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新、郭静云｜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岗的年代学与类型学探讨

点击上方 蓝字关注我们！

2019年中山大学

“历史、考古与文明”

研究生暑期学校

专 家简 介

郭

立

新

教授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华南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教学中心副主任，广东省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市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上古文明研究团队带头人之一。专长：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早期考古。研究领域包括：先秦考古（新石器至殷商）、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考古人类学、民族考古学、社会-文化人类学（亲属制度与社会结构研究）。代表作有《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2000BC）》、《盘龙城国家的兴衰及同时代的历史地图》、《折冲于生命事实和攀附求同之间——龙脊壮人社会结群逻辑探究》等，迄今发表论文七十余篇。

讲者文章

编者按：

1.本号获作者郭立新授权转载下文。本次编发时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若有参考或引用，务请注明。

2.原文《盘龙城国家的兴衰及同时代的历史地图》载于《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由于原文篇幅较长，我们将会把文章分三部分发出，本文为该文第一部分。

盘龙城国家的兴衰

及同时代的历史地图

郭立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郭静云（中正大学历史系）

【摘要】本文依靠碳十四测年数据搭建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行类型学比较，而提出盘龙城国家兴衰的历史的过程及其吴城、三星堆、二里头和郑偃诸邑的历史关系及其时代背景如下：

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合金冶铸技术，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起步（公元前2400左右），至迟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兴起，而公元前1600左右盘龙城三期取得重大进展，并进入鼎盛时期。这一高级资源的发展，基于盘龙城人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由于位于几千年以来的文明之中心区，以及当时发达区域之间的中心区，因此自然构建了以盘龙城为核心的、以贵重物品为主的远程交换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吴城、牛城，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交换体系的参与者。换言之，大约在公元前1400之前，在当时的历史地图上，盘龙城扮演主导角色。

不过，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间，吴城学习模仿盘龙城青铜制造技术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快速崛起于赣中地区；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也掌握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技术，大量铸器供于神庙。与此同时，郑洛一带相继出现一些重要的城邑或国家，如二里头、偃师城、郑州城。郑洛地区城邑国家的命运兴衰，同时受南北两方面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来自南方农耕文明区的支持，特别是盘龙城的支持；和北方游战族群南下进攻的方向、强度直接相关。开始时是游战族群顺黄河干流而南下，经三门峡进入豫中平原农耕区；后来转而向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下。相应地，在盘龙城时代的早期，北境最重要的城邑和国家是位于三门峡口的二里头和偃师城。二里头存在于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六世纪；比邻的偃师城兴起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偏早阶段，在公元前十五世纪达到顶点，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渐趋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郑洛一带西部的重要性下降，至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偏早阶段，郑洛东部的郑邑开始建城，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二里头相比，偃师、郑州与盘龙城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因而也获得更多支持。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早期，即二里冈上层早期之时，郑州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边境城邦，这里是南北各方的前线和交易中心。在此背景下，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等地制造的青铜重器，皆辗转来到郑州，此一背景可解开郑州二里岗上层铜器窖藏的来源之谜。

直至公元前1380年左右，来自北方大草原的殷商王族在其首领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打破洹北城，在安阳殷墟建都立足；尔后，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殷商王武丁的指挥下，征服郑州，并南下远征，打败盘龙城，将盘龙城的技术、人员、青铜器和历史等据为己有。至此，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易体系崩溃。受此影响，三星堆没落，被金沙古国取代；南方虎国（吴国）网络中的吴城势力也经过了政变，赣中牛城、湘中宁乡炭河里一带的势力则因盘龙城这一原有主导力量崩溃，北方政权鞭长莫及而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

【关键词】考古年代学、碳十四、类型学、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冈、吴城、三星堆、殷墟

