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五岳地理说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00:03:143阅

五岳本是先秦时期形成的一套名山系统，同九州相类，是维“中国”、表华夏、象征一统的神圣地理框架。与五岳有关的巡狩封禅活动，属盛大王朝礼仪。不过，五岳后来却被道家篡了去，在不少场合被说成是道教名山。关于五岳，清人姚鼐、顾炎武，近人顾颉刚先生等均有略说[1]，今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再做观察，观察的时代主要是先秦以至西汉，因为这个时代是五岳神圣性的确立期，史学意义最为重要。

中国高山众多，同大川一样，是最显而易见的自然地理景观。一些位置重要、形体显赫的高山，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最早被赋予了人文含义，它们就是古代的“名山”。对“名山”，古人又依不同的地理标准，将它们分类组合，序成名山系列，构成象征意义，五岳便是其中之一。在先秦以至秦汉时代，除了五岳，“名山”亦有其他不同序法，诸如《周礼·职方氏》有九大“山镇”，《大司乐》有“四镇”“五岳”，《吕氏春秋》有“九山”，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因不满旧的五岳说，下令重序天下名山大川，序出来的情况同五岳很不一样，这个问题下面要详谈。有名的《汉书·地理志》，由于叙述主要按郡（国）、县体系展开，故因循《周礼·职方氏》的九州强调了“州山”，如太华山——豫州山、吴山——雍州山、霍大山——冀州山、岱山——兖州山、会稽山——扬州山，等等。《汉志》对于岳，仅在颍川郡崈高县下说“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为中岳”。在“州山”的系统里，泰山、华山被安排在州级，而嵩山（太室山）因与华山同在豫州，故没有作州山。不管怎样，自先秦时代起，已于天下众多山水中形成了一批批与众不同的“名山”。这批名山的意义，已然脱离了它们的自然地理属性，而被赋予越来越浓的政治礼法含义。“五岳”是诞生久远，地位最重，又唯一流传至今的名山系统。

依照古史传说，五岳的概念，即东岳泰山（太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在帝舜的时候便已形成，舜分别到五岳中的四个巡狩，只有中岳嵩山因为是“天子所都”，用不着巡狩。舜同时还“同律度量衡”，“肇十有二州”[2]，俨然一位统一天下的君主。《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经界”，在其所列九州山脉中，提到泰、华、衡、恒四座大山，之所以没有嵩山，多半因为嵩山没有标界意义。对这些大山，《禹贡》没有称“岳”，或许岳的概念在《禹贡》的叙述体例里还不重要。大禹是否也到四岳巡狩，传说不详，只是说他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3]。顾颉刚先生曾经认为，五岳的概念在尧舜时出现，是后代经学家的伪造，事实上不可能。[4]

不过，诸岳的概念在先秦时已然出现，其名称在先秦古籍中屡见不鲜。如《山海经》有“北岳山”；《易》有“西岳”；《诗》有“嵩高维岳，峻极于天”。五岳中的南、北二岳，后来各有变化，说法也多歧异。东、西、中三岳，即泰山、华山、嵩山比较重要，位置基本无异议。这三座大山正好分列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所谓轴心线上，山体突出，景观雄伟，“名山升中于天”，“山岳则配天”，[5]在古人的地理大视野中，被看作地与天通的圣地。南、北二岳的所指不定，原因之一是华夏王朝对南北疆土的开发范围不定，开发范围扩展，岳的地位就要调整。以南岳为例，《太平御览》引徐灵期《南岳记》说：衡山本为南岳，轩辕以霍山为副。后汉武帝嫌衡山辽远，改祭霍山（天柱山）。同样说法亦见《尔雅》璞注、干宝《搜神记》。所说汉武帝嫌衡山辽远，其实也是嫌江南地区尚未发达，故不愿意去。经过南朝，到了隋代，江南情景已然不同，所以隋文帝开皇九年复以南衡山为南岳，废霍山为名山[6]。北岳恒山的名称据说自西汉起，因避文帝讳故，有相当一个时期称作常山。[7]北岳的位置原在河北曲阳，明清时改在山西浑源。[8]关于南、北二岳对疆土整体的标界意义，《礼记·王制》的一段话说得最明，讲疆土自北而南：“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讲疆土四至：“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可见南北二岳被看作疆土整体的南北界限。另外，《史记·梁孝王世家》：武帝元鼎中，汉向北方“广关，以常山（北岳）为限”，也含有这个意思。[9]

