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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聪:宋代开封的拐子城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00:41:010

北宋开封城汴河水门又称“拐子城”,后来研究北宋都城的人大多不曾对它加以注意。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一记述东京外城:“东城一边,其门有四,东南曰东水门,乃汴河下流水门也,其门跨河,有铁裹窗门,遇夜,如闸垂下水面。两岸各有门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夹岸百余丈。”近人的注释未曾对拐子城一词稍加解释。除上述记载外,“拐子城”一名还屡见于记述北宋末年宋金在开封城下鏖战的资料中,说汴河东水门外筑有南北拐子城,皆出自姚仲友之手(一作“姚友仲”,《宋史》无传,参《三朝北盟会编》靖康元年记事),而且拐子城在捍御开封东水门上起过重要作用。元明以后,有关开封城的文献就再未提到过“拐子城”这一名称了。那么拐子城究竟是一种什么形式的建筑?是否仅仅汴河东水门才有拐子城?它在宋金开封之战中所起的作用又怎样呢?

首先,我们应该清楚,拐子城并不是北宋末年为抵御金兵入侵开封城而应急修筑的,它是宋人对开封外城(即“新城”、亦称“罗城”)汴河上、下水门和此段城墙特殊建筑的一种俗称。这个建筑形式是汴河经过“有铁裹窗门”的水门,穿过城垣,河两岸各有一座旱门“通人行”。汴河上水门(即西水门)南旱门曰“大通”,北曰“宣泽”;下水门(即东水门)南旱门曰“上善”,北曰“通津”。由两侧旱门向城垣延伸方向各有一段突出的马面。开封外城其他城门或“瓮城三层,屈曲开门”,或“直门两重”,皆与汴河水门形制殊异。北宋人往往称左右相对的两翼为“拐子”(或:“两拐子”)。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曾公亮等人编纂的《武经总要》前集卷七记载宋朝常阵制有“东西拐子马阵”,指明其即“为大阵之左右翼也”。邓广铭先生在《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一文中也曾明确提出“所谓‘两拐子’实即等于说‘两翼’”,“拐子一词乃北宋人的习用语词”。开封城汴河上、下水门的两座旱门及两侧马面南北隔河相望,这种形制被当时人称作“拐子城”。当然,并不是开封城每座城门都称作“拐子城”。《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宋徽宗崇宁至宣和年间(1102-1125)开封城的情况,没有宋金开封之战的描述,所以这本书当是靖康之难以前开封城升平盛世的写照,此时汴河东水门已被称作“拐子城”。显然,拐子城并不是靖康元年金兵犯境时才兴建的,也不是靖康年间才有的。

由于孟元老仅提到“东水门拐子城”,人们会对西水门是否也称拐子城产生怀疑。靖康元年(1126)春正月初七,金斡离不军南侵,渡过了黄河,据开封城西北牟驼岗下寨,围攻城西宣泽门及城北酸枣、卫州、陈桥诸门。李纲当时做亲征行营使,上城督战,击退金兵。事后写成《靖康传信录》记其亲历之事,“是夕,金人攻西水门,以大船数十只,顺汴流相继而下,余临城捍御,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大船至,即以长钩摘就岸,投石碎之”[1]。参照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靖康要录》,以及冯琦《宋史纪事本末》(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同一事件的记载,“弩”字乃传抄所致之衍文,原文当作“列布拐子城下,大船至……”。这是记载靖康年间宋金开封之战时最先出现的“拐子城”一词,说明开封外城汴河西水门也称拐子城。

金兵初围开封时,北宋朝廷正月初三“去留之计犹未决”。初五,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固守之议始决,方治都城四壁守具,分兵备御。两日后,金兵已抵城下,攻汴河上水门。宋人仓卒上阵,来不及在开封汴河水门外再新建两座防御要塞。所以,“拐子城”应即指原有的汴河水门而言。

其次,如何理解石茂良《避戎夜话》所记“姚仲友措置南北拐子城”一事。

统制姚仲友领前、右、中三军治战守之具,以备缓急,事在金兵第一次围攻开封之后。鉴于开封新城西北城垣高,门皆瓮城,西水门亦甚完固,可以守御。而东南城垣低矮,汴河东水门旧无重门敌楼,未暇修整,又城外无壕,易受攻击。而且开封南垣诸门去襄、邓最近,若金兵再犯,扎营城南,则扼断襄、汉勤王之师北来的通路。再则北宋京师漕运全靠东南汴路,东水门外有贮粮四十万石的延丰仓亟待保护。于是,姚仲友考虑如何在东水门外,贴城,夹汴河,南北各筑一城,一则捍卫东水门与汴路,又可在城下屯兵以策应东、南两壁。

