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新、郭静云｜商时代诸国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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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山大学

“历史、考古与文明”

研究生暑期学校

专 家简 介

郭

立

新

教授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华南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教学中心副主任，广东省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市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上古文明研究团队带头人之一。专长：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早期考古。研究领域包括：先秦考古（新石器至殷商）、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考古人类学、民族考古学、社会-文化人类学（亲属制度与社会结构研究）。代表作有《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2000BC）》、《盘龙城国家的兴衰及同时代的历史地图》、《折冲于生命事实和攀附求同之间——龙脊壮人社会结群逻辑探究》等，迄今发表论文七十余篇。

讲者文章

编者按：

1.本号获作者郭立新授权转载下文。本次编发时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若有参考或引用，务请注明。

2.原文《盘龙城国家的兴衰及同时代的历史地图》载于《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由于原文篇幅较长，我们将会把文章分三部分发出，本文为该文第三部分。

盘龙城国家的兴衰

及同时代的历史地图

郭立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郭静云（中正大学历史系）

第三部分

从考古年代学探索

商时代的诸国历史变迁

（一） 长江流域青铜时代历史背景

笔者曾对长江流域自新石器晚期以至殷周的历史发展过程做过研究，出版了《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该书得出如下结论，现引述如下，以作为本文进一步讨论的出发点。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长江中、下、上游均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合作、交易网络和连城邦形式的国家，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长江中游地区在屈家岭文化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而在石家河文化已步入青铜时代早期。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年代为距今4400年前后）“建筑遗迹内及其堆积层中多处发现残铜片和铜绿石等遗物推测，石家河文化的手工业中还应有铸造小型铜工具的生产部门”。石家河城内的邓家湾亦发现过人工打碎的炼铜原料——孔雀石和铜器：“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发现不少铜矿石（孔雀石）碎块。最大块的直径为2—3厘米，有些铜矿石表面被氧化成褐色，呈峰窝状。表面看起来似炼铜渣，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孙淑云教授鉴定仍是孔雀石碎末。在地层中一直没有发现真正的铜渣。铜器仅见一件残片。标本T4(2)：11，似铜刀，为长形薄片。残长6.6、残宽3.7，厚0.27厘米。据金正耀先生测定，其铅同位素测试结果为：PB76（0.8543）、PB86（2.0915）、PB64（18.289）、PB74（15.624）。”孔雀石被打碎成小块，应是为炼铜准备的；虽然从铅同位素检测分析看不出含铅比例，但可以肯定为含铅青铜合金。这些发现表明，最晚从石家河中期开始，长江中游地区已步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或许还会有一个青铜合金技术的滥觞阶段。

大路铺遗址石家河末期地层发现铜锡铅三元合金标本，但是合金比例锡占41.34%，这种比例肯定在当时就已足以使器物破碎（含30%以上锡料的合金特别易碎。或许为了减少易碎的后果，该铜片多加铅到25.02%，铜只占19.84%）。从这样的成分来看，这应该不是器物的残片，而是反映古人试验的过程，说明其时尚处于努力提升冶炼技术，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摸索和试验阶段，铜锡铅各自比例远未达到理想状况，合金技术远未成熟。

在这些探索、试验的基础上，石家河文化继承者——盘龙城文化掌握了铜铅锡的合金技术，同时掌握陶范技术，所以能够制造大型坚固的青铜器。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公元前十九、十八世纪），长江中游人们冶铸技术累积经验足以产生巨大突破，以使青铜文化进入新的高水平阶段。

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的政权。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江河之间的农耕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前文利用碳十四数据，已对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冈和郑邑、吴城和大洋州、三星堆等各地方青铜文化在发展过程的某些重要时间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相关历史背景的认识，可以大体勾勒出中国南方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青铜技术发展图景和各地历史关系地图的基本轮廓。

