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史学二陈

问 已谢世的当代史学家中，你似乎特别推重陈垣、陈寅恪两位先生，可否对于这两位先生发表一点评述的意见？

答 我认为前一辈的中国史学界有四位大家：两位陈先生、吕思勉诚之先生与业师钱穆宾四先生。两位陈先生或联称为“二陈”。陈寅恪先生（1890—1969）是江西修水县人，陈垣援庵先生（1880—1971）是广东新会县人，都是南方人，而在北平任教，建立其在史学界的隆盛声誉。但抗日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寅恪先生避地南方任教，援庵先生一直留在北方，所以或又别称为南陈、北陈。

两位陈先生中，寅恪先生声誉尤著，亦早两年谢世，兹先谈寅恪先生。先生自1902年十三岁东渡日本求学三年，1910年到柏林大学转巴黎大学，前后五年，1918年赴美国就读哈佛大学，1921年由美国再赴德国就读柏林大学，至1925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时年三十六。故其少年青年时代求学时期极长，在东西各国就读研究，前后达十余年之久。其学习科目，主要为古今各国语文，及中国边疆民族语文，次及哲学宗教，似亦稍涉社会科学。先生记忆力特强，据各家所记，除英、德、法、日等国语文外，遍习梵文及巴利、希腊、拉丁、波斯、土耳其、蒙、藏、满文，有些或且甚精。吴宓雨僧《空轩诗话》云：“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此语信实，非吹嘘可比。

寅恪先生回国以后的学术动向，从其授课与著作次第看来，其治学以历史为中心，兼及佛教与文学。其治史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刚回国的几年中，即四十岁前后，治学中心是佛经与边疆民族史，讲佛经特别致意佛教与文学、社会的关系。中期即四十四五至五十五岁前后，治学中心转移到中国中古史，特别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所涉范围，自政治、社会到宗教、学术各方面，对于文学兴趣尤浓。所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除《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就是《元白诗笺证稿》，惟其论诗着眼于以诗证史，仍是史的范围。晚年失明以后，虽然仍写了不少关乎两晋至隋唐史的论文，但其代表作当推《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大抵早期中期诸作只是为学术而论著，晚年诸作多寄寓深远，不仅是为学术而学术了。

先生旷世奇才，加以早年环境优裕，语文工具特强，东西学术基础亦特别深厚，惟惜中年时代健康情况看来似颇差，殊难尽量发挥其才学，我在《治史经验谈》中已表示非常可惜。近年读先生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另有一番感触。先生晚年感切时艰与自己估计错误之不幸，奋笔为此巨著，以抒愤激之情。我读此书，除了对于先生在恶劣政治环境下困顿愤懑的心情深表哀悼之外，对于先生之奇才博学与强毅精神又有进一层的认识，与进一层的钦仰，但同时又更加感到极其可惜！

先生晚年失明，在一般人而言，绝不可能仍写分析入微的细密考证文字；而先生却在助手诵读的协助下，完成如此大规模的繁琐考证论著，其精细邃密较之前此诸论著有过之无不及，其篇幅逾七十万言，更为前此任何论著之数倍，不能不令人叹为奇迹，绝非任何并世学人所能做得到！而这种奇迹的表现，可以说是凭其旷世奇才与无比的强毅不屈的精神，因特别环境的激发而产生的。所可惜者，当大陆政权转移期间，先生既以健康欠佳，对人生对大局一向悲观，以致滞留大陆；及目睹世变，大出想像之外，乃又发愤为此巨著，以寄“悯生悲死”之情，事固可哀，亦极可惊！但稍作理智的想来，昔太史公父子遭遇困顿，发愤而为《史记》，先生以失明老翁，居然仍能写成这样一部考证精细的大著作，足见禀性强毅，精力亦未全衰。既发愤著书，何不上师史公转悲愤为力量，选取一个重大题目，一抒长才，既泻激愤之情，亦大有益于人群百世；而乃“著书唯剩颂红妆”，自嘲“燃脂功状可封侯”耶？真令人悲之惜之！盖此书虽极见才学，但影响作用可能不会太大。第一，文字太繁琐，能阅读终卷的人实在太少，此与先生著作不讲究体裁大有关系。这种繁琐的考证体裁，写几万字篇幅的论文并不妨事，写小的书也还可用；像《别传》那样七十万字以上专题研究的大书，我想绝不适宜。总当采取以简驭繁的方法来处理那些繁琐考证，让一般读者易于领会。第二，这部书，除了研究先生本人及钱谦益、柳如是者之外，要读、必须读的人也不会多，因为论题太小，又非关键性人物。第五章虽讲钱柳“复明运动”，但以钱谦益那样怯懦无用的人，柳如是虽有过人之才，从旁协助，也不可能使他能在复明运动中发生多大作用。其他各章对于明末清初政情虽亦不无发覆之处，但究竟都不太关紧要。若与援庵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作一比较，两书都讲明季史事，也同样各有寄托，《柳传》篇幅之大与辨析功夫之深都远超过《滇黔佛教考》；然而就意义言，就价值言，或者说就成功度言，《柳传》似转有逊色。我常说选题重要，此亦一例。所以我很惋惜先生这部大书除了表彰柳如是一人之外，除了发泄一己激愤之外，实无多大意义。《缘起》一章引项莲生“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之语以自伤，是亦真无益之事矣！但即此一端，更可想见先生心中激愤悔恨之情达于极点，所以几乎失去理智的作此无益之事，并以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一词中的两个名词作为自己毕生论文集的名称了。不过先生晚年不惜时间精力写此大书，对于我倒是有很大的鼓励作用。因为我近十余年来专心致力写《唐代交通图考》，已成一百三四十万字，尚未竣事，每感此一论题花费时间精力太多，急切想早日结束，以便转移阵地，做其他早经准备要做的较大论题。看了先生以那样不世之才，垂暮之年，专心一意写那样的小问题，不觉又自心宽意释了！

