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宇宙：游牧视角下的战国长城——政治、贸易与精英的形成

讲座伊始，狄宇宙教授介绍了本次讲座的研究背景和核心问题。长城始建于战国后期，秦、赵、燕三国分别在北疆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在长城成为游牧民族和中国（注：狄宇宙教授本讲中使用的“中国”概念，是相对于游牧生活地区而言的华夏农耕地区，本身是变动的空间与历史概念。为避免歧义，以下根据语境替换为“华夏”或“中原”，特此说明）之间的边塞以前，这些区域其实是两种文化交融的“中间地带”。

作为历史的遗存，长城的含义和功能并非固定的，而是随着时间发生改变。长城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草原游牧民族，改变了两种文明的联系方式。在过去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往往站在华夏文明的角度来理解长城的意义，但是狄宇宙教授则尝试站在游牧民族的角度来理解长城的意义——他主要关注长城对中国与当时游牧民族的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改变了游牧社会，对中国与游牧民族的历史产生了何种持续性的影响。狄宇宙教授通过对北方草原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分析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了回答。据北方草原考古研究，河北北部、内蒙古南部以及甘肃-宁夏地区发现有较为密集的铁器时代游牧文化遗址。在既有研究中，学者往往根据种族和文化类型对这些遗址进行分类，但狄宇宙教授认为这种分析需要假定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可能会在分析中引入偏见。因此在研究中，他将所有遗址视为独立的群体，重点分析遗址中所出现的奢侈品，从而研究这些群体与华夏的互动。他认为，部分游牧部族墓葬中出现的具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奢侈品来源于中原，这反映了长城地带存在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贸易经济。

铁器时代的非中国考古文化：位于河北北部（黄色），内蒙古南部（靛蓝），鄂尔多斯地区（粉红色）和甘肃-宁夏地区（蓝色）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文献材料记载了战国时代各国与草原部族的贸易。《史记》《穆天子传》就有记录表明北方地区的牛、马、羊、筋角、玉片、毛皮、谷物等物品通过贸易和朝贡流入中原，而中原地区的金银器、玉饰、丝绸、漆器等奢侈品则流入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两地物品的流动，实现了资源的互通。从考古发掘角度来看，阿尔泰等草原地区的考古遗址发掘有诸多金银器奢侈品，而在战国时期北方地区的考古遗址同样出现了风格相近的金银器——长城两侧的遗址中有风格相近的金银饰品，提示了华夏和游牧民族之间可能存在的奢侈品贸易。

近年来不少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比如，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金饰牌上铭刻有秦文字的特征，同一墓葬中银器上的铭刻则来自赵国，这说明游牧民族地区的金银器来源于中原。在西安附近的北康村遗址中发现了用于制作游牧民族艺术风格的模具，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草原部族大规模生产金银奢侈品。值得注意的是，在遗址中发现的金银器都是从战国后期开始大量涌现的，这表明，在战国后期秦、赵、燕建立长城的前后，中原地区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商业关系也大幅增加了。

在这里发现了25个用于制作带有动物图案装饰物的模具。显然，这是一个专门为游牧市场生产金属物品的地方。

北方草原考古的另一重要发现在于，并非在所有考古遗址的墓葬中都发现了金银奢侈品，还有一些游牧遗址仅发现有传统的草原物品，如青铜器、军事武器、骑射装备和饰品等，且主要集中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毛庆沟文化、桃红巴拉、杨郎文化。这表明，当时草原地区形成了两种游牧部落，也相应地产生了两类游牧贵族，其中一类游牧贵族明显占有更多的金银奢侈品。狄宇宙教授认为，这种不同并非是文化或种族差异引起的，而是因为这些依旧保持了传统游牧文化的部族没有与中原进行贸易活动。这说明，长城地带频繁的贸易活动深度改变了游牧民族的内部结构。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战国后期中原地区与游牧民族的贸易往来会大幅增加？狄宇宙教授认为，这是由于战国时代中原地区频繁的战争刺激了各国军队的变革。首先，各国军队规模大幅扩张，这给后勤补给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因此需要有充足的畜力运输作为支持；其次，始于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使得骑兵成为各国军队重要的军事力量，这也带来了对马匹的需要；最后，在军事装备大规模生产中所需要的皮革和其他原料很多都产自游牧地区，这使得军事装备生产对游牧地区产生了依赖。狄宇宙教授认为，秦、赵、燕三国没有与游牧民族建立朝贡关系，也没有特殊的“和亲”关系，因此只有战国时期的军事化加剧与变革才能解释两地贸易突然增加的历史现象。这一时期是军事化加剧和军事变革的时代，游牧民族所生产的马、羊、牛是军队建设的必需品，因此中原地区与游牧地区才会产生频繁经济往来的迫切需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伴随着长城的建设，中原和游牧部族间的商业网络也随之建立起来。在这个贸易过程中，相关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制作于中原地区的金银器奢侈品则是用于支撑进口游牧产品的货币形式。丝绸、玉饰与漆器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狄宇宙教授还指出，从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贸易网络还在游牧民族的历史上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这意味着华夏深度影响着游牧民族的经济，这时的商业网络也为后来的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比如在汉代的草原墓葬中，就发现有很多的漆器、丝绸、青铜镜等中国商品，这其实就是战国时期金银奢侈品贸易交流的延续。在这个意义上，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并非开创性地凿通丝绸之路，而是在战国后期秦、赵、燕三国与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商业网络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最后，狄宇宙教授对讲座伊始提出的三个问题做了系统总结和回应。他认为，在战国中后期，中原各国军事规模迅速扩张、军事技术快速变革，使得这些国家对于游牧民族生产的牲畜有了更大的贸易需求。因此，长城地带成为贸易网络建立的重要场所，这些国家从此也承担了为游牧民族大规模生产奢侈品的职能。部分游牧民族更多地参与了中原的商业贸易活动，从而形成了一群因贸易受益的游牧贵族精英，进而改变了这部分游牧部落的社会结构。当然，也有一些游牧部落没有参与到商业贸易中，且并未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这导致了两种游牧民族文化的形成。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看，战国后期的这些贸易网络使得华夏因素开始融入了游牧民族的商业网络，这成为后来建立丝绸之路的基础。

讲座最后，罗新教授对狄宇宙教授的讲演内容做了总结并提问。罗新教授指出，过去北方考古的研究确认了游牧民族地区的相关奢侈品主要来自中原地区，狄宇宙教授的研究则进一步解释了这个现象背后的成因以及所带来的诸多影响；特别是把游牧地区和华夏中原两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联系起来，这使得对北方考古的文物研究超越了传统边疆问题的视角。罗新教授表示，在秦汉统一之后，国家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军队规模也随之扩张，理应会对北方游牧产品产生更大的需求。但是在秦汉时期中原和匈奴敌对的背景下，战国所建立起来的贸易网络和形式是否还能继续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他也就此向狄宇宙教授提问。

狄宇宙教授认为，虽然秦汉的国家和军事规模得到了扩张，但是国家内部的军事冲突大大减少，因此对游牧民族贸易的需求有所下降；特别是在汉代对战匈奴的背景下，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内部解决生产马匹的问题，同时将贸易对象转向于周围的其他部族——上述种种因素使得汉代的贸易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