五岳之间，彼此呼应，五方相配，形成体系，构成一个超越了本身自然属性的宗教礼法地理大坐标。它们在维“中国”、表华夏的崇高性、稳定性上，超越了王朝建立的任何其他区位概念。岳，是名山中的名山，在《周礼》中，对名山中的名山也曾用“镇”这个字，如“山镇”，有时岳镇并提，如“四镇五岳”[10]，郑注：“镇，名山，安地德者也。”但“镇”这一称呼未能如岳那样流行，如《汉书·地理志》照录《职方》时，已将原来每州的“其山镇”简为“其山”。岳的名称则一直沿用下来，由于岳的性质同镇，它的身份当然也是“安地德者也”。所谓“地德”，离不开政治上的溥天之下，华夏一统。

关于五岳在维“中国”、“安地德”方面的影响力，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吴岳山（亦称岳山、吴山，在今陕西陇县西南）“权为”西岳的事情。《尔雅·释山》开头说：“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临近末尾却又说：“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前面的一组虽然没有称岳，但实际上就是岳，比如《周礼·大司乐》郑注列出同样的一组，便称五岳。《尔雅·释山》前后两组岳有所不同，前面的一组出了个吴岳山，怎么回事？汉末以来的一些学者认为，前面的一组是西周都镐时临时的五岳。《尚书·康诰》郑注云：“岐镐处（以华山为西岳的）五岳之外，周公为其于正不均，故东行于洛邑，合诸侯谋作天子之居，是西都无西岳，权立吴岳为西岳。”[11]《周礼·大宗伯》贾疏云：“国在雍州时无西岳，故权立吴岳为西岳，非常法。”而合“常法”的五岳应“以东都为定”，即以洛阳为中心，以华山为西岳。郑玄、贾公彦所说是否属实，无法遽断，但其中表达的观念则无误，这就是国都应位于五岳所标出的地理大框架的中央，或者说，五岳应环国都四方而列。

第二个例子是秦始皇重序名山的事。诸岳的分布，偏于东方，“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没有问题。但到秦始皇定都咸阳之后，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了。秦人历来以被视为西方夷狄为心病，诸岳并在咸阳东方的局面显然有碍秦朝统治的“地德”，即正统性的完美，所以始皇令祠官重序天下名山大川。事见《史记·封禅书》。重序的天下名山，自崤以东，有五座：嵩山、恒山、泰山、会稽山、湘山；自华以西，有七座：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岳山、鸿冢山、渎山。这十二座名山的分布，东西均匀了许多。重序的天下大川，自崤以东，有二，即济水、淮水；自华以西，有四，乃河水、沔水、秋涧水、江水。其中古代“四渎”，竟被分为东西各二，河水、江水俨然“西方”之水，西方的分量显然重了许多。除名山大川外，秦朝还序有“小山川”若干，但祭祀时，“礼不必同”。秦朝重序天下山川，并未能掩去自古以来岳的高尚地位，这在汉代皇帝的巡狩封禅活动中看得很清楚。即使在秦朝，东巡狩、封泰山仍居首位，因为“中国”的传统地理方位框架已不是谁可以改变的了。

