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漫谈“封建”

白公寿彝九十大寿，朋辈、学生集文为他祝寿。我写点什么?想了这个题目：《漫谈“封建”》。“漫谈”者，一知半解，思考也不成熟，姑妄谈之而已。意在祝寿而求教。

一

我们现在对“封建”的认识，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欧洲中世纪社会所得的结论。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一般认为有两个来源，一是日耳曼，一是罗马帝国。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时候，自己正处在原始社会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代。王权逐渐发展，贵族阶级已出现，王和贵族左右正出现一个依附阶层，他们依附于王和贵族。罗马帝国后期，城市交换经济衰落，奴隶制度式微，小农经济破产，社会上出现隶农。自由民小农破产依附大土地所有者成为隶农，奴隶解放也成为隶农。

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后，两种制度相遇而产生封建制度、封建社会。所以说，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是两种不同时代社会阶段相遇、相结合而产生的结果。一个是日耳曼人由原始社会走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代，一个是罗马帝国的末期，也就是古代社会或者说奴隶社会的末期，正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时代。

如果这样认识不错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封建”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上在两个时代出现：一个是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刚刚分解为阶级社会的时代，如日耳曼人的古代；一个是古代社会（通常所说的奴隶社会）末期，如罗马帝国的末期。

二

从原始社会解体向阶级社会转化的过渡时期出现依附现象，并不是日耳曼民族的专利，世界上好多民族在他们历史上的这个阶段，也出现过同样现象，有的还出现过农奴制。

公元前9世纪前后，雅典氏族社会解体，社会分解为贵族、平民两大阶级，不仅出现奴隶，还出现被保护民，实即贵族的依附民。亚里斯多德就把雅典的六一汉叫做被保护民。六一汉耕种贵族的土地，收获的六分之五交纳给地主，六分之一留作自己的生活费用。六一汉或被保护民就是贵族地主的依附民。

斯巴达人在氏族社会解体时期，本族分解为贵族、平民，还有边民，是被斯巴达人征服的民族。他们仍被留在原来他们居住的土地上为斯巴达人耕田纳租。希洛特（Helots，亦译作赫罗泰或黑劳士）也是被征服的，因为反抗失败，地位比边民更低。

被克里特人征服后的边民，地位和希洛特差不多，亚里斯多德就把他们和希洛特人作对比。

罗马在王政时期，也出现被保护民。被保护人从保护人那里取得土地、牲畜，法律上受保护人的保护。他们要为保护人工作，跟随他们打仗。

世界古代史学家朱理斯·陶屯（Jules Toutain）在他的《古代世界的经济生活》（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Ancient World）一书中叙述公元前9世纪前希腊的情况说：“在历史时代开始的时期（约指公元前11～9世纪），在希腊的一些地区，由于入侵、移民、征服所引起的人民迁徙，在土地耕作方面出现一种特殊的剥削制度。在新的征服者到来之前，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原地旧居民被压制到通常所说农奴的境地。这是被斯巴达征服的美赛尼亚人（Messenians）的命运，也是很多被希腊人征服为殖民地的当地居民的命运，例如：黑海沿岸的海拉克里亚和赛拉古斯（Pontic Heracleia and Syracuse）。拉哥尼亚的希洛特（Helots）和帖撒利的潘尼斯特（Penestae），是这些‘依附在土地上的农奴’中最知名的实例。他们耕种的土地不属于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再属于他们。在征服者到来之前，他们对这些土地原拥有完全的所有权。侵入和征服的结果是土地被夺走，他们都被强制留在土地上为征服者的利益而耕种。”

有的西方史学家认为公元前11～9世纪希腊就有过像欧洲中世纪样的封建制度。如J．W．斯文（Joseph waId Swain）在《古代世界》（The Ancient world）一书中说：“在这时期（多利安人入侵后的三百年间，约为公元前11—9世纪），希腊社会组织是很简单的。人民（氏族成员）已分裂为两个阶级：土地所有者贵族，和平时为他们耕田种地，战时跟随他们打仗的农民。不多的手工业者是需要的，商业活动就完全不见了。土地被分配给氏族长贵族家族，低下阶级和被征服者从贵族手里接受土地和保护；作为回报，他们要忠于给他们土地和保护的贵族并为他们服役。这些氏族贵族统治着他所在的地区而仅仅并不十分清楚明确地承认更高一级的贵族权力。就这样，一种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盛行于希腊的中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末，各种势力兴起，才埋葬了这种简单的社会组织。”

也有的西方学者，就称这时期为“原始封建社会”。奥本海末尔在他的《国家论》 （The State）中就提出“原始封建国家”和“发达的封建国家”先后两个国家形态。

他所说的“原始封建国家”，就是在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由种族征服而产生的国家。他所说的“发达的封建国家”，就是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国家。

