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理：秦汉皇帝和汉诸侯王陵园制度的继承与演变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04:07:032阅

秦汉时期帝王陵墓考古，是建国以来野外工作做得比较多的项目之一。秦公陵园，秦东陵、秦始皇陵、汉代帝陵及西汉诸侯王墓的调查与发掘，其所获得的多方面的资料，大大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即以葬制而言，“汉承秦制”的这一传统的说法确也被考古学证明为不易之论。但此话不完全，应是承中有变。

汉初的诸侯王国，虽因政治的原因，其统治范围、行政权力等，有着消长盈缩的变化。但也因血缘关系和行政支配力，它同汉王室总是保持着联系，接受着影响。可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使后世对这些小王国的历史、文物制度，是知之甚少的。而诸侯王陵的考古发现，无疑地为我们提供了揭开这一奥秘的一把钥匙。同时，这些新鲜的文物资料也是一面镜子，给我们折射出窥探汉王朝的一些影子。

西汉梁王陵园考古，是众多诸侯王陵墓考古工作中较为突出的一个。其所获得的弥足珍贵的资料，重要性表现在：

第一，具有很高的考古学价值。它不仅对研究梁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丧葬制度及风俗习惯提供了实物凭借，而且对目前还未能发掘的汉陵，使研究陵墓结构及陵寝制度受到局限的情况下，它无疑为我们探研这课题提供了凭藉。

第二，具有深刻的文化学意义。17座梁国陵墓(其中有13座王陵)的发现，数万件文物的获得，以芒砀山为中心的梁国贵族画像石墓的发掘，及其他历代文化遗迹的出土，必将对研究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现代文化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三，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商丘素有“豫东门户”之称，历史悠久，交通发达，地理优越，人文荟，对春秋宋国故城、汉梁都睢阳城、梁苑及梁王陵墓的发掘研究，对商丘地区的改革开放，加强中外联系，促进经济和文化建设等，必将产生良好的影响。

鉴于梁国王陵的形制特点，我就秦汉帝王陵墓制度作一些浅层的探讨，力求从中找出前后的联系性，捕捉一点汉梁文化形成的信息，以期对进一步做好梁国考古有所裨益。

(一)秦始皇陵同西汉诸帝陵葬制沿袭概况

1．修陵起始时间

西汉皇帝即位不久，就为自己营筑陵墓。据《汉书》诸帝纪载：汉景帝于“五年，作陵邑”，武帝即位第二年，就“初置茂陵邑”，昭帝“初作寿陵”，元帝第八年“为初陵”，成帝二年“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等等。所以，西晋人索空才有“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的话(《晋书·索空传》)。

《汉旧仪》载：“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此言“天子”，当然指的是西汉皇帝。《文献通考·王礼》很明确地指出，“汉法，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在“事死如事生”、崇尚厚葬的汉王室确是如此，但作为一种制度而言，它却是承袭了秦法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我在拙著《秦始皇陵研究》一书中，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年十三，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王”的记载，推断嬴政在公元前247年一登上秦国的王位就开始了郦山陵墓的营建工程，直至他死，秦二世“复土”，前后长达三十七、八年时间(1)。这种生前起“寿陵”至死方休的做法，秦汉是因循不改的。像汉武帝在位54年(公元前140年～前87年)，茂陵就修了53年，连原来的小树都粗可合围了。

2．陵墓形制

秦始皇陵冢基本呈四棱台体，现底边345×350米，高51.67米。不过，在陵的中腰有两段向内收缩，这同汉人刘向看到“上崇三坟”的情景是一致的(《汉书·楚元王陵》)。西汉十一代帝陵及皇后陵，除过汉文帝“依山为陵”不起坟外，大都作“覆斗形”，只有昭帝“平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和平帝“康陵”的上中部内收成台阶状。但汉陵的高度已制度化，据《关中记》载：汉诸陵“坟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经实测，一般陵高30米左右，茂陵高46米，同记载数字基本是吻合的。

从秦的先公、先王到秦始皇，后至西汉诸帝，因他们埋葬在关中的平原旷野，因而墓室都按传统习惯，作竖穴式土圹。经探测，秦东陵一号陵园内的M1和M2均呈“亚”字形，秦始皇墓也有四出墓道。不用说，汉陵也是遵照此制而实来之于秦的。