第一部分

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岗的年代学与类型学探讨

一、盘龙城的年代

近年考古界对二里头和郑邑、偃邑三座古城遗址的年代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此前考古界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分析和碳十四测年数据，推定所谓 “龙山时代” 的下限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为大约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郑邑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但是，近年来，研究人员通过采集系列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并运用 Oxcal 程序进行年代校正与拟合，获得若干较为准确的重要考古学年代断代节点。如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先生利用新砦和二里头一至五期的系列样品进行拟合，得到的结果为：新砦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晚期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二里头一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20年，二里头四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进而得出新砦早期不早于公元前1870年前后，二里头一期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的结论，或甚至不早于公元前1735年。他们运用同样的方法拟合得出二里冈下层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09～前1465年。从而推定郑邑二里冈文化的年代上限和建城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偃邑建城时间略早，但不会早到公元前1600年。

有关郑邑城墙的修筑年代，有三种观点：即二里冈下层二期、二里冈下层一期，二里冈下层一期晚段，其中最后一种观点较为系统和全面地考察了地层关系以及类型学研究成果，较有说服力。若依此，郑邑城墙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1500年，可能定在公元前1470年前后或更准确。根据对郑州电力学校水井（郑邑T1J3）中所采集木头系列样品进行测试，测得其最外层的年代为公元前1408～前1392年，从而将该水井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一期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公元前1415～前1390年。

此外，笔者同样依据碳十四数据偃邑和洹北城的年代进行分析，因篇幅所限，详尽分析拟另文发表，本文仅说一下结果：偃师城宫城大约兴建于BC1580年，小城城垣兴建于BC1540年前后，大城城垣兴建于BC1490 ~ BC1400年前后，此时偃师城进入最盛时期。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偃师城开始走下坡路，大约在公元前十四纪中叶以后衰落。洹北城可能始建于BC1470年前后，毁于BC1380年前后。

表一初步整理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对二里头和二里冈的碳十四研究成果。从中可知从二里头一期到二里冈上层二期的年代，约从公元前1735年至公元前1300年（校正后的日历年代），对应的校正前碳十四基础数据大约为距今3450～3050年（半衰期5568，1950），其中绝大部分数据的中位值位于距今3400～3100年的范围，相应的日历年代主要集中于公元前1700～1300年间。这也是本文所讨论时代的上、下限。

表一 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分期断代

*根据已公布的碳十四数据归纳，波动范围取各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的中位值，并将明显的异众值排除在外。

**《新砦》一文按断代工程数据将二里冈上层二期的下限定为公元前1210年（页80），此数据明显偏晚。依据XSZ081（日历年代BC1338±48）、ZK5372（日历年代BC1301±65）等标本数据来看，定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比较合适。

依据前述二里头和二里冈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可以对盘龙城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进行评估和推算。迄今公布的盘龙城碳十四测年数据共有六个（表二）。

表二 盘龙城碳十四测年数

这6个数据大体可以分为早晚两组。前者以ZK3001、ZK3002和BA97077、BA97076为代表。报告记载，Zk3001、ZK3002两个标本是1997年在79HP3TU38～TU39的毗邻处，开探方97HPT6，在地层第2层、3层取出的木桩标本。79HP3TU38～TU39位于南城濠东段，1979年发掘时，发现：“残木桩两根，排列于近西壁处3层下，直插入5层之中。两根木桩间距0.8米，作垂直竖立状，直木桩直径0.05、长1.2米。城濠南岸TU39的4层下柱洞4个，呈东西向排列，直径0.1～0.2米，间距0.7～1.5米。在距地表深2米处的第6层下，于城濠北（内）坡上，发现木构遗迹和柱洞，残木板数块，发现柱洞20个，柱洞呈东西走向分布于木构遗迹北侧。柱洞直径0.1～0.2米，间距0.7～1.6米，柱洞下端皆呈尖锥状，满布于3TU38中的第6层之下，出土时朽木板呈块状叠压，其下为淤土，钻探得知，朽木板遗迹以下，淤土厚达2米。朽木板均平置于灰白淤土之上。”

