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民：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下篇）

肆　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进展

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历史，主要依靠考古研究来逐步阐明。从近代考古学在我国诞生之日起，史前时期的考古研究便备受重视。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所作田野工作有限，基本轮廓并不清楚，地域空白和年代缺环都很严重。旧石器时代，除周口店遗址作过大规模发掘，对北京猿人及其文化所知较多外，仅在少数几个省份发现十多个地点。新石器时代，全国仅发现二三百处遗址，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其中作过发掘的很少，发掘的面积也都不大，因而对几种已知新石器文化的认识若明若暗。面对如此贫乏的资料，出现种种不适当的臆测，给中国文化西来说以可乘之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个地区都已发现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分布很广，从喜马拉雅山北坡，到黑龙江畔和东海之滨，普遍有所发现。其中，作过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已有一百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更是遍及全国，见于发表的约有八九千处，多数省份都已进行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大规模发掘，逐渐明确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情况。事实说明，中国史前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有自己的特点，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

一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关于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1987年)、《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1984年)二书，以及张森水著《中国旧石器文化》(1987年)、高星主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0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2002年)等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宏观的进展情况。

现有资料表明，我国是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和猿人化石埋藏丰富的国家。属于早更新世的早期猿人化石和文化遗物已有若干发现，尽管曾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在学术界的共同关注下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国际上的人类学家曾经主张，人类起源于非洲，大约100万年前才扩散到亚洲和欧洲。这是由于过去在亚欧大陆发现的猿人化石，一般不超过100万年。1965年发现的元谋人化石，经反复进行古地磁学测定，参照同出动物化石的研究，多数学者赞同其年代应为距今170万年。后来又在元谋人化石地层发现石器。人类在中国大地劳动生息的历史，由此提早了100万年。后来，云南等省更接连发现人猿超科的化石材料，又在安徽繁昌等地发现肯定无疑的早更新世早期石制品。于是引起人类学家的重新思考，推断亚洲和非洲可能都是人类的发祥地。

积累资料最丰富的北京猿人遗址，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出土石器的系统整理，为全面、深入地认识北京人及其文化，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由吴汝康主持进行的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有十多个单位的120多位科研人员参与其事，经两年努力取得的研究成果，集合为《北京猿人遗址综合报告》(1985年)。厚达40米的北京猿人洞穴堆积，经划分层次进行的细致考察，获知不同层位之间在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和动物群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变化。经多种手段测定的数据表明，洞穴底部堆积形成于70万年以前，顶部堆积则形成于距今20万年左右。由此判定，北京人生存的确切年代，应为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左右的大约50万年。北京人石器的系统整理和分类研究，开始是1958年起由裴文中、贾兰坡指导的一个专业小组进行，后来裴文中和张森水师生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工作，著为《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科学出版社，1985年)。所作研究表明，北京人石器的形态规整程度、类型分化情况和加工方式，都呈现进步发展的过程，并且进步速度有加快的趋势。从而使北京人石器的特点、北京人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在旧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地位，得到具体的阐述。

四十多年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是在大量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我国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文化，特别是华北地区的发展序列。历年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较多的华北地区，除年代相当于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层遗存及北京猿人遗址外，主要有：早期的蓝田人及其文化、匼河文化，中期的大荔人及其文化、丁村人及其文化、许家窑人及其文化，晚期的水洞沟文化、萨拉乌苏文化、峙峪文化、小南海文化、虎头梁文化和下川文化，等等。这些遗存，连同过去发现的山顶洞人及其文化，都已采用铀系法或其它方法测定其绝对年代，通过比较研究，对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进程有了较多的认识。与华北地区毗连又有密切文化联系的东北地区，近年也有不少重要发现，并初步建立发展序列。辽宁本溪附近的庙后山是我国已知最靠东北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营口金牛山洞穴发现的头盖骨较完整的人类化石，则属早期智人。

过去考古工作薄弱的广大南方地区取得较大的进展，一些地方发现不同时期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遗物，大片地域上的空白被逐渐填补。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及珠江流域的两广地区，普遍发现以大型砾石石器为主的石制品组群，构成我国南方地区颇具特色的一种旧石器文化类型。若干测定数据表明，这类石制品并非一个时期的产物，有的年代较早，而延续的时间较长，其间的时空关系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发现中，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贵州黔西观音洞埋藏甚为丰富，所出石器以石片制作的小工具为主，与北方地区的北京猿人文化对比虽有相似之处，但彼此同少异多，石器的类型和加工方法有显著的差别，反映了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

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进展，还表现为用埋藏学观点对旧石器地点进行宏观的综合考察，以期获得更多人类生存的信息。江陵鸡公山遗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平原人类活动遗迹，在4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揭露出人类居址、石器打制场和动物屠宰场，年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难得的发现，对于研究古人类如何从洞穴走向平原，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其它有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有资料的研究又表明，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南方和北方在文化上便有密切的联系，并且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已成为可能，中国旧石器文化中确实存在欧洲旧石器文化的某些因素。实验考古学和微痕分析的应用，对于判别石器、骨器的制作方法和用途，以及碎骨的形成原因，有重要的帮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探寻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存的工作，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都有一定的成绩。

二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进展尤为显著，历年公布的田野考古资料和发表的专题论文，在已有考古研究成果中占最大比重。夏鼐、苏秉琦的某些论文，安志敏著《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1982年)，佟柱臣著《中国新石器研究》(1995年)，张忠培著《中国北方考古文集》(1986年)，严文明著《仰韶文化研究》(1989年)、《史前考古论集》(1998年)和《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2000年)，以及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二、三辑(1987年、1987年、1993年)等书，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重要论著。特别是白寿彝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1994年)，由苏秉琦任分主编、严文明和张忠培执笔，内容包括：“我们的远古祖先”(约180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万年至前3500年)、“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和“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四章。该书充分利用和总结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现有研究成果，详细论述中国史前时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一)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与谱系的研究和多元文化起源的共识

在大量考古调查发掘的基础上，逐步弄清楚各地考古学文化的文化面貌、发展序列与谱系，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首要课题和基础工作。50年代后期，随着田野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的初步展开，各地陆续发现与过去所知有限几种新石器文化差别明显的遗存，如何恰当地对其命名、推进考古研究的发展，成为考古学界面临的突出问题。夏鼐及时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考古》1959年第4期)，阐述考古学上“文化”的含义、文化定名的条件和方法。该文指出：“考古学文化是指考古遗存中(尤其是原始社会的遗存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具有一群特征明确、经常伴出的类型品，通常以第一次发现典型遗存的小地名来命名”。又说：“这种类型品的发现最好不止一处，不是个别例外的东西；必须对典型遗存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认识它的特征；一种类型可以有不同的分型作为某一文化中不同分支的特征”。夏鼐还强调，对文化定名问题应持严肃的科学态度，预见到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的复杂情况，认为“那些算是两个不同的文化，那些只是地区或时代关系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两个分支”，即在如何界定考古学上的文化、类型和分期方面，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需要将来再详细讨论。这些意见被广大考古学者迅速接受，于是接连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名称，并且得到大家的确认。新石器时代研究由此克服了错误倾向，更加健康地发展起来。

