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理论成就

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早在19世纪中叶即已开始萌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迅速发展，早已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多年来《中国史学史》却从不写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的历史。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中国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摆在我们面前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以为，加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史学史研究，首先明确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理论成就，应是其中之一。

（一）周谷城对“欧美中心论”的批判

1949年，周谷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世界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这部著作从史观、理论、方法和内容，和当时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韦尔斯著《世界史纲》、卡尔顿·约·亨·海斯等著《世界史》截然不同。撰写此书时，周谷城虽参阅外文史学名著100多种，如12卷本《剑桥古代史》、14卷本《剑桥近代史》，以及斯密兹25卷本的《史家世界史》等，但该书却与上述著作中宣扬的“欧洲中心论”反其道而行之。

周谷城是我国史学界最先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之一。早在1940年代，他就提出世界各地区都在日趋联系交往之中，世界史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而当时几乎所有的世界通史教科书，都以欧洲为中心，全然欧洲史一样。他的《世界通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而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联、日渐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它们并非各自孤立活动，而是从开始就蕴涵着彼此间互相往来、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必然趋势。

在《世界通史·弁言》中，周谷城从四个方面，就“什么是世界通史”进行了基本的理论阐释。他说：“一、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本人不认国别史之总和为世界通史，故叙述时，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二、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欧洲学者著世界通史，偏重欧洲，情有可原；且十五世纪以后，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本也非常活跃。但十五世纪以前，所谓世界活动，几乎只限于亚、欧、非三洲之间，因此我们断不能忽视亚洲及欧亚之间的活动。故书中叙述，力求平衡，期毋太偏重于某一方面或区域。”“三、进化阶段，不能因难明而予以否认。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著者虽力避机械的公式主义之嫌，然进化阶段，却不能抹杀。故凡可以指明之处，必予指明。”“四、概括的叙述不能转为抽象的空谈……由描写到概括，由具体到抽象，这是合乎科学上之经济的原则的。但黑格尔把抽象的‘理念’，作为具体的事情之所由生，先具体的事情而存在，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了。我们很重概括的叙述，但不能离开具体的事实而作抽象的空谈。本书的篇、章、节、目，都从具体事情中概括出来的，但并不是抽象的观念。”[2]周谷城的上述认识，突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强调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对中国的世界史建设有开拓性的作用。

周谷城在《世界通史》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他独树一帜，将中国历史写入，也招致一些人的指责，认为这种撰写的方法是宣扬“中国中心论”，而且还是“汉族中心论”。周谷城强调，中西文化的交融，只能是相互渗透，绝不会由一方取代另一方，他认为，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不会是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而是会走向综合。西方文化到中国来，中国文化到西方去，其结果如何呢?只会使双方的文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进步，不会有消极的结果，不会破坏或有损于各自的固有文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绝不是谁吃掉谁，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平衡过程。周谷城讲授《世界通史》时，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继发表过《史学上的全局观念》（1959）、《论西亚占史的重要性》（1960）、《论西亚古史研究的重要性》（1961）、《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1961）、《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1961）、《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1961）、《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1981）、《世界是多元的整体》（1988）等论文，明确指出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只能是“欧洲史”，而不是完整意义的“世界史”。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对推动国内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影响深远。值得提出的是，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并不是置事实于不顾，否定欧洲在世界近代历史中作用。例如，在《世界通史》第3卷中，集中论述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世界范围的扩大，16—18世纪世界历史的迅速发展，重点在欧洲。不言而喻，“欧洲中心论”，和从事实出发，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欧洲的中心作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历史系根据教育部的安排，准备编写《世界通史》，周谷城接受了历史系的邀请，同意参加这项工作。但编写新的《世界通史》并非易事，所以先将周谷城的3卷本《世界通史》再版。周谷城在再版新序中，重申了他关于《世界通史》的四点基本主张，同时分析了他自己编写这部《世界通史》的体系，那就是“在消极方面，完全排斥了以‘西方为主体’，以‘西方外为附庸’的偏向；在积极方面，力求突出世界史在发展中各部分的‘日趋联系’，从而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有机统一体’。这个‘有机统一体’分而言之就是：第一篇远古文化之发展，第二篇亚欧势力之往还，第三篇世界范围之扩大，第四篇平等世界之创造。只惜第四篇因当时时间仓促，未及写完，只列举了目录。我的写法未必很好，但与西方或欧美学者的写法完全不同”[3]。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历史观念的完全不同，周谷城写的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史，而非对欧美学者撰写的世界通史的重复或复制。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的体系，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特色世界历史理论体系初探

