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彤东：文明的边缘——对华夏文明历史地位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思

人类文明进展的前提是足够多的“闲人”之间的充分交流。在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发展出农业，能支持城市这一文明发展的标志和载体之后，下一步的跃进需要文字、青铜、（被驯化的）马、轮子/车子这四大发明。它们由人类文明的早期中心和摇篮的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率先发展，文明世界边缘的中国后来居上，但这一世界之外的美洲等文明在遭遇西方之前，就一直没有走上这一台阶。中国这一文明边缘、相对隔绝、一枝独秀的地位，也使得华夏文明得以长期连续，使得中国长期成为文明的输出者。它也许没有环地中海文明那么丰富，但是也有其独特的方面和领先的地方。在与环地中海文明深入交流的今天，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从更广的视野下考察不同文明的得失，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不流血的激烈竞争，这才能使中国乃至人类的文明继续发展下去。

一、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提：人、很多人、很多相互联系与交流的闲人

美国学者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考察新几内亚的时候，一个当地人问他，为什么是西方征服了新几内亚（以及美洲、澳洲），而不是反过来（Diamond 1999，13-15）？在这个问题的激发下，他写了《枪炮、细菌、钢铁》一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下简称“《枪炮》”）。很明显，人类的强大，首先要有人。但是，这不是说随便多少人都可以，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哪怕仅仅是维持，都需要足够多的人才能做到。在《枪炮》一书中，戴氏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同上，312-13）。塔斯马尼亚是澳洲南面的一个岛屿。在西方殖民者“发现”它的时候，岛上有四千左右居民，生活极端原始。作为岛民，居然连捕鱼的技术和工具都没有。但是考古发现，这个岛上生活的人本来是有这些技术和工具的（比如鱼钩）。这意味着几千人这样量级的人口，连鱼钩这样简单的技术都无法保持。

那么，这个岛上的古人是怎么拥有这些工具的呢？原来，在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之前，这个岛与人口相对较多的澳洲本土相连，这些工具正是从那里带来的。但是后来冰川融化，海水上升，阻断了这个岛与澳洲本土的联系。岛上剩下的几千人口，连带来的类似鱼钩这么简单的工具，都无法传承与保持，更不用说发展了。我们经常在一些关于未来世界的反乌托邦（dystopia）的电影里面，看到数量只有百、千量级的人群，用着车辆和枪炮，乃至更复杂的技术。从塔斯马尼亚土著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灾难性的世界维持了几代，这种描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只会在好莱坞的电影里出现。当今的人类文明，要足够多的人（应该是千万、更可能是上亿的人口）才能维持下去。

但是，如果只是看起来人很多，但是他们之间相互隔绝，那这样的群体还是实质上的小国寡民，无法通过交流和传播，以及交往中的竞争进一步发展其文明。（需要说明一点，本文中使用的“进步”、“发展”都是中性词，指的是事物脱离本来的、“自然”的状态，而变得复杂起来。至于这种复杂对人类是好是坏，本文并不处理。）并且，这些人要从生存的压力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要是“闲人”。这两个要求（交流与悠闲），通过城市的出现得以满足。这是因为与狩猎-采集的群落和农耕的村落比起来，城市的设立意味着有糊口之外的多余的财富，使得其人口中的部分从早期人类近乎动物性的生存活动中解放出来，并且人群比较集中，交流便利。这些条件是人类文明的重大发展和成就的前提。辉煌的建筑，诗歌与文学，科技进步，军事发展，如此等等，都往往与大型城市相关。或者说一个发达的文明，其代表往往是在它的大型城市里的，而不是在它的乡村，或者它的草原部落（如果它包含草原地带的话）。人类的农业与游牧生活，直到近两百年的工业化社会，改变并不显著。当然，人类最早城市的出现的前提，恰恰是脱离了狩猎-采集生活后农业的发展，生产有了剩余。也就是说，虽然农业和农村不是文明发达的代表，但却是人类文明大幅度发展的重要基础。不过，农业几乎在所有地区的人类文明里面都独立或者在其他文明启发下发展了起来，为各地域的人类所共有，而不像我在下一节讨论的对人类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四大发明”，只在某些地域才出现。