60年代初期，随着若干典型遗址的发掘和有关资料的积累，对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类型、分期及发展关系，展开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一定的共识。黄河下游发现新的被命名为大汶口文化的遗存，并且找到大汶口文化早于龙山文化的地层学证据。长江流域新发现的遗存，中游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或称“石家河文化”)，下游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过去已知的良渚文化，由此建立江汉地区和太湖平原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70年代以后进行的一系列重要发掘和对已有资料的排比分析，特别是碳十四年代测定方法的广泛应用，使中国新石器文化编年体系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并逐步完善起来。1977年，夏鼐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考古》1977年第4期)，第一次以较多碳十四年代数据为基础，结合对各地新石器文化特点和源流的分析，全面讨论中原地区、黄河上游、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其它地区(闽粤沿海、西南、东北)的文化发展问题。苏秉琦则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的几次讲演中，对中国新石器文化在已有分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为六个大区，即：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南方地区(包括东南沿海、岭南和西南几省)，及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包括东北、西北几省)，每个大区又被各自分成若干区域类型。他还将六个大区概括为面向大陆和面向海洋两大部分：由长江中游向西、向北是面向大陆部分，向东、向南是面向海洋部分。夏、苏二位先生这样一番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对我国新石器文化谱系研究起了奠基和开拓的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地考古工作的发展很不平衡，截至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限于黄河流域(包括中原地区和上游、下游地区)及邻近的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南部地区，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至于其它广大地区，或有相当程度的缺环，或仍近于空白，有待于大力开展工作。

随着一些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逐步建立，探寻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便提上议事日程。50年代末，陕西的华县老官台、宝鸡北首岭、西乡李家村等遗址，即曾发现年代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当时已有学者指出，这种遗存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可靠线索，但未引起考古学界的普遍重视。70年代以来，通过对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陕西临潼白家、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的发掘，使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得到确认，并以各遗址为代表对几种分布范围不同的遗存命予新名，有的学者将其泛称为“前仰韶文化”，年代测定表明上限可追溯至公元前6000年以前，我国古代农业文化的年代，由此提早了1000多年。与此同时和随后，黄河下游发现早于大汶口文化的北辛文化、后李文化，长江下游发现早于马家滨文化的河姆渡文化，长江中游、华南和内蒙古等地区也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文化，据测定上限均早至公元前5000年以前，但不属于仰韶文化系统。1986年，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了石磨盘、碎陶片及动植物遗骸，其地理环境具有湖沼由湿变干的特色，据测定距今已达万年或稍早。90年代，长江流域更有一系列重大突破，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发现旧石器时代末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地层序列，以及栽培稻和制陶起源的遗迹；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距今一万年以前的栽培水稻标本，澧县城头山发现距今六千多年的水稻田遗迹。这些重要发现表明，中国大地农业革命发生的时间问题，已经趋于解决。

既然一些地区建立了各自的文化发展序列，又分别发现文化系统不同的早期遗存，学者自然会重新考虑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起源是否一元这个重要课题。过去的一般看法，多倾向于中国新石器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然后由这一个中心向四周传播。夏鼐早在1962年即已认为：“根据考古资料，现今汉族居住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是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连黄河流域的中游与下游，也有很大的差异。”1977年又在关于碳十四年代的文章中，更加明确地指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文化类型不同，“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条件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当然这并不排除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有互相影响，交光互影。这种看法似乎比那种将一切都归之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响的片面的传播论更加适合于当时的真实情况，更能说明问题。”苏秉琦则在1981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又说：“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地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从那时到现在，经过二十年的进一步实践，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起源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成为我国考古学界多数学者的共识。

(二)探讨史前时期的社会结构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大面积揭露原始聚落遗址与氏族公共墓地，进行聚落形态和埋葬制度的分析研究，为探讨史前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可贵的信息。内蒙古东部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保存完整的聚落遗址，距今7000多年。该聚落有壕沟环绕，两座大房子居中心部位，周围分布十几排100多座中小型房屋。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前期的聚落遗址和房屋发掘较多，其中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聚落布局较为完整，距今6000多年。其居住区也有壕沟环绕，中心广场的四周分布五组房屋，每组均以一座大房子为主体，再有20来座中小型房屋，屋门都朝向广场。仰韶文化后期的房屋发掘较少，聚落布局不够完整，郑州大何村发现双间和多间的套房。河南淅川下王岗发现的屈家岭文化长屋，距今5000多年，整个建筑现存32间，分为20个单元，有单间、双间和多间几种。在安徽蒙城尉迟寺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揭露长屋30余间，聚落周围也有壕沟环绕，距今近5000年。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殿堂，由主室、后室、左右侧室和门厅组成，占地总面积420平方米，地面硬度与现今100号水泥地坪相当，是目前所知5000年前面积最大、质量最高的宏伟房屋建筑。严文明曾对仰韶文化的房屋建筑和聚落形态进行全面研究，认为：“仰韶前期的聚落一般为凝聚式和内向式的，其内部组织严密，经济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后期聚落已明显分化，出现了较高级的分间式房屋和中心聚落，同外部的联系也有所加强，并为早期城市的出现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严文明和张忠培等学者，又对截至80年代初发掘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墓地资料，特别是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渭南史家的合葬墓进行讨论，揭示当时社会存在的家族、氏族、部落几级组织及其严密性特点。最近十年发表和尚待发表的墓地资料更加丰富，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发掘墓葬1700多座，大部分属马家窑文化，其中有较多夫妇或家庭成员合葬墓；临潼姜寨仰韶文化前期聚落废弃形成的后期墓地，发掘墓葬180多座，大部分为合葬墓，一般20人左右，最多80多人，不分性别和老少，共计埋葬2200多人。山东兖州王因大汶口文化墓地，发掘800多座墓葬，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一次或二次合葬墓，共计埋葬1000多人。深入分析这些墓葬资料，将使史前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广泛进行我国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判明各地的居民种系、体质特征和人工畸形现象，也陆续取得显著的成绩。