秦始皇陵的地宫结构经探测，同有关汉陵的文献记载也是相近的。其墓圹外口南北长515、东西宽485米，从而形成周长2000米的“方中”。然后四边向内收缩一段距离再筑宫墙一周，成为四面辟门的“方城”(392×460米)。方城向内收分，斜行下挖墓室，并在墓室底部中心区笔直地挖出椁室。由强汞反映出东西长160、南北宽120米的这一范围，我以为它就是放置始皇“梓宫”的“明中”(也称“玄宫”)。据《汉旧仪》说天子的明中高一丈七尺(合3.95米)，周二丈(合4.65米)，距地表深十三丈(合3.02米)。显然，秦陵的明中既大且深，而汉陵则是制度化了的。

3．陵园

陵园按其范围，有着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前者指陵墓的整个葬区，后者则就陵城之内而言。秦始皇陵区出土有“丽山园”铜锺，传世的还有汉元始元年“杜陵东园”铜壶和铜钟，永城保安山M2也出土有“梁后园”铜印章。前者说的是丽山陵区，后二者均为后园所有。

秦始皇陵园是具两道垣墙的三城制，即内外两道垣墙构成“回”字形重城，再在内城的东北角另隔出一个小城。外城南北长2165、东西宽940、周长6210米。重城各辟四门，小城仅南北2门，计10门。陵冢即位于重城南半部东、西、南六门对直的交叉点上。重城原来是内低外高，设有角楼。

在陵墓外筑墙垣的作法，秦汉一致。西汉诸陵中，除长陵是高祖同吕后共处一个陵园而外，其他的都是帝、后各自设陵园的，分别称作“西园”和“东园”。陵园平面略呈方形，具四门(即“司马门”)，门外除长陵、安陵和杜陵外均立双阙。帝陵边长410—430米，后陵陵园较小，一般边长330米。

4．礼制建筑

陵园的地面建筑，除过一般性的园寺吏舍、食官冢守之外，礼制性的建筑主要是寝殿、便殿和陵庙。其用途是在寝中放置“衣冠、几杖、象生之具”，庙内存“神主”(木牌位)，便殿在寝侧是供“休息闲宴”的别殿。因为这些是仿照皇帝生前宫廷生活和宗庙情景而具有独立活动内容以供祭祀的群体建筑，故而各筑墙垣就别称“寝园”、“庙园”，或合称“寝庙园”。

《后汉书·祭祀志》有“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的话。其中除过“古不墓祭”的一说不符合历史外，秦始皇在墓侧立寝并为汉陵所继承却是事实。秦始皇陵北侧53米偏西处，有个面积达3534平方米的建筑基址，就是形似先秦时期方形“享堂”式的寝殿，在陵北和西北部则分布着便殿、食官和园寺吏舍遗址。而阳陵的寝已移出陵园，杜陵则把寝殿和便殿放在同一寝园建筑中(2)。

5．从葬坑

从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以车马坑形式从葬已流行了十多个世纪。而以陶俑和珍禽异兽从葬者，则起之于秦而盛行于汉。始皇陵园秦兵马俑坑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其实在陵墓周围的陵园内外还分布着很多从葬坑，如陵东垣外在南北长1900、宽50米的范围内就有马厩坑三四百个；在陵的内外城垣之间有两个大型马厩坑，埋着活马数百匹；与此坑并行的则是南北向的苑囿散坑30多个；围绕陵墓有十多个“御府”坑，陵的墓道坑中曾出土过两乘彩绘铜车马。

在汉太上皇陵、长陵、安陵、阳陵、薄太后南陵、孝文窦后陵、茂陵、杜陵、平陵附近，都发现有成组的从葬坑。长陵的杨家湾陪葬墓从葬坑出土了号称“三千人马”的陶俑(3)，曾轰动了考古界。而1990年以来对阳陵南区从葬坑的发掘，揭示出来的不啻是汉代宫廷生活的缩影(4)。汉陵从葬坑中除人俑、动物俑外，同样单独以珍禽异兽(如南陵出土犀牛和大熊猫(5))、车马、粮食和钱币从葬。

6．陪葬墓

秦始皇陵的陪葬墓群有三处，东垣墙外上焦村的陪葬墓区呈南北向一字排开，计17座，约是秦二世、赵高发动宫廷政变时杀害的始皇子女；小城内有中小型墓28座，可能是“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史记·秦始皇本纪》)；西重城的北部有61座空墓，是否为陵园规划中的“预墓”?陵园内也有单葬的陪葬墓，如公子高墓、秦俑坑西侧墓。