根据上述描述，Zk3001、ZK3002的样本很可能来自城濠内的木桩。这些木桩较细，碳十四数据大体可以反映其砍伐时的真实年代；其地层关系可能分别开口于3层下和6层下。在器物介绍中，报告将第6层、第3层分别归入盘龙城第四期和第七期。但是，令人困惑的是，木桩的碳十四年代显然比盘龙城四至七期早：Zk3001的年代落在二里头一、二期之间，Zk3002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表二）。如果碳十四数据和报告关于城濠内遗物的断代都准确，那么，或许可以合理推断，城濠的修筑年代可能早到相当于二里头一、二期的年代，即公元前1700年前后，而不是报告所推断的盘龙城四期；之所以没有在城濠内发现早于盘龙城四期的遗物，或与城濠曾经多次修筑，发生过变更走向和人工清淤事件有关，TU38底部厚厚的淤土可作为例证。这些资料完全符合当时参加发掘的学者所观察，认为四期的城墙和宫殿并非全新落成，而是重建，公元前17世纪前盘龙城还有更早的城墙和宫殿。因为当时没有挖到生土，所以更早的遗迹还需要进一步发掘、研究和确认。

此外，调查人员发现，盘龙城的墓葬通常分布于外城垣附近，一般紧邻外城垣内侧。这种有规律的分布，应与埋葬时外城垣已经存在有关。目前一般认为盘龙城宫城垣建于盘龙城四期偏晚，但盘龙城的墓葬从第2期到7期均有发现，虽然迄今尚不能确定具体有哪些时期的墓葬绕城分布，但也足以令人省思，是否盘龙城外城的修建时代，远比目前所认知的要早得多？

标本BA97077的碳十四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该标本来自王家嘴T72第8层。在报告中，该层属于盘龙城二期，或可认为，盘龙城二期与二里头二期年代大体相当。但是，同属盘龙城二期的标本BA97076的碳十四年代要稍晚一些，或已落入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总体来说，ZK3001、ZK3002和BA97077、BA97076等标本的碳十四数据，表明盘龙城遗址的早期年代，可能早到二里头一、二期或更早，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

标本BA97078和BA97079的碳十四年代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BA97078出自PYZT8(5)，报告认为PYZT8(5)出土的一件折沿分裆鬲和数个鬲残件属于盘龙城5期；所以，可以认为该标本出自盘龙城五期，这或许表明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BA97079出自PYWT35(6)，报告未交待PYWT35(6)的任何资料，故其背景只能从疑。

总的来说，由于盘龙城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严重不足，对现有碳十四测年数据的考古背景公布也不充分，尚不足以全面系统地阐明盘龙城各期的年代问题。但在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关信息的还原，并参照二里头和二里冈各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还是可以约略窥知一二，勾画出一个基于碳十四测年数据的盘龙城遗址各期的基本年代框架：即盘龙城的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基于上述判断，而推论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据下文关于殷墟二期起始年代的推论，可知盘龙城七期的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相应地，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二、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冈的关系：类型学的分析

前文已透过碳十四数据初步建立盘龙城的绝对年代及其与二里头——二里冈的相对年代关系，若以此年代框架为前提，观察两地器物的演变规律，并从此种规律中探寻两地文化的关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一幅与以往只从郑洛地区看南方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图景。

（1）陶器类型

以盘龙城一至四期和二里头一至四期为例，二者都以夹砂灰陶为主。虽然盘龙城的黑陶占比多于二里头，但二者从三期以后黑陶都呈减少的趋势，陶色由深逐渐变浅。盘龙城一、二期部分器物有花边口沿（图一：1、2），此风格亦见于二里头一、二期（图一：7）。盘龙城一至三期绳纹较细，四、五期中粗，六、七期粗疏；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存在同样的演变趋势：从二里头二期开始，绳纹成为主要纹饰，纹样细直，三期始见中绳纹，四期流行中绳纹，出现粗绳纹；二里冈下层绳纹相对较细，上层绳纹变粗疏。