80年代以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成为我国考古学界共同关注的首要课题。开始是夏鼐于1983年，在去日本访问时就此问题所作电视讲演中指出：“〔这种〕探索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他还根据当时掌握的考古资料表示：“二里头文化……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该文于1985年译成中文发表，见《文物》1985年第8期，又见《夏鼐文集》第二册)1986年，苏秉琦根据新发现的红山文化大型祭坛、神庙和积石冢，推断“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进而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五千年文明古国等论点。随后，其他学者发表一些看法，例如安志敏、邹衡便强调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时期没有与商周文明共有的那些因素，因而尚未跨入中国古代文明的门槛，即与夏鼐的意见基本一致；再有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时代形成于龙山文化中晚期，距今四千多年，约当古史中的夏代或唐虞时代。

20世纪末期，各地发现一批与文明起源问题相关的重要遗迹。例如，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多处龙山文化城址，面积一般为三五万至十多万平方米，规模最大的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为20多万平方米，与附近同时期聚落遗址相比，具有中心城邑性质；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城址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城内发现许多房屋基址，城外发现随葬玉器的墓葬，周围分布40多处同时期遗址，中心城邑性质更加明显。再如，浙江余杭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群，中部为建有大型殿堂基址的巨型人工营建土台，附近又有祭坛和贵族坟山，贵族大墓出土大批制作精细的琮、钺和其它礼仪玉器；山西襄汾陶寺的龙山文化墓地，贫富悬殊、等级分明，少数大中型墓的随葬器物具有礼制特点，几座大墓都出土了上百件成套的乐器、彩绘陶器、漆器和其它器物，而大量的小墓则几乎都没有随葬品；山东临朐朱封的龙山文化大墓，葬具采用两层或三层棺椁，随葬较多精美的陶器和玉器，与其它地方的中小型墓也形成鲜明的对比。

为了推进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89～1991年组织所内外部分学者，对这类考古发现进行专项学术考察和讨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1年召开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也是讨论的重点。通过几年来的研讨，多数学者对文明因素的开始出现与文明社会的产生、文明时代形成的标志、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等问题，逐渐取得不同程度的共识，进一步确认“龙山时代”出现早期城市，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已经临近文明的门槛。

伍　夏商周时期考古研究的进展

夏商周时期的考古研究，是中国考古学中形成较早的一个分支。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著录大量的商周铜器，其中许多器物具有史料价值颇高的铭文，因其并非科学发掘所获，又未采取类型学方法进行编年研究，学术价值受到很大的局限。近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以后，曾在安阳殷墟进行持续十年的大规模发掘，在宝鸡斗鸡台、浚县辛村、辉县琉璃阁等地发掘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但是，截至50年代初期，这些重要的发掘资料多未详细公布，难以作进一步研究。

1950年代以来夏商周时期考古研究的进展，首推将文明灿烂的殷墟文化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大段缺环逐步连接起来。开始是在郑州二里冈发现年代早于殷墟的商代前期文化，继而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夏文化探索和商文化溯源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商代、西周和东周列国的都城，以及其它重要的遗址和墓地，都进行了有计划的勘察发掘，又在逐步建立各类考古资料年代序列的基础上，开展了多方面的专题研究，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对商周社会物质文化的认识。商周考古方面的综合性论著，主要有郭宝钧著《中国青铜器时代》(1963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讲义《商周考古》(1979年)，邹衡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980年)及其《续集》(1998年)，李学勤著《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年)，以及李伯谦著《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1998年)等书。

(一)夏文化探索和商文化溯源的研究

关于夏文化问题，早在193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臆测性看法，真正从考古学上探索则肇始于50年代末期。先是古史传说专家徐旭生梳理夏部落活动区域方面的有关资料，确定实地考察的重点地区，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河谷的登封、禹县一带，再是山西西南部的汾河下游。经徐旭生偕同考古学者进行广泛调查，在此重点地区的不少地点，发现年代早于二里冈商代前期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存。通过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长时间发掘，使这种遗存的面貌和分期得以逐渐明确，并且先后揭露两座遗址晚期的宫殿基址，因而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与此同时，又对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的河南龙山文化进行类型和分期的研究，还对被视为“禹都阳城”的登封王城岗龙山晚期城堡进行发掘。于是，夏文化探索便围绕二里头文化分期及其与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冈商代前期文化的关系，二里头、王城岗两遗址是否夏代都城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二里头文化早期属夏文化，但由于学者对夏商文化是否同源、夏商年代如何划分这类问题的认识不同，化是否同源、夏商年代如何划分这类问题的认识不同，相互之间仍有较大分歧。主张夏商文化来源不同的学者，有邹衡等人。他们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或以为第四期是进入商纪年的夏文化)，它的早期(即第一、二期)与晚期(即第三、四期)之间虽有差别，仍属同一类型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主要来源，但不在夏纪年的范围之内。又认为，二里头遗址可能与太康和桀所居斟有关，宫殿基址是夏王朝的宗庙；二里冈为代表的商代前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相比已有质的变化。主张夏商文化同源的学者，有主持郑州商城和王城岗遗址发掘的安金槐、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赵芝荃等。他们认为：二里头文化的早期(即第一、二期)直接承袭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者均属夏文化范畴；二里头文化早期与晚期之间(即第三、四期之间)的差别，是商灭夏这一历史变革的反映。他们又曾分别提出，王城岗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二里头遗址晚期可能属汤都“西亳”(偃师商城发现后改变为汤灭夏后所作“夏社”)。需要指出的是，二里头遗址发掘三十余年积累的丰富资料，近年已经部分地详细公布，使种种问题得以更加深入的研讨；二里头遗址发掘更有新的突破，先后发现前所未知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宫殿基址和铸铜作坊遗迹，晚期的多座宫殿基址和宫墙。这为探索夏文化带来新的希望，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都斟鄩所在的主张，得到较多学者的赞同。

在探索夏文化的同时，对与之密切相关的先商文化等问题，也进行了考察与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先商文化来源于豫北、冀南的龙山文化遗存，与二里头文化及其前身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煤山)类型为平行发展关系。有的认为河南龙山文化的豫北和豫东类型是先商文化。又有学者提出，豫东类型龙山文化是有虞氏的文化遗存，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或岳石文化是东夷系统的文化遗存。还有学者将中原以外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与当地有关夏人(主要是禹和桀)居留的传说联系起来，用夏王朝灭亡后的部族大迁徙观点进行解释。凡此将文化因素分析与古史传说资料相结合进行的探讨，无疑是我国原史时代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慎重从事，持续努力，必将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成果。