19世纪中期，近代中国世界史研究从其萌生起，就存在着脱离中国传统史学的倾向。这在当时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借助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糟粕，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观念，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则会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中国传统史学的积极内容。这样，一方面不能主动地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的有益内容来丰富、完善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另一方面，不能从中国史学的传统和实际出发，科学地认识和分析西方史学理论中的精华和糟粕，使一些人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将自己的研究纳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框架之中，出现了对外国史学理论误用、滥用的倾向。这种状况来源于某些研究者历史思维、历史认识中的一个误区：似乎中国传统史学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没有任何价值，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要进行世界史研究，只能借助于外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建立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的必要性，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世界历史研究，有无自己的理论体系，往往成为衡量这个国家世界历史研究学术水平的标志。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虽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实际上却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世界历史研究发展的结果。1990年，吴于廑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导言“世界历史”，集中体现了他的“世界史宏观体系理论”。这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有丰富的全球史观思想的新的世界史体系。1982年，他在论及“世界史宏观体系理论”时写道：“提出问题和考虑研究问题的方法，只不过是一项工作的开始……从事世界史这门学科的，如果不充分运用专门研究的成果，不从全局作比较综合研究，就难以适应我们所处时代对世界史这门学科的要求，说明不了历史怎样成为世界的历史，为了在这门学科中作一点新的尝试，改变一点在我国这门学科中行之已久的旧格局，在今后一段有限的岁月之内，与有志于此的同志们协作，研究上面说到的课题，我想是值得的。很有可能，这个尝试会一时取不到成果。但我相信，世之所需，挫而不败，后继的力量将会应时而起。”[4]斯宾格勒、汤因比、G．巴勒克拉夫和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自己的著述中，对“欧美中心论”有不同程度的批判，尽管有些批判是不自觉的，并不彻底。吴于廑对这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指出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吴于廑强调：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5]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历史正是在不断的纵向、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6]

吴于廑指出，15、16世纪是人类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此时开始了农本经济向商品经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人类社会从分散、孤立、闭塞的原始状况向整体发展。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两个世纪所发生的历史，吴于廑主编了《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从整体角度探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改革、东西方农本经济的特点、发展状况、国家政策、航海贸易等当时国内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早在1985年，吴于廑即指出：“十五、十六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东西两端封建国家的农本经济，在这两个世纪中都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耕织结合之趋于分解，生产之转向商品化，经营、生产组织和所有制之探求新的形式或某种改变，以及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按各自的历史条件，多少不等地显示出旧制度统治力的松弛，显示出更新的转折或转折的动向。与这些变化相伴随，在变化较剧烈，较深刻的亚欧大陆西端，航海活动开始越出了沿海和内海的局限，飞跃为跨越大洋的、连接世界新旧大陆的远航。由此，基于农本经济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闭塞的状态，开始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分散隔绝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7]

齐世荣在论及新时期世界历史学科建设时曾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深入探讨，以吴于廑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8]。吴于廑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其常年研究的结晶，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对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对中国世界史学界关于世界史体系的探讨，有极大的推动和深化作用。这一理论已为大多数中国世界史学者所接受，它不仅在一些世界通史性的著作中表现出来，而且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其进一步阐发，促成一些有影响的世界史研究成果问世。例如李植枬教授主编的《宏观世界史》和《整体世界历史初探》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学科理论建设在强调“世界眼光”的同时，也将建立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的问题提上日程。这不仅在学术上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世界历史学科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西方一些学者鼓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全球化”也必将随之而来，预言未来将实现“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单一的西方文化将取代世界多样性的文化。针对西方理论家所谓“文化全球化”的理论，如何建立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已成为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世界历史研究