这一批批排来序去的所谓名山大川，在那个时代，均被视为神明，成为天子诸侯的望祭对象，《周官》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12]望祭山川是古代最有地理味道的祭祀活动。望，是不即之名，够不着，只能望，古人有望山、望川、望海、天子四望、诸侯三望等。《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望，郊之细也。”宣公三年：“望，郊之属也。”也就是说，望，是郊祀活动之一。《左传》襄公十一年所引盟书说，如果有谁违犯盟约，会有“明神殛之”，这些“明神”包括“司慎、司盟（二司为天神），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名山、名川居然与群神、先王、先公并列，其神圣庄严可知。对于名山，天子亦不能“以薄德而封名山”。而“诸侯封内有名山大川不举而祭之者，为不敬，削其地”[13]。《礼记·王制》也规定“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其有削地者，归之闲田”。《左传》成公五年，梁山崩，“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君王所做的都是素衣、省用之类的行为）。直到隋代，仍是“诸岳崩渎竭，天子肃服，必正寝，撤膳三日。遣使祭崩竭之山川，牲用太牢”[14]。

由于名山的神圣性，在王朝的领土分配中，就要特殊对待。《礼记·王制》：在王畿之外“凡四海之内九州……名山、大泽不以封”；而畿内“天子之县内……名山、大泽不以朌”，因畿外诸侯有封建之义，故云“不以封”；畿内之臣不世位，有颁赐之义，故云“不以朌”。总之，天子对名山、大川是不撒手的。《周礼·夏官》有山师、川师，贾疏云：“名山、大泽不以封，故天子设官以专掌之。”

根据《周礼》，对名山大川的祭祀，天子诸侯各司其职。天子只负责五岳、四渎，其余山川按照地域，各归诸侯。“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15]大夫以下似乎没有望祭山川的资格，只能祭门户左右及祖考而已[16]，说明山川之事大。《左传》哀公六年：楚昭王有病，卜者劝祭河神，昭王认为只有江、汉、睢、漳是楚国的望，而河不是，不宜祭。《春秋》经文于僖公三十一年、宣公三年、成公七年，都提到鲁国“三望”，郑玄以为即东海、泰崐山、淮水，而《公羊传》释鲁之三望为海、岱、河。以河为鲁国的望，显然远了些。钟文烝《穀梁补注》纠正说“公羊高齐人，盖据齐法”，所以海、岱、河这一套其实是“齐法”，是齐国的三望。关于晋国的望，《尔雅》曰“梁山，晋望也”，梁山本为梁国名山，僖公十九年秦灭梁，文公十年晋又伐秦，取之，终为晋望。另外，河水经晋界，晋人当然得祭。在春秋时期，灭国为常事，可国灭了，山川依然在，祀礼不能废，所以胜国就要担当此事。《左传》僖公五年：晋灭虞，“而修虞祀”，杨伯峻先生解释说：“虞祀者，天子命虞所祀祭之其境内山川之神，虞虽被灭，晋仍不废其祭。”[17]

对于诸侯境内的岳，诸如鲁国和齐国的泰山，诸侯们可以望祭，却不得登封，登到泰山上去封禅的，必须是天子。不过在实际上，天子的祭望，即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有不少在王畿之外很远的地方，天子控制起来并不容易，“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18]。天子强，在天子；弱，在诸侯。岳在名山中地位最重，故岳的归属尤被视为天下盛衰、朝廷强弱的标志。传说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周成王时，爰周德，始有泰山之封。[19]春秋时代，天子纤弱，诸侯称霸，天下扰攘，于是齐桓公、季氏等也如楚王问鼎一样，要问一问泰山。汉文帝初年，躬修玄默，故名山大川仍在诸侯，直到武帝时，济北王献泰山，常山王罪迁，“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20]，从中央王朝的角度看，显然是一种好的地理局面。这些都说明了五岳，特别是泰山的政治象征意义。

周人克商之后，面临如何有效地控制、统治东方辽阔疆土的难题。周人虽然在国土上全面建立了分封制，以藩屏周，但周天子仍然经常要到各地巡视，检查诸侯国的情况，观当地风俗礼仪，同时向当地人展示展示天子的威仪，以平衡平衡“诸侯自专一国”的情形。[21]《孟子·梁惠王下》“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说的就是这件大事。据说巡狩是定期的，周制十二年一巡狩。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大地域王朝的天子来讲，巡狩是在大空间内实现政治控制的必要手段。巡狩时，天子到了哪个诸侯的地方，哪个诸侯首先要“除道”，就是把道路清理好，并于境首待之。另外，“天子巡狩，诸侯辟舍”[22]，诸侯还要把宫舍腾出来，让给天子用。除了本地诸侯，“当方”诸侯，也就是那一方域的诸侯，也要尽可能地来朝天子，否则，被视为非礼，要受惩罚。例如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天王（襄王）狩于河阳（孟县西）”，齐、鲁、晋、秦、魏、陈、蔡等国俱朝周王于践土，而许国距河阳、践土不远，竟没有去，属非礼，落下把柄，“诸侯遂围许”[23]。