西汉诸陵都有陪葬墓，除个别的在陵北，多数分布在陵东。最多的陪葬墓要数长陵，现存封土仍有63座。

7．陵邑

公元前231年，秦始皇在芷阳县东部划地“置丽邑”。它是为保障陵墓工程的进行，在行政上具有独立性较强的陵邑。地当今陵北四公里的临潼县新丰镇的刘家寨一带。

汉陵也设陵邑，计有11座，是：长陵、安陵、霸陵、阳陵、茂陵、平陵、杜陵等均以陵名邑，其他有太上皇“万年陵”的“万年县”、薄太后“南陵”的“南陵县”、“钩弋夫人“云陵”的“云陵县”和宣帝父史皇孙“奉明园”的“奉明县”。所以，东汉人刘苍在追溯陵邑来源时，说“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后汉书·光武十五王列传》)。

(二)秦汉帝陵陵制的一些变化

1．秦始皇至高无上，独占一园，不见后陵。而汉陵出现了“同茔异穴”的合葬，除过高祖和吕后的长陵园是共用的外，其他的汉陵都是帝、后各有陵园的。陵园的形制，始皇陵城是南北向的长方形，占地5031亩。而汉陵陵园趋方，帝陵园面积41.5亩～45.7亩，后陵园面积只有26.9亩，显然是在茔域“方七顷”(合33亩)的规定线上下摆动，其格局也当接近汉宫廷建筑的实际。

2．春秋时代的雍都墓地包括着13座秦公陵园，其外部由长达十多公里的大型沟隍(又称“堑隍”、“兆沟”)围住整个墓地。而每座陵园外又围以方正的中型沟隍，其中的一些“中”字型墓还绕以小型的沟隍。因此，秦公大墓多是由从外到里的外、中、内三重“兆”护围的。战国末期的秦芷阳陵区有4座陵园，同样也是各自以宽10、深6米的沟隍包围着。那么，秦始皇陵园由重垣组成“三城”的建制，正是对其先祖“重兆”的继承，并且把地下之“兆”变成了地上之“城”。而在汉陵修筑陵园时，就把它简化成一道城。如果说汉高祖和吕后的陵墓共用一个长陵陵垣还反映着先秦陵制的一些影子的话，那么，在汉文帝之后，帝后陵园正式分开就表现着“同茔不同穴”的又一种合葬形式了。

3．秦孝公曾“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始皇建造阿房宫也“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史记·秦始皇本纪》)。但从秦先王到秦始皇陵园的门外都没有“阙”的建筑，这说明秦时只有宫阙，还没有陵阙。如汉长安城的长乐、未央、建章、北宫等宫门外有阙，而且从汉景帝阳陵起才有了陵阙(杜陵除外)。陵园四门外矗立双阙，既弥补了单层城墙轻薄的缺憾，又增加了陵园外观的气势。

4．《后汉书·礼仪志》载：“始皇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在始皇陵园内，墓侧有寝殿。在汉长陵之南北，帝后墓侧也各自有寝。但自景帝阳陵之后，寝殿不再位于“墓侧”，而是搬出陵园放在东南，并同便殿合在一起，成了单独的“寝园”建筑，使之同陵园的朝向保持一致。

5．汉陵的陪葬墓位于陵东司马道的南北两侧，一改始皇陪葬墓那种分散的状态，变为有纵深布局的陪葬墓区，从而形成由东向西朝拜至尊的场面。

(一)诸侯王陵墓的几个特点

1．王、后合葬是西汉帝、后“同茔异穴”的延续

西汉诸侯王同王后合葬是异穴异陵，如河北中山靖王刘胜与窦绾、北京大葆台燕剌王刘旦(或广阳顷王刘建)与王后、河南永城梁孝王与李太后都是自成墓穴的。即如僖山、夫子山、铁角山、黄土山的诸汉墓也是两墓并列，当是某代梁王与王后的合葬墓。这种王、后合葬直至东汉仍是流行不衰的，象河北定县北庄的东汉中山简王刘焉与王后的陵墓。至于发现诸侯王或王后有单葬的，我想除过较特殊的少数外，一定是另一座墓葬未被发现。

《关中记》载：“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诸陵皆如此”(《史记·外戚世家·集解》引)。西汉11座帝陵“皆如此”。各地的诸侯王墓也概莫例外。不过，帝陵取“帝西后东”的并列形式，而诸侯王与王后的相对位置除坐北面南者外，凡是坐西面东者都取“王南后北的”方位。这实际是“尊右”思想的反映，只是汉帝陵面南，诸侯王墓因地制宜罢了。