对早期人类来讲，群体之间的交流要靠脚、要靠人自身的迁徙。就人类（以及其他生物，包括细菌）的扩散和传播来讲，类似的纬度、气候、环境会提供相对方便的条件。在这一点上，欧亚大陆比起其他大陆来讲，得天独厚，因为欧亚大陆（包括非洲的北端），有着最长的一条方便的传播带，从现在的欧洲的大部分、非洲北部、两河流域、伊朗、中亚，一直到今天中国北方的温带区域。人类的发明可以通过这条传播带相对迅速地传播、竞争、发展，从而有益于欧亚大陆的文明进步。甚至疾病，也因为可以比较方便地随着这条传播带传播，让细菌得以进化，导致了各种流行病病菌的出现。在付出各种瘟疫流行下大量人口死亡的惨重代价后，欧亚人带有了很多自己已经免疫、但对这个传播带之外的人群却是致死的细菌。美洲土著，其实大多数是被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细菌、而不是枪炮杀死的。这也是在谈论为什么是欧亚文明征服了美洲和大洋洲文明的《枪炮》一书的题目里面，有“细菌”这个词的原因。

除了拥有纬度和环境方面最长的传播带这一优势之外，欧亚大陆的另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欧亚大草原。它从当今的匈牙利一直到蒙古和中国的满洲，是一条相对平坦的大通道。生活于其上的游牧民族，成了欧亚之间技术交流的重要载体。当然，这种联系，需要一个重要的代步工具，也就是马。马虽然原产于美洲，但是它最早被驯化，发生在欧亚大草原上。这里我们也要看到人类文明发展，除了依赖地理环境这样的偶然因素之外，还要依赖其他不受人控制的偶然因素。人类发源于非洲，但是非洲没有适合驯化为人类长途代步工具的动物。有人马上会说，非洲有斑马，斑马看着跟马挺像的。但是戴蒙德在《枪炮》一书中指出（Diamond 1999，157-75），它和马的祖先其实非常不同，难以驯化。更有意思的例子是，如戴蒙德指出的，澳洲和美洲本来有可以被驯化为代步和农业工具的大型动物。特别是马，它本来是发源于美洲的。但是，迁徙到那里的人类，已经有了旧大陆带来的狩猎的技术，但还没有驯化的技术。结果这些动物在可能被驯化之前，就被外来的人群杀光了。

除了这些大环境因素之外，人类文明进展，还需要“小”环境因素——“小”只是与前面的环境因素比较而言。中国考古学者许宏在《何以中国》中引用美国学者卡内罗（Robert Leonard Carneiro）在一篇文章（“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的观点指出（许宏2014，96-98），早期国家起源，往往出现在宜居宜农但环境受限，即“被山峦、海洋或沙漠等所隔离”的区域里面。这个受限的农业群体在人口扩张中发生冲突，但又无处可逃，慢慢走向了复杂的政治实体，即权力集中的国家。两河流域以及人类政治发展的另一重要地区尼罗河流域即是如此，早期中国的中原文明亦然。当然，这是在农业已经发展、人类定居的基础上。在许宏教授的另一部著作《最早的中国》里面，他进一步指出，最早的中国之诞生地二里头，恰恰处于不同的农业、农业与畜牧业、不同的器物文化、不同的地理环境的交汇处（许宏2009，52-62）。这种交汇，是前面提到的人类文明跃迁的前提之交流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域的表现。这种交汇为一个地域性文明的出现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前提，包括人口数量要达到足够大的量级，要有从生存活动中解放出来的闲人，并且他们之间有充分的交流。这些都是以农业发展为前提，但同时要有超出农业的城市的出现。并且，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依赖于很多偶然因素，比如地理因素（欧亚传播带）、生物物种、迁徙来的人类本身进化的程度，等等。除此之外，人类政治的复杂化，还需要一些小环境因素。但是这些小环境因素，因为“小”，所以在欧亚大陆之外的区域都可能存在，也是全球不同文明的共同根源。但在大环境因素上，欧亚大陆上的人类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文明中心、文明之外、文明的边缘；以及作为文明重要阶梯之四大发明

与拥有人类文明进步独特和优越的条件的欧亚大陆不同，作为人类起源地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南北长，东西窄，中间还有东非大裂谷这样的隔断。因为气候、植被、以及其他环境因素，人类南北方向的迁徙要比东西方向的迁徙困难得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没有可以用来驯化成代步工具的动物。这使得人类起源处并没有成为引领人类文明进展的地方。