（二）公元前1600—1400年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高峰

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根据邱诗萤的研究，长江中游地区青铜文化早期阶段是从石家河中期起，而的年代下限，不晚于盘龙城一、二期；从盘龙城二、三期以来，冶炼技术已非常成熟，到达很高的水平，长江中游地区已无疑进入青铜文化中期阶段。至迟从盘龙城三期开始（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铸铜技术取得明显的突破，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可以铸造大型而坚固的青铜器物。

最近在赣西北发现的荞麦岭遗址，间接印证盘龙城三期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盘龙城文化相似，发掘者认为，后者从盘龙城三期开始对赣北有直接影响，从四期开始影响更加深入，此时赣北已成为盘龙城文化的控制区。笔者认为，荞麦岭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其能解决盘龙城时代青铜文化革命性发展的基础。石家河时代人们还不能作大型的足够坚固的青铜器，但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法，可是鄂东南矿区只能提供铅和铜，石家河人也确实已学会了铅铜合金；但是盘龙城青铜器都是铅锡铜的合金，说明在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的过渡时期，人们了解锡料的重要性，并掌握三种成分的合金。

荞麦岭遗址的核心价值应该就在于其处在锡矿区，盘龙城人开拓荞麦岭，以获得稳定的锡料来源。从石家河晚期大路铺、蟹子地与盘龙城二、三期荞麦岭遗址比较，可以看出同一文化人从西往东开拓金属矿的情况，而这些石家河、盘龙城人，恰好是楚大文明体系中夏、商朝代的人们。

至盘龙城四、五期，即大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这时，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楚商王朝，据文献由汤为建国之王，上承楚地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稻作文明成就，同时冶铸技术的突破促使其通过掌握鄂东南、赣西北金属资源而获得巨大利益。表一统计数据显示，盘龙城自四期开始青铜礼器和玉礼器数量大增，出现了李家嘴M2这样的大型墓葬。盘龙城五期延续这种发展趋势，是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盘龙城六期时间虽较长，跨越整个公元前十四世纪，但青铜器数量却大为减少，表明此时盘龙城的势力可能有所减弱，这可以说是国家从高峰期逐步老化的时段，但显然仍是当时青铜技术的中心和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至盘龙城七期，器物组合为之一变，兵器大增，表明有一股新的势力控制了盘龙城。

表一 《盘龙城》报告各期铜器与玉器数量

盘龙城四、五期社会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信仰趋于系统化，成套的礼仪规范已经形成，表现在礼器上，以爵和斝（稍后还有觚）作为基本的礼器组合；特定纹饰与器型的搭配显示出很强的规律性：如在爵斝柱顶出现明纹，鬲上出现日纹，双嘴夔龙的造型趋于定型。笔者解读这些规律，认为这时的楚商文明已经形成系统化的信仰体系。这一套信仰体系蕴含了几个层面的形象：神兽、天象、时间、空间、人生，这些形象在上与下、中与方的关联当中，构成一个大的系统。神龙吞吐、虎食人、十日从扶桑升降，在商文明信仰中，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形象，表达同一件事情：生命轮回的循环以及升天、再生的理想。自然界的十日，以及人间的巫觋为天地之间的联络者。笔者认为这套信仰基本上是在长江中游汤商国家文明成形，同时已有多元的因素，蕴含了长江流域平地农耕社会与山地猎战族群的理想，并且在多元的基础上，重点凸显汤商贵族的族群信仰。