奥本海末尔认为国家是由种族征服而产生的，异于马克思的国家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内部的分裂、有了阶级对抗而后自发地产生的。他也不承认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顺序，他认为原始封建国家是陆国，是主干；比原始封建国家的起源稍后，还有海国。他认为希腊、罗马属于海国，都市国家。

他认为海国的“海盗行为与商业战争携来无数奴隶于国内”。他对奴隶制度评价极低，他认为奴隶劳动是“根本破坏全国生活的腐溃的痈疽”。奴隶使海国的中产阶级瓦解，使农民变成“褴褛无产阶级”，使民族萎瘁，“人口萎瘁”。

奥本海末尔认为，“只有一个都市国家能够维持数世纪”，“这个都市国家便是罗马帝国。但是就是这个伟大的组织最后仍因资本主义（他把罗马帝国的商业交换货币经济叫做资本主义）的奴隶剥削，终致于人日萎瘁。然在此时间内，它曾创立过最初的帝国，换句话说，建立过最初的大规模的极度集权国家，且曾征服及吞并地中海岸及邻地一切陆上国家，并因此把这种组织的统治模型昭垂于世界。更有加于此者，它把都市组织及货币经济制度发达到最高的程度，遂致再不能根本毁灭，即令在野蛮人移运（?）的侵扰中还能存在。其结果，占领罗马旧域的封建陆国，直接或间接的感受了新的冲动，使它们度过了正常的原始封建国家阶段”。（以上引文皆见陶希圣译《国家论》，l929年新生命书局出版发行）

至此，也可以看出在奥本海末尔眼里，发达的欧洲中世纪封建国家有两个源头。但他认为陆国是主要源头，海国是支流。

奥本海末尔的议论是错误的，但很有启发，因之我介绍可能多了些。我的原意在说明西方学者中有的把氏族社会解体时代所产生的封建因素，直截了当地称为一个原始封建社会阶段了。

马克思、恩格斯都同意在人类历史上氏族社会解体时期出现过农奴制。如马克思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同田问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21卷第70页）马克思去世前几个月，l882年12月22日，恩格斯给他的一封信中对此有发挥，他说：“我很高兴，关于农奴制的历史，照实业界人士的说法，我们‘达成协议’了。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中世纪所特有的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35卷第131页）

恩格斯这里明确指出特萨利亚居民在被征服后成为农奴。在另外的地方，他也明确指出希洛特为农奴。他说：“斯巴达在其全盛时期还不知有家庭奴隶，而处于农奴地位的赫罗泰（Helots的异译），则另自居住在庄园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21卷第76页）

马克思、恩格斯只谈到原始社会解体时期出现农奴制，并没有说这是封建制或封建社会。从马克思所说看来，他只是说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切在后来社会和国家中发展起来的对立，并没有说这时期出现封建制更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社会阶段。从恩格斯所说看来，他认为依附关系和农奴制并不是中世纪所特有的封建形式，就是说不是一有依附关系、农奴制就是封建，更没有把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看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段，如什么原始封建社会。

三

从世界各民族走过的历史道路看，希腊、罗马走下来的道路，大约是比较正常和比较典型的道路。马克思所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就是从西欧社会历史发展道路总结出来的。希腊、罗马的依附民、农奴、保护民，没有发展出封建社会，而是进入古代社会就衰竭了，在古代发展起来的是以小农为基础的大土地所有制和奴隶制。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看来主要是从罗马古代社会发展出来的。

罗马古代社会，是城市、商业、交换经济发达繁荣的社会。商业、交换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奴隶制度并促使奴隶制发展。马克思说：“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资本论》第三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25卷第371页）这是对古代商业活动的正确理解。

罗马商业、交换经济发展、繁荣的另一面，就是农民的受剥削、被兼并而破产而流亡而沦为奴隶，其最后结果是古代社会经济的衰落。罗马帝国末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已是：城市经济、交换经济衰落，土地荒芜，自然经济代替了交换经济。大约生于公元前50年（我手头无处可查这年代是否有误）的第奥·克里索斯谷曾描述罗马帝国晚年的情况，他是从优卑亚（Euboea）一个小市镇说起的：“在这个区域中，我们又看到：各地的市镇已经消灭，各处的土地已经变成空旷，只供畜牧（及在山边种葡萄）之用。及至最后，罗马本身也变成空无居民的城市。它的屋宇，没有人住，并且日渐崩塌。它的大市场和卡匹托山上的各种公共建筑品已变成牧畜的草场。”（见1895年出版的迈尔（Edged Meyer）著《古代经济进化史》，转引自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l935年三联书店版）吉本（Edward Gibbon）的名著《罗马帝国的倾覆和灭亡》（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对罗马帝国晚年的萧条和衰败写得更是非常详尽的。

