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聪：宋代开封的拐子城

北宋开封城汴河水门又称“拐子城”，后来研究北宋都城的人大多不曾对它加以注意。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一记述东京外城：“东城一边，其门有四，东南曰东水门，乃汴河下流水门也，其门跨河，有铁裹窗门，遇夜，如闸垂下水面。两岸各有门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夹岸百余丈。”近人的注释未曾对拐子城一词稍加解释。除上述记载外，“拐子城”一名还屡见于记述北宋末年宋金在开封城下鏖战的资料中，说汴河东水门外筑有南北拐子城，皆出自姚仲友之手（一作“姚友仲”，《宋史》无传，参《三朝北盟会编》靖康元年记事），而且拐子城在捍御开封东水门上起过重要作用。元明以后，有关开封城的文献就再未提到过“拐子城”这一名称了。那么拐子城究竟是一种什么形式的建筑？是否仅仅汴河东水门才有拐子城？它在宋金开封之战中所起的作用又怎样呢？

首先，我们应该清楚，拐子城并不是北宋末年为抵御金兵入侵开封城而应急修筑的，它是宋人对开封外城（即“新城”、亦称“罗城”）汴河上、下水门和此段城墙特殊建筑的一种俗称。这个建筑形式是汴河经过“有铁裹窗门”的水门，穿过城垣，河两岸各有一座旱门“通人行”。汴河上水门（即西水门）南旱门曰“大通”，北曰“宣泽”；下水门（即东水门）南旱门曰“上善”，北曰“通津”。由两侧旱门向城垣延伸方向各有一段突出的马面。开封外城其他城门或“瓮城三层，屈曲开门”，或“直门两重”，皆与汴河水门形制殊异。北宋人往往称左右相对的两翼为“拐子”（或：“两拐子”）。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曾公亮等人编纂的《武经总要》前集卷七记载宋朝常阵制有“东西拐子马阵”，指明其即“为大阵之左右翼也”。邓广铭先生在《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一文中也曾明确提出“所谓‘两拐子’实即等于说‘两翼’”，“拐子一词乃北宋人的习用语词”。开封城汴河上、下水门的两座旱门及两侧马面南北隔河相望，这种形制被当时人称作“拐子城”。当然，并不是开封城每座城门都称作“拐子城”。《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宋徽宗崇宁至宣和年间（1102-1125）开封城的情况，没有宋金开封之战的描述，所以这本书当是靖康之难以前开封城升平盛世的写照，此时汴河东水门已被称作“拐子城”。显然，拐子城并不是靖康元年金兵犯境时才兴建的，也不是靖康年间才有的。

由于孟元老仅提到“东水门拐子城”，人们会对西水门是否也称拐子城产生怀疑。靖康元年（1126）春正月初七，金斡离不军南侵，渡过了黄河，据开封城西北牟驼岗下寨，围攻城西宣泽门及城北酸枣、卫州、陈桥诸门。李纲当时做亲征行营使，上城督战，击退金兵。事后写成《靖康传信录》记其亲历之事，“是夕，金人攻西水门，以大船数十只，顺汴流相继而下，余临城捍御，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大船至，即以长钩摘就岸，投石碎之”[1]。参照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靖康要录》，以及冯琦《宋史纪事本末》（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同一事件的记载，“弩”字乃传抄所致之衍文，原文当作“列布拐子城下，大船至……”。这是记载靖康年间宋金开封之战时最先出现的“拐子城”一词，说明开封外城汴河西水门也称拐子城。

金兵初围开封时，北宋朝廷正月初三“去留之计犹未决”。初五，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固守之议始决，方治都城四壁守具，分兵备御。两日后，金兵已抵城下，攻汴河上水门。宋人仓卒上阵，来不及在开封汴河水门外再新建两座防御要塞。所以，“拐子城”应即指原有的汴河水门而言。

其次，如何理解石茂良《避戎夜话》所记“姚仲友措置南北拐子城”一事。

统制姚仲友领前、右、中三军治战守之具，以备缓急，事在金兵第一次围攻开封之后。鉴于开封新城西北城垣高，门皆瓮城，西水门亦甚完固，可以守御。而东南城垣低矮，汴河东水门旧无重门敌楼，未暇修整，又城外无壕，易受攻击。而且开封南垣诸门去襄、邓最近，若金兵再犯，扎营城南，则扼断襄、汉勤王之师北来的通路。再则北宋京师漕运全靠东南汴路，东水门外有贮粮四十万石的延丰仓亟待保护。于是，姚仲友考虑如何在东水门外，贴城，夹汴河，南北各筑一城，一则捍卫东水门与汴路，又可在城下屯兵以策应东、南两壁。