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盘龙城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从技术来看，盘龙城人经过漫长曲折的探索而首先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其四邻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快速发展其自身的青铜文化。从空间格局来看，青铜时代中期诸重要国家，如三星堆、吴城、盘龙城、郑偃诸邑，三星堆在西，吴城处东南，郑偃位于北，显然只有盘龙城居于中。其时青铜文明的核心、枢纽或中央，就在盘龙城楚商。当时上述诸邑的青铜器虽各有地方特色，但总体上可视为同一个大的青铜文明体系，拥有很多相似的元素，如都有神纹，各地很多器形相似，说明各地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交流，直接或间接受盘龙城的影响。这种相似性表明当时已出现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体系。这一体系将各地上层贵族连结到一个巨大的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交换、贸易、通婚、联盟的社会网络中。在这一网络中交换和流通着当时最为贵重的物品如青铜器、金属料、硬陶和原始瓷器和玉石器等，获得、拥有这一类物品能够为其主人带来声望和地位。盘龙城居于这一网络的中心，而且直接掌握和控制了其中最重要的青铜器和金属料资源，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各地贵族竞相以获得盘龙城的礼器为荣，或在模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传统而努力发展自己的制作能力，形成自身文化特色。盘龙城人借助这一网络将其青铜器造型、纹饰的理念，以及相关的信仰与礼仪传播到四方诸邑。由于这一类只有各地上层贵族才可以参与的声望物品的远程贸易体系的存在，使我们今天在考古学文化上，可以看到，当时各地青铜器、硬陶和原始瓷器、玉石器等物品，在很大的空间范围内共享和流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代表各地本土生活面貌的日用陶器，却仍各具特色，差异很大。

就在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在青铜技术领域获得重大突破、社会兴旺繁荣、信仰与礼仪日趋规范之际，在农耕文明西北边界区域，同时也崛起另一类国家，这就是以二里头和偃师城为代表的国家形态。前文碳十四年代分析表明，首先是二里头，大体与盘龙城同时兴起；大约过了一百余年，到公前十六世纪中叶，偃师城的贵族们又在离二里头不远的地方大兴土木，兴修宫殿和小城，与二里头贵族比邻而居。

二里头和偃师城兴起的背景，离不开北方游牧和游战族群形成的大背景。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开始，公元前十七世纪以来气候又有所回暖。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气候呈冷、干化，不再适合农耕生活，乃逐渐形成游牧游战社会，部分族群开始南下，占据、掠夺南方丰腴的文明，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些南下的族群对江河平原地区带来风险，初步形成了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的历史格局。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该区黄河北岸有中条山、太行山，形成了一堵自然的“墙”。冷化、干燥化时代这地方同样进入农作危机的状态。但这一带一方面是守护着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是后者防守北方草原游战族群掠夺的前线据点；另一方面又会做北方游战族群的前哨，因而日益获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此期间郑洛区域会相继出现一系列城邑和国家，二里头、郑州、偃师三城的历史作用莫不如此。因山脉阻隔，在青铜早期，北方族群进入江河平原的路线基本上限于三门峡山口，从三门峡而来的寇掠是最主要的风险。其时北方族群从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出发，顺着黄河干流南下，三门峡口遂成为南北双方必争之地。二里头和偃师城的崛起皆与此有关。

虽然从整体来说，二里头是以农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国，二里头的贵族应来自农耕族群，而不是北来的占领者；但是，在二里头文化中，本土、北来、南来的因素混合在一起，面貌模糊难认。这与二里头在南北交流中扮演的角色有莫大关系。一方面，它作为保护南方农耕文明免受北方游战族群侵害掠夺的前线据点而受南方农耕国家的支持，同时又在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之间进行交易而从中获利。

如果说二里头与盘龙城的关系或许还有些疏远，有更重的交易色彩的话，偃师城的兴起则很可能与受到盘龙城的直接支持有关。二者在文化面貌上更为接近，同质性更高，而且在时间上来看存在诸多巧合之处，如偃师兴起的年代正好是盘龙城三期青铜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之后不久；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盘龙城处于最为辉煌强盛的年代；而偃师城也追随其后进入兴盛时期；这些时间上的关联性，似乎表明偃师城的兴衰起伏与盘龙城势力的涨落有直接的关系。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就在盘龙城最为强盛之际，在其南方赣中地区，吴城文化亦开始崛起。吴城文化在短期内快速到达极高的水平，这种快速掌握青铜技术的情况，是学习、吸收外来技术的指标，即从盘龙城楚商文化学到铸铜技术，并配合自己的需求而快速发展；同时也学到硬陶技术，且依赖着自身原本就有的优质瓷石瓷土资源，更进一步将硬陶技术发展到极高水平。