据石茂良《避戎夜话》所记姚仲友措置的拐子城,“计拓马面三十步许”。北宋每步合五尺,每尺约等于0.31米,即五十米开外。当是将东水门外相邻两翼的马面外垣向前展拓三十步左右,用“砖砌成”,“砖城下阔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即厚一米五左右,高近四米的砖围子。案:北宋开封外城垣皆夯土筑,不包砖。“中间开一小辕门,干戈板闸,下如城门法,四面置女墙。迎敌皆自辕门出,万一敌兵厚重,则辕门放下干戈板,又是拐子城也。”(案:辕门,别本作“圆门”)干戈板可能指有包铁、向外出刃的栅门,实际上等于将两马面向外延伸,形成左右(南北)对称,隔河相望的两座空心堡寨。但又不脱离开封外城垣,以作城下屯兵之所。宋人当是依其位置和依然保持的两翼形制,又习惯地称作“南北拐子城”。此拐子城专指姚仲友于靖康元年应急修筑的防御工事,而且仅仅在东水门两侧存在,应与前文提到的汴河上、下水门又称拐子城有所区别。

当时曾规定:“凡守拐子法,务要人少肃静”;“两廊每门两人,守踏定板钥匙”;“每门不得过十五人,弓弩、枪、刀斧手相间分作三番,昼夜轮转,更其劳逸,使得休息。”敌少,则出拐子城以袭杀;敌众,则退入拐子城内放下干戈板以守,从而达到以少制众,城上城下互相策应的目的。

姚仲友的拐子城修成不久,即经历了战火的考验。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军第二次围开封,首先攻东壁广济河下水门(善利门),“金人攻善利门,告急,姚仲友选五军中神臂弓硬手一千五百人策应”,出北拐子城,力挫金兵锐势。其后,金兵又改攻通津门(汴河东水门北面那座旱门),“先以炮击东水门外二拐子城,冀击坏之作斜道登城”。“时,刘延庆颇练边事,措置独有法,迎夜积城下积草数百之以警。”[2]“半月,城坚而不坏。”金兵遂以“云梯、对楼直攻东水门”,姚仲友领前军将副部队一千人出拐子城救护,“军兵有下城接战者,杀伤甚众”。“前后共坏(金兵)火梯、云梯、偏桥、鹅车凡数十座”,东水门赖姚仲友新筑的拐子城以固[3]。

金人“知东壁不可破,于是过南壁”。闰十一月初九,宣化门(陈州门)告急,姚仲友又带一行人往南壁宣化门守御,并以南拐子城内的士兵策应,于城下“分布床子弩、九牛弩,多置大小炮座”,阻金兵涉护城壕,“凡十日贼桥不能寸进”。十九日夜,金兵“一夜安炮五千余座”。及“二十三日,贼桥侵广,仲友遣张宗颜、阎维、段永年领取死士三百人血战于城下,用纯斧队斫坏洞子七所”。姚仲友“仗剑拥班直守御……弓弩交发;又用炼金汁泼”登城金兵。战至二十四日,开封城垣始终未被攻破。二十五日晨,宋人轻信巫士郭京能用“六甲法”退敌,大开宣化门,城头不备守城器具与士兵,致使金军击败郭京的“六甲兵”后,趁势登城,开封城遂被攻陷。由此可见,姚仲友所建的拐子城对开封外城东水门的屏卫及策应东、南两壁防守,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姚仲友不仅创造了“南北拐子城”,还发明了其他一些守御城身、马面的有效办法和战术。“姚仲友于闰(十一)月三日往来东、南两壁以来,策应至二十五日城陷”,“夙夜勤劳,食息不暇”。“通津门两拐子城……守御有方,终不可破,皆仲友之力”。最后姚仲友以身殉国,作为一名普通的将领,其才能胆识是值得称道的。

城市,特别是国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故城池的防御非常受重视。唐宋以来,城市布局渐渐趋向统一,城垣防御体系中的瓮城、马面、箭楼的修建更趋固定。北宋熙宁年间曾编定《修城法式条约》二卷,总结各种防御工程式样和技术,而做了统一的规定[4]。但是,由于火药的发明,并应用于战争,随着宋金战争的发展,出现在北宋都城外围防御体系中,拓展马面用以捍卫水门的砖砌的“南北拐子城”,使我国古代城市的建筑布局和防守技术又发生了变化,它大概就是宋元以后我国古代城池防御体系中“翼城”的雏形,从而对宋以后的城市建筑给予了不应忽视的启发作用。

自金元以来,开封城屡遭战火及黄河泛滥的破坏,内城尚存,外城渐渐废为一道防水的土堤。汴河及水门早已踪迹难寻,故元明以后有关开封城的文献自然不会再用宋人的称呼——“拐子城”了。

[1] 李纲《靖康传信录》卷一,据明崇祯己卯左光先选刻本《李忠定公文集》。

[2]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六。

[3]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八引石茂良《避兵夜话》,此书名又作《避戎夜话》。

[4]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

来源:《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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