在人类走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一站，包括埃及、近东、两河流域。它们都处在欧亚的大传播带上。这种交流，加上它们是现代人类早期的移居点，使得在那里定居的人类更可能率先发展人类文明。人类文明的几个重大进展，都在这一区域或邻近区域率先实现。前一节提到，马的驯服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台阶，因为它促进了文明交流，而这种交流会推动文明进展。现在主流研究认为，马是在欧亚大草原上被率先驯化的，很早就被两河流域和古埃及采用。车轮是人类文明进展的另一个重要发明，而轮子和带轮子的车子被认为是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中率先发明出来的。马的驯服以及轮子（车子）的发明，扩大了一个人群通过迅速投射自己的兵力以控制的区域的面积。人类最初的较高形式的政体，是苏美尔人的城邦与古埃及王国。城邦的地域有限，而古埃及诸王国的统治靠着尼罗河带来的便利。当马和马车出现了以后，陆上王国乃至帝国变得更加可能。换句话说，马的驯服和轮子（车子）的发明推动了国家的大型化和复杂化。人类文明的另一个重要台阶，是以青铜开始的金属冶炼。青铜有可能是两河流域的人群，但更可能是欧亚大草原的人群发明的。在诸多古文明中，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是相对最早大范围采用青铜的。人类文明的另一个重大进展，文字（书写系统），也是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各自在公元前3000多年首先发明的。

上面说的这些我们现在的人类看起来习以为常的东西，是人类文明在农业发展和城市出现之后，如果要再跨越一大台阶就必须拥有的“四大发明”，是不同的、但更加的复杂文明之间的共同特征。马和轮子，促进了人类交流，大大提高了广土众民的复杂政治实体出现的可能性。这种大型政治实体的出现，也会进一步促进内部的文明发展，以及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竞争与发展。青铜以及后来铁器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人类的耕作、自然资源开发、以及作战能力。书写文字的发明，使得人类可以更好地记录过去的各种经验，让人类可以通过更好的积累，深化其文明。这“四大发明”，几乎都是在古埃及、近东、两河流域被率先发明、或者相对较早地大范围采用的。地中海的东岸这一地带，是当之无愧的人类文明的摇篮和早期中心。

这四大发明看似简单，但是哪怕是数量可观的独立人群想自己发明出来，也非常困难。澳洲、太平洋诸岛的早期人类，因为与欧亚文明传播带几乎彻底隔绝，相对人数又有限，所以直到欧洲人到来之前，即使有自己的农业乃至某种意义上的城市，但并没有实现四大发明中的任何一个。美洲的土著人口多很多，农业的发展导致了城市文明的出现，并且有着像玛雅、阿兹特克、印加这样的大型政体和文明。但他们依然没有青铜、马匹这两大发明。一些美洲文明确实发明了轮子，但有意思的是，轮子是在小孩的玩具上，从来没有变成运输工具的一部分。印加人有复杂的结绳系统，但不是文字。阿兹特克人的所谓文字，很难记述相对抽象的表达。玛雅人的文字最复杂，但是也与旧大陆的各种文字体系相差甚远。因此，在这些地域生活的人类，直到欧洲人到达之前，可以说是在（人类下一阶段的）文明之外。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再过多久，可能还只是至多停在人类文明的新石器时代。不幸的是，当外力到来的时候，也就是当他们有可能去学习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的时候，他们又在这样的外力面前不堪一击，因为他们没有钢铁制成的武器，抵制不了“百毒不侵”的人带来的“百毒”（各种病菌），也没有很好的书写历史教给他们前辈的经验。在学习并赶上先进文明之前，他们就近乎被先进文明消灭殆尽。

在这样的人类文明图景下，华夏文明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它不在人类早期文明的摇篮和中心，但也没有彻底处在这一文明之外。通过欧亚大草原，中国与这个中心连接了起来。因此，中华文明可以说是在文明的边缘。我们看到，在文明之外的那些人群，并不是他们笨，而是各种偶然因素，让他们无法独立做出所有这四大发明，也因为当时人类无法逾越的隔离让他们无从获得这些发明。而与人类早期文明并不完全隔断的中华文明，通过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获得了四大发明中除书写文字之外的三种发明。需要澄清的是，这种获得，可能是直接获得，也可能是通过间接方式，比如听说轮子这样的东西之后，在这种想法的启发下自己把它发明和改造出来的。我们对这“四大发明”的采用或者发展的时间，都比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晚了至少一千年，甚至更多。

在其他方面，在所谓夏商的时期，华夏文明也明显落后于地中海东岸的古文明。我们的大型城市，在公元前两千年上下才出现。而在两河流域和古埃及，这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已经存在了一千年甚至更长。并且如许宏在《何以中国》里指出的，后者的城市不但出现得早，并且在规模上也要明显超出公元前两千年上下龙山时代晚期的古中国的城市（而这个时期古中国的城市与“国家”规模又明显超出后来中南美洲文明的城邦）（许宏2014，96）。