笔者认为吴城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盐铜贸易。赣中樟树一带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盐矿资源。该地区自樊城堆文化以来，一直盛行高三足盘。这一类器物的盘很浅，很适合用于晒盐。所以，吴城人致力于发展盐业经济，将其与北方强邻盘龙城交换获得铜料，并向盘龙城学习铸造技术。吴城贵族们模仿后者的精神文化，加以本地化改造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也使自身社会文化获得快速发展。吴城的盐业经济和盐铜贸易，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故吴城文化群城具有更浓厚的军事色彩，因为它们不是农耕合作而形成的联合城邦古国，而是贸易竞争的措施；又能够说明何故吴城文化有那么多兵器，这是因为地下盐矿原料贸易的竞争，而造成发展兵器的需求，此乃春秋时代吴国所造一流兵器的源头。此外盐业经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故离铜矿较远的赣中，能够掌握那么多铜料，制造那么多精美的青铜器，这应该是早期吴与楚之间盐铜贸易的缘故：赣西北铜矿最初由楚文明中的商朝掌握，而经过盐铜贸易的发展，吴城文化也能大量获得铜料，制造礼器和兵器。吴城文化的兴盛，在空间经历了一个先西后东的过程，首先发展于赣江西岸，这应该也反映出，吴城文化中虎国贵族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他们与盘龙城文化的商王国有盐铜贸易关系，由此而使赣江西岸的人们能够掌握更好的贸易路线。

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在盘龙城的西界，三星堆文明亦在其影响下趁势兴起。此前成都平原的三星堆社会在早期已有大型城址出现，且陆续可见少量小型青铜器和玉石器等贵重物品，这些指标表明该社会早已迈进国家的门槛。不过，在此之前，三星堆社会虽有小型铜器，但其铸铜技术仍处于较原始的水平；而从大约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开始，突然出现许多大型青铜器，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显然也只有在借鉴和吸收盘龙城早已成熟的青铜铸造技术并以其为基础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质变和突破。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器物来看，其时应还处于神权社会阶段，或神权与王权并重的阶段，神权在三星堆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性地位。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考虑，或许正是气候冷化等外部原因，致使生产条件恶化，以及某种迄今所未知的内部原因，二者共同作用，造成社会压力甚至危机。三星堆社会在危机中的表现是，不断加强神权，全力祈神保佑。这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三星堆社会开始大规模建庙铸器祭神。从其青铜器造型来看，他们主要的祈求对象，是与天象和季节有关的神，这一类神多与农时、季节有关（对此问题的研究，限于篇幅，笔者拟另文加以探讨）。

在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文明的互动和发展中，以盘龙城最为关键和紧要，因为如前文所述，盘龙城青铜冶铸技术历史最为悠久、技术最先成熟，且得地利之便而掌握铜料，并以之交通四方。当时最重要的成规模开采和冶炼的矿区主要分布于鄂东南和赣西北的大冶、阳新、瑞昌等地，矿区遗存显示当时这些地区属于盘龙城文化的控制范围。所以，可以说盘龙城人直接控制了当时最重要的铜、锡、铅等金属料的生产，在当时可能初步形成了一个以盘龙城为中心的铜料交易网络。学界经常发现，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器的成份和矿料来源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金正耀等人惊讶地发现，“无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还是长江流域的赣中（大洋洲），抑或西南巴蜀地区（三星堆），商代的青铜铸造都相当普遍地使用了一种高放射性成因的独特来源的铅料。”并认为三星堆和新干大洋洲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的异常铅属同一来源的可能性很高。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即在殷商之前，盘龙城、吴城、郑偃和三星堆四地青铜器冶铸所用的金属料，大多为盘龙城所供给，是后者控制的鄂东南、赣西北矿区冶炼所得。

