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4

四、吐蕃侵占河陇后所引起的变化

天宝季年所发生的安禄山的叛乱，对于唐代的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次叛乱到后来虽告敉平，唐代却难以恢复其以前的盛况。尤其是河陇等处更是如此。

吐蕃于唐初即已为西方劲敌。当时于诸边设立节度使，以伺防守。设在凉州的河西节度使是为了隔断羌胡，设在鄯州的陇右节度使也是以备羌戎。具体说来，主要都是防御吐蕃。天宝季年，哥舒翰以陇右节度副大使兼河西节度使，统帅两方的劲旅，在和吐蕃的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黄河九曲地也得到收复。安禄山叛讯初起，哥舒翰即悉河陇兵东守潼关，吐蕃亦即追踪东进，河陇各地相继丧失，甚至还曾一度攻占了长安。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唐、蕃清水（今甘肃清水县）会盟，规定两国疆界，唐地：泾州西至弹筝峡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治所在今陕西凤县）西至同谷县（今甘肃成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盟约中还规定，疆界附近不得筑城堡耕种[1]，虽然有此盟约，实际上吐蕃的向东侵扰并未稍事终止。凤翔府作为唐代西都，非同一般州郡，城门也经常昼闭。后来一直到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治所在今宁夏吴忠县南）3州及石门等七关之民兵归国，才算收复了一部分土地。又过了一年，张义潮以瓜（治所在今甘肃安西县东南）、沙（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县）、伊（今新疆哈密县）、肃（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县）等11州户口来献，自河陇陷蕃百余年来，至是才得悉复故地[2]。

吐蕃长期侵占河陇各处，对当地的农耕地区和畜牧地区是否有所改变？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头说起。吐蕃国内本来也有若干农业，产有青稞麦、蚕豆、小麦、荞麦，亦有城郭，不过“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3]。吐蕃向东扩展，与唐争锋，须先扫灭吐谷浑、白兰、党项各国。这些都是立国于青海高原从事游牧生涯的国家。吐蕃在灭掉这些国家后，并未闻对其原来的游牧生涯有所改变。事实上，就在后世，青海高原还有难望见边际的草原，正是从事游牧生涯的好地方。吐蕃在金城公主下嫁时，还极力争取黄河九曲地，因为那里水甘草良，宜于畜牧[4]。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吐蕃将悉诺逻进攻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县），后来取积石军（今青海贵德县）西路退去。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君臭先使人于退回的路上放火烧草。悉诺逻还至大非川（今青海省青海湖之南流人褡连海的惠渠），将息甲牧马，而野草皆尽，马死过半。君臭乃袭其后，尽俘其疲兵辎重及羊马数万[5]。吐蕃军队离不开牧草和羊马，正显示出草原行军的景色。也显示出吐蕃虽有少许农业，基本上还是从事游牧的。

如前所说，河陇各处从唐初以来就是牧马地区。虽说是牧马地区，也还有相当的农业。这样半农半牧地区，和吐谷浑、白兰、党项各国显然不同。吐谷浑、白兰、党项各国的草原和吐蕃本国一样，当然用不着若干变革。河陇各处的半农半牧地区显然和吐蕃的习俗不同，这就有了改变的可能，事实上也是有若干的改变。这可以从下面一些事实得到证明。

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刘元鼎奉使赴吐蕃定盟。其经行道路具见《新唐书·吐蕃传》：“元鼎踰成纪（今甘肃秦安县西北）、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今青海民和县南），耋老千人，……密问之，丰州人也。过石堡城[6]，崖壁峭竖道回屈，虏曰铁刀城。右行数十里，土石皆赤，虏曰赤岭。……距长安三千里而赢，盖陇右故地也”。元鼎此行是由秦州一直到鄯州，横穿陇右道的东部。这一路上他所看到只是兰州有粳稻和桃李榆柳，到龙支城的途中也许还可以看到一点。其他各处均未见到有关农耕的景色，甚至没有见到从事农耕的唐人。是不是可以说那些没有唐人和农耕景色的地方已经成了牧区[7]？看来，这样的说法是近乎情理的。