隶农制（Colonate）发展起来。来自自由民的隶农，2世纪末3世纪初以后实际上已渐渐成为依附民，依附在主人的土地上。他们可以和土地一起出售。他们已不是自由人，不能和自由人通婚。奴隶也在解放，他们也往往被安置在小土地上，为主人服一定的劳役，也逐渐成为隶农。恩格斯说：隶农是欧洲“中世纪农奴的先驱。”（《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21卷第170页）

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是从罗马社会母体里孕育发展出来的。没有日耳曼人的入侵，西欧也会出现封建社会。日耳曼人的影响在封建上层。上层贵族分封，相互义务，来自日耳曼人的扈从制；下层社会经济如农奴制，则来自罗马帝国的隶奴制。西方学者讲欧洲中世纪史，一般重在上层，讲封建制度；马克思主义者讲欧洲中世纪史，重在下层，讲封建经济、封建生产关系。

四

最难办的是中国。直到现在，我们只有一些什么“说”：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封建说和汉魏封建说。中国历史何时开始封建，定不下来。

西周有封土建国，有大小高低贵族，有采邑制，有井田制和井田制下的农民。这些有些像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开始的情况。

但周族灭商时，自己还在氏族社会末期。灭商以后，加快了氏族社会的解体，分裂为氏族贵族和平民。跟着，由于征服才出现依附关系。

这正是入侵到罗马帝国时日耳曼人的社会阶段。但日耳曼人人侵罗马帝国后，遇到的是古代社会的衰落，封建社会正在形成中，两者结合而建立起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而西周灭商，所遇到的商族，其社会阶段即使比周发展进步，但决没有发展到古代社会末期，它也仍在氏族社会解体、国家出现的早期。商人的社会仍是以族为单位的社会，全国各地到处是些氏族部落联盟式的国家。周灭商后，是以周人为核心，带领一族族的殷人到外地去建立国家。以“殷民六族”分给鲁公，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以“殷民七族”分给康叔；以“怀姓九宗”分给唐叔，是显著的例子，可证到被灭后，商人的社会单位仍是氏族部落。

说西周已开始封建，是只看到欧洲中世纪封建中的日耳曼因素，没有看到罗马帝国的因素。罗马的因素，是更主要的因素。

把封建社会开始定在春秋战国之际，问题更多。一般说，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优势的社会，是封闭的社会，社会的主要对立面是贵族和农奴、依附民。但春秋战国之际正是城市、商业、交换经济兴起的时期，跟在它后面的两汉更是城市、商业、交换经济繁荣发展的社会。一个封建社会从这样一个繁荣发达的城市经济开始，是不好说明的。

我看到和我理解的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和轮廓大体是这样的：

夏、商、周是中国古代由原始奔向文明的三大族群。夏稍早，商次之，周居后。商灭夏，周灭商，构成中国的三代。到周灭商时止，中国境内的族群最先进的也还都在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即使有了国家形式，也都还是早期国家时期。国家是建立在氏族部落之上，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直到春秋时期，掌握权力的仍是氏族贵族，诸侯国君也不过是贵族中的大宗和嫡长子。周天子也只是最高的大宗、大族长。在天子、国君、大小贵族周围已出现称为陪臣、徒、属、私属身分高低不等的依附阶层。

战国秦汉，由于牛耕、铁器的使用，农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在此基础上，商业交换经济发展起来，城市繁荣昌盛。商人地主和小农的对立代替了氏族贵族和平民的对立。郡县制代替了贵族封邑，以才能起家的官僚代替了血缘贵族。

商人剥削农民，农民破产流亡或卖为奴隶，奴隶人口发展起来，成为严重社会问题。两汉时代的奴隶虽然没有罗马帝国时代奴隶制之盛，但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数量最多，对整个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时期。

东汉时期，繁荣发达的城市商业、交换经济逐渐衰落。城市破坏、土地荒芜、人口减少。奴隶萎缩，身份提高；自由民衰落，身份低落；部曲、客等形式的依附民发展起来。

魏晋南北朝隋唐，在屯田、均田制度下，国家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依附关系继续发展，布帛代替了金属货币，自然经济代替了交换经济。以土地、田庄、部曲客等依附民为基础的门阀豪族是社会的主要统治阶层。

如果我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形式的描述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形式的客观实际的，我看它的发展道路和大段落与罗马历史发展的道路和大段落，是有些相似的。

如果我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理解无误，对中国、罗马历史发展道路相似的比较无误的话，中国“封建”的开始，自然是在汉魏之际了。

文章就要结束，我有两点想法：

（1）对“封建”，思想上要想的宽些，多研究一些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多作些比较研究。在这方面，我深感自己所知甚少。“书到用时方恨少”，至理名言。

（2）中国“封建”，是需要有定论的时候了。大家加把力，研究研究。

1998．7．30．完稿

来源：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