所以，作为南方农耕区青铜大文明中央的盘龙城对南方各地青铜文明的兴衰变化有着直接而关键的影响。由于二里头和郑偃一直是保卫农耕文明的北方前线据点，而受到盘龙城的援助与支持，前者从后者那里学习铸铜技术，获取铜料，甚或直接从盘龙城获得铜器。所以，盘龙城与郑洛地区青铜器本属同一体系，原本就同源，它们之间高度相似并不令人奇怪。前文提及的在郑州二里冈上层同时包含有盘龙城四、五、六期的器物，一方面表明盘龙城与郑邑贵族之间有着长期而持续的交往，另一方面则是郑邑贵族将来自盘龙城的铜器视为宝物而珍藏的结果。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历史时期高等级墓葬中经常发现前代遗物或异地珍宝。

（三）公元前1400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转折与变迁

公元前十七至十五世纪前半叶大冷化中约200年回暖期后，大约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起，欧亚、气候又开始不断变冷（这一波冷化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前700年间达到极冷），西伯利亚和西欧因气候变冷而致冰川线南伸，西伯利亚极地森林的南界也开始向南延伸。气候变冷迫使以前游荡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骚扰和掠夺南方农耕族群。这一次北方族群南下的主要方向往东迁移，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侵；而且，这些南下的游战族群中，部分势力已经掌握马车技术，具有更强大的军事机动能力，因而其征战范围更大，流动性更高。

在此背景下，位于黄河南岸农耕区，在空间上正好位于太行山东麓南下要道（大体沿今京广铁路）上的郑州，在军事和政治上变得非常重要，成为南方农耕族群进行防守的前线堡垒。此即郑邑于公元前1480年前后兴起于偃师城之东的历史背景。郑邑最为兴盛的时期约为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二里冈上层一期之际，这时西部的偃师城已衰微，郑州俨然成为南、北双方对垒的最重要据点和交易场所，信息、物资、人员汇集于此，其与南方大国盘龙城的关系更为紧密，多方模仿和借鉴盘龙城的文明成就，陶器和青铜器风格均与盘龙城非常接近。吴城和三星堆的青铜重器亦或假道盘龙城，辗转到达郑州。

目前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波气候冷化同样对长江流域的农耕生产造成了某些困难，如盘龙城应该会有水位上升的情况，这可能是盘龙城六期势力萎缩的原因之一，但刚始时似乎尚不足以摧毁其社会根基。由于盘龙城在各地青铜文化发展中所处的独特而关键的地位，使其兴衰变局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周边青铜文化的发展。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说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气候变冷对盘龙城国家造成了何种影响，从现有材料来看，盘龙城五期和六期之际，国家势力发生过一次大的变故。经此变故后，盘龙城国家的势力有所下降，周边吴城、郑州和三星堆，以及原本作为盘龙城附属地的湖南地区，均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一次发展的机遇，其青铜文化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一个高潮。这或许跟盘龙城放松对青铜技术或原料的垄断有关，如出现因内乱而使贵族和技术人员外流等情况。

已有学者观察到，盘龙城六期时，盘龙城文化势力有退出赣北的迹象。在南方的赣中地区，可能正是由于盘龙城的变局，直接影响其南方传统盟友和贸易对象吴城的衰落和新势力牛城的兴起。同时，在赣西北瑞昌铜岭古矿区出现吴城文化的东西，表明此时吴城国家势力北上，开始染指铜矿开采和冶铸。而在湘东北和湘中地区，这里原本属于盘龙城文化的分布区，可能受盘龙城直接控制，盘龙城五、六期之际的变局使该地区所受控制被削弱，获得相对独立地发展自身青铜文化的空间，逐渐有出色的表现，而成为炭河里等深具湖南特色的青铜文化的源头。

至于郑邑，则在这一变局中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使其充分利用地利之便而在南方的农人和北方军人之间扮演中间商的角色，大获其利，发展成为繁荣兴旺的边境国家。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这么广大地域范围内的重器都流向郑邑，足以说明郑邑在南北交易过程中介入的广度和深度。郑邑出现盘龙城早年不同时期的青铜器，显示郑邑与盘龙城有更紧密的联系，比如，郑邑是盘龙城贵族在内斗失败后逃难的去处，亦或两地贵族之间有持续的联盟或通婚关系，并因这种关系而长期在彼此间有宝贵物品的交换和流通。