盘龙城器物造型从一至七期一脉相承，很多工艺细节深富地方特色，如很多陶器和部分铜器造型皆短颈略微内收（如图一：2、13、14、31、44等），而使整个器物的口、颈、腹和底各部分段明显，富有层次感；口、肩、腹转折自如，这种风格从早至晚一直存在。相比之下，二里头器物造型多采用较简单的束颈方式（如图一：8、25等）。二里头一期以折沿为主，逐渐演变为以卷沿为主（如图一：22、24—26），一直到二里冈上层，又变得以折沿方唇为主（如图一：48—51），即是不同时期模仿、吸收盘龙城相关器物造型风格所致。如二里头三、四期和二里冈下层一期陶鬲以卷沿为主（参图一：、25），下层二期出现方折沿并在后期流行（图一：35、36），方折手法与盘龙城一样（沿面出凹弦纹），这一工艺特征在盘龙城一、二期即已出现且其后各期一直都有而续传不绝。

盘龙城发掘报告将出土器物分为甲、乙、丙、丁四组。其中甲组陶器包括溜肩斜腹罐、折沿联裆鬲、折沿分裆鬲、细腰甗、侈口斝、敛口斝、扁圆腹爵、带把杯、直口斜腹盆、研磨盆、浅盘高圈足豆、带耳壶、折肩和圆肩瓮、长颈有肩大口尊和折肩斜腹罍，代表来自二里冈的文化因素。乙组有溜肩弧腹罐、带流壶、瓿、碗、直口或侈口斜腹缸、坩埚、筒形器等，代表本土因素。丁组以为硬陶为主，系受江南印纹陶影响。甲组器物数量最多，故报告编写者认为盘龙城遗址的商代文化性质属以二里冈为代表的商文化系统。但若细查之，所谓甲组中的绝大部分器物，皆是盘龙城先出现和发展，而北传至郑洛地区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更惶论乙组，发掘者亦认为系本地起源。如：

大口尊被报告归属为甲组，但其在盘龙城一期就已经出现，且一直是盘龙城文化的主要器物类型之一，类型丰富，数量众多。而二里头遗址始见于二期而在三期及以后才流行（图一：28、29），而且在郑洛地区流行的大口尊样式，皆可以在早期和同期的盘龙城遗址中找到，如二里冈下层二期出现并在以后流行的大敞口、口径大于肩径、仅略折肩而近似无肩的大口尊（图一：39），在盘龙城二、三期皆有出现且在四期及以后流行（图一：20、34）。由此观之，大口尊应为盘龙城本地流行器物，将其源头定性为二里头和二里冈，实有不妥。

鬲、短尾爵、甗、斝等是另一组被报告编写者归入甲组而实则由盘龙城本土传承和发展，并北传至郑洛的器物。盘龙城的鬲包括平裆、弧裆、分裆，口沿分卷沿、折沿，此外还有带把鬲，种类众多，从早期的一、二期到六、七期，器型演变一脉相承（图一：17、31）。其后的楚式鬲，从器型来看，亦应源自盘龙城陶鬲。而在二里头遗址，二期始见陶鬲，三期仍罕见，四期及以后才逐渐在郑洛地区流行起来，并影响其后的二里冈文化，成为重要的炊器（图一：25、36）。郑洛地区陶鬲以分裆鬲为大宗，类型不如盘龙城丰富。所以，盘龙城陶鬲出现时代早、类型丰富，楚地陶鬲发展脉络完整而清楚，而二里头陶鬲相对晚出，类型单一；故前者不可能以后者为源头，反向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陶爵在盘龙城和二里头、二里冈均属常见器物，可分有尾和无尾两种。有尾爵始见于盘龙城二期和二里头一期。二里头的爵，流尾径均较长，腹、鋬部常见几何刻划纹（图一：11），而盘龙城同类器物鲜见此特点。无尾陶爵始见于盘龙城二期，一直续传到七期（图一：5、40）；而在郑洛地区同类器物始见于二里冈上层一期及以后（图一：47），其时代晚出很多，不排除为盘龙城北传影响所致。