因此，在人类通过“四大发明”登上了文明的下一个台阶的这段时期，与作为人类文明摇篮的地中海东部文明相比，华夏文明是后发的，它主要是文明的接收者，这是考古学和史学研究的常识。我们可以是骄傲的中国人，讲自己辉煌和悠久的传统，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些常识。拒绝这样的常识，可能是对百多年来妄自菲薄的逆反，即妄自尊大。并且，在起步的一个重要阶段晚一点，也没什么。地球上几乎所有的人类都已经进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哪怕父母一代还生活在新石器时代，只要接触到当代文明，其下一代完全有能力掌握这一文明。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率先登上人类文明的下一个台阶，但是没有什么人会因此觉得现在的埃及和伊拉克是当今人类文明的中心和引领者。

三、中国乃唯一连续的统一文明？

与前面提到的相关，我们中国人文明优越感还有另一个来源：即使我们不是早期人类文明的领军者，但是与埃及与两河流域这种曾经的文明领袖不同，中华文明是唯一自古至今连续的文明。但所谓的华夏文明，其实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在公元前两千年以前，现在被称为中华的大地上，有多种不同的文明。但是，撇开我们所知有限的商代历史、尤其是商代早期和中期的历史不说，在青铜被引入、文字被创造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从晚商到周代，商与其继承者周是中华大地上几乎唯一拥有文字的文明，也有先进的青铜技术。尤其是在周的扩张下，到了战国乃至秦代，中华大地（除了在很晚的时候才成为中国一部分的新疆大部与西藏）其他的人群与文明都逐渐被来自中原的强势文明同化、赶走、或者消灭了。除了在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中华大地上原有的多种文明被同化成华夏文明，不同人群也主动或被动地认同了华夏。经过战国相对短暂的华夏文明内部的碰撞，最终通过秦汉，华夏文明也从周代的封建演变出了一套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奠定了接下来两千年的政治模式的基础。通过司马迁的《史记》等经史著作，华夏文明也有了共同的历史记忆，而其他与华夏文明竞争的文明的记忆或者被丑化，或者干脆被抹去了。从政治到文化，华夏文明得以统一。

因此，所谓连续的中华文明本身，是公元前两千年以前的百花齐放到公元前后的一枝独秀之演变的结果。很多本来在现在我们称之为中国这一广大地域里的其他文明（多数为前青铜时代的、但也有像三星堆这样的青铜文明，但都没有复杂的书写文字系统），或者被融入主流的中华文明，或者被这一文明彻底赶走或者（肉体或者文化上）消灭了。当这一融合与灭绝完成之后，中华文明成为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寂寞高手，成了整个东亚世界（当时中国人以为的天下，即文明世界的全部）文明的领导者和各种文明创造的来源。因此，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虽然依然很辉煌，但是变得可以理解了，即与在可以接触到的世界里面缺乏同一量级的竞争对手相关。因此，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辉煌背后的这个原因，也隐含着一种悲哀：在很长的时间内，它缺乏通过与文明相当的对手竞争而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有时候比猪队友更糟糕的是不成器的敌人。

在《中国的问题》一书的第十二章“中国人的品格”里面（Russell 2004），罗素指出，中华文明即使被外来势力征服，这些征服者最终会被中华文明所征服。他也提到其他古代文明消亡了（perished），只有中华文明延续了下来。记得高中时读到他的描述，我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中华文明对征服者的征服，也说明了中华文明表面的连续性下面，其具体承载者其实是在变动着，就像华夏族群在其开始，也是不同族群被同化为一的结果。并且这种反征服，在环地中海文明也不断出现。当赫梯征服了古巴比伦王国，他们迅速地被古巴比伦王国乃至整个两河流域的古文明所征服。如二十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比利时历史学家皮雷纳（Henri Pirenne）在他经典性的历史著作《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一书中指出，那些与罗马帝国斗争的所谓蛮夷也争着成为文明意义上的罗马人（Pirenne 2001）。