(二)郑州、偃师两座商城和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研究

商代考古研究中最重要的进展，是从后期的安阳殷墟上溯到二三百年前的商朝建国初期，先后发现两处当时的城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又在二里头遗址发掘两座宫殿基址。关于郑州商城的年代和范围，考古学界曾有较大的争议，后来意见趋于一致。城址周长近7公里，营建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前后。城址内部的宫殿基址，外围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墓地，都已进行一定的发掘。但对郑州商城究竟建于那一代商王，则有仲丁隞都、成汤亳都两种看法。郑州西北郊小双桥发现略晚于郑州商城的宫殿基址及祭祀遗迹以后，又有那里是郑州商城祭祀场所，还是仲丁隞都真正所在的争论。偃师发现的商代城址，范围比郑州商城稍小，城内发现布局规整的宫殿、府库，以及园囿、作坊等遗址，其始建年代可能略早。发掘者根据城址的规模和格局均非一般，以及其它有关资料，推定其为汤都西亳，有的学者虽持不同看法，但不否认其是商代初期的重要城邑。郑州、偃师两座商城的始建年代和性质，关系到确定夏商文化的分界，正确认识夏、商之间的文化关系，从而极大地促进夏文化和先商文化问题的彻底解决。

过去积累考古资料较多的安阳殷墟，通过50年代以来持续进行的有计划发掘，对商代后期文化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类型分析，进行殷墟文化的分期断代，为这种深入研究提供有利的条件。长时间的勘察发掘，又使殷墟布局得到进一步明确。现有发掘资料表明，殷墟的各种重要遗迹，无论是宫殿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是大型和中小型墓葬，绝大多数都属于殷王武丁及其以后时期，年代早于武丁时期的很少或绝无。因而，殷墟究竟是盘庚所迁，还是武丁及其以后的殷都，重新成为有关学者关注的课题。特别是近年又在殷墟东北发现洹北商城，范围大于郑州商城，遗存年代属殷墟一期或更早，并且在南北中轴线上揭露出规模宏大、严整有序的宫殿区，更有学者认为殷墟是武丁以后所都，这里才是盘庚所迁之“殷”。

历年来的殷墟发掘中，占比重最大的是3000多座墓葬。其中，1950年在王陵区东部发掘的武官村大墓，曾经引起学术界对殷代人殉现象的关注。后来，又对武官村附近殷代祭祀先王的人祭坑，几次进行大面积揭露。这种人祭坑，早在30年代即曾作过较多发掘，累计总数1400多座，发现身首分离的人牲骨骸达一万多具(一般每坑10具)，充分反映了殷代大量用人祭祀的悲惨情景。1976年发掘的武丁配偶妇好墓，是殷墟发掘六十多年来唯一未经盗掘的高级贵族墓葬，为研究殷代的青铜器、玉器和礼制提供了可贵资料。殷墟西区分属不同墓区的中小型墓葬，各个墓区随葬陶器的组合和铜器铭文的族氏符号往往有所不同，表明它们可能属于不同的氏族或家族。根据殷墟发现的大量墓葬资料，探讨当时的阶级状况、等级制度和血缘、亲属关系，对商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有重要帮助。这些年来殷墟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无论数量之大和精美程度，都远远超过以往多年发掘所得。《殷墟青铜器》(1985年)和《殷墟玉器》(1982年)二书集录了这方面的重要资料，反映了郑振香、杨锡璋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的成果。《安阳殷墟头骨研究》(1985年)一书，则是杨希枚、潘其风、韩康信三位学者，对殷墟发掘以来出土人头骨的研究成果总集。

(三)商殷文化分布范围与影响区域的研究

扩大对商殷文化分布和影响范围的认识，并进行文化区域的研究，是商殷时期考古的又一重要进展。现有资料表明，黄河中游商朝王畿之地周围，北起冀中平原，南到江淮、江汉一线，东起山东胶莱平原，西至关中东部，是与商殷文化有直接渊源关系的地区。在此范围内作过较多发掘的河北藁城台西、湖北黄陂盘龙城、西安老牛坡等遗址，山东益都苏埠屯、滕州前掌大两地的大墓，以及河南罗山蟒张墓地，均属商朝在各地重要据点的遗迹，它们的文化遗存虽有一些地方风格，但在整体上仍具有商殷文化的共同特点。再推进到更加广阔的范围，北起长城内外，南至两广北部，东起胶东半岛，西至甘青地区和四川盆地，分布有与商殷文化关系程度不同的各种青铜文化。其中，令人惊异的两项重大发现——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分别出土许多前所未见的大型珍贵铜器，表明当时在长江流域存在不同系统的发达青铜文化，既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受到商殷文化的深刻影响。当然，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总是相互的，周边地区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商殷文化的关系同样如此。以胡厚宣为导师的宋新潮的博士学位论文《殷商文化区域研究》(1991年)，对这方面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

(四)西周时期的发掘与研究

西周时期的田野考古工作有较大的发展。50年代着手进行至今的丰镐地区发掘，不断增进对西周物质文化的认识，完善西周考古资料的年代序列，为其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经过50年的努力，已在这一带地方，发掘上千座西周不同时期的墓葬，其中包括葬制规格较高的王室重臣井叔和其他贵族的族葬墓地；并且发现年代早至灭商以前，即文王作邑于丰时期的遗存。特别是在沣河的西岸和东岸，分别揭露十多座西周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为判明丰、镐二京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新的线索。

地跨岐山、扶风二县的周原，作为文王迁丰以前的都邑和西周时期的要地，曾于70年代进行大规模发掘，先后揭露西周早期的一处两进四合院式宫室建筑基址，西周中期的一组体量较大的全瓦顶庙堂建筑基址；发现埋藏众多有铭铜器的窖藏、手工业作坊遗迹、贵族和平民墓地，还出土一批刻辞甲骨，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西周时期的考古资料。探寻西周东都洛邑的考古工作，也是70年代开始才有所突破。此前受到考古学者关注的洛阳西郊涧河两岸，经调查发掘并未发现西周时期的丰富文化堆积和重要遗迹遗物。而在洛阳东郊的瀍河两岸，却发现范围较大的西周贵族墓地，发掘出土周王重臣所作有铭铜器，以及成套车马铜饰等高级随葬器物；又在墓地附近发掘一处为周室铸造青铜礼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曾发现可能是殿堂基址的夯土遗迹。种种情况充分说明，洛邑大概就在这一带地方。