甗始见于盘龙城三期和二里头三期，但盘龙城数量较多，而二里头罕见，可能是前者北传的缘故。斝在盘龙城一期即已发现，且有平裆、弧裆和分裆之别，其后器型虽经变化，但续传至七期（图一：30）。二里头文化一直罕见陶斝，直至二里冈下层一期方始在郑洛地区流行（图一：35）。

硬陶（原始瓷）质的尊、瓮被盘龙城发掘者归入丁类，学界一般公认其出自南方。笔者疏理所有相关资料后认为硬陶和原始瓷是青铜冶铸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从技术作用的硬化炼炉、陶范，到进一步发现硬现象而用高级陶土的试验，最后创造出高级的精致硬陶；得到社会欣赏而开始被用作宝贵的礼器以及高级贵族的用具。硬陶最早在石家河晚期见于鄂东南大冶一带的冶铜地区，后来在盘龙城时代技术趋于成熟。从空间来看，笔者认为，硬陶技术发明于鄂东南，发展时到达赣西北，兴盛时到达赣中，但在赣中地区硬陶的发展没有中断，所以殷周时期江西地区的硬陶和原始瓷器非常普遍，比其他地区既多又发达，而让人误以为硬陶技术来自南方的江西。当时鄂东南铜矿区直接受石家河、盘龙城人直接掌握和控制的地区，是盘龙城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命脉。所以，硬陶（原始瓷）本来就是石家河、盘龙城发明和创造的，是盘龙城文化的本土因素。以双折斜腹尊为例，始见于盘龙城二期，续传至六期（图一：33、，43）；而二里冈上层才出现同类器物（图一：50），当为自南方传入。

其他如炼铜的大口缸（将军盔）等乙组器物，在盘龙城出现时间早，种类和数量均多，大家都认同为是盘龙城本土因素，二里头和二里冈同类器物当系盘龙城北传所致。

图一 盘龙城和二里头、二里冈陶器比较

总之，若以碳十四测年数据所建立的相对年代关系为前提，纵观盘龙城的主要陶器类型，均有其自身完整而清晰的演化脉络；而盘龙城和郑洛地区共有的器物类型，往往在盘龙城先出现，而在郑洛地区相对晚出。

（二）青铜器

尽管迄今盘龙城遗址的发掘面积远少于郑洛地区二里头和郑偃，但盘龙城出土的铜器，无论种类、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二里头和郑偃。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已达400余件，《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收录351件，另有大约四、五十件分别收藏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文物商店、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黄陂区文物管理所等。这还不算早年出土或被盗挖的青铜器。据当地老人回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雨过后人们提篮子到李家嘴湖滨捡取青铜箭镞之类，有时一捡就是半个篮子。此外，上海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部分所谓夏代和早中商青铜器，很可能源于盘龙城（如鬲形圆腹斝）。相比之下，二里头迄今发掘出土铜器104件，其中有一半多是小型的刀、镞等兵器和工具，稍大的铜容器只有18件；而河南境内所谓早商铜器也只有150余件。其他二里冈期城址，青铜器也不多见。所以，这种现象也足以令人深思，盘龙城在早期青铜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无疑远超出了现今学界所认定的仅仅是早商南土的定位，而应是中国青铜技术的重要源头之一；自然铜矿的分布和开采之考古遗迹也支持盘龙城为青铜技术的源头，而否定郑洛地区为青铜技术的发祥地。

纵观盘龙城的青铜器，类型齐全。盘龙城青铜器按器类有容器、兵器、工具之分，器皿则有36种，其中容器12种，计有觚、爵、斝、盉、尊、罍、卣、鼎、鬲、甗、簋、盘；兵器分为11种，计有戈、矛、钺、刀、勾刀、铍、戣、镞、鐏、镦；工具8种，计臿、斨、锛、镢、斧、凿、锯、鱼钩；其他5种，计有菱形器、构件、泡、兽面具、铜块等。盘龙城二期有镞等兵器，三期始见爵、斝、鬲等大型铜容器，范铸技术已经较为成熟。据此推测，将来或许会发现更早的青铜容器。

