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是主导方法

问现在新的风气，要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研究历史，你对于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答这一点我在《治史经验谈》的第一篇中已谈过，大意是赞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作为治史工作的辅助。但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史学上的运用也各有局限，不能恃为万应灵丹。而且社会科学种类繁多，对于史学的研究可说都可能有相当辅助作用，但这样繁多的学科，一个人事实上不可能都能通解。现在我再想更进一层谈几句。

史学研究是要有辩证发展的基本观念，运用归纳法求得新结论；演绎法只可用作辅助方法，不能滥用为基本方法。大陆上一些左派史学家抱着社会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治史的万应灵丹；实际上只是依据未经深入研究而主观拟定的结论与概念，来加以演绎推展，应用到历史事件上去。每一论题大体都先有了一个结论或者意念，这个结论或意念是由他们奉为神圣的主义思想所推演出来的，然后拿这个结论或意念作为标准，在史书中搜录与此标准相合的史料，来证成其说。中国史书极多，史料丰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查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选样的史料来证成其主观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

唯物论强调物质生活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因素，政治与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我本来是非常同意这种看法的，所以特别注意经济史，我计划中的《唐代人文地理》也以经济地理所占分量最重。但要像他们那样研究历史，实际上等于没有做工作。因为研究工作就是要找出新的结论，新的概念，既然结论概念都已有了，何须再要研究？这种工作要说有意义，那只是用来巩固什么主义思想的权威性。所以这些所谓史学工作者，只是响应当政者“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一个相当坦率的口号，而趋附权贵，不是真正的史学家。所幸近几年来，大陆上的史学工作者，“念经”的文章已渐见减少，转而再走踏实之路，有可看的文章了，这是个好现象！

从另一方面来说，若是大力宣扬运用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来治历史，也有偏差。我的意见，运用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研究历史本是条很好的途径，可以采取；但过分强调，毛病也很大。我看到好些论文，什么理论、什么模式，不一而足。模式理论有时诚然可以用来帮助理解问题，分析问题；但过分强调，盲目的遵行，研究问题也不免先有了一个概念，甚至有了一个想像中的结论，然后再选样式的找材料，加以证明；也就是找一些合乎模式的材料，再把模式套上去。

这种风气之所以流行，我想除了运用这类理论模式研究历史，有时诚然可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之外，可能还有两个原因。其一，这是西方史学研究的新动向。青年人留学海外，惊为新奇，不免趋新向往，回国以后，更恃为法宝，以此自矜。其二，抓住一种理论模式来研究问题，工作上要简单容易得多。因为先有一个架子，再找一些材料往上敷砌，就不难。而传统治史方法是要空荡荡的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个体系。更明白的说，要从史料搜罗、史事研究中，建立自己的一套看法，也可说一番理论；而不遵行某一种已定的理论为指导原则，来推演史事研究。换言之，要求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能让史事研究为某一种既定的理论所奴役。这种研究方式自然要吃力得多。避难趋易是人类的天性，所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一经引进，就成为史学界的新动向！

但1979年我在耶鲁大学，以此项问题请教余英时兄。据他说，这一学派在西方史学界仍只是一个小支流，人数并不很多，而正统的史学家仍居主流。他们的工作仍是着重在史料，根据史料实事求是的研究事实真相，并不标立理论，遵用模式。大约西方正统史学，学起来比较困难，而讲理论模式的方法，比较容易吸取，应用到中国史研究上也比较容易写成论文，所以大家乐于吸取这一类方法，成为一时新风尚。最近几天，我偶翻过去生活日录，看到1974年7月在一次严肃的会议席上发言，也谈到此一问题，认为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历史，是一项好的进展，但我希望这是历史研究方法的一项“发展”，而不是“交替”（替换）。所谓“发展”是在传统方法上再加上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交替”是放弃传统方法，而过分重视从社会科学理论去作解释。我现在仍坚持此项意见，应不可易。若是鄙弃传统方法，而以理论解释来替代，我担心可能愈来愈走上空疏虚浮一途，重蹈明末王学末流的覆辙，束书高阁，游谈无根！所以总结起来说，我对于社会科学方法，不但绝不排斥，无宁说非常赞成；只是绝不赞成奉为法宝，在史学研究上到处滥用！

来源：《治史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