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空间”是考古学文化遗存认知的第一要素

考古学属于广义的历史科学，一般认为历史科学是以“时间”为核心的科学，地理科学则是以“空间”为核心的科学。然而，考古学虽然属于历史科学，而且也重视“时间”为轴的研究路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空间”却是考古学文化遗存认知的第一要素。

熟悉考古学的人都知道，考古学的认知对象是地下埋藏的文化遗存，当然有时也包括一部分地面遗存，但不管是地下还是地面的遗存，认知的第一要素首先是“空间”，包括其微观空间（地点）和宏观空间（地域），然后才是对其存在时间的判断。固然，任何一处文化遗存都离不开空间和时间两大要素的把握，然而，为什么考古学要把空间作为首要条件？

首先，考古学是研究历史性文化及历史性文明的科学，而“文化”和“文明”作为人们的群体性行为（但也不能绝对排除个人的独立性行为）结果，它总是在一定的地点、地域内和环境条件下发生的，我们要探寻任何“文化事象”的发生、发展、结构、特征、传播、互动、资源、过程等一系列问题时，离开这种“文化事象”的空间而仅有时间的要素是不可能完成上述目标的。而且研究表明，“空间”对“文化”而言，本身就具备着独立的意义，因为并不是任何文化或文明可以在任何空间都可以诞生的，某种文化或文明的出现需要特定的空间条件。正如一提起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夏文化”“滇文化”“越窑”“定窑”“唐三彩”“画像石”“殷墟”“汉魏洛阳城”“敦煌石窟文化”“云冈（石窟）模式”等等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我们一般都会立即联想到它们的地点或所在空间。

众所周知，世界上第一代文明都是诞生在大河谷地或河流与海洋交汇的地带，如尼罗河谷地的埃及文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谷地的巴比伦文明，印度河谷地的印度文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爱琴海区域的古希腊文明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型城市也都与特定的大河、大湖、河口或滨海直接相关。许许多多特定的技艺、宗教、艺术、建筑、物品的创新性发生与持续性发展或长久性生产都离不开“空间”条件的支撑；而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沟通、交流、互联更是离不开一定的线性交通空间的作用，“丝绸之路”这一线性空间的考古和线型的“丝路遗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即使把某种物质形态的考古学文化的时间脉络梳理得再清楚，但如果没有空间要素的确认，这种研究的结果也是没有意义的，原因就是只有把“空间”作为最基本的要素与这个特定的文化事象相结合，我们才有条件去揭示这一文化事象发生发展的基本条件。此外，考古学文化作为一定人群的创造性产物和这个人群的生存、生活、生产的物质性表达，离开空间及空间所在的环境、资源的支撑，这种“考古学文化”也是无从产生的。当然，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文献史学是以“时间”为主，而考古学却要以“空间”和“时间”并重，甚至还要把“空间”放在第一位？

首先可能就是文献史学是以具体的“人”作为记录和表述的中心，而考古史学则是以“文化”，特别是物质形态的“文化”作为记录和表述的中心，尽管考古学也要“由物及人”，但这个“人”更多的是占据着一定自然空间的“人群”或“族群”，所以它的观察和研究视角首先关注的就是物质形态的“文化”所存在的空间及与其相关的“文化创造群体”生存的地域与地域特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研究特别重视“人地关系”，由此还诞生了一些专门的科学领域，如“环境考古学”、“考古地理学”等等；其次，作为物质形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便于人们进行空间的定位、记录和研究，因为无论是遗址、遗迹还是遗物，或者是由不同遗存构成的“考古学文化”，它们都是以物质形态出现在考古学者面前，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考古学是具有一般物质科学特点的学科之原因所在。

正是因为有了考古学文化的空间认知，我们才会发现人类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不是单线的，中华文明也不是在一个地点起源的，我们才能走出单线发展、单中心传播扩散、单一模式等等的简单思维状态，从而去更加接近复杂的历史事实和揭示“文化”与“文明”——不管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更加复杂的运动过程与运动机理，才能够真正感知到“文化多样性”、“文明多样性”发生发展与互动交流的科学原理及人文价值，才能够更加自觉地去因地制宜地创新创造，同时秉持互相学习与彼此尊重的态度去理解世界和面对他者。

本文为《大众考古》2015年04月刊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