2．筑封土、起陵园，崖墓东向

在墓上堆筑封土起于战国，秦汉因循不改。西汉帝陵有高大的陵冢，诸侯王陵也有。但帝陵的高度和底径是限定在“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的范围之内(《汉旧仪》)，而诸侯王陵没有见到法定的标准。保存至今的东汉中山简王刘焉与王后陵高20米，永城汉陵高也都在10米左右。想来，矮于帝陵是合乎礼制的。

诸侯王陵外同样有陵园，只不过是规模比西汉帝陵陵园小得多了。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王刘修陵园南北长145、东西宽127米(6)。王陵的墓向也不尽朝东，也有不少是坐北面南的。但有意思的是永城诸汉梁王陵多是东向的，这大概除过地理因素外，是否同古人东向为尊的“上位”习惯有关(7)?

随着岁月的流逝，诸侯王陵的封土和陵园多已荡然无存。这并非原来没有，而只是因沧桑之变或存非原貌，或早已消失。但原来墓上加筑封土，围以陵城，墓向朝东，毕竟是西汉帝陵的遗制。

3．墓葬或取竖穴土圹，或凿山为藏，均是汉陵形制的继承和发展

汉文帝的霸陵“因其山，不起坟”外，其他的汉陵都是平地掘土建造地宫的。而这两种筑墓形式均为诸侯王所采用。如果说汉文帝出自节俭的考虑“欲为省，毋烦民”(《史记·孝文本纪》)，穿凿白鹿原这黄土地层还较为容易，“自崩至葬”的丧事也不过七天。而诸侯王“凿山为藏”的工程就相当的浩繁了。中山靖王刘胜与窦绾之墓由墓道、两耳室、前堂、后室组成。前墓的墓洞容积2700米3，而后墓就达到3000米3(8)。墓室结构复杂的，象徐州北洞山楚王石室墓由墓道、主体建筑(包括甬道、前室、后室、东西耳室、东西侧室)及附属建筑三部分组成，计大小不等的墓室有19个、小龛7个(9)。永城保安山二号崖洞墓东西全长210余米，包括着2个墓道、3个甬道、36个侧室及前堂、后室、回廊、天井等，总面积1600米2，总容积竟达6500米3(10)。这些豪华的地下宫殿，无疑是地上宫室建筑的再现!

4．形成“正藏”与外藏椁”的新格局

春秋晚期，在主椁之外，另辟放置礼器的木椁。战国时期则在放置墓主棺椁的“正藏”之外，多设置几个放随葬品的棺室，被称之为“外藏椁”。据《汉书·霍光传》颜注引服虔的说法：“外藏椁”是“在正藏之外，婢妾之藏也；或曰厨、厩之属”。汉代随墓葬形制的演变，黄肠题凑的采用，使“外藏”形成一个新的格局。

《庄子·天子》和《商子·礼论》都说“天子棺椁七重”。北京大葆台燕剌王刘旦墓室后部棺床上放五层棺，再加上外围的一层立木和黄肠题凑，也就符合天子之制(11)。汉墓内在这放“梓宫”的椁室前面，是“藏中便坐”的“便房”。如果说椁室是模仿皇帝生前供坐卧的“正寝”的话，那么，作为“小曲室”的“便房”就成了居住的“堂”和“延宾宴飨”之所了。因为“存时所居，缘生事亡”(《后汉书·孝明帝纪》引《风俗通》)的寝宫和便房是墓室中的主要建筑部分，属于墓主“活动”的中心区域，被视之为“正藏”，而在黄肠题凑同墓壁之间形成的一圈外回廊就属于“婢妾藏”、“厨厩之属”的“外藏椁”。象长沙陡壁山曹女巽墓的“便房”虽经扰乱，仍残存有漆盘、盒、耳杯、梳妆用品、乐器、竹笥、铁剑、环首刀和石璧等(12)。“外藏椁”是以“具”为单位的，其放置位置也不仅限于墓室，也可以放在墓道，乃至于墓外。梁孝王墓虽非土圹竖穴，也无黄肠题凑，但其主室及四周的侧室当系“正藏”，而周绕主室一周的回廊及其连接的四个角室即是“外藏椁”(13)。