图二列出了自从盘龙城三期到六期主要青铜容器类型和造型，以及相应时期二里头和二里冈出土的青铜容器种类和造型。通过比较可以得知，盘龙城青铜器有着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而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技术发展脉络。

盘龙城自三期出现铜爵，四、五期较多。三期1件（PYWM6：1），颈短粗，弧腹较宽，平底，颈部饰一周饕餮，壁极薄，仅厚0.1厘米，重0.15千克（图二：1）。四、五期爵较多，以折腹爵为主（图二：6、7、18），也有少量弧腹爵。四期部分器腹略浅，流较平，柱较矮，颈部饰饕餮、折线等（图二：6、7）。五期柱变高，柱顶出现明纹，流稍仰，颈饰饕餮（图二：18）。六期、七期弧腹爵常见（图二：34），折腹爵略少，六期后亦见有直腹爵（图二：29）。自六期开始，出现颈、腹两圈主纹带（图二：34），腹部出现大的明纹，七期明纹略变小。

相比之下，二里头三期始见铜爵，器形有其自身特色，流细而长，短柱，尾尖，流尾宽大于器高；束腰，腰较细，细三棱锥足，足外撇；扁平鋬，多出数个镂孔（图二：35—38）。此后，此种风格的铜爵绝传。至二里冈下层二期，此时偶见之铜爵，折腹、钉状柱，风格与盘龙城四、五期类似，当系盘龙城影响所致，或直接自盘龙城输入（图二：46、47）。二里冈上层之铜爵（图二：52、53），同时混杂有盘龙城四、五、六期风格的器物（图三）。如二里冈上层一期杨庄出土的单柱寰底爵（图二：52；图三：8）与盘龙城六期爵（图二：34；图三：4）相似；同属二里冈上层一期的豫C8：1439腹较浅（图二：53；图三：7），其风格与盘龙城四期所出铜爵相似（图二：6、7）。

二里头、二里冈的青铜工具都是锥、刀、凿、鱼钩之类的小型器物，都未见臿、斨、锛、镢等大型厚重工具；总体来说，在黄河流域，青铜工具直至西周时期到才变得普遍。这种情况间接表明郑洛地区青铜器原本是外来的宝贵物品，虽然已有铸造技术，但原料不足，不能用来作工具；而在长江中游，无论是盘龙城或吴城遗址，青铜工具皆颇为普遍。而在二里头、二里冈社会里，由于青铜器属贵重宝物，经常被长期使用和珍视。这也导致晚期地层经常出土早期风格的器物。这种情况下，其所出土单位的时代应以同出最晚器物为准。前文所述，二里冈上层的铜爵，同时混杂有盘龙城四、五、六期风格，这种情况表明，与二里冈上层年代所相对的应该是盘龙城六期，而不是盘龙城四、五期。

铜斝出现于盘龙城三期以后各期。一般作敞口，口沿有铸线。有鬲形斝、弧腹斝和折腹斝。鬲形扁圆腹斝出现于三期，敞口、短柱、扁圆腹；扁圆锥足，内空，足上有范口线；部分器物颈上饰三弦纹，第二、三线间或有联珠（图二：2、3）。此类器物亦见于二里头四期（图二：39、41）和二里冈上层一期（如图二：58）。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并无同类陶斝，而盘龙城则有，其所出鬲形扁圆腹斝源自盘龙城的可能性很高；从工艺、造型和纹饰观察，二里冈期所出此类器物可能是前代遗物。此外，盘龙城六期后新出鬲形袋足斝（图二：26）。