次谈援庵先生。先生早年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全靠自学成名。1917年撰成《元也里可温教考》，是其第一篇学术性论著。自后二十年间，重要著作以次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基督教入华史略》、《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史讳举例》、《敦煌劫余录》、《元典章校补》及《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释氏疑年录》等。此诸著作涉及多方面：其一，各种宗教史，尤其西方诸宗教传入中国史。其二，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皆为历史研究所必备的辅助学科，先生诸书多为有创建性的工具书籍。其三，多种著作与元史有关。一、二两者都是一般学人所忽略的重要问题，故先生一经做出成绩，即为学林所推重。这些地方，显得先生常能适时寻空蹈隙，提出重要有意义的问题，用最大努力，搜集资料，写成专书或论文，获取学林的重视。

以上诸项研究，可谓为早期成绩。后期重要成绩则有《明季滇黔佛教考》（1940）、《清初僧诤记》（1941）、《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中国佛教史籍概论》（1942）、《通鉴胡注表微》（1945）五书，都是极踏实有创获，应许为有永久性价值的著作。这五部书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敌人铁骑下的北平城中所写成，大都寄寓民族之思。这一时期，这几部书显示先生学术著作达到最颠峰状态，但也即此而斩。先生享年九十二岁，《胡注表微》写成于抗日战争末期，当时年龄不过六十五六，精神尚旺，何以此后二十余年都无重要著作？据最近出版的《励耘书屋问学记》（1982年6月，三联书店），诸弟子记先生自述治学历程是“钱、顾、全、毛”，意谓由钱大昕的考据之学，进而浸润于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与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最后服膺毛泽东思想。这几部书可说是先生走钱、顾、全路线的总结晶，老年转而尊毛，学术生命自不得不中途顿折，乃至突然终止！

下面再就两位陈先生比较言之。就治学言，两位先生都是当代历史考证学巨擘。考证之术有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其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辩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此种论文较深刻，亦较难写。考证方法虽有此两类别、两层次，但名家论著通常皆兼备此两方面，惟亦各有所侧重。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援庵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如《明季滇黔佛教考》即为佳例。先生著作以平实自许，也以平实著称，虽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但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虽卑之无甚高论，技术上作委蛇曲折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但其创获着实丰硕。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其重要论著，不但都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而且亦易于追摩仿学。我读《励耘书屋问学记》所载诸弟子记先生治学为文之道，与我在《治史经验谈》中所言有很多相通处，看来我一向推重先生的成绩，是有必然性的了。

至就立身处世言，我深爱寅恪先生纯净学术人的风格，而强毅独立，不为名位诱，不为威武屈，其《赠蒋秉南序》自称“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1964年，时年七十五）诚非虚语。亦唯有此强毅不屈的精神，所以衰暮之年仍能奋笔写成平生所未有且可视为奇迹的大著作。援庵先生则为另一类型，自青年时代即热心世务，其后叠任文化教育机关首长，老年乃以毛为师，并且常说自己“闻道太晚”。亦唯其与世浮沉的性格，所以晚年不免为政治洪流所覆没，在学术上不能再有所作为！或者先生一向热心世务，有济世救人的使命感。后来也看出势头不对，所以自1962年以后，似已不再热衷为政治作宣传文字，但为时已晚了！

最后总结一句：这两位陈先生，治学方法，蹊径大同，差异也很大，但成就都很高。立身处世，各走极端，绝不相侔，盖棺论定，在乎读者。

1983年3月21日初稿，

3月24日再稿，7月5日补订三稿

来源：《治史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