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兵武：考古学就是考古学——兼谈考古学的定位及其阶段性

我们永远不可能将所有古代的遗存挖完，也永远不可能从地下挖出一个真正的过去。过去存在于资料也存在于方法中，过去是一个被不断接近的过程，是一个被不断深化的认识。

考古学研究人类的过去，因此它和历史学具有无法割裂的联系。但是，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底和历史学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它和其他的学科又具有怎样的关系，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在绝大部分中国学者的看法中，考古学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中，我们的考古学专业大都是被放置在历史学系中的。中国最早设立考古学专门机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更直截了当地认为，考古学实际上就是史料学，在言及史语所考古组成立的旨趣时，他说，考古组就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历史学研究寻找和提供新的传统的文献所无法提供的新史料。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考古学”的词条中，夏鼐和王仲殊先生开宗明义地讲，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夏鼐先生甚至将考古学与文献研究为基础的狭义史学比作车的两轮和鸟的两翼。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将中国考古学放在“修国史”的定位上，在提出了中国考古学的区系类型学说和解决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框架后，他连续发表文章，探索用考古材料重建中国史前史的问题，并将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作为研究的重点，成为他生命最后阶段学术探索的最终归宿。

曾经是考古学家、后来成为作家的张承志在与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的对话——《诗的考古学》中记载：70年代，俞伟超先生给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讲课，第一句话就是：“大家学的是考古，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你们的对象是历史”。俞伟超先生后来成为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和我从事考古学的直接领导与老师。

因此看来，编史学定位是大部分中国考古学家遵循的方针和努力的方向，中国考古学一直是在历史学的框架中进行工作和研究的。在一个历史空前连续、史学传统悠久深厚的国度，这有其深刻的必然性，也几乎可以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美国的考古学被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它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共同构成研究人类的形成和发展的一门更大的学科。这一思想和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博厄斯(Boss)的观点有关。由于当时美国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印第安人，博厄斯认为，只有将考古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结合起来，才能将这一对象研究清楚。60年代的新考古学思潮中，路易斯·宾福德(L. Binford)发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名文，声称“美国的考古学要么是人类学，要么就什么也不是”，强调考古学要全面、科学地研究文化这个系统，更确定和加强了美国考古学的人类学特征，并在世界范围引起很大的反响和认同。

在欧洲，对考古学的定位或许更为模糊或者说是宽容。尽管缺乏中国那样连续的历史传统和浩瀚丰富的历史文献，但是欧洲同样有比较悠久的文明，有漫长的历史学传统，因此考古学的历史性味道也就颇为浓厚；欧洲和美国一直存在十分密切的学术交流，其考古学当然也免不了人类学的熏陶。新考古学的兴起，英国的考古学家比如戴卫·克拉克等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而80年代以后对新考古学提出质疑和发展、倡导后新考古学或称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者，尤以英国人伊恩·霍德(I. Hodder)最力。令人深思的是，霍德的学说在英国的市场不够广大，他最终又移居美国教书传道。而追溯欧洲考古学的发源，又和文艺复兴时代对希腊罗马等的重新发现与认识具有内在的联系，而对希腊罗马的研究一直被视为是古典学的内容，因此这一时期的考古学当然又被放在古典学的范畴中，为此还产生了一个专门的词汇：archaeology(考古学的英文词汇是archeology，它由表示开始、古代的arche和表示学问的logos构成，但是由于欧洲考古学最主要指古典时代的考古，所以考古学常被拼写为archaeology，特别是如果说到古典时代的考古，必须要用archaeology)。

这样看来，考古学的定位颇有一点量子力学定不准的味道了。

其实，考古学依据古代人类的物质遗存，研究和认识古代人类的社会和文化，它的具体的学术目标虽然不断细化和发展，但是其基本的、原始的目标则从诞生以来从未有所更移，这就是认识人类及其文化的过去。由于这个目标十分宏大，涉及的方面相当广泛，考古学不得不为自己设定一些阶段性的侧重点，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考古学不可避免地要与更多的其他学科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包括借用许多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现在看来，考古学已经成为人文科学之中与自然科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了，但是，无论怎样，这些都不能改变考古学的原始目标和本身固有的性质。

当然，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考古资料的扩大化，研究课题的深入化，考古学不断地产生一些边缘性的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比如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民族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分子考古学、垃圾考古学、行为考古学、聚落考古学、科技考古学、社会考古学、妇女考古学等等，以及标志考古学发展阶段性的传统考古学、新考古学(过程主义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等等，考古学不断被粘贴上这个“性”、那个“主义”，然而，考古学仍然是考古学，大可不必为考古学属于什么争来斗去。考古学研究人类最广大时空的行为、社会与文化，需要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及理论方法来充实自己的武库，但是，从本质上说，它仍然具有人文科学的灵魂，其材料的采集、信息的提取则要更多地采用自然科学的手段——考古学已经成为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

