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问 你说吕思勉先生也是一大家，可否提出一些评述的意见？

答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1884—1957），江苏常州（武进）人。他的治史与两位陈先生不同，他是宾四师的中学老师，但两人治学蹊径也不相同。综观他一生的治学成绩，可以称之为通贯的断代史家。

诚之先生平生著述极为丰富，为人所习知的，以出版年份序之，有《白话本国史》（1922）、《经子解题》（1926）、《理学纲要》（1931）、《宋代文学》（1931），《先秦学术概论》（1933）、《史通评》（1934）、《中国民族史》（1934）、《燕石札记》（1936）、《中国通史》（1940、1945）、《先秦史》（1941）、《历史研究法》（1945）、《秦汉史》（1947）、《两晋南北朝史》（1948）、《燕石续札》（1958）、《隋唐五代史》（1959）诸书。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他未发表的札记与已发表的两部札记合并，分时代编为《吕思勉读史札记》出版（1982），还有《宋辽金元史》与《明清史》未能完成，不知将来是否有人能整理出来，作为未定稿出版。

综观先生一生著作程序，可知他的国学基础极深厚，五十岁以前的著作，属于国学范围的居多，所以他的史学是建筑在国学基础上。然而他的治史意趣并不保守。这有两点可以证明。

第一，在1920年代，一般写通史都用文言文，而先生第一部史学著作就用白话文，可谓是中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通史。全书四册，内容颇富，而且着眼于社会的变迁，也有很多推翻传统的意见，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顾颉刚师在《当代中国史学》下编《通史的撰述》一目中列举诸家通史，就以此书为首，认为此书“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可谓当之无愧。我想这部书大约是当时极有销路的一部通史，1930年代中期我读中学时，阅读的人仍很多，也是我读的第一部通史，相信这部书对于当时历史教学必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先生在1945年发表的《历史研究法》称述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之说。他说唯物史观“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认为这一观点有助于对史事的了解。吾人应当注意，此时早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好几年。再看他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上册，其编次先社会经济制度，次政治制度，最后是学术文化。次年出版的《先秦史》，其编排次序，在先秦各代政治事迹之后，分类述文化现象，也是这个顺序。这一程序，正是他这种意识的具体表现。更可见他这种意识发萌很早，与中共得政后一般趋附者大不相同。就因为早有此种意识，所以他治史相当注意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在通史及各断代史中，这方面的篇幅相当多，《读史札记》中这方面的条目也不少，这在没有政治色彩的前辈史学家中是比较特别的！

就著作量言，先生的重要史学著作，篇幅都相当多，四部断代史共约三百万字，《读史札记》约八十万字，总共出版量当逾五百万字，著作之富，可谓少能匹敌。就内容言，他能通贯全史，所出四部断代史不但内容丰富，而且非常踏实，贡献可谓相当大。我自中学读书时代，对于他的史学著作就很感兴趣，不但见到即看，而且见到即买。我在中学时代看《史通》，似乎就是由他的《史通评》所引起的。所以他的著作对于我有相当影响。居常认为诚之先生当与钱先生及两位陈先生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但他在近代史学界的声光显然不及二陈及钱先生。我想这可能有几项原因。

第一，近代史学风尚，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诚之先生属于博赡一途，故不免为一般人所低估。

第二，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诚之先生的重要著作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他史料处甚少，更少新的史料。这一点也是他的著作被低估的一个原因。

第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诚之先生的时代，第一流大学多在北平，学术中心也在北平。前辈史学家能享大名，声著海内者，亦莫不设教于北平诸著名大学。诚以声气相求，四方具瞻，而学生素质也较高，毕业后散布四方，高据讲坛，为之宣扬，此亦诸大师声名盛播之一因。而诚之先生学术生涯之主要阶段，一直留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上海不是学术中心，光华尤非一般学人所重视。诚之先生是一个埋头枯守，默默耕耘，不求闻达的学人，我想这也是他的学术成就被忽视之又一原因。

因为有上列几项原因，所以他的声光遂不如二陈一钱三位先生之盛，但实际上他的成就并不在他们三位之下。前文谈到博通周赡与精深有新解两途。学术创获诚然须专精有新解，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且极不易，或许更难。只就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而言，每部书前半综述这一时代的政治发展概况，后半部就社会、经济、政制、学术、宗教各方面分别论述。前半有如旧体纪事本末，尚较易为功；后半虽类似正史诸志，而实不同。除政制外，多无所凭借，无所因袭，所列章节条目虽尚不无漏略，但大体已很周匝赅备，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其内容虽不能说周赡密匝，已达到无懈无憾的境界；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而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无任性繁简之病，更无虚浮矜夸之病。此种成就，看似不难，其实极不易。若只限于一个时代，自然尚有很多人能做得到，但他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独力完成四部，宋以下两部亦已下过不少功夫，此种魄力与坚毅力，实在令人惊服。我想前辈成名史学家中，除了诚之先生，恐怕都难做得到。这不是才学问题，而是才性问题。

记得高中读书时，看到张贴在阅报栏中的一张报，有一篇短文描写诚之先生与另一位文学家的生活习性。近年又看到黄永年所写《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一文与钱宾四师的《师友杂忆》（第二篇《常州府中学堂》第二节）写诚之先生一段，再参以他的著述风格，与半生株守光华一事，我想像他一定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无才子气，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的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坚持工作，才能有这些成就。世传他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的阅读过三遍，是可以相信的。

有一位朋友批评诚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书。其实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抄书？何况他实有很多创见，只是融铸在大部头书中，反不显露耳。不过诚之先生几部断代史的行文体裁诚有可商处。就其规制言，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撰史当溶化材料，以自己的话写出来；要明出处，宜用小注。而他直以札记体裁出之，每节就如一篇札记，是考史体裁，非撰史体裁。不过照宾四师说，诚之先生这几部断代史，本来拟议是“国史长编”。作为长编，其引书固当直录原文。况且就实用言，直录原文也有好处，最便教学参考之用。十几年来诸生到大专中学教历史，常问我应参考何书，我必首举诚之先生书，盖其书既周赡，又踏实，且出处分明，易可检核。这位朋友极推重赵翼《廿二史札记》。其实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札记看亦无不可，内容博赡丰实，岂不过于赵书耶？只是厚古薄今耳！至于材料取给只重正史，其他史料甚少参用，须知人的精力究有限度，他的几部断代史拆拼正史资料，建立新史规模，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正是一项难能的基本功夫，后人尽可在此基础上，详搜其他史料，为之扩充、发挥与深入、弥缝，但不害诚之先生四部书之有基本价值也。

1983年6月20日初稿，8月10日增订

来源：《治史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