西汉初年，诸侯王陵墓的主室是“正寝”，其“便房”还是附属于寝的小空间。但到汉武帝之后，便有了把堂、寝、便房按照“前朝后寝”那种具有纵深格局的安排。梁孝王墓的主室是该墓的主体建筑，表现的是生前的宫寝。而稍晚的李太后墓就有了由甬道连接的“东宫”和“西宫”。其“东宫”是“前堂”(明堂)，“西宫”就成了“后寝”(室)，散布在周围的侧室和角室则属于“便房”。同样的例子如满城汉墓，由墓道进入，经南北两耳室，穿甬道，再依次是中室和后室。很明显，这既具中轴线的对称性，又有入门后穿堂入室的进深和外附车马房的翼戴，完全是王室宫廷建筑的缩影。

5．丧服用玉衣

西汉诸侯王墓出土金缕玉衣者，见有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定县中山怀王刘修墓、徐州北洞山楚王墓、永城僖山梁王墓；出土银缕玉衣的是曲阜鲁孝王刘庆忌墓(14)；南越王赵目末的殓服却是丝缕玉衣(15)。因遭盗扰而尤存散乱玉片的，还有永城柿园梁贞王墓(16)。汉诸侯王丧服用玉衣以刘胜为最早(公元前113年)。虽未见到铜缕玉衣，却例外地出土了丝缕玉衣。

按汉代制度，只有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才能穿金缕玉衣。《后汉书·礼仪志下》载：皇帝“大丧……金缕玉柙”、“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玉柙银缕；大贵人(前代皇帝的姬妾)、长公主(皇帝的姐妹)铜缕。”因为封建等级的不同，连缀玉片线用金、银、铜都显出区别。那么，西汉诸侯王丧用金缕玉衣算不算“僭越”?但我们没有看到西汉政府为此查抄的历史记载。相反，西汉初除过叔孙通起朝仪之外，很多制度包括丧服制度还没有明确规定。那么，在厚葬之风炽盛的情况下，从开始用玉衣，到进而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个等级，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到了东汉才有了完备的法定制度。所以，西汉时不但皇帝用金缕玉衣，就连诸侯王以至于某些列侯也能用金缕玉衣，也就谈不上僭越。

(二)梁国王陵墓的发现对探索秦汉帝陵的一些启示

1．秦汉皇帝的墓穴都是巨型的竖穴式方坑带斜坡墓道的。“方中”有“方城”，“四门四道”(《皇览》)，设“中羡门”、“外羡门”等几道重门。明中放置“梓宫”。至于内部结构较为详细的情况，就不得而知。我在写《秦始皇陵研究》一书时，曾推断“方中”由主椁室、若干别室(侧室)和四条墓道等三部分组成。《汉旧仪》记秦始皇给主持工程的李斯的命制是：“凿之不入，烧之不然(燃)，其旁行三百丈乃至”。同书形容陵墓是“中成观游，上成山林”。这“旁行”693米、墓室“中壁有悠游的宫观”非“侧室”莫属。诸侯王陵墓内的回廊及多个小室不是给这阐释提供了例证吗?

2．孔子“观乎明堂”，见壁上画“尧舜之容，桀纣之象”(《孔子家语》)，这应是最早的建筑壁画。秦都咸阳的宫殿建筑遗址上也发掘出用黑、白、褐、红、兰、黄绘出的几何纹样图案和树木、梅竹、房屋、驷马轩车，画面简洁生动，构图清新，给人以想象的余地(17)。《史记》说秦始皇陵墓内“上具天文”，《水经注》引申为“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似乎只有天象图还不具备陵墓壁画，永城柿园汉墓“顶部用黑、红、蓝等多种颜料绘成的彩色壁画内容为青龙、白虎、朱雀及云气纹图案”(16)。我们确认秦始皇陵、诸汉陵内必定有壁画的存在。

3．在保安山二号墓的“西宫”四壁及顶部尽涂朱红，这同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室内涂生漆再复朱砂，使满室皆红的情况有相近之处。诸侯王墓中以朱红涂壁，也证实了秦始皇陵墓内“致其丹漆”(《汉旧仪》)的记载是可靠的。所谓“丹漆”是在丹砂粉(Cinnabap)中掺入树脂漆而成，不仅具有极强的附着力，还生成耐酸抗腐蚀的保护层。墓中涂丹漆旨在利用它的这种特性而达到保护尸体的作用。