但是，与传统中国不同，环地中海文明是个相对开放和多元的系统。在其文明早期，领袖这一地区乃至全世界人类文明的，就不只一个中心，至少有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两大文明体。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语言和书写文字不同。在两河流域内部，也有相互竞争、此起彼落的不同文明。这些族群虽然都用楔形文字，但是所拼写的是不同的语言，记录着不同族群的历史与文学。与此相对，古代中国的其他文明，因为没有文字，他们的事迹最多也只能通过以商周为核心的华夏文明所记录下来，其记录不但很少，并且自然会带着华夏的偏见（比如称所有其他的文明为蛮夷）。因此，从很早开始，在地中海东岸这一人类早期文明的摇篮，与传统中国甚至东亚地区不同，并不是只有一种文明选项，而是存在着同样高等而不同的文明，这使得它们很难像在古中国大地上，由一枝独秀的某文明同化与消灭其他族群。人类早期的这一组文明慢慢传播，扩大到古波斯、古希腊、腓尼基、迦太基、古罗马，等等，最终构成了一个环地中海的文明圈。古埃及与两河流域作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奠定了文明下一步发展的基础。而环地中海这些不同的族群、政治和文化实体的交流，进一步推动着文明的前进。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对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的交流，不仅仅是和平的交流，还有竞争、乃至战争。在这种竞争中，其领先者可能会转换。孔子在《论语》里讲，周监于二代，也就是说周吸收了夏与商之优点。古希腊以及后来古罗马的辉煌，也是因为它们监于二代甚至更多的“代”。中国的“代”，其实都是一元的华夏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展现。而环地中海文明的各个“代”，包括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独立而发达的不同文明的展现。因此，我们虽然喜欢说，中华文明几千年连续发展，没有中断，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到文明圈来看的话，埃及与两河流域乃至环地中海区域的文明，也没有中断，只是某一时期的具体的承载者和领袖常常与这一文明的发源地和发源族群有着更加明显的不同而已。

这样的理解，也会帮助我们纠正另外一个常见的错误观点。很多中国人认为，我们是被以欧洲为核心的西方打败了，而欧洲的起源，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比起古希腊和古罗马，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更长。但是，从文明起源的意义上讲，古希腊和古罗马并非欧洲的一部分，而是环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们是比华夏文明更悠久的文明的继承者。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欧洲的大部分，当时也是在文明的边缘（虽然可能比中国离文明中心更近一些）。作为政治和文明意义上的欧洲——其实“欧洲”也是一个误导性的概念，准确讲应该是今天的西欧——的形成，是环地中海文明带割裂的结果。

在环地中海文明的形成期，不同文明中心之间一直有交流。亚历山大大帝短暂地把不同的文明中心统一了起来，而罗马帝国真正建立起了环地中海的统一政治体，这种统一包括文化、经济等各层面的整合。比如，罗马的军事和高度的城市文明发展要靠埃及这个粮仓的支持。前面提到的历史学家皮雷纳在其名著里就指出，即使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作为环地中海文明的继承者的罗马文化还是起着主导作用。直到七、八世纪在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后，阿拉伯世界兴起，征服了地中海区域的东、西、南三个区域，割断了环地中海区域的交流，特别是与现在欧洲部分的交流，打乱了由亚历山大大帝奠基、罗马帝国形成和发展的环地中海交流体系，从而也造就了作为地域与文化观念的“欧洲”（准确讲是西欧）的形成。简而言之，百年前皮雷纳提出了一个为西方史或世界史界广为接受的创新的观点，即没有穆罕默德，就不会有被称为欧洲之父的查理曼大帝创造出欧洲这一政治、文化、地理观念。在环地中海文明时代，欧洲只不过是罗马帝国的边缘而已，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文化实体。在环地中海文明圈崩溃以后，西欧要等上数百年，才终于重新接续上希腊、特别是罗马的遗产，这也导致了我们现在把古希腊和古罗马（错误地）当作欧洲的国家、欧洲的文明。但其实古希腊和古罗马是环地中海区域的一员，而当时作为文明意义上的欧洲并不存在。

四、拒绝妄自菲薄与妄自尊大

虽然有欧洲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割断（当然不是完全的断绝），但是作为环地中海文明的两大继承者，环地中海文明还是在通过“东方”（阿拉伯与阿拉伯之外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冲撞在向前进展。在欧洲内部，也有不同的亚文明、不同的政治团体之间，进行着文化基因的保存、培养与竞争。很多欧洲思想家，在一个地方遭到排斥，可以逃到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封建君主的手下。其言论在一处遭禁，可以成为它被另一个敌对君主推崇的原因。如戴蒙德在《枪炮》一书中提到的（Diamond 1999，411-13），生于（现在意大利的）热那亚的哥伦布，在一个君主拒绝他以后可以去找另外的君主，在遭到诸多君主拒绝之后，最终获得西班牙女王的资助，发现新大陆，开始了欧洲殖民的新纪元。与此相对，比哥伦布的船队航海技术发达很多、时间更早、规模更庞大的郑和船队，在明朝君主改变了主意以后，就不见了踪影。