西周时期诸侯国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北京琉璃河燕侯墓地、山西曲沃晋侯墓地、河南平顶山应侯墓地、三门峡虢公墓地。几处墓地都发掘出多座葬制规格很高的大墓，出土了记载该国国君爵称、人名和重要史实的有铭铜器。有的大墓保存有成套的青铜礼器、乐器和佩玉，还曾发掘出附葬的车马坑。墓地附近，又发现当时都邑的遗址或其重要线索。其中最可贵的是晋侯墓地，先后发掘九代晋侯及夫人的19座异穴合葬墓，年代跨整个西周中晚期。曲阜的鲁国故城，经勘察至迟形成于西周晚期，城垣之内已发现西周早期的遗迹。这些发现，连同30年代发掘的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墓地(现属鹤壁市)，对西周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宝鸡茹家庄、竹园沟两地发掘的一批文献失载的国墓葬，出土了较多典型的西周早期风格铜器，又有一些可能属氐、羌族的寺洼—安国式陶器以及巴蜀式器物。长江下游特有的“土墩墓”作过不少调查发掘，随葬器物以地方特点突出的原始瓷器为主，个别青铜礼器则中原风格与地方特色并存。这些情况，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同地区复杂的民族文化关系。

历年来，特别是70年代以后，各地出土西周铜器的数量相当可观，有铭文的多达六七百件，西周前期几乎每个王世都发现新的标准器，过去标准器较少的西周中期更显著增多，这对于西周铜器的断代和分期研究有很大的推进。其中，史料价值较高和铭文字数较多的器物，例如利簋、何尊、宜侯夨簋、史墙盘及“裘卫四器”等，又为研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提供极为难得的第一手文字史料。

(五)东周时期的发掘与研究

东周时期普遍出现设防城市，是当时突出的一种社会现象。过去对东周城址所作考古工作较少。1950年代以来，对洛阳东周王城、曲阜鲁国故城、临淄齐国故城、邹县邾国故城、滕州薛国故城、侯马晋国故城、夏县魏安邑城址、新郑郑韩故城、邯郸赵国故城、平山中山灵寿城址、易县燕下都城址，以及江陵楚纪南城、凤翔秦都雍城等遗址，都曾进行一定规模的勘察发掘。这些都城遗址的范围很广，一般都有十多平方公里。鲁、齐、楚三城，已经探明城墙和城门的位置，并大体了解城内的布局情况。其它城址多仅知城垣范围，甚至城垣也未能完全判明。尽管如此，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座城址像《考工记》记载的那么规整。列国都城内外的重要遗迹，作过大规模发掘的主要有：侯马的晋国盟誓、铸铜遗址，秦都雍城的朝寝、宗庙遗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以及楚纪南城的宫殿、水门遗址等。列国都城的勘察和重要遗址的发掘，有待于更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将为当时各国历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物证。

各地发掘的东周时期墓葬，主要集中在列国都城和其它城市附近，总计约有七八千座，是研究各地经济、文化和礼俗的宝贵资料。根据现有发掘资料，可将东周墓葬分为几个区域：中原地区，包括洛阳附近的周墓，以及邻近的三晋和郑、虢等国墓葬，属传统的周制范畴；南方的楚墓，葬制与中原有较大差别，历年发掘和公布的资料最多，出版有《江陵雨台山楚墓》(1980年)、《信阳楚墓》(1986年)、《淅川下寺春秋楚墓》(1991年)、《当阳赵家湖楚墓》(1992年)、《包山楚墓》(1993年)、《江陵九店东周墓》(1995年)、《长沙楚墓》(2000年)；关中的秦墓，地方特点也很突出，多为雍城、咸阳附近的小型墓葬。发掘资料公布较少的齐、鲁、燕三国墓葬，与中原地区接近，又有一定的特色。吴、越等国地区，则与楚国有较多的联系。其中，随葬器物异常丰富的高级贵族墓葬，如淅川楚令尹墓、太原晋卿墓、寿县蔡侯墓、固始“勾吴夫人墓”(？)、随州曾侯墓、淮阳楚王墓、平山中山王墓，以及沂水莒君夫妇墓、光山黄君夫妇墓等，分别出土许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物。凤翔雍城附近发现的秦公陵园，以及其中已被发掘的秦景公墓，规模之大实属罕见，但因早年遭受严重盗掘，未能获得大量的珍贵文物。

根据典型考古资料，并与相关学科专家密切合作，研讨两周时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取得了许多新的重要认识。目前所知，中原地区开始出现人工制作铁器的年代，已上溯至西周晚期，为三门峡虢公墓出土的玉茎铜芯铁剑。春秋时期则有甘肃灵台的铜柄铁剑、宝鸡益门村的金柄铁剑，以及凤翔秦公大墓所出铁质掘土工具等项。经检测，我国的早期铁器属“块炼铁”制品，这虽然比欧洲出现的时间要晚，但不久便拥有生铁制品，又比欧洲早1800多年。发展到战国时期，用块炼铁渗碳成钢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湖北大冶铜绿山、江西瑞昌铜岭等矿冶遗址和山西侯马铸铜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当时铜矿的开采、冶炼和青铜铸造等生产状况，有了更加明确的了解。淅川楚令尹墓所出铜禁和随州曾侯墓所出尊盘，被确认为我国年代最早的失蜡法制品。可靠的实物证据表明，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熟练地掌握这种高超的铸造工艺。江陵马山楚墓出土大批保存完好的丝织衣物，充分显示出当时丝织工业在饲蚕、缫纺、织造、炼染及刺绣方面的发达水平。西周钟双音现象的被发现和编钟音阶结构的判明，曾侯墓编钟制作工艺的考察及根据测音资料和乐律铭文所作研究，使我们对两周时期乐器的制造和乐律水平，有了和过去迥然不同的认识。

至于整个商周时期青铜器的整理研究，除铜器铭文的系统整理将在本文末尾关于出土文献资料部分集中介绍外，铜器图像和纹饰的资料选编主要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编《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全书6册，已出4册)，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1984年)等书，所收资料都十分丰富。综合性论著有郭宝钧遗著《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1981年)、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1988年)、朱凤瀚著《古代中国青铜器》(1995年)、李学勤著《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年)等书。《中国青铜器全集》(1993～1998年)作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一种，由马承源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十多位知名专家负责分编。全书共16卷，所收资料以考古发掘品为主，酌收国内外博物馆所藏有代表性的传世品，以时代为纲、地区为纬进行编排，力求全面展示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全貌。内容以商周时期为主，兼及秦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历代铜镜，总计收录中国青铜器2700件。这是目前收录资料最丰、印制最精的一部中国青铜器集录，堪称皇皇巨著。

陆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考古研究的进展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考古研究，其工作基础也很有限。金石学家曾对非发掘出土的石刻文字和古器物资料，如碑刻、玺印、钱币、铜镜，乃至瓦当、封泥、画像石等，作过一定的搜集和整理。某些外国学者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情况下，潜入西北、东北、华北和其它地区进行考古活动，曾发掘出一批汉唐等时期的遗址和墓葬，攫取许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珍贵文物。新中国成立以后，有计划地开展这个时期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使各方面的考古资料得到较为丰富的积累，从而更加全面地揭示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和社会生活具体面貌。

