khartoum, Suda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4, 46,pp.125–143; Madella, M., García-Granero, J. J., Out, W. A., Ryan, P., and Usai,D. Microbotanicalevidence of domestics cereals in Africa 7000 years ago. PLoSOne , 2014,vol.9(10): e110177.[5]Pohlhausen H. Das Wanderhirtentum und seine Vorstufen. A.Limbach, 1954.[6]Frank Hole : A Reassessment of the neolithic revolution, pp. 49－60.[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彭头山与八十垱》，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向安强，《中国稻作起源问题之检讨──兼抒长江中游起源说，《东南文化》，1995年第1期，页44—58；卫斯，《关于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的再探讨──兼论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页5—17；张之恒，《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页206—211；向安强，长江中游是中国稻作文化的发祥地》，《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页212—222；郭静云、郭立新，《论稻作萌生与成熟的时空问题》，《中国农史》，2014年第5期，页3—13；第6期3—13；郭立新、郭静云，《早期稻田遗存的类型及其社会相关性，《中国农史》，2016年第6期，页13—28。[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2年。查海文化为驯化野猪的发祥地是笔者研究成果，拟另文再详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