4．秦汉的大型陵墓中一般都设有排除地下渗水的导流系统。秦始皇陵墓上口从“方城”算，有156，400米2，椁室也有19200米2，接纳的雨水和地下潜水对这一长期工程都是个极大的威胁。根据“穿三泉”(《史记·秦始皇本纪》)、“锢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其丹漆”(《汉旧仪》)的记载，结合陵区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及陵园出土的陶、石水道，我曾作了如此的设想：“在墓圹一定深度的台阶上，于迎水面上的墓壁(在南面)和两侧墓壁(东和西)用‘文石’砌筑成环绕周壁的挡水壁和引流槽，再在同层的北壁上往里凿几个蓄水渗池。这样就可以使被引流的水经过粗物质空隙自然层渗流而出。这种环壁的引水设施，可以随墓圹的加深而据地情多增加几个层次不就可以了吗?当然，为使‘文石’壁同引流槽的结合部牢固，不致使水内浸和下漏，必定在两者之间塞入填充料和粘合剂”(1)。现在看到满城、北洞山、永城汉墓的实例，我相信秦汉帝陵内部肯定也有这种排水系统的。

芒砀山产“文石”。据说，砀山、砀郡的取名都同“砀”(文石)有关(《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古代的建筑和陵墓多提到用“文石”，看来它是一种建筑用材。但这种“文石”绝不是现代地质学上那种质态不稳定而产量又少的“霰石”，实际是一种纹理斑烂具有装饰性的石头。始皇陵墓内“锢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其丹漆”(《汉旧仪》)，显然是说用“文石”填塞墓道。“塞石”作为一种专有名词，是汉代确定的，象山东曲阜九龙山鲁王墓的塞门石上就刻有“王陵塞石广四尺”(14)，徐州北洞山楚王墓道确也填充着“塞石”。那么，始皇陵墓内“塞以文石”是否用文石作“塞石”?梁王墓是否也把“砀石”作为塞石呢?回答应是肯定的。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汉帝陵作了大量的地面勘查工作，特别是阳陵和杜陵陵园的科学考古发掘，已取得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众多诸侯王陵墓的考古，更是获得了积极性成果，长沙王陵、楚王陵、中山王陵、燕王陵、南越王墓经过正式发掘，对解决一些历史学术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永城梁国王室陵墓葬地集中，除芒山主峰外的保安山、僖山、黄土山、铁角山、天山等山峰上发现了13座陵墓。梁王陵墓分布规整，气势宏伟，结构复杂，文物丰富，时间连贯，是其总的特点，同其他诸侯国王室的家族墓地比较，都是异常突出的。而今后通过大量的考古工作，按梁孝王家族九代十三位世系，使芒砀山的汉墓对号入座，进而依时间的先后排出梁国187年文物变化的序列，这对研究梁国史、政治、经济、文化及梁国与中央、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等等，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正因为梁孝王刘武是汉景帝的胞弟，深得窦太后宠爱，又在帮助汉王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功，所以入朝长安可“侍帝同辇”，既受“赏赐不可胜道”、“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拟于天子”。作为大国，梁都睢阳(今商丘县南)，“居天下膏腴之地”，疆域“北界泰山，西至高阳(今杞县西南)，四十余城，多大县”，“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于平台三十余里”，“多作兵弩弓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钜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优越的政治靠山，丰饶的国土资源，强盛的武备，雄厚的积蓄，使梁国的经济实力达到了极盛的时期。因此，他完全有条件“斩山作廓，穿石为藏”，为自己建造出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巨型石室墓来。曹操曾“破棺收金宝万斤”(《曹操别传》)，足见原来随葬品是多么的丰盛奢华!

据研究，西汉厚藏之风的刮起，正因为景帝时具备了物质基础，丧葬制度的变化，都是发生在这一时期。梁孝王的巨型崖墓，不但开了以后各代梁王崖墓之先例，也对其他诸侯王一级用“凿山为藏”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梁园考古的成果也将给商丘地区乃至考古学术界以新的认识。

注　释

(1)　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3)　陕西省文管会等：《陕西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3期。

(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王学理等)：《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4期；第二号简报刊于《文物》1994年6期；又：《中国汉阳陵彩俑》，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

(5)　王学理：《汉南陵从葬坑的初步清理——兼谈大熊猫头骨及犀牛骨骼出土的有关问题》，《文物》1981年11期。

(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8期。

(7)　顾炎武《日知录》：“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祭，太祖之位东向。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9)　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2期。

(1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