唐既失陇右，仍时时与吐蕃发生争战，而且也并非都是受创。在这些取得胜利的战争中，通过所得的俘获，也可以看到吐蕃在河陇经营畜牧的情形。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朔方军于灵台县（今甘肃省灵台县）东50里攻破吐蕃，获驼马牛羊甚众[8]。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朔方军复破吐蕃于灵武，获羊马数千计。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灵武于定远城破吐蕃2万人，获羊马甚众[9]。如果说这些战斗仍在唐的土地进行，不能反映吐蕃侵占陇右后的具体情况，也还可以看出吐蕃军队的给养有相当多的部分乃是畜产，而这些畜产当不会是远从赤岭以外的草原上运输来的。也是在元和十三年，平凉镇遏使郝砒收复原州城时，获羊马不知其数[10]。原州城于清水会盟后，即属吐蕃所据有。郝玼在原州城下获得羊马，可知当地已是牧区了。原州城附近尚且如此，更远的地方就不能说仍然是农耕地区。

宣宗大中三年收复秦、原、安乐3州及石门等7关之后，曾特别下了一道诏谕。其中说：“秦、威（安乐州改称）、原3州及7关侧近，访闻田土肥沃，水草丰美，如百姓能耕垦种莳，五年内不加税赋”。还说：“凤翔、邠宁、灵武、泾原守镇将士，如能于本戍处耕垦营田，即度支给赐牛粮子种，每年量得斛斗，便充军粮，亦不限约定数”[11]。这是说，收复了3州7关以后，原来唐、蕃疆界两侧皆可尽量耕垦种莳，无所差别。其实这中间还是难得一概而论的。清水会盟的盟文中曾经规定，疆界两侧不得筑城堡耕种。这在唐的一方。自是尽量遵守。实际上也是难得放手耕垦。这里不妨举《旧唐书·吐蕃传》所载德宗贞元二年平凉会盟失败后的边境守卫作为证明。据说：“泾州之西，惟有连云堡，每侦候贼之进退。及是堡陷，泾州不敢起西门。西门外皆为贼境，樵苏殆绝，以刈禾稼，必布阵于野而收获之。获既失时，所得系空穗，于是泾人有饥忧焉。……自是泾、陇、邠等贼之所至，俘掠殆尽。……自是贼之骑常往来泾、邠之间，此城西门莫敢起者”。这样的情形年复一年，好像永无止时。大中三年，收复了3州7关，凤翔、邠宁、灵武、泾原的守镇将士自然乐于耕垦营田，何况还有若干优待措施。在原来的疆界的那一边，就不一定是这样。清水盟约规定的不得耕种，对于吐蕃并没有若何效力。第一，在战争中，吐蕃常是胜利的一方。即使有所失利，也多是在唐的土地上，与疆界的那一方面并没有多大关系。再说，吐蕃这个主要以游牧为生涯的民族，并不一定要在疆界的一方面耕垦种莳。在战争中，吐蕃掳掠唐人不少，也不会让这些人在边界附近种植。贞元二年平凉会盟失败后，吐蕃大掠沂阳（今陕西陇县）、吴山（今陕西千阳县南）、华亭（今甘肃华亭县）等界人庶男女万余口，悉送至安化峡（今千阳县西）西，将分隶羌、浑[12]。羌、浑都是游牧部落，得到这些虏获生口，不会使他们仍从事农耕操作。刘元鼎出使途中，于龙支城见到来自丰州的唐人。丰州距龙支城已千数百里，仅这一点就可知当时疆界那一方面的农牧情况。前面还曾经举出，唐代在战争中偶然也取得若干胜利，俘获羊马若干，显示这些羊马就是吐蕃军队所带粮饷。这里还可再举出一点。就在德宗贞元二年平凉会盟之前，吐蕃尚结赞既陷盐、夏等州，各留千余人守城，结赞自己屯于鸣沙（今宁夏吴忠县南）。从贞元元年冬季到次年春季，羊马多死，粮饷不足，结赞只好弃夏州而归[13]。通过这些例证，当可知宣宗大中三年颁布的诏谕中所提到的3州7关亟待耕垦的膏腴之地的来历。这些土地在吐蕃占据的时候，早已是畜牧地区。再说这3州7关的归来，是吐蕃宰相论恐热的降附旧国，并未经过战争。如果吐蕃原来占据时，已经都是农耕地区，何劳唐宣宗颁下诏谕，鼓励耕垦种莳？