“文革”结束后，中国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1979年3月，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在成都召开时强调，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是恢复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的中国史学的重大举措之一。

1983年4月，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刘大年的报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的心声。他说：世界上一切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学说中，唯一真正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学说，是马克思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他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是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建设、或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问题首先提上月程。“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与中国社会发展相一致，包括世界历史学科在内，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拨乱反正，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果在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问题上思想混乱，缺乏自觉性，那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就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当时，我国世界史学者首先围绕着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问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在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页。

“文革”结束后不久，陈翰笙在1978年和1979年先后撰写了《对研究世界历史的几点意见》（《世界历史》1978年第1期）和《关于编写世界历史的问题》（《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5期），对宣传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不仅对刚刚恢复科研工作的世界历史研究所，而且对整个中国世界史学界，都有重要的意义。陈翰笙在《对研究世界历史的几点意见》中明确地指出了研究世界历史的意义。他说：“目前全世界无产阶级，担负着改造和推进世界历史前进的重任，尤其应当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果不明白世界历史发展过程，那就难免重蹈覆辙，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问题很清楚，我们要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就必须研究世界历史。”“世界史的作用，就是要让读者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社会组织如何改变，人类如何进步的根本原因，从而使得这门科学成为我们从事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这才能够称得上一部真正有用的世界通史。”陈翰笙还认为，拼凑各地区或各个国家的历史而编写的世界通史，不能使读者了解一种社会演变为另一种社会的内在原因，也不能了解怎样受到前一个社会的影响，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而找出社会向前演变的规律。他认为，撰写一部有意义的世界通史，应说明世界历史演变的过程，揭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研究工作中，他自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他说：“世界史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学问，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得出全然相反的结论来。目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搏斗的时代。我们应当站在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立场来探讨整个世界的历史，决不可被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所蒙蔽。”[9]

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齐世荣总主编的4卷本《世界史》，即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和当代卷。这部世界史作为普通高校“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首先彻底摒弃了所谓“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陈规旧说。《世界史·当代卷》始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当代世界历史的转折，下限为世界更替、千年交接的世界，“更替”和“交接”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国际格局多极化；联合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等。这部著作的《前言》，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从内容到文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关于“社会形态的更迭”这个被搞乱了的重大理论问题，编者写道：“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几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几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都一无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过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在某一阶段。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尽管先后不一，形式各异，但这个纵向发展的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10]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却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从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事实出发，深入浅出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经过30年的世界历史研究实践，我国世界史学者的理论素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整体上已经有了显著提高，并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为世界史学科的今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期问题以及各历史时期的主线和体系问题，始终是我国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多有歧见的研究实践问题。2009年，在研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高校《世界现代史》教科书的框架时，学者们就划分时代的标准、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内容、现时代的性质、世界现代史中的中国与世界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后编辑有《世界近代史的体系和主线》，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大多数人认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1]。这是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划分人类历史的时代或科学地进行历史分期，只能以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社会形态为划分标准。时代的性质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无法白行得到解决，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矛盾可能得到缓解，但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历史时代，这是时代的本质特征。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理论成就的取得，是当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中国世界历史研究自萌生时起，就表现出这一研究始终与时代的主题同呼吸、共命运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特点必将赋予新的时代精神。随着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其理论建设定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注释：

[1]河北教育出版社“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收有周谷城《世界通史》，2000年；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文库”，收有周谷城《世界通史》，2005年。又，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世界通史》修订本第三册。

[2]周谷城：《世界通史》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3]周谷城：《世界通史》第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页。

[4] 《吴于廑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7—458页。

[5]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1页。

[6]吴于廑：《世界历史》，载《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1、5、15页。

[7]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

[8]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9]陈翰笙：《对研究世界历史的几点意见》，《世界历史》1978年第1期。

[10]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当代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7页。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