据石茂良《避戎夜话》所记姚仲友措置的拐子城，“计拓马面三十步许”。北宋每步合五尺，每尺约等于0.31米，即五十米开外。当是将东水门外相邻两翼的马面外垣向前展拓三十步左右，用“砖砌成”，“砖城下阔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即厚一米五左右，高近四米的砖围子。案：北宋开封外城垣皆夯土筑，不包砖。“中间开一小辕门，干戈板闸，下如城门法，四面置女墙。迎敌皆自辕门出，万一敌兵厚重，则辕门放下干戈板，又是拐子城也。”（案：辕门，别本作“圆门”）干戈板可能指有包铁、向外出刃的栅门，实际上等于将两马面向外延伸，形成左右（南北）对称，隔河相望的两座空心堡寨。但又不脱离开封外城垣，以作城下屯兵之所。宋人当是依其位置和依然保持的两翼形制，又习惯地称作“南北拐子城”。此拐子城专指姚仲友于靖康元年应急修筑的防御工事，而且仅仅在东水门两侧存在，应与前文提到的汴河上、下水门又称拐子城有所区别。

当时曾规定：“凡守拐子法，务要人少肃静”；“两廊每门两人，守踏定板钥匙”；“每门不得过十五人，弓弩、枪、刀斧手相间分作三番，昼夜轮转，更其劳逸，使得休息。”敌少，则出拐子城以袭杀；敌众，则退入拐子城内放下干戈板以守，从而达到以少制众，城上城下互相策应的目的。

姚仲友的拐子城修成不久，即经历了战火的考验。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军第二次围开封，首先攻东壁广济河下水门（善利门），“金人攻善利门，告急，姚仲友选五军中神臂弓硬手一千五百人策应”，出北拐子城，力挫金兵锐势。其后，金兵又改攻通津门（汴河东水门北面那座旱门），“先以炮击东水门外二拐子城，冀击坏之作斜道登城”。“时，刘延庆颇练边事，措置独有法，迎夜积城下积草数百之以警。”[2]“半月，城坚而不坏。”金兵遂以“云梯、对楼直攻东水门”，姚仲友领前军将副部队一千人出拐子城救护，“军兵有下城接战者，杀伤甚众”。“前后共坏（金兵）火梯、云梯、偏桥、鹅车凡数十座”，东水门赖姚仲友新筑的拐子城以固[3]。

金人“知东壁不可破，于是过南壁”。闰十一月初九，宣化门（陈州门）告急，姚仲友又带一行人往南壁宣化门守御，并以南拐子城内的士兵策应，于城下“分布床子弩、九牛弩，多置大小炮座”，阻金兵涉护城壕，“凡十日贼桥不能寸进”。十九日夜，金兵“一夜安炮五千余座”。及“二十三日，贼桥侵广，仲友遣张宗颜、阎维、段永年领取死士三百人血战于城下，用纯斧队斫坏洞子七所”。姚仲友“仗剑拥班直守御……弓弩交发；又用炼金汁泼”登城金兵。战至二十四日，开封城垣始终未被攻破。二十五日晨，宋人轻信巫士郭京能用“六甲法”退敌，大开宣化门，城头不备守城器具与士兵，致使金军击败郭京的“六甲兵”后，趁势登城，开封城遂被攻陷。由此可见，姚仲友所建的拐子城对开封外城东水门的屏卫及策应东、南两壁防守，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姚仲友不仅创造了“南北拐子城”，还发明了其他一些守御城身、马面的有效办法和战术。“姚仲友于闰（十一）月三日往来东、南两壁以来，策应至二十五日城陷”，“夙夜勤劳，食息不暇”。“通津门两拐子城……守御有方，终不可破，皆仲友之力”。最后姚仲友以身殉国，作为一名普通的将领，其才能胆识是值得称道的。

城市，特别是国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故城池的防御非常受重视。唐宋以来，城市布局渐渐趋向统一，城垣防御体系中的瓮城、马面、箭楼的修建更趋固定。北宋熙宁年间曾编定《修城法式条约》二卷，总结各种防御工程式样和技术，而做了统一的规定[4]。但是，由于火药的发明，并应用于战争，随着宋金战争的发展，出现在北宋都城外围防御体系中，拓展马面用以捍卫水门的砖砌的“南北拐子城”，使我国古代城市的建筑布局和防守技术又发生了变化，它大概就是宋元以后我国古代城池防御体系中“翼城”的雏形，从而对宋以后的城市建筑给予了不应忽视的启发作用。

自金元以来，开封城屡遭战火及黄河泛滥的破坏，内城尚存，外城渐渐废为一道防水的土堤。汴河及水门早已踪迹难寻，故元明以后有关开封城的文献自然不会再用宋人的称呼——“拐子城”了。

[1] 李纲《靖康传信录》卷一，据明崇祯己卯左光先选刻本《李忠定公文集》。

[2]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六。

[3]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八引石茂良《避兵夜话》，此书名又作《避戎夜话》。

[4]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

来源：《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