因此，在这里可以得出小结：陇西各地在吐蕃占领的长时期内，主要已成为游牧地区，虽然也还有若干农业，却不一定占到若何的比重。

大中以前是这样的。大中以后又该是怎么样？现在还没有看到更多的有关史料，不易仔细作出说明。不过可以这样说，大中以后，吐蕃势力已经削弱，唐在陇西恢复了统治局面。原来在吐蕃占据时的游牧地区是会由于它的势力削弱，而大为缩小。但这只是缩小，并不是绝迹。充其量这里还应是半农半牧的地区。到了唐末，吐蕃余部有以咀末自号者，居甘、肃、瓜、沙、河（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县）、渭（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岷（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县）、廓（治所在今青海化隆县西南）、叠（治所在今甘肃迭部县）、宕（治所在今甘肃曲舟县）诸州之间。甘、肃、瓜、沙4州在陇右道的西部，其余6州皆在陇右道的东部。咀末当然是游牧部落，所以这几州的马也最为良好[14]。陇右道东部这几个州，基本上也就是后来北宋的熙河路，其间稍有点出入，却并不是很大的差异。北宋熙河路是神宗及其稍后收复建置的，也就是说由唐末到北宋都是吐蕃余部游牧的地区，在初建熙河路时是说不上有很多的农耕地区的。

吐蕃的向东扩展，不仅影响河陇等处的农牧地区的分布，就是对于陇山以东的农牧地区也是有若干影响的，这样的影响显现在关内道北部的羁縻州所在地和河东道勾注山以北的地区。具体说来就是由党项部落和沙陀部落的徙居，使这两个地区有了新的变化，而这两个部落的迁徙都是受到吐蕃的压力的。

党项部落迁徙到关内道的北部，散居于灵、庆、银、夏诸州间，这在前面论述羁縻州时已经约略涉及过，这里还有必要再作说明。党项部落最初向北迁徙时，乃是在安禄山乱起，河陇陷落之际。在那以前，党项部落本已离其旧土，徙居于剑南道松州，再经迁徙，残部所余无多。经过长期孳息繁衍，后来部落也就增多。所居虽在灵、庆、银、夏4州，而庆、夏2州独为重要，居庆州者号为东山部落，居夏州者号为平夏部落。后来到武宗会昌时（公元841—846年），分为3部统辖，在邠、宁、延3州者为一部，在盐、夏两州及长泽县者为一部，在灵武和麟州（治所在今陕西神木县北）、胜（治所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州为一部。这里在灵、庆、银、夏4州外，更扩展到盐、邠、宁、延、麟、胜6州。就是在延州之南的坊州（治所在今陕西黄陵县）也有党项部落的居处地方[15]，而且还曾越过黄河，东居于河东道的石州（治所在今山西离石县）[16]。这就远超过于突厥和回纥部落在内地居住的地区。

党项部落在他们原来居住地区的生活是“畜犛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可是“俗皆土著，居有栋宇”[17]。这显然是一个从事畜牧生涯的部落。所以他们有一部分迁到坊州之后，仍然从事牧马[18]。在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吐蕃围攻盐州时，党项首领也曾发兵驱羊马为助[19]。可是早在肃宗宝应初（公元762年），党项首领入朝觐见时，还请求准予由他们供应灵州的军粮，受到唐王朝的褒美[20]。这些事例都说明了这个畜牧部落迁到关内道的北部，即灵、庆、银、夏以及其他有关各州，并未放弃原来的畜牧生涯，却学会农耕技术。因此，党项部落所居住的地区应该是半农半牧的地区。

前面论羁縻州时，曾提到以吐谷浑部落所置的浑州。浑州置在延州境内，即隶于延州都督府。吐谷浑的迁徙也是受到吐蕃的影响，不过早在唐代的前期，与党项稍有不同。因为那时吐谷浑的国土已为吐蕃所侵占，国内无由立足。惟《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吐谷浑传》皆谓其迁于灵州，并为他们设立一个安乐州，与两《唐书》的《地理志》稍有不同。可能是部落不少，设州不一，史籍兼有所载，未能画一的缘故。不过后来安乐州也为吐蕃所陷，其部众又复徙至甑方和河东[21]。吐谷浑是一个游牧部落，虽历久仍保持他们原来的生涯，被称为退浑，可是终未能对所居的地区有若何影响。