盘龙城各期弧腹斝数量最多。仅腹上才有饕餮纹带者，见于盘龙城四、五期（图二：9、19）；四期上饰联珠，主纹较粗，有二层云纹；五期联珠，主纹较细，有三层云纹。仅颈部才有饕餮纹带者，始见于四期，五期续用。颈饰饕餮纹带、腹饰明纹者，始见于五期；五期明纹较大，六期以后渐变小。颈、腹饰双饕餮纹带者（图二：30），始见于六期，七期续用。颈饰弦纹者，始见于六期。折腹斝见于盘龙城六、七期。盘龙城各类斝自五期及以后在腹部出现明纹。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冈下层亦见少量弧腹斝（图二：41、44），器形与盘龙城相类，但多素面无纹，可能是受盘龙城影响。

铜鬲出现于盘龙城三期。三期所出鬲乳足下垂，腹壁斜直，腹最大径在下部（图二：5）；四期弧腹，最大径上移至中部略偏下（图二：13）；五期出现颈腹之分，直颈，弧腹（图二：24）；六期直颈变高变大，腹壁直，整器似筒形（图二：33）；七期颈内收，圆鼓腹。二里冈上层亦出铜鬲，部分器物（如图二：50，其他亦如杜岭张寨南街出土的DLH1：3；杨庄出土的C2：豫0013和C2：豫2912）的造型与装饰风格与盘龙城三期所出相同，或为早期遗物。

铜鼎始见于盘龙城四期。多为圆腹锥足鼎，有少量扁足鼎。盘龙城四期圆腹锥足鼎多为弧腹，腹最大径略偏下（图二：12）；五期腹最大径上移至中部（图二：23）；六期腹壁变斜直，微弧（图二：27）；七期与六期同，唯足外撇较甚，而四至六期足较直立。郑洛地区所见最早铜鼎与盘龙城四期大体同时，在二里头四期所出土铜鼎，腹部饰大网格纹（图二：40）；二里冈下层未见铜鼎，至二里冈上层方始出现，种类和数量均较多，大多出自三个铜器窖藏，下面拟作专门探讨。

图二 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冈出土铜器比较

图三 盘龙城四、五、六期铜爵与二里冈上层一期铜爵对照

（1.盘PLZM2：23；2.盘PLZM1：15；3.盘PWZM1:11；4.盘P033；5.盘PYWM4：3；6.郑州BQM1：12；7.郑州白家庄C8：豫1439；8.郑州杨庄C2：豫1167）。

上文分析表明，盘龙城青铜器的器型与风格演变亦有其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但是郑洛地区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器发展脉络，呈现出很强的跳跃式发展的特征：郑洛地区虽然自二里头一期开始出现青铜器，但一直数量极少并以小型器物为主，只有到二里冈上层一期（按《郑州商城》发掘报告分期）之后，突然出现较多大型青铜容器，其中不乏精美之器。由于这些器物出现较为突然和突兀，其背景颇值得深究。

（三）总结

本节通过对盘龙城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进行分析，并将其与郑洛地区二里头、二里冈遗址进行比较，而得出盘龙城各期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盘龙城的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其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在以上年代学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盘龙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冈遗址所出陶器和青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结果表明，无论是陶器还是铜器，盘龙城从一期至七期均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盘龙城器物群的主导因素，无论造型还是纹饰，均系本土传承；其文化发展与演化的主流是自我内生演化而非外来影响。与此相对照的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吸收来自南方盘龙城的因素而变迁，后者是促使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不断发展和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本节类型学分析在方法论上亦表明，如果不借助任何其他年代参照系统，而直接将盘龙城、二里头和二里冈的陶器或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然后依据类型学断代逻辑认定同器即同期的做法，势必将盘龙城各期的年代定得比实际年代晚。若从盘龙城来看郑洛，后者青铜技术的发展与演变充满裂和不连续性，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之后，才突然冒出很多大型的精美铜器。其出现之突兀，风格之混杂，或许正包含着一段历史隐情。

未完待续

（本号编辑：散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