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山一百三十亩遗址所出铜块炼缸和技术进步（冶金起源系列之五）

京山一百三十亩遗址所出铜块、炼缸和技术进步（中国冶金起源系列之五）

【编者按】中国冶金技术起源于何方何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涉及到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大命题。郭静云教授团队近期刊发《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陶洋著，全文分上下篇，分别刊发于《南方文物》2018年3期和2019年3期）。

【摘要】通过对长江中游迄今已发现的可能与冶铜有关的证据的再疏理，认为当前中国青铜技术西来的说法仍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疑问，包括传入路线不明、技术发展脉络不同、青铜器的器型和制造方式不同等等。中国青铜技术并非接受外传，而是本土自行发展，其源头在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具备矿物易得和陶窑技术先进两项优势，且其国家社会已经足够发达和复杂，足以供养工匠，并形成对金属器的需求。尽管目前学界普遍将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乃至后石家河文化都归类为“新石器时代”，因此发掘时并不留意与青铜技术相关的遗迹遗物，留下的资料稀少零散，但是通过仔细梳理考古资料，仍可以发现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第四千纪和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诸多遗址，如龙嘴、屈家岭、一百三十亩、石家河、殷戴家湾、金鸡岭，以及幕阜山区的诸多遗址等，其实均已经发现铜块、青铜工具、红铜及青铜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并先后出现过普通圆型炉、竖穴式圆型炉、长型横穴式炉，长条型龙窑式熔铜炉以及用炼缸进行冶炼和熔铜的坑式冶铸工作坊，并且其冶炼活动深入其精神文化中，影响整个社会。这说明，长江中游经历了漫长的认识铜料并探索冶炼的过程；此时，周围地区并没有别的掌握青铜技术的文明，因此长江中游冶炼技术无疑是本土起源的。

因全文较长，现分节摘发。

二、长江中游第四~三千纪遗址中发现铜料的意义

（三）京山一百三十亩遗址所出铜块、炼缸和技术进步

荆门京山屈家岭管理区一百三十亩遗址出土了铜块（TN24W344c:7）（图三），被发掘者视为屈家岭晚期的资料，没有绝对年代数据，只能判断为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

此铜块未做成分分析，外表满是绿色铜锈。[i]陈树祥和龚长根推论这不是铜块“而仍为一块体积较小的孔雀石”[ii]。但是，只有少数含铜量极高的孔雀石才会形成全面的铜锈，因此笔者认为发掘者定义为铜块是准确的，或者是氧化的金属铜块，或者是冶炼废料。

遗址中冶炼设施不明。但经查报告，一百三十亩遗址出土所谓“铜矿石”的文化层，多含灰烬、碳末，且经多次高温烧烤，变成坚硬的黑色，里面富含红烧土粒；周围出土的陶片也多见厚重质地的夹粗砂陶片，发掘者从中复原出几件炼缸（smelting vats）的碎片[iii]（或谓之vats furance，图三）。鄂州博物馆的试验表明，使用这种炼缸，在20分钟内可以还原而熔化2-4公斤铜料。[iv]炼缸的出现标志着这时已不再处于简单地运用还原法炼铜并锻造铜器的早期阶段，而是已进化到用炼缸熔化铜液和铸造的阶段。这种用炼缸冶炼的技术从屈家岭文化晚期一直延续到商周。[v]所以一百三十亩遗址的考古现场显示出的，不仅是原始冶炼遗迹，而且可以说该遗址的冶炼技术跃升到较为高级的新阶段。

（未完待续）

注释

[i]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屈家岭一百三十亩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6月（增刊），第74－75页、彩版一：6。

[ii]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9月，第4页。

[iii]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屈家岭一百三十亩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6月（增刊）。

[iv]徐劲松、李桃元、胡莎可，《从模拟试验看商周时期大口陶缸的性质与用途》。

[v]邱诗萤，《浅论盘龙城灰烬沟遗迹》，第32－39页；郭静云、郭立新、范梓浩主编，《考古侦探》，上册，页377─380；郭立新、郭静云、范梓浩主编，《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第177－178、287─290页。

【声明】本文作者为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陶洋，为《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一）》（原载于《南方文物》2018年3期）之第一部分。若有引用或转载，务请说明作者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