（四）公元前1300年的大事：殷商政权毁灭楚商政权的考古遗迹

1、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楚商与殷商之区分

笔者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曾将提出“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即是殷商上古帝国的发生，一方面基于长江流域古老农耕文明和青铜时代的诸国，另一方面是因为草原游战族群南下而建立以军力为政权的跨国网络，才发生之后的、以黄河流域为政治中心的殷周军权联盟。这段历史是从公元前十四世纪起，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亦可称之为“楚商”或“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江河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在影响力庞大楚商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及同化上层的文化体系，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既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如果说长城见证了东亚历史舞台上，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和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历史，在这种历史格局中，总可见来自北方草原的游战族群南下侵犯南方农耕族群。这样的故事，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以来便开始了，其时兴起于亚州草原地带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侵夺，而黄河中游地带正好处于这一南北界线上，二里头和郑偃即为南方农耕文明抵卸侵夺的北部据点。但是，这一防线最终被源自北方草原、掌握马车技术并以军权立国的殷商王族所突破。后者最终在殷墟建都，占据江河中原，开始定居生活，并将其固有传统与南方以先楚为主的文明成就融合，借用南方原生文明已有的部分文字符号，配合其自身语言并加以系统化，形成甲骨文字。殷商实为东亚最早的帝国，既是东亚早期各地文化成就的集大成者，同时亦开启了东亚文明的新阶段。

过去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北方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我们终未被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2、盘庚渡河南与武丁奋伐荆楚的历史意义

与郑邑大约同时或稍偏晚兴起的边境城邑国家可能还有位于南方农耕区更北部边缘，黄河北部安阳的洹北城。洹北城同样位于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上。从碳十四来看，该城可能兴起于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有着与郑邑类似的功能，只不过其重要性不如郑邑。洹北城被毁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80年，这正好是经学传统推定的殷商王年表中盘庚王在位的年代（1401—1374），同时也是殷墟一期开始的年代。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隐藏着盘庚迁殷的史实。在那些不断南侵的游战族群中，殷商王族即为其中一支。公元前1380年前后，这一军事势力在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南下，凭借其驾马战车所具有的军事优势，“渡河南”，烧毁洹北城，在安阳殷墟成功立足，由此开启其四处征战，最终建立殷商帝国的历程。对于这一支南下的势力来说，安阳殷墟正是理想的建都位置。此地位于南北交界处，即背靠其北方基地，同时又可虎视南方农耕区，对后者实施有效统治。

在安阳立足的殷商族团，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了伟大的殷商王武丁时代（BC 1324—BC1266），凭借其军事优势（拥有驾马战车），从安阳出发，四出征伐。大约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控制郑邑，进而南下打败盘龙城，使后者成为殷商在南部的据点（盘龙城七期），同时也将大量盘龙城文明的成就融合进入其自身文化之中。此举导致南方青铜文明的大重组，盘龙城文化、二里冈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吴城文化相继没落，殷商文化崛起，中国青铜文明自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郑邑和盘龙城均遭受到打击和毁坏，被殷商王族占领时，南方吴文化群城（当时应自称为虎国）并没有被毁坏，其地理位置偏远而使其避过殷商军队的攻击，所以吴（虎）的贵族仍得以保留其独立性而延续到更晚时期。

另一方面，殷商王室打败楚商以后不能象楚商一样直接掌握铜矿，其原因在于，只有建都在铜矿附近的王国才能直接掌握铜矿。但是，如果殷商王室居于盘龙城，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其主要的政权基础：即用马车战争的能力。因此殷商王族自然选择通过侯国的军队掌握铜矿，而自己仍然建都于安阳。所以，盘龙城七期的贵族应该与殷商有联盟关系。但是通过此般间接控制，并不能安全而稳定地掌握经济价值极高的金属矿。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殷商时期虎方有更加发展兴盛的趋势。首先从铜岭遗址来看，这已不象荞麦岭遗址那样，纯粹为盘龙城文化的遗迹，很多器物反而与吴城接近，这应该表明有一部分虎方的贵族往北发展而占领金属铜矿。其次，湘中地区在早商时期，因为获得不了铜料而显得落后，但殷商时期楚商的势力弱，所以湘中（以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为代表）也能直接获得铜料而快速发展势力。因为这一系列变化，盐铜贸易的重要性也下降，可能有部分虎方贵族放弃参加掌握盐矿的竞争，而往湘中发展，同时可能有部分盘龙城的贵族和技术人员也往南迁移，湘中地区的青铜文化由此而迅速崛起。