更一般地讲，华夏文明在东亚一枝独秀以后，它缺乏通过竞争而发展的动力，甚至一些先进的文明成果可能因为只有单一的“母体”而在母体有恙的时候，就彻底丢失。这可能是中国近一百五十年来“落后”、“挨打”的深层原因。但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这并不是通常所说的传统中国的闭关锁国。我们说中国处在人类主体文明圈的边缘，但边缘不是之外。华夏文明从其开始就一直与环地中海文明有交流。上述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都来自于华夏文明与地中海东岸文明的联系。环地中海文明的各种宗教，祆教（拜火教）、景教、摩尼教（明教）都在中土有影响。（根据著名学者金庸的科学研究，其中明教还对中国明朝的奠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严肃地讲，摩尼教综合不同宗教思想，是在宗教层面上环地中海文明中不同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和范例。对中国文化影响更大的是伊斯兰教乃至佛教的传入。尤其是佛教，传统中国不但接受了它，并且转化出了中国佛教，而后者成了东亚佛教的来源——这也是中国乃传统东亚世界的文明输出国的一个例子。并且，儒家思想的一大变种，宋明理学，可以说是与佛教碰撞的结果。明代晚期，耶稣会士带来的宗教、哲学、科学本来已经有所影响，但这一交流最终中断了。其主要原因，并非中国的闭关锁国，而是天主教廷的内斗。与闭关锁国论相关，也有论者说传统中国是超稳定结构。这与闭关锁国论一样的错误。中国在周秦之变之后，到遭遇西方人之前，政治进展相对缓慢，并不是其制度超稳定，而是在可交流的普天之下，实在没有什么文明上的对手。哪怕是一个具体的朝代瓦解之后，在可见的世界里面，并没有更好的文明选项，下一个朝代就自然只能回到既有的道路上。

因此，传统中国真正的短板，是“普天之下”只有华夏文明，缺乏同等或者更高的文明的竞争与冲撞。在从东地中海的文明学习到了“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之后，更复杂的文明成分，比如哲学、政治体制、文学，等等，很难通过欧亚大草原的游牧群体或者丝绸之路传播过来，而后来耶稣会士带来了比游牧部落和商人可能带来的更复杂的文明，但这种传播又被打断。并且，传统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特殊路径，对所学的东西也会有所选择，比如学习印度佛教的时候，其发达的逻辑和形上学体系，慢慢就被边缘化了。

更重要的是，至少从春秋战国之后，在当时中国人所知道的“天下”或世界里面，中国一直主要是文明输出国。这对传统中国的学习和交流兴趣，肯定也有影响。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是什么民族劣根性、有意的闭关锁国或什么超稳定结构的表现。在经济的交流上，哪怕是在欧洲崛起的现代早期的三百年里面，中国一直生产着欧洲人所需要的各种精美商品，但欧洲可以提供的商品除了枪炮之外，乏善可陈。这使得公元1600年到1800年间，欧洲人在美洲劫掠的白银的第一接收国是中国（第二是印度），这反映了当时中国产业的先进与发达。寻找与中国直接贸易的航路导致了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开始美洲大陆对他们来说是通往中国的绊脚石。后来欧洲殖民美洲和非洲的一大动力，也还是与中国的贸易。与此相对，中国对欧洲没有太大兴趣，实在是欧洲产业太落后的结果。这不是说我们当时不积极与欧洲接触与学习就是正确的做法，但至少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做法。并且，如果我们觉得中国这种封闭有中国人的劣根性在里面的话，我们不妨想想美国。它仅仅领袖天下百余年，但是美国人的傲慢、对他们之外的世界的兴趣之缺乏，已经可以与有着“劣根性”的、“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媲美了。

近百多年来，中国意识到了华夏文明只是更广阔的天下文明的一部分，他者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中国试图加入这个更大的天下体系，但阻碍重重。后来世界体系分为两个，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之后又退出。那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处于最孤立、与世界最隔绝的状态。但这是晚近的事情，与传统中国无关。后来中国选择加入最终胜出的那一套世界体系，也并没有什么困难。虽然现在有脱钩之说，但这不是中国的主流选择，并且可以说是中国加入冷战之后胜出的那一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成长的烦恼而已。

因为华夏文明一枝独秀，当其自身受到打击，其文明成果更可能会因此而彻底丢失。前工业化时代的传统文明，即使先进，也都并不对落后的文明有绝对优势，有可能会被后者击败。不过，当蛮夷横扫罗马帝国，环地中海文明的硕果希腊文明可以在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世界保存下来，最后再“转销”回欧洲。但是，当华夏文明遭到政治与文化上落后的游牧民族比较彻底的打击之后，其文明成果（政治体制、经济组织、文化成就）就有可能彻底失去。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蒙元入侵。如钱穆先生指出（钱穆1996与2005），明清的很多制度，其实是受了蒙元影响。而宋代很多辉煌的文化与相对宽容的政体，不复存在。我们看看宋代瓷器的典雅与明清瓷器的庸俗，宋代文人被皇权尊重和保护与明清的庭杖、文字狱、乃至肆意杀戮，就可以看到这种明显的差别。当然，这里也有历史偶然的成分。设想，如果当初蒙古的铁蹄真的横扫欧洲，打过英吉利海峡，把西欧变成了“西蒙古汗国”，不知道西欧如何保持其多元文明，其文明进程是不是也会遭到重创、不能再全面复兴呢？欧亚大草原这一欧亚草原民族所依赖的重要通道只延伸到当今的匈牙利，可以说是西欧的幸运。