这个时期的综合性论著，目前正式出版的不多。关于汉代考古的重要论著，主要有：俞伟超在北京大学执教的讲义《战国秦汉考古》上册(战国、秦、西汉部分，1973年)及《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1985年)，王仲殊去美国讲学的讲稿《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分别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性总结；孙机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1991年)，则将汉代物质文化方面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与考订。汉代以后，较重要的有宿白在北京大学执教的讲义《三国—宋元考古》上册(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1974年)，后来将其中鲜卑遗迹的章节增补，在《文物》月刊连载(见1977年第5期、第11期和1978年第7期)，是鲜卑考古方面的重要论著。近年，其它大学的教师，有的曾将汉唐时期考古的部分讲义交付出版。

(一)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

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是秦汉及其以后时期考古工作的首要任务。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即已进行较多工作的主要有：西汉长安城遗址，东汉和北魏洛阳城遗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辽中京遗址(在今内蒙古宁城县境)，以及金中都和元大都遗址(在今北京市区)等项。经过若干年的努力，这些城址的整体布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现有考古资料足以说明我国古代都城建制的演变轮廓，其中包括城址的平面形状、宫城在城内的位置，主干大道的分布及里坊制度等，发展变化的规律十分明显，生动地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80年代以来，又对中国都市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曹魏至北齐时期邺城遗址(在今河北临漳县境)，进行有计划的全面勘察，大体了解该城的布局特点。另外，还对三国时代的孙吴武昌城(在今湖北鄂城)、六朝建康城(在今江苏南京)、北魏平城(在今山西大同)、北宋汴梁城(在今河南开封)、南宋临安城(在今浙江杭州)、明中都城(在今安徽凤阳)等遗址，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实地考察。作过较多考察的重要地方城市，则有隋唐扬州城遗址、西夏和元代黑城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处。

历年来，在各个都城遗址进行了许多大规模的勘察与发掘。其中主要有：秦都咸阳宫殿和阿房宫遗址，西汉长安的宣平门、未央宫、武库、东西市及南郊礼制建筑遗址，东汉洛阳城南的明堂、辟雍、太学、灵台等遗址和刑徒墓地，北魏洛阳的建春门遗址和永宁寺塔基，东魏、北齐邺南城的朱明门遗址，唐代长安的明德门、含光门、大明宫、兴庆宫、青龙寺、西明寺、东西市等遗址，唐代洛阳的宫城应天门东阙、武则天明堂、上阳宫园林和白居易故里、含嘉仓城等遗址，辽中京的佛寺遗址，元大都的和义门瓮城城门和若干民居遗址，以及秦始皇时渤海岸边的行宫遗址、唐代华清宫和九成宫遗址、黑城的元亦集乃路总管府遗址等项，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展现各个时期的社会面貌。

一系列都城和重要地方城市遗址的勘察发掘，大都未曾发表详细的考古报告，现已出版的仅有《汉长安城未央宫》(1996年)、《北魏洛阳永宁寺》(1996年)、《唐长安大明宫》(1959年)，更缺乏系统论述的考古学专著。王仲殊1982年在日本的讲演《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概述两汉至北魏时期都城的发展，探讨其间演变的趋向和规律。宿白的《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一文(《考古》1978年第5期)，则对隋唐两京布局的特点及其影响，进行详细的阐述。历史学家杨宽所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根据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参照现已公布的考古资料，研讨先秦、秦汉、北魏和唐代都城制度的发展，以及宋代以后都城制度的变革。

(二)历代陵墓的勘察发掘

秦汉及其以后各代的陵墓，是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又一重要对象。历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秦汉时期有：秦始皇陵陵园的勘察和陵侧兵马俑坑、铜车马坑、陪葬墓地的发掘，西汉十一陵的全面调查，汉景帝阳陵兵马俑坑和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的发掘；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河南偃师县境西晋文、武二帝陵的勘定，南京、丹阳一带东晋和南朝若干帝陵的发掘，山西大同北魏文明太后冯氏永固陵和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的发掘，河北磁县湾漳东魏北齐时期大墓(应为某代帝陵)的发掘；唐代有：关中十八陵的全面调查，特别是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和武则天乾陵、睿宗桥陵等的重点勘察；五代有：南京南唐二陵、成都后蜀孟知祥和杭州吴越王钱元瓘陵的发掘；宋代及其以后有：巩县北宋诸陵的调查和宋太宗元德李后陵的发掘，北京房山金陵的勘探，宁夏贺兰山麓西夏帝陵的调查发掘，以及江苏泗洪明祖陵的调查和北京明定陵的发掘。其中出版大型考古报告的仅有《定陵》(1990年)。通过这些调查发掘，对我国古代帝陵园寝制度的演变有了大体明确的认识，虽已有考古学者撰文论述，但尚无系统的考古学专著问世。杨宽的历史学著作《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方面的考古研究情况。

各地发掘的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墓葬数以万计，积累资料较多的地区都已进行各代墓葬的编年研究，例如洛阳烧沟汉墓、广州汉墓。鄂城和南京的六朝墓、西安郊区的隋唐墓具有典型意义，为墓葬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尺，从而得以更加深入地探讨各地不同历史时期的丧葬礼俗和社会生活状况。其中历史价值较高的发现，仅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列侯墓葬就有：因首次完整复原金缕玉衣闻名的满城中山王墓及广州南越王墓、曲阜鲁王墓、永城梁王墓、徐州楚王墓等大型崖洞墓；北京大葆台广阳王墓、高邮神居山广陵王墓、长沙近郊吴氏长沙王室墓等“黄肠题凑”墓；出土大批帛书、丝织衣物、漆器及帛画、女尸的长沙马王堆轪侯家族墓；以及咸阳杨家湾大墓(墓主或系绛侯周勃父子)、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东汉和魏晋时期有：徐州彭城王墓和定县中山王墓，潼关杨震宗族墓和亳县曹腾宗族墓，河北望都、河南密县、内蒙古和林格尔等地的壁画墓，山东沂南、江苏徐州、河南南阳等地的画像石墓，以及出土铜奔马和铜车俑的武威雷台汉墓。再如唐代，仅陪葬昭陵和乾陵的就有程咬金、尉迟敬德、李勣、郑仁泰，及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等人墓。其它时代，也发掘过许多王侯、勋戚和名臣墓葬。大批珍贵的随葬器物是各个时期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的缩影。