与南方虎国网络（吴国）一样，地处西方的三星堆亦因地方遥远而未受到武丁和殷商军队的直接攻击。但是，三星堆社会所依赖的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因盘龙城被征服而崩溃，而三星堆又不象南方的虎国网络一样，因离铜矿区近而有趁虚而入控制金属料的机会。这些因素对成都平原的农耕社会产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三星堆国家跟着没落。在没落阶段先后形成两个巨大的祭祀坑，神庙里重要的祭器都被埋于地下，此举反映出三星堆政权的式微。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发生转移，成都金沙崛起成为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

其次，新兴的金沙国家虽然在精神和文化上直接沿袭三星堆社会，其器物造型、类型风格均与三星堆并无二致，但都明显偏小型化，恰似微缩版的三星堆器物。这种变化在青铜器方面表现得最明显，三星堆的青铜器造型硕大，而金沙的青铜器却非常小。这背后的原因，或许与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崩溃，而使成都平原金属料匮乏有关。

有马才有世界史。以前，以盘龙城为核心，将郑州、洛阳、吴城、三星堆等地区古国联系在一起的远程交流与贸易体系，尚具有相同生态和文化区域内地方史的属性。但是，自从亚欧大草原上出现能够在大范围内快速机动的马和马车，相应地出现了游走于大草原、依靠战争和掠夺为生的游战族群之后，通过他们的中介作用，世界旧大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始出现真正跨越地域和文化的世界性的交流和互动。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虽然也会努力经营据点和堡垒，并某些草原南游地带的牧民、农民形成共生关系，但总体来说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由各方人群混合杂处，聚散无常；各以势力称雄，勃兴勃灭。所以，这些族团原本就具有人种和文化混杂多元的特性。

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殷商文化开启了文化混杂和融合的新阶段。作为来自大草原的游战族团，其自身文化并无定型故亦少成见，对其他文化抱持拿来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主观上愿意兼容并蓄，学习吸收各种文化的长处而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凭借其强大军事实力四处征战，将空间广大的地区都纳入其臣属范围，特别是打败象盘龙城这种具有古老传统和文明的国家，客观上也为殷商吸收融合各地文化创造了条件。事实上，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南方楚商文明也成为殷商吸收融合并进行再创造的主要来源。只是，殷商王朝创新后所展示的新面貌，虽然在外观上仍与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南方农耕文明很相似，但是，这时的信仰虽然还在，但信仰的根基已经动摇。与信仰有关的礼器造型，如各类青铜器、玉器等，则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形成原始宗教美术的母题与范型，并趋向于“具象写实”的造型。

五、结论

考古年代学是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而考古层位学和类型学则是驱动考古年代学前行的两只轮子。其中，层位学为年代学提供基础和骨架，类型学则起到丰富内涵、增添血肉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在跨越地域和文化的情况下进行断代研究，由于层位学缺失，若只依靠类型学分析，就会象天空中断线的风筝一样，充满不确定性，各种主观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往往也趁虚而入。

这种情况在三代研究中颇为常见。由于种种原因，近世考古学家倾向于将那些曾经过汉人之手编纂加工过的二手文献所记载的早期历史当作真实的历史，而将一手的考古资料降为证经补史和配合文献的工具，企图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在后世的中央——郑洛地区的地下找到一元的夏商王朝史，再透过从中央看四方，将所有的发明和创新都归功于中央，将四方视为郑洛中央区的传播影响之地。就这样，将在郑洛发现的二里头、郑偃和殷墟等遗存，都主观地认定为夏商时期的王都，而且认定它们代表了一脉相承的王朝；在南方发现的盘龙城、吴城和大洋洲、三星堆等，虽然不否认他们有过辉煌的青铜文化，但无一例外地认为它们是受郑洛影响所致，其年代也晚于后者。