沙陀部落内迁稍晚，也曾为他们设置过羁縻州。隶属于盐州的阴山府，就是为他们设置的[22]。后来他们又迁徙到河东道的陉岭之北，称为陉北沙陀。有的甚至迁到阴山以北，称为阴山北沙陀。陉岭以北就是今山西北部以及毗邻的内蒙古。如前所述，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半农半牧地区，而沙陀为游牧部落。虽是游牧部落，似未能完全改变陉北的面貌。至于迁往阴山以北的部分，阴山以北本为草原，以游牧部落而居于草原，自然更为相宜[23]。

注释：

[1]《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2]《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

[3][4]《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5]《旧唐书》卷一○三《王君绰传》。

[6]《新唐书》卷四○《地理志》：鄯州鄯城县，有定戍城，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军；二十九年没吐蕃；天宝八年克之，更名。又西二十里至赤岭，其西吐蕃，有开元中分界碑。”定戍军在今青海湟源县西南。赤岭为今日月山。当地山石仍尽赤色。石堡城故地犹存，在湟水南岸。

[7]《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自是（开成四年）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间鼙鼓声，人相惊”。这里所说的鼠食稼，不知确在何处。洮水、鄯、廓，固在陇右道的东部，岷山却是剑南道与吐蕃的界山。似不能以这些地方来确定所谓鼠食稼的所在。

[8]《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9]《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10]《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11]《旧唐书》总一八下《宣宗纪》。

[12][13]《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14]《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

[15]《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16]《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党项羌传》，《新唐书》卷二二一《西戎上·党项传》。

[17][20]《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党羌传》。

[18][19]《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21]《旧唐书》卷一九四《西戎、党项羌传》。

[22]《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地理志》皆未见到有关阴山府的记载。

[23]《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

五、结论

本文论述的地区，主要是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平原，间及西秦岭以南今甘肃省东南部的一些地方。这是唐代的关内道、河东道和陇右道的东部。文题以黄河上中游相称，是为了较易明了，实则已经超出黄河上中游的范围。这几个地区是农牧兼宜的地区，由于人为的作用不同，因时而有差异。大抵东南部更宜于农耕，西北部则多宜于畜牧。而其间地区的畜牧业则时有消长。本文从牧区变化立论，牧区以外自然都是农耕地区了。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森林还相当茂盛，森林也占有相当多的土地。多在于农耕地区，半农半牧地区也不是很少。关于这一点，另有专著论述[1]，这里就不再涉及了。

农牧地区的分布，历代所修筑的长城可以作为一种标志。隋时亦曾修筑的长城。可是隋长城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十分明显。隋长城的修筑是为了阻止游牧民族的南下，由于时势的变化，农耕地区却超出了长城的界线。虽然长城以外并不能说就是纯粹的农耕地区，至少也应该是半农半牧的地区。只有鄂尔多斯高原仍然是游牧地区。这个游牧地区的南沿却还不能和当时所修筑的长城相衔接。

隋长城以南也并非都是农耕地区。实际上半农半牧地区超过了农耕地区。《隋书·地理志》所说的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6郡，其人勤于稼穑，多畜牧。这样的概括是符合当时的事实的，这正是一个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这六郡与其南所谓畿辅的京兆、冯翊、扶风3郡的界线不免有犬牙相错之处，大体却是由陇山斜向东北，循现在关中人所谓的北山而至于今韩城市的龙门山。本文论证了稽胡所居住地区。这是离石以西、安定以东，大致是吕梁山和六盘山之间。而稽胡已从事农耕，却未完全摆脱畜牧生涯。这样论据也许有人不以为然。即令舍此不论，作为当时所谓的边荒地区来说，也是半农半牧的。如果回溯到前代，则隋时农耕地区和半农半牧地的界线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所指出的碣石龙门一线是相仿佛的。