伴随着西方人的坚船利炮，环地中海文明的成果再次全面和深入地与华夏文明接触。这一融入“更大的天下”的努力，对中国人来讲，是四千年（从青铜、马匹、车轮这三大发明的传入算起）未有的大变局。百多年来中国进退失据，有病乱投医，加错朋友圈，如此等等，虽然令人痛惜，但可以理解。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我们终于站稳脚跟。但是，对人类文明与华夏文明在其中之位置的问题上，我们很多人还是在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的两极之间摇摆。最近备受诟病的世界文明起源于湖南的说法，可能只是学术边缘的笑话而已。但是，随着中国人自信心的增强，我们在学术与文化上的迫不及待甚至是戾气也变得越来越彰显，超英赶美、拒斥西方的论调甚嚣尘上。但是，我们与环地中海诸文明（包括它们的一个重要继承者之欧洲文明）隔绝了很长时间，现在的世界秩序与很多根本性的制度（比如大学体系）也是以这种文明为主体所塑造，因此，很自然地，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消化其文明的成果。对此，我们要虚心，要耐心，不要带着文化义和团的心态，妄自尊大，拒斥人类文明的成果。

同时，华夏文明又不像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澳洲、太平洋岛国、美洲，文明边缘的中国跨上了以“四大发明”为基础的人类文明的下一个台阶，并且在相对隔绝的情况下，发展出来了在这个台阶之上的另一套文明体系，有其辉煌、或至少是独特的成就，也拓展了人类文明的视野，可以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要贡献。因此，我们也不要认为，华夏文明与世界的接触，只是前者向后者学习。这里有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尽管可能是我们要学习的更多一些）。

比如，环地中海文明，首先发展出来了象形文字，然后进一步转化为了拼音文字。这种类型的文字，成了当今世界文字形式的主宰。感谢中国这样一个边缘性的文明的存在，一种非拼音文字被保存了下来。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也没有停留在原始的象形文字阶段，而是走了彻底不同的文字发展道路。如果没有中文的存在，我们人类对书写文字的理解，会有大大的局限。

中华文明还有其他不一定更先进、但绝对是独特的东西，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反思人类文明的进程。比如。在诸古文明里面，只有中国的坟墓里会埋书。埃及的法老和贵族墓地里面埋有《死亡之书》（The Book of the Dead），但这是教被做成木乃伊的法老在复活的时候，怎样一步步复活的指南。除了这本书之外，墓地里并没有别的书。后来整个地中海文明，都没有墓地藏书的习惯。而中国人的这一独特习惯，也是后来乃至现在，我们发现失传文本的重要来源。其他三大古文明（埃及、两河、印度），都有至善和至恶之神搏斗、以及人类命运之生死的神话，这后来成为亚伯拉罕式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重要来源，也与古希腊与佛教的形而上学发展相关。但古中国没有这种极端的神话，开始也没有形而上学。但中国有很独特的礼乐文明。这也产生了另外一个有趣现象。在其他三大文明及其后续文明中，军事是国家权威的重要象征。而中国的国家权威象征的鼎，是礼乐文明的一部分。

在政治上，美国学者福山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指出（Fukuyama 2011，125-26），从韦伯的以理性官僚制为现代国家的标准来看，中国的秦朝是人类历史中政治意义上最早的现代国家，建立了人类最早和最全面的理性官僚制度。中国虽然与环地中海体系缺乏深入的思想交流，但是在封建贵族政体垮台的春秋战国期间，在新政体的探索中，在广义的华夏文明下的多国竞争中，诸子百家提出过很多独特、有趣、超前的思想体系。与差不多同时的秦汉相比，罗马的帝国制度体系只是乱七八糟的拼凑，是对“体系”这个词的侮辱。在与华夏的并存与竞争中，欧亚大陆上的游牧部落也往往是从华夏文明学会了一套政治管理方式，这使得他们能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的很多先进技术，也是来自于华夏，或者干脆就是带着华夏的工匠。没有从当时的中国学到先进的技术与政治管理方式，没有从中国与环地中海文明（以及印度）经济交流中（比如所谓的丝绸之路）获利，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也不可能通过他们一波波的战争和移民改变周边文化与人群组成。可以说，没有华夏文明，就没有后来的突厥和蒙古对世界的征服。更重要的是，当中国先进的政治思想传到同样是中世纪的封建贵族政体垮台的现代早期欧洲，对他们的思想家与政客产生影响，这其实不是偶然的，不（仅仅）是他们需要指桑骂槐（借中国思想批评当时的欧洲君主与教廷），而是确实击中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之要害。