有意思的是，天子巡狩本来是冲着诸侯去的，但说来说去，诸岳却成了巡狩活动的主要对象，例如《礼记·王制》：“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说文》也说：“东岱、南霍、西华、北恒、中泰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24]这是因为五岳居东南西北中，具有方位的完整性，象征“溥天之下”，在礼法意义上又是“安地德者也”，所以“夫岳者，以会诸侯”，诸侯们“必择其地近之岳而朝焉”。[25]至岳，成为巡狩活动的高峰。五岳是王朝地域政治以礼法形式、神圣姿态出现的五大核心，天子的巡狩制度将它们统连为一体。

上文已经提到，依照制度，天子巡狩至岳，“当方诸侯”要尽朝天子于该岳。为了助祭方便，诸侯在岳（主要是东岳泰山）的附近往往有汤沐之邑。[26]《左传》隐公八年：“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祊就是郑伯在泰山附近的一块领地，是天子祭泰山时，郑伯跟着去助祭的汤沐之邑。因为鲁国有许田（今许昌南），在离郑不远的地方，郑伯见泰山之祀废弃已久，就想干脆同鲁国把领地换过来算了。除郑伯的“汤沐之邑”外，《左传》定公四年也提到魏“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管子·小匡》曰“春以田曰蒐”，东蒐，就是东巡狩。相土之东都，即助祭泰山之汤沐邑。

为巡狩事，也就是为社稷计，天子要不辞辛苦，到处视察。蔡邕说：“天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宫室为常处，则常乘车舆以行天下，故群臣托乘舆以言之也，故或谓之‘车驾’。”[27]不过，五岳分布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中，距离很远，“车驾”能否座座都去，是个实际的问题。除了传说中的舜而外，似乎只有汉“武帝自封泰山后，十三岁而周遍于五岳”[28]。秦始皇除泰山外，还曾登湘山、会稽，这是秦朝所序东方五大名山中的两座，他去没去过其他岳山，不知道。总之，巡狩的活动主要集中于泰山，祀泰山亦优于其他，如汉宣帝时五岳四渎皆有常礼，唯有泰山与河每岁五祠，其他则三祠。[29]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常以五、九为终极秩序，以中为尊，然后四面八方。《白虎通》：“中央之岳独加嵩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高，故曰嵩高山。”可是中岳嵩山尽管位置居中，地位却不如泰山。“鲁邦所瞻”的泰山始终为五岳之尊，华夏之首，独具封禅的资格。泰山封禅，即封泰山禅梁父，传说肇自久远。《史记》中引了管仲一段话，说周成王以前的七十多位先古帝王都曾到泰山封禅。不过周成王以后便没有什么人再去封泰山，直到始皇。其间齐桓公有意去封一下泰山，管仲却认为他不够资格，以“凤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为由，将其劝阻。泰山封禅是一桩距离远、规模大、涉面宽的政治礼仪活动，因为封禅之时，“守土之诸侯”都要会聚岱宗之岳，到了以后还要“焚柴告至”。不用说，只有位在至尊的帝王于海内艾安的时候，才有能力举办泰山封禅。而天下纷争、国君纤弱之岁是组织不起这样的活动的。司马迁对封禅的看法就是“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所以自从周室衰微以来，封禅之事宁息，“其仪阙然湮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30]在礼崩乐坏的年月，偶有人要模仿天子登一登泰山，孔子讥之。