(三)某些专题的系统研究

根据遗址和墓葬出土资料，采用考古学方法进行某些专题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例如，在古代钱币方面，由中国钱币学会组织编撰的集成性资料汇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全书共12卷)，大型工具书《中国钱币大辞典》(全书共10卷)，已经陆续出版。钱币研究突破鉴赏桎梏，走上科学轨道，展现出新的面貌。蒋若是著《秦汉钱币研究》(1997年)，通过对可靠资料的排比分析，鉴别先秦和秦代半两，确认郡国、赤仄和三官五铢，是其突出的一例。再如丘光明著的《中国历代度量衡考》(1992年)，尽可能齐全地搜集现存古代度量衡器，用现代化手段进行检测，进而探讨历代度量衡制度的发展。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全书共6卷，1993年)，系统搜集我国史前至明清时代的玉器精品，考察各个时期琢玉工艺的成就。杨泓著《中国古兵器论丛》(1985年)、孙机著《中国古舆服论丛》(1993年)，对古代兵器和舆服进行了专门研究。凡此，都弥补了考古研究的薄弱环节。

编辑出版中国古代石窟资料的学术性集录，特别是运用考古学方法对窟形、造像、壁画进行类型组合排比和编年分期研究，是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又一重要进展。中日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系列，内容包括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永靖炳灵寺、麦积山石窟、巩县石窟寺、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安西榆林窟等，共计17个分册。其中最能体现石窟寺考古成果的是新疆克孜尔、库木吐喇两石窟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各卷，载有宿白和其他中国学者的长篇考古研究论文。综合性论著出版有：宿白著《中国石窟寺研究》(1996年)，马世长等著《佛教石窟考古概要》(1993年)。敦煌石窟和云冈石窟窟前遗址的发掘，是石窟寺考古的新突破。通过前项发掘，得以了解敦煌底层洞窟的真实面貌和历史变迁。后项发掘，则对判明云岗石窟的开凿程序和开凿技术有重要帮助。

古代舍利塔基的发掘，是佛教考古的重要方面。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是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塔基。出土珍贵文物最多的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所出唐代皇室瘗埋佛骨舍利的法器和供奉品，其中包括丝织品、金银器、玻璃器、瓷器和珠宝玉器等，总计1000余件，档次高，数量多，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尤为突出。

根据考古资料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改变过去那种主要依靠文献资料、缺乏实物佐证的研究状况，是196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的重要成就。考古学家和有关学科专家密切配合，认真研究已有的各类实物资料，采用现代化测试手段进行有计划的分析鉴定，具体地揭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新近出版的不同门类科技发展史专著，都注意体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陶瓷方面，对历代瓷窑遗址进行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结合工艺考察资料，探讨中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考查不同窑系的烧制技术和产品特点，并且结合各地墓葬出土的典型标本，进行瓷器器形和纹饰的分期断代。由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安志敏、安金槐、冯先铭等考古学家参与执笔，已经出版内容翔实的《中国陶瓷史》(1982年)。再如冶金方面，对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进行系统的工艺考察，发掘古代铜矿和铸铜、冶铁遗址，进行铸铜工艺的模拟试验，开展放射性铅的同位素分析，以期探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冶铸技术的发展状况；纺织方面，对战国、汉代和其它时期难得完整保存的丝织物标本进行工艺考察，展现了我国古代纺织工业高超技术的实际情况。这些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使其专业技术史的内容得到极大的丰富。对于天文历算、地理舆图、水利交通、农业科学、医药卫生等方面的历史研究，也提供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资料。夏鼐著《考古学和科技史》一书(1979年)，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截至70年代有关科技史的考古新发现，也汇集了他本人对我国古代纺织、天文、冶金等方面实物资料进行专题研究的名作。

(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外关系的考古研究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收获。例如，东北地区含青铜短剑的东胡、肃慎等族文化，高句丽、渤海的城址和墓葬；北方地区以透雕青铜带饰为显著特征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和匈奴、鲜卑等族遗存；新疆的汉代西域诸国和高昌、突厥遗存；云、贵、川地区的西南夷系统青铜文化和南诏、大理遗迹；西藏的吐蕃和古格王国遗迹，等等。同时，又对额济纳河流域和敦煌附近的汉代障燧遗址、内蒙古和相邻地区的秦汉长城遗址、新疆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遗址、东北北部的金代界壕遗址，重新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勘察发掘。这一系列工作，为研究各地古代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阐明广阔边疆与内地悠久的历史关系，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佟柱臣著《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1991年)，较为全面地反映这方面情况。冯汉骥的《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1985年)和童恩正的《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1990年)，则是西南地区考古方面的重要论著。其它边疆地区，也有一些考古研究的论著。

中外关系方面的考古研究受到重视。有关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主要有波斯萨珊朝银币、金银器、织锦和东罗马金币等文物，夏鼐对这方面作过较多详细的考察。近年太原隋虞弘墓等处发现的火祆教彩绘石雕，揭示了入住中原的中亚粟特人的生活面貌。海上航路的考古研究也有所开展，除在宁波、泉州两地发掘宋代沉没的海船外，还进行了古外销瓷问题的研究。再有王仲殊等根据我国考古发现，对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柒　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的进展

1950年代以来出土的各类文献资料，无论是过去已有相当积累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历代碑志及简牍、玺印，还是前所未见的周原甲骨、侯马盟书、马王堆帛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的发现。整理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同田野考古更加紧密的结合，注意出土时的层位和组合关系，并且力求将各类资料清理得比较彻底，以便更加全面地进行系统研究。

殷墟甲骨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甲骨文合集》(1978～1982年)。这部集成性甲骨资料汇编，名义上由郭沫若主编，实际为胡厚宣主持编纂工作。其拓片集13册是在对70年代以前殷墟出土甲骨资料进行广泛调查和全面整理的基础上，遴选较有学术价值的41000余片，按照分期、分类的方式汇编成书。至于资料来源说明及释文，则另行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一曼等编《小屯南地甲骨》(1980年、1983年)，将1973年殷墟发掘出土的4000余片甲骨，采取考古报告的方式公布，即按照出土单位著录，并且附有释文、索引、摹本和钻凿形态，为甲骨学研究提供完整的科学资料。姚孝遂等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中华书局，1988年)，将《甲骨文合集》连同《小屯南地甲骨》和近年出版的英国、日本、加拿大所藏甲骨集录，逐条摹写并对应以释文，使甲骨资料辑录得更加齐全。姚孝遂等又编有便于检索的工具书《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与《甲骨文合集》相映成趣，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甲骨学方面，影响最大的论著，是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1956年)。这部全面而详细总结甲骨学成果的通论性著作，系统地整理了前人、近人甲骨文研究的各种可取说法，根据已有资料进行补正和修正，并且综合地叙述殷墟甲骨各方面的重要内容。由于作者对甲骨文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掌握得比较充分，论述问题既注意甲骨文本身的内部联系，又将其与文献记载、考古资料、西周金文相印证，加以他对甲骨断代学有新的发展，因而对诸多问题探讨得较为深入。该书既可供专门研究者参考，又能为初学者指点门径，对甲骨学的普及和提高起了重要作用。为回顾甲骨文发现一百年来的研究成果，又出版有王宇信、宋镇豪等撰写的《甲骨学一百年》(1999年)。