唐代政府规定的牧马地区是相当明确的。最初是金城、陇西、平凉、天水4郡，也就是兰、渭、原、秦四州。接着扩展到岐、邠、泾、宁四州，后来又到了娄烦，还有银、绥等州。政府规定的牧马地区实际上也就都成了半农半牧地区。这里因之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这个牧马地区中的岐、邠两州，就在唐代开元年间重划15道时，也是京畿道的一部分。一般说来，京畿道是属于农耕地区的，不过按自然地区分析，岐、邠两州的辖地有些就在北山以北，北山以北就不一定是农耕地区了。唐代以之作为牧马地区还是合乎自然条件的。第二，河东道的牧马地区仅有娄烦等监，当时这些监牧是隶于岚州的。而岚州乃在吕梁北部以西。岚州之南、吕梁山之西，还有石州(治所在今山西离石县)、隰州(治所在今山西隰县)和慈州(治所在今山西吉县)3个州。吕梁山西，自秦汉以来都是半农半牧地区。唐代是不是还是半农半牧地区?前面已经指出过，唐代在武则天以前就禁止百姓养马。这个禁令后来可能解除，对于百姓养马却还有若干阻碍和限制。至少在安禄山乱前还是如此。至于其他畜牧事业，在这几个州中还未发现很多例证。在唐代中叶以前，以之归人农耕地区，看来是不可免的。这样的道理还可用之于银、绥两州之南的延、丹(治所在今陕西宜川县)、鄜(治所在今陕西富县)、坊(治所在今陕西黄陵县)4州。不过延州之北，由于有游牧部落的迁入，那至少是半农半牧的地区。

唐时关内道北部的灵、庆、银、夏诸州，还应该包括灵、庆、夏诸州之间的盐州。由于有游牧部落的迁入，是和其南各州不相同的。但这中间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当唐初始设六胡州时，灵、夏以南就成了游牧地区。六胡州几经变化，后来转到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除东部濒于黄河的胜州外，就成了游牧地区。当然鄂尔多斯高原成为游牧地区从唐初即已开始，不必等到六胡州的转移。六胡州移到鄂尔多斯高原之后，灵、庆、银、夏诸州还有突厥、回纥各族部落。由于各族居住在这几州的人口并不很多，未能起到若何影响，所以这几州还只能是半农半牧地区。再往北去，河套平原的西部，唐代一直视为北陲防守要区，对于营田的经营前后都是重视的，也未闻有若何游牧部落在当地居住过，所以为农耕区域。河套平原的东部，当时是金河流域，而现在应为大黑河流域，唐初就有突厥部落居住过，而单于都护府的设立，就可以说明其间的问题。当时对于这个地区的营田也颇为重视，和河套平原的西部相仿佛，亦可作相同的看法。

安禄山乱后，唐代政治社会都有巨大的变化。河陇各地由于久为吐蕃所据，变化亦最为显著。当吐蕃据有的时期，河陇各地殆皆化为牧场。虽间或有农耕之处，亦甚鲜少。吐蕃之后，农耕地区自然有所扩大，可是也难于和天宝以前相提并论。概略说来，也还是属于半农半牧地区。至若吐蕃余部咀末所据有的若干州中，就很难说有农耕地区了。

由于吐蕃势力的扩展，党项、吐谷浑、沙陀诸部落多被迫内迁，自灵、庆2州以东，至于银、夏诸州，东渡黄河，以至于陉岭以北，皆有这些部落的居地。这些部落本来都从事游牧，内迁以后，有的也学习农耕技术，而大部仍从事于畜牧。虽然有大部分部落保持旧俗，可是还未能使这里的半农半牧地区有很多的改变。

除吐蕃的影响外，唐代后期，马政也渐至废弛。马政虽废弛，原来牧马地区却仍然为半农半牧的地区，而整个半农半牧地区的南界仍和隋时相仿佛。也就是由陇山之下，循着现在关中人所谓的北山，过龙门，再越吕梁山而趋向东北。至于半农半牧地区和游牧地区的区分，则已屡见上文，不再重赘。

注释：

[1]史念海：《河山集二集·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来源：《唐史论丛》1987年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