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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年龄与撰述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00:58:240

一般说,人到老年,对于早期发表的论文,往往有悔意。你年青时代发表不少论文,现在有无此感?

我也有此感,但不算很多。如《北魏尚书制度考》写得太草率,实际上只是长编,至今无暇改订;不过也只是文字问题,内容并无悔意。再如《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如果在齐鲁研究所时代的初稿能顺利的发表了,后来一定要后悔。至于更早期的作品,如高中读书时代所发表的《研究国学应持之态度》与《儒家之礼的理论》,今日看来,当然很肤浅;但我也并不后悔,因为人人都知道那是学习之作,无伤大雅;甚至也可保存,虽然对人无益,但仍可视为个人学术生活史上的一个标记。

一个人做学问,如果努力不懈,他的方法、悟解一定能愈老愈进步,也愈邃密,我就明显的有此感觉,大约要到精力大衰时为止。例如我写《唐仆尚丞郎表》,就比秦汉、魏晋南北朝两部《地方行政制度》精密得多;五十岁以后写唐代交通问题,又比《唐仆尚丞郎表》写得精密,而且问题也复杂得多,有时心想放松一点,都放不下来!再就某一个小问题来比较,例如我在二十年前写《北魏六镇考》(《北魏军镇制度考》之一节,亦《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十一章之一节),据《水经注》之《沽水注》、《鲍邱水注》与《濡水注》三篇,推论北魏御夷镇当在今察哈尔的沽源县、独石口,或稍东数十里地区(《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页709)。最近写《唐代幽州北通御夷镇故城至契丹炭山道》,虽仍据此三《注》为基本史料,但比勘精密,认为在沽水东源大谷、尖谷二水之间,约今云州堡、独石城之正中间,猫儿峪东或东北之三山堡地区(N.45°10'),较旧作已大有进步(旧文仍有颇多误处,兹不说)。又如同一文中之沃野镇,旧据《寰宇记》四九云州云中县条引《入塞图》及《元和志》四天德军条,置镇城于东经108°、北纬41.5°地区(同上书页695—696)。此为粗略的推估。《元和志》云唐天德军在沃野镇南六十里,是谓军城亦在东经108°线上。至1972年7月,我写《唐代长安北通丰州天德军驿道考》(香港中大《中国文化所学报》第六卷第一期),作较详密推论,断定天德军城在今乌兰鄂博地区,即在东经108°30'、北纬41°20'地区。后据《文物》1977年第五期《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一文,1976年,在乌拉特前旗阿拉奔公社境内,发现一座唐墓,并出土《王逆修墓志铭》一块,墓主王逆修曾任天德等军州都防御马步都虞侯等官职,“安茔于军南原五里”处。墓北约二公里处,确有一座古城,可以肯定就是唐代天德军城。《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页76—77有摘要,云古城在阿拉奔公社之北。但两文皆无经纬度。据《民国地图集》之《绥远人文图》,以为可能即乌兰鄂博稍北之阿拉恩格地区。最近读到《内蒙文物考古》创刊号张郁一文,有较详报道,再参考ONC-F-8与《民国地图集》,始可判定军城当在东经109°,北纬41°之稍西北,今乌梁素海东北水滨。治学之老而益精,于此可见。杜翁云“晚节渐于诗律细”(《详注》一八《遣闷呈路曹长》),又云“老去诗篇浑漫与”(《详注》一〇《江上值水如海势》)。仇氏曰,“律细言用心精密,漫与言出乎纯熟,熟从精处得来。”所释是也。我深觉治学亦正如此。等到精力大衰,自当别论。

1983年3月10日再稿,1985年3月校稿时订正

来源:《治史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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