秦始皇封泰山之后一百余年，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始建汉家之封”，登临泰山。不过，由于泰山位于齐鲁之间，近渤海，在东周秦汉的时候，那里多海上说方之士，是一个怪诞思想最为猖獗的文化地区，所以泰山封禅渐渐被海上方士文化所浸，寻仙问方、求长生不死一类的事情也加进封禅的内容，成为上泰山的目的，这在“尤敬鬼神之祀”的汉武帝时期尤为厉害。《史记》记载，武帝听了方士李少君等人关于“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的神奇故事，深为所惑。还有齐人公孙卿所讲黄帝封禅成仙事，极为生动，武帝听后大为震动，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去妻子如脱躧尔。”这位雄才大略的骄骄天子，为成仙，宁弃家国而去。他在后二十三年里，竟然幸泰山达七次之多。泰山地近大海，而海上为神山、仙人所隐，武帝虽封泰山，却不忘大海，故有诏文曰：“会大海气，以合泰山。”[31]在会合大海这一点上，东岳泰山独异于其他四岳，而武帝封岱宗，性质也与早期的报天功、致太平有所不同。方士们为了抬高东方海上世界的地位，在纵谈天下时，开了一个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名山”的单子，公孙卿对武帝说：“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32]这实际上又是一套五岳的组合，滨海的东莱山居然在列。这个例子与秦始皇重序名山大川类似，说明当时社会上宏观的山川格局观念也常有政治地理背景或思想用意。

汉武帝封泰山固然有寻仙问方、求长生不死的成分，但他对五岳观念在社会上的树立还是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前所说，他自封泰山后，十三岁而周遍于五岳，在后二十三年里，幸泰山达七次之多。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天子，他的这些行为无疑令天下为之风动。尤其是泰山封禅，在当时的人看来，是百年不遇的盛大典礼。《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谈）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司马谈以未得从武帝封泰山为天大憾事，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之后，竟“发愤且卒”。司马迁承父业，终作《封禅书》，使五岳巡狩封禅事，彰于后世。

综上所述，五岳概念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地理思想史的一件大事，而五岳本身则是古代文化地理与政治地理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运用礼仪制度与道德规范对政治进行有力的辅助和补充，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点。两周以至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形成期，在政治地理方面，完成了充分的封建制的实践，以及由封建制向郡县制的深刻转变，从而解决了对广阔国土进行一统性政治建设的艰巨的历史课题。五岳从概念到事实的确立，是这一政治——文化地理过程的重要侧面，它一方面以礼仪道德的形式支持着对辽阔国土的一统性的建设，另一方面则展现了中国文化是如何向自然景观灌注浓厚的礼法政治含义，而使其成为独特的描述华夏文明的地理语言。

[1].姚鼐“五岳说”、顾炎武“北岳辨”均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四帙。顾颉刚“四岳与五岳”，收《史林杂识》。顾先生认为，原本只有四岳，乃西部姜姓之族之原居地，及齐人（姜太公）与戎人东迁，而徙其名于中原，再后扩充为五岳。关于岳是否起源于西部，本文不做讨论。

[2].见《尚书·舜典》，《史记·封禅书》中亦引。

[3].禹那次巡狩登的什么山，《括地志》（《史记·太史公自序》正义引）曾有不太清楚的解释：“石箐山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即会稽山一峰也……《吴越春秋》云：禹案《黄帝中经》九山，东南天柱，号曰宛委……禹乃东巡，登衡山……禹乃登宛委之山。”

[4].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

[5].《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6].郑樵《通志》卷四十，地理一。

[7].见《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河北道二。

[8].据阙名《恒山记》（收《小方壶舆地丛钞》），明朝定浑源玄岳为北岳，而秩祀依旧在曲阳，清顺治十七年始改岳祭于浑源。

[9].《史记》称此事在代王义立十九年。《汉书》则改称此事在“元鼎中”。

[10].《周礼·大司乐》有“四镇五岳”，四镇为会稽山、沂山、霍山、医无闾。或认为镇略低于岳。

[11].《周礼·大司乐》贾疏引。

[12].《史记·封禅书》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