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年龄与撰述

问 一般说，人到老年，对于早期发表的论文，往往有悔意。你年青时代发表不少论文，现在有无此感？

答 我也有此感，但不算很多。如《北魏尚书制度考》写得太草率，实际上只是长编，至今无暇改订；不过也只是文字问题，内容并无悔意。再如《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如果在齐鲁研究所时代的初稿能顺利的发表了，后来一定要后悔。至于更早期的作品，如高中读书时代所发表的《研究国学应持之态度》与《儒家之礼的理论》，今日看来，当然很肤浅；但我也并不后悔，因为人人都知道那是学习之作，无伤大雅；甚至也可保存，虽然对人无益，但仍可视为个人学术生活史上的一个标记。

一个人做学问，如果努力不懈，他的方法、悟解一定能愈老愈进步，也愈邃密，我就明显的有此感觉，大约要到精力大衰时为止。例如我写《唐仆尚丞郎表》，就比秦汉、魏晋南北朝两部《地方行政制度》精密得多；五十岁以后写唐代交通问题，又比《唐仆尚丞郎表》写得精密，而且问题也复杂得多，有时心想放松一点，都放不下来！再就某一个小问题来比较，例如我在二十年前写《北魏六镇考》（《北魏军镇制度考》之一节，亦《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十一章之一节），据《水经注》之《沽水注》、《鲍邱水注》与《濡水注》三篇，推论北魏御夷镇当在今察哈尔的沽源县、独石口，或稍东数十里地区（《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页709）。最近写《唐代幽州北通御夷镇故城至契丹炭山道》，虽仍据此三《注》为基本史料，但比勘精密，认为在沽水东源大谷、尖谷二水之间，约今云州堡、独石城之正中间，猫儿峪东或东北之三山堡地区（N．45°10'），较旧作已大有进步（旧文仍有颇多误处，兹不说）。又如同一文中之沃野镇，旧据《寰宇记》四九云州云中县条引《入塞图》及《元和志》四天德军条，置镇城于东经108°、北纬41.5°地区（同上书页695—696）。此为粗略的推估。《元和志》云唐天德军在沃野镇南六十里，是谓军城亦在东经108°线上。至1972年7月，我写《唐代长安北通丰州天德军驿道考》（香港中大《中国文化所学报》第六卷第一期），作较详密推论，断定天德军城在今乌兰鄂博地区，即在东经108°30'、北纬41°20'地区。后据《文物》1977年第五期《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一文，1976年，在乌拉特前旗阿拉奔公社境内，发现一座唐墓，并出土《王逆修墓志铭》一块，墓主王逆修曾任天德等军州都防御马步都虞侯等官职，“安茔于军南原五里”处。墓北约二公里处，确有一座古城，可以肯定就是唐代天德军城。《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页76—77有摘要，云古城在阿拉奔公社之北。但两文皆无经纬度。据《民国地图集》之《绥远人文图》，以为可能即乌兰鄂博稍北之阿拉恩格地区。最近读到《内蒙文物考古》创刊号张郁一文，有较详报道，再参考ONC-F-8与《民国地图集》，始可判定军城当在东经109°，北纬41°之稍西北，今乌梁素海东北水滨。治学之老而益精，于此可见。杜翁云“晚节渐于诗律细”（《详注》一八《遣闷呈路曹长》），又云“老去诗篇浑漫与”（《详注》一〇《江上值水如海势》）。仇氏曰，“律细言用心精密，漫与言出乎纯熟，熟从精处得来。”所释是也。我深觉治学亦正如此。等到精力大衰，自当别论。

1983年3月10日再稿，1985年3月校稿时订正

来源：《治史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