不过，这也不能说明没有必要继续讨论考古学的定位问题。正是因为考古学的目标过于宏大，涉及的内容及其时空分布又是如此广泛，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会侧重于不同的探索领域，甚至在某些具体的目标上不得不打折扣，以求取得学科整体的进步。因此，考古学的定位，只能是相对的定位，阶段性的定位，通过讨论定位，无论是整个的学科，还是一个考古机构甚至一个具体的考古学家，都可以判定一下自己目前的方位，面临的问题，明确一下前进的方向，努力向更好和更有成效的方向发展。因此，对考古学的定位，应当采取一种地面理想主义或者现实理想主义的务实态度：不能拘泥于前人，不能没有超前的理论和设计，又不能离开历史、离开资料、离开现实太远。因为，考古学的任何研究都是建立在资料——特别是考古发掘工作所获资料的基础上的，而发掘本身就是对古代遗存的一种系统的破坏，定位现实且高远，才能尽可能多地提出发掘对象中的信息，减少因为鼠目寸光而造成的缺憾和损失。

回顾一部考古学史，就是不断对考古学进行重新定位的过程。传统考古学、经典考古学、新考古学、过程主义考古学或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等等，不管这些名字是刻意地提出还是历史的归纳，都代表了一个时期一些考古学家对这门学科现状的不满以及内心的期盼——一代一代的后学总是希望踩在前贤的肩头上，越过他们伟岸的身躯望到更深远更细致的古代。而它们能够作为学科发展阶段的代名词而彪炳史册，也说明了它们相对于历史现实的合理性。

那么，中国考古学当前的现实和理想又应该是什么呢？

一方面，经过不计其数的调查发掘和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中国各地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区系类型)基本确立，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为此耗费太多的精力和宝贵的古代遗存；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造成许多古遗址的破坏，为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铺天盖地继续进行，同时，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心存探索古代社会和文化的雄心壮志，不断掀起主动发掘。

这个严峻的现实，表面上看需要尽快提高发掘质量，从古代遗存中提取更多的关于人类行为、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实质上是亟需对大量重复的材料和发掘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并通过超越传统的方法来达到解决新问题的目的。在年代框架比较完善、碳十四等测年技术大大解放了分期排队研究编年的艰巨任务之后，单纯的地层学与类型学已经远远不足以解决新的问题。发掘前对问题和方案的设计，发掘中多学科的合作和资料采集，发掘后的实验室研究和综合性的整理分析，以及资料公布以后的共享研究和反馈信息，不但应该成为考古学运作的必要的系统程序，而且又会对今后的发掘提出新的要求，从而使考古学摆脱目前重复性发掘和资料浪费的泥潭。

配合基本建设虽然作为一项艰巨的任务有使考古学成为日常工作的环境压力，但是考古学的内在驱力应该不断提出新问题探索新方法并尽快将其程序化，将这种程序变成基本建设考古发掘的基本要求和预算基础。

当然，问题和方法不是随便就可以提出的，这需要我们加强考古学中间理论的建设，在考古资料和文化规律这个终极的研究目标之间架设更多的桥梁，需要进行更多的理论探索。

考古学就是考古学。考古学的最终结论和一切工作都是建立在发掘资料的基础上，考古学的一切理论方法最终都要聚焦在发掘工作上，而发掘什么、怎样发掘，却有一个社会和自我的选择过程，有现实和理想双重的指导力量在背后交错争战。

可以明确的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将所有古代的遗存挖完，也永远不可能从地下挖出一个真正的过去。过去存在于资料也存在于方法中，过去是一个被不断接近的过程，是一个被不断深化的认识。每一代考古学家虽然不可能真正接近自己的终极理想，但却可以把认识往前推进一步，可以让自己经手的工作和人类过去少一些缺憾。

西方考古学在二次大战以后已经逐渐走出区系编年和文化史重建的时代需求，尝试进行诸如新考古学一类的卓有成效的探索，提倡以系统的、生态的和逻辑严密的方法论，从考古遗物研究古代人类的行为和文化发展的规律与动力问题。40年后我们当然不必再为自己的工作贴上新考古学这样拾人牙慧的标签，但是，普及考古发掘的课题意识，加强发掘和研究工作中的多学科合作，提高理论方法的严密性和考古资料的信息含量，最终提高我们关于古代社会和文化认识结论的致密度，是否仍然可以算是中国考古学目前的一个阶段性定位呢？

来源：《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