商周金文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陈公柔等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1984～1994年)。其拓片集18册，著录商周金文将近12000器，是目前资料最丰富的金文总集。举凡宋代以来著录、历年来各地出土，以及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商周铜器铭文，都尽可能齐全地收录，采取传统的金文著录方式，即按照器类和字数编排；每个分册又附有文字说明，逐器交代原有著录、出土情况、现藏处所、资料来源等事项，便于研究者使用时查核。商周金文的检索用书，首推《殷周金文集成》编辑组成员张亚初独力编撰的《殷周金文集成引得》(2002年)。上海博物馆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全书共4册)，选录史料价值较高的商周金文926器，附以释文和简注，一般历史考古研究者使用较为方便。容庚编著的《金文编》，经其弟子马国权、张振林先后协助，由张写定为新的修订本(1985年)。修订本与1959年第三版相比，内容更加充实，采用器铭和所列字头增加四分之一，重文增加三分之一以上，仍是目前最完整的金文字典。

金文方面的重要论著，有陈梦家著《西周铜器断代》(2004年)和唐兰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1986年)两部遗著的未完稿。陈书写作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期，接近完稿，考释器铭二百余器，涉及的关联器则不下四百器。唐书写作于70年代，写至穆王而未完，考释近二百器，穆王未完部分和穆王以后，存一百多件器铭释文和器目。陈、唐二位先生的未完稿，分别就其见及的西周有铭铜器进行比较彻底的清理，并且都采用郭沫若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而有所发展，注重所考器铭内容和形制、纹饰等方面的相互联系，但其注重的程度和论述的详略则有不同，各自成一家之言。二位先生判定的器铭所属王世，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彼此存在不少差异，主要是陈梦家与郭沫若基本一致定为成康时期的许多器铭，唐兰则定为成康以后的昭穆时期，此类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陈书的内容除器铭考释外，还包括探讨西周地理、典章制度、器物形制等问题的若干总论。

战国时期新出土的文献资料，仅随州曾侯墓所出铜器铭文和遣策竹简即达万字以上。较重要的发现，还有湖北、湖南、河南的十多批楚墓竹简，以及侯马、温县的晋国盟书。其中，除铜器铭文已经收入《殷周金文集成》，侯马盟书、曾侯墓简和部分楚简已经发表者外，多数楚简尚未详细公布。已经公布的楚简中，内容多属先秦典籍的荆门郭店简和上海博物馆藏简，受到有关学者的广泛关注。战国文字的通盘研究经朱德熙、裘锡圭、李学勤、黄盛璋等学者的努力，释字水平有较大提高，使之形成中国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何琳仪著《战国文字通论》(1989年)，是这方面较好的通论性著作。战国文字资料汇编和字典有：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和《古玺文编》(1981年)，张颔编《古币文编》(1986年)，高明编《古陶文汇编》(1990年)和《古陶文字征》(1991年)，滕壬生编《楚系简帛文字编》(1995年)，施谢捷编《吴越文字汇编》(1998年)等。

秦汉时期的出土文献资料，特别是墓葬所出简牍中典籍(或其摘抄)和法律文书的整理研究，更是成绩斐然。目前发现的众多简本典籍，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主要是西汉初期写本，少数属西汉晚期、东汉或秦代，内容涉及《汉书·艺文志》所述各种门类。这便使我们得以看到若干要籍未经汉代学者加工的早期传本，订正了某些古书的成书年代，并且发现当时流行于民间的一批方术等类佚书。如此，其在文献学上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法律文书简牍的大量出土，为汉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档案资料。其中，现已正式出版的有：《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容为《日书》和法律文书)、《银雀山汉墓竹简》(内容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武威汉简》(内容为《仪礼系》，陈梦家执笔)、《武威汉代医简》，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和该墓所出医简；尚待详细发表的有：云梦龙岗秦简(内容为法律文书)、天水放马滩秦简(内容为《日书》等)、阜阳双古堆汉简(内容为《诗经》等)、定县八角廊汉简(内容为《论语》等)，以及江陵凤凰山汉简(内容为《日书》、法律文书等)和张家山汉简(内容为乡里文书)。

以屯戍文书为主要内容的汉代边塞简牍，1930年代中国瑞典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在居延地区有较多的发现，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由陈梦家主持，徐苹芳、陈公柔参与，对其按出土地点进行整理，编纂为《居延汉简

甲乙编》(1980年)。陈梦家又著有《汉简缀述》一书(1981年)，所收论文根据居延汉简的全面整理，结合障隧遗址的考古发现，探讨汉代边塞与防御的组织状况，进行各类簿册的复原研究。这标志着汉简研究在基本方法上，从金石学式单简考证到考古学和古文书学研究的重大转变。1972～1974年发掘出土的边塞简牍、居延甲渠候官与第四隧的发现，已将释文出版为《居延新简》(1990年)。敦煌附近的最新发现，连同20世纪初出土资料，已出版《敦煌汉简》(1991年)；90年代汉代悬泉置遗址所出两万支简，则正在进行整理。

历年来各地出土的墓志数以万计，由中国文物研究所主持、各省分别汇编合集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已经开始正式出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一书(1991年)，共9卷30册，兼收新出土和传世的隋唐五代墓志拓片，总计多达5000余方。

其它重要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又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高昌墓地所出公元4～8世纪汉文文书，编辑出版为《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1981～1991年)。再有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1983年)、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年)、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1991年)等。

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和丰硕成果，面向21世纪的发展前景，迫切需要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加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建设。特别是在国外考古学新思潮不断传入的情况下，更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搞好这种研究，以期从自己学科的实际出发，尽可能多地吸取外来营养，达到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同时，必须继续大力加强田野考古工作。由于过去各个地区和各个方面考古工作的不平衡，有待于改善的薄弱环节仍然很多，典型性发掘和基础性研究不嫌其多，尚嫌其少，只有更加详细地掌握各种可靠的科学资料，才能使考古研究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还要进一步密切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协作，将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更加充分地应用于考古研究。我们在这方面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不少差距，急待迎头赶上，使考古研究获得更多的信息。还要加强与外国考古学界的联系。过去，许多老一辈考古学家通晓外国考古学的情况，善于从世界考古学的角度考虑中国考古学的问题，现在需要培养更多熟悉外国考古学的专家，只有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才能正确估计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更加清楚地认识我们祖先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当此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的日子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