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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史学二陈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01:01:590

已谢世的当代史学家中,你似乎特别推重陈垣、陈寅恪两位先生,可否对于这两位先生发表一点评述的意见?

我认为前一辈的中国史学界有四位大家:两位陈先生、吕思勉诚之先生与业师钱穆宾四先生。两位陈先生或联称为“二陈”。陈寅恪先生(1890—1969)是江西修水县人,陈垣援庵先生(1880—1971)是广东新会县人,都是南方人,而在北平任教,建立其在史学界的隆盛声誉。但抗日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寅恪先生避地南方任教,援庵先生一直留在北方,所以或又别称为南陈、北陈。

两位陈先生中,寅恪先生声誉尤著,亦早两年谢世,兹先谈寅恪先生。先生自1902年十三岁东渡日本求学三年,1910年到柏林大学转巴黎大学,前后五年,1918年赴美国就读哈佛大学,1921年由美国再赴德国就读柏林大学,至1925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时年三十六。故其少年青年时代求学时期极长,在东西各国就读研究,前后达十余年之久。其学习科目,主要为古今各国语文,及中国边疆民族语文,次及哲学宗教,似亦稍涉社会科学。先生记忆力特强,据各家所记,除英、德、法、日等国语文外,遍习梵文及巴利、希腊、拉丁、波斯、土耳其、蒙、藏、满文,有些或且甚精。吴宓雨僧《空轩诗话》云:“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此语信实,非吹嘘可比。

寅恪先生回国以后的学术动向,从其授课与著作次第看来,其治学以历史为中心,兼及佛教与文学。其治史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刚回国的几年中,即四十岁前后,治学中心是佛经与边疆民族史,讲佛经特别致意佛教与文学、社会的关系。中期即四十四五至五十五岁前后,治学中心转移到中国中古史,特别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所涉范围,自政治、社会到宗教、学术各方面,对于文学兴趣尤浓。所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除《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就是《元白诗笺证稿》,惟其论诗着眼于以诗证史,仍是史的范围。晚年失明以后,虽然仍写了不少关乎两晋至隋唐史的论文,但其代表作当推《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大抵早期中期诸作只是为学术而论著,晚年诸作多寄寓深远,不仅是为学术而学术了。

先生旷世奇才,加以早年环境优裕,语文工具特强,东西学术基础亦特别深厚,惟惜中年时代健康情况看来似颇差,殊难尽量发挥其才学,我在《治史经验谈》中已表示非常可惜。近年读先生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另有一番感触。先生晚年感切时艰与自己估计错误之不幸,奋笔为此巨著,以抒愤激之情。我读此书,除了对于先生在恶劣政治环境下困顿愤懑的心情深表哀悼之外,对于先生之奇才博学与强毅精神又有进一层的认识,与进一层的钦仰,但同时又更加感到极其可惜!

先生晚年失明,在一般人而言,绝不可能仍写分析入微的细密考证文字;而先生却在助手诵读的协助下,完成如此大规模的繁琐考证论著,其精细邃密较之前此诸论著有过之无不及,其篇幅逾七十万言,更为前此任何论著之数倍,不能不令人叹为奇迹,绝非任何并世学人所能做得到!而这种奇迹的表现,可以说是凭其旷世奇才与无比的强毅不屈的精神,因特别环境的激发而产生的。所可惜者,当大陆政权转移期间,先生既以健康欠佳,对人生对大局一向悲观,以致滞留大陆;及目睹世变,大出想像之外,乃又发愤为此巨著,以寄“悯生悲死”之情,事固可哀,亦极可惊!但稍作理智的想来,昔太史公父子遭遇困顿,发愤而为《史记》,先生以失明老翁,居然仍能写成这样一部考证精细的大著作,足见禀性强毅,精力亦未全衰。既发愤著书,何不上师史公转悲愤为力量,选取一个重大题目,一抒长才,既泻激愤之情,亦大有益于人群百世;而乃“著书唯剩颂红妆”,自嘲“燃脂功状可封侯”耶?真令人悲之惜之!盖此书虽极见才学,但影响作用可能不会太大。第一,文字太繁琐,能阅读终卷的人实在太少,此与先生著作不讲究体裁大有关系。这种繁琐的考证体裁,写几万字篇幅的论文并不妨事,写小的书也还可用;像《别传》那样七十万字以上专题研究的大书,我想绝不适宜。总当采取以简驭繁的方法来处理那些繁琐考证,让一般读者易于领会。第二,这部书,除了研究先生本人及钱谦益、柳如是者之外,要读、必须读的人也不会多,因为论题太小,又非关键性人物。第五章虽讲钱柳“复明运动”,但以钱谦益那样怯懦无用的人,柳如是虽有过人之才,从旁协助,也不可能使他能在复明运动中发生多大作用。其他各章对于明末清初政情虽亦不无发覆之处,但究竟都不太关紧要。若与援庵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作一比较,两书都讲明季史事,也同样各有寄托,《柳传》篇幅之大与辨析功夫之深都远超过《滇黔佛教考》;然而就意义言,就价值言,或者说就成功度言,《柳传》似转有逊色。我常说选题重要,此亦一例。所以我很惋惜先生这部大书除了表彰柳如是一人之外,除了发泄一己激愤之外,实无多大意义。《缘起》一章引项莲生“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之语以自伤,是亦真无益之事矣!但即此一端,更可想见先生心中激愤悔恨之情达于极点,所以几乎失去理智的作此无益之事,并以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一词中的两个名词作为自己毕生论文集的名称了。不过先生晚年不惜时间精力写此大书,对于我倒是有很大的鼓励作用。因为我近十余年来专心致力写《唐代交通图考》,已成一百三四十万字,尚未竣事,每感此一论题花费时间精力太多,急切想早日结束,以便转移阵地,做其他早经准备要做的较大论题。看了先生以那样不世之才,垂暮之年,专心一意写那样的小问题,不觉又自心宽意释了!