在经济上，中国很早就进入了以土地自由买卖为基础的前工业化时代的市场经济。被当作现代国家重要进展的标志的间接税（indirect tax）、选择性销售税（excise tax）、以信用为基础的公共财政（比如国家发行债券）等等，以前被认为是荷兰与英国率先发明，也是英国后来领袖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第二期的重要原因。但是，根据香港浸会大学经济史教授刘光临的研究（Liu 2015和2016），在中国的宋朝，这些财政制度已经建立。但很不幸，这套制度在蒙元灭宋以后，很长时间内都不再有传承，直到清代晚期，在外患的压力下，才有一点点恢复。

总之，传统中国在战国之后，缺乏像环地中海文明在地理上（空间上）展开的多种高级文明的竞争，但是中国的传统诸朝代，可以说是在历史上（时间上）展开的多种高级文明的竞争。传统中国的文明交流，可谓用时间换空间的一种交流。传统中国所有努力的经验与教训，也会对文明的自我反思与深化做出重大贡献。

五、结语：鼓励更大的“天下”中诸文明

之自由竞争

纵观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首先一点，我们应该学会谦卑，要知道人类个体、甚至是群体的想象和创造力，都很有限。没有青铜、马、车轮的太平洋岛国、澳洲、乃至美洲的土著，经历了千年以上的发展，依然发明不出来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没有与环地中海文明深入接触之前，中国人想都没有想过希腊的民主、罗马的共和（但这不等于说传统中国原生的思想与政治必然与之冲突，不能认可这些思想与政治安排，或者不包含与之相应的成分）。反过来，对欧洲现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而言，一个不靠宗教就可以维持道德与大型国家的中国的存在，也让他们大开眼界。在知道了人类想象力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珍惜全球化下各个文明圈打通之后带来的多元性，不要以义和团心态和洋枪队心态，否定环地中海文明圈和华夏文明圈各自的意义与价值。

在承认不同文明圈的价值、承认人类多元文明的重要性的前提下，我们要促进它们之间的交流与竞争。交流的前提，就是要保护这种多元性。我们看到，环地中海文明的成功，在于它是多中心的交流。传统中国思想最灿烂的时代之一是多元竞争的春秋战国。后来欧洲的发展，也在于多中心的竞争。对多元的保护意味着，我们要反对一国之内和国与国之间通过垄断和其他手段压制创造，制造有形或无形的墙来压制自由的交流。同时，文明通过交流而提高的最有效方式，是多元竞争。从历史上看，国与国的战争状态，往往是科技乃至政治发展和创新的非常有效、甚至是最有效的动力来源。中国战国时代的竞争造就了理性官僚制度与贤能政治的发展，英国与宋朝的现代财政体系也是因为要弄钱打仗才一步步发展出来，二十世纪很多重大的发明或其大范围采用，从青霉素到原子弹，都是战争需要的结果。但同时，我们要看到，战争是太过残忍的手段，甚至可能打乱和摧毁文明进展。蒙元灭宋就是历史中的一个极端例子。在科技发展的今天，战争甚至可以导致整个人类的毁灭。因此，一个折衷的方案是，在尽量保护人的生命和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包括医疗、教育等等）的前提下，打破各种压制力量（垄断、各种墙），鼓励开放但又竞争的交流。这种多元性，与通常理解的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不同。后者强调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容忍，但这种容忍往往蜕变成对不同文明的冷漠，包括拒绝深入了解对方，而满足于肤浅甚至是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美美与共”上。我们这里讲的多元性，是竞争的多元性。这种竞争，一方面要避免肉体和文化上的灭绝，不是亨廷顿所讲的文明冲突，而是像一个真正热爱足球的人眼中的理想状态：自己的团队一方面努力通过合作打败对手，但一方面又希望有能挑战自己的对手的存在，甚至会帮助他们存在。人类文明的进展，需要这样的“冲突”，需要这样的诸神之争。

本文原刊于于《中国政治学》2021年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