为克服这种类型学研究中的主观性，本文主要运用碳十四年代来确立盘龙城时代诸邑的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再运用类型学比较和观察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认为盘龙城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其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本文进一步对盘龙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冈遗址所出陶器和青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结果表明，无论是陶器还是铜器，盘龙城从一期至七期均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盘龙城器物群的主导因素，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均系本土传承；其文化发展与演化的主流是自我内生演化而非外来影响。与此相对照的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吸收来自南方盘龙城的因素而变迁，后者是促使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发展和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郑洛地区的青铜文化，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时期才有显著的发展。郑州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分别与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非常相似，其中大部分器类、器型与盘龙城相同，应考虑这些在空间上相隔遥远的青铜礼器，同一类型者在同一地点制造的可能性甚高。

学界传统上从郑洛看四方，以二里冈——殷墟为标杆，而认为这类器物应是在郑州制造，而后流散四方。但是，本文利用碳十四数据对对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的年代进行考证，发现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年代均比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窖藏所处的年代早，从时间维度证明，吴城、大洋洲和三星堆青铜器中与郑州二里冈相同的器型，不可能是从后者流传过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基于年代学的观察，以及笔者对于整个历史背景的理解，本文最后将盘龙城时代的历史地图进行如下描述：

现有证据表明，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起步，至迟在公元前1600前盘龙城二、三期之际取得重大进展，开始铸造大型坚固的青铜器，此后盘龙城进入大约持续二、三百年的鼎盛时期。盘龙城的楚商王朝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构建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贸易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虎国吴城、牛城和西南部的湘东北和湘中地区，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贸易体系的参与者。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间吴城学习模仿盘龙城青铜制造技术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快速崛起于赣中地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也掌握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技术，大量铸器供于神庙。

就在南方农耕文明区（以长江流域为核心）诸青铜文化稳步向前发展之际，在其北界黄河干流区域的郑洛一带，一方面临着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不断南下掠夺和冲击的风险，另一方面又因位于不同生态和生计区的交界区而有较多的商业交换机会。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相继出现一些重要的城邑或国家，如二里头、偃师城、郑州城。这些城的命运兴衰同时受南北两方面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与来自南方农耕文明区的支持，特别是盘龙城的支持力度有关；也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南下进攻和交易的方向、强度直接相关。他们开始时是顺黄河干流而下，经三门峡进入豫中平原农耕区；后来转而向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下。相应地，在盘龙城时代的早期，北境最重要的城邑和国家是位于三门峡口的二里头和偃师城。二里头兴起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偃师城与二里头比邻，兴起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渐趋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部的重要性下降，至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偏早阶段，位于东北部的郑邑开始建城，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二里头相比，偃师和郑州与盘龙城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因而也获得更多的支持。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早期，郑州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边境城邦，南北各方在此交易，相互防卫。在此背景下，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等地制造的青铜重器，皆辗转来到郑州。

从公元前1450年开始的新一轮冷化周期，不断加大在亚洲大草原生存的游牧游战族群的生存困难，迫使其一波波地南下。其中一支拥有马车的族团，在公元前1380年左右，在其首领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凭借其拥有马车而获得的军事优势，打破洹北城，在安阳殷墟建都立足。又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努力，其势力不断壮大。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其首领殷商王武丁的指挥下，征服郑州，并南下远征，打败盘龙城，将盘龙城的技术、人员、青铜器等据为己有。

随着盘龙城被武丁摧毁，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贸易体系崩溃。受此影响，三星堆没落，取而代之的金沙古国，因缺少铜料而只能铸造非常小型化的器物。南方虎国（吴国）网络中的吴城势力受到打击。但是，赣中牛城、湘中宁乡炭河里一带的新兴势力则因有更多机会获取铜料而趁势兴起。

全 文 完

（本号编辑：散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