次谈援庵先生。先生早年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全靠自学成名。1917年撰成《元也里可温教考》,是其第一篇学术性论著。自后二十年间,重要著作以次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基督教入华史略》、《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史讳举例》、《敦煌劫余录》、《元典章校补》及《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释氏疑年录》等。此诸著作涉及多方面:其一,各种宗教史,尤其西方诸宗教传入中国史。其二,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皆为历史研究所必备的辅助学科,先生诸书多为有创建性的工具书籍。其三,多种著作与元史有关。一、二两者都是一般学人所忽略的重要问题,故先生一经做出成绩,即为学林所推重。这些地方,显得先生常能适时寻空蹈隙,提出重要有意义的问题,用最大努力,搜集资料,写成专书或论文,获取学林的重视。

以上诸项研究,可谓为早期成绩。后期重要成绩则有《明季滇黔佛教考》(1940)、《清初僧诤记》(1941)、《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中国佛教史籍概论》(1942)、《通鉴胡注表微》(1945)五书,都是极踏实有创获,应许为有永久性价值的著作。这五部书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敌人铁骑下的北平城中所写成,大都寄寓民族之思。这一时期,这几部书显示先生学术著作达到最颠峰状态,但也即此而斩。先生享年九十二岁,《胡注表微》写成于抗日战争末期,当时年龄不过六十五六,精神尚旺,何以此后二十余年都无重要著作?据最近出版的《励耘书屋问学记》(1982年6月,三联书店),诸弟子记先生自述治学历程是“钱、顾、全、毛”,意谓由钱大昕的考据之学,进而浸润于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与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最后服膺毛泽东思想。这几部书可说是先生走钱、顾、全路线的总结晶,老年转而尊毛,学术生命自不得不中途顿折,乃至突然终止!

下面再就两位陈先生比较言之。就治学言,两位先生都是当代历史考证学巨擘。考证之术有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其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辩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此种论文较深刻,亦较难写。考证方法虽有此两类别、两层次,但名家论著通常皆兼备此两方面,惟亦各有所侧重。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援庵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如《明季滇黔佛教考》即为佳例。先生著作以平实自许,也以平实著称,虽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但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虽卑之无甚高论,技术上作委蛇曲折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但其创获着实丰硕。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其重要论著,不但都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而且亦易于追摩仿学。我读《励耘书屋问学记》所载诸弟子记先生治学为文之道,与我在《治史经验谈》中所言有很多相通处,看来我一向推重先生的成绩,是有必然性的了。

至就立身处世言,我深爱寅恪先生纯净学术人的风格,而强毅独立,不为名位诱,不为威武屈,其《赠蒋秉南序》自称“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1964年,时年七十五)诚非虚语。亦唯有此强毅不屈的精神,所以衰暮之年仍能奋笔写成平生所未有且可视为奇迹的大著作。援庵先生则为另一类型,自青年时代即热心世务,其后叠任文化教育机关首长,老年乃以毛为师,并且常说自己“闻道太晚”。亦唯其与世浮沉的性格,所以晚年不免为政治洪流所覆没,在学术上不能再有所作为!或者先生一向热心世务,有济世救人的使命感。后来也看出势头不对,所以自1962年以后,似已不再热衷为政治作宣传文字,但为时已晚了!

最后总结一句:这两位陈先生,治学方法,蹊径大同,差异也很大,但成就都很高。立身处世,各走极端,绝不相侔,盖棺论定,在乎读者。

1983年3月21日初稿,

3月24日再稿,7月5日补订三稿

来源:《治史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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