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中国人的“国民性”及观念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等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理性高度——

在我们国家，不断有人讨论一个问题，即中国人的“国民性”。也有人说这是伪问题，不存在国民性。我认为是有的，简单归纳起来，集中反映在其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等观念中。

从天下观到世界观

先来谈天下观。今天我们比较多讲的是世界观，但是在古代是没有世界概念的，中国古代说的是天下。中国自古以来，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有中国在天下中心的范围，而其他的周围都是“夷”。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越是靠近中间越是了不得，那是中原，在今天洛阳一带。如果边疆什么地方发达了，也会自称“小中原”。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越南、朝鲜等，甚至是日本。越南说自己是“小中华”，或是“南天中华”，越南的旧王宫里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匾额。

唐朝时的长安像是个国际城市，各种各样的外国人都有很多，但是唐朝有没有派人出去留学呢？没有，去印度取经的玄奘是偷渡出去的。宋朝时，泉州已经形成了阿拉伯人的社区，也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但是基本上也只是人家来我们不出去的。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最好，出去干什么？

这种观念一直到明朝、清朝都是如此。乾隆皇帝赐给英国使者的诏书里，还是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无有”，天朝什么都有，难得你们国王派你来给我们祝寿，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你的，我们不稀罕你的，还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打败了，当时看到总得融入世界了，派湖南人郭嵩焘做英国大使，后来湖南人还组织了抗议，认为郭嵩焘丢了湖南人的脸，把他开除湖南省籍。

西方人以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但是他们来了之后，发现连官方都称呼他们为“夷”。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条约里专门有一条，今后不能以英夷、法夷相称，我称你大清国，你要称我大英国、大法国。开始清政府成立了“通筹夷务全局”，后来改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了辛丑条约，专门加了一条，大清必须成立外务部，清朝没有办法，1901年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今后改为外交部。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概念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没有解放，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台湾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着解放军去解放。“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做了十几年教师，我整天讲这些，我一度对这些深信不疑。即使到现在，我们的教育还是说，中国历史上都比外国强。我是教历史的，不信到大学历史系做调查，有几个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在世界上到底排在什么位置？都认为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其实中国的历史在世界上最多是中等的，我们说自己是五千年文明，其实到现在能证明的也就只有四千年，这个历史跟古埃及有什么好比的呢？人家公元前五千年的东西还在，距今已经七千年了，跟巴比伦也不能比。

中国的确在世界上处于先进的时候，这种天下观没有多大的影响，当中国孤立于世界时，也没有影响。但是当中国进入世界体系，如果还是这样的观念，那是相当危险的。这种天下观彻底解决，就是在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中国人从天下观进入了世界观，从自以为是天下最发达、最文明、最了不得的国家和民族，到承认是世界上很多国家之一，有长处也有短处，这是靠改革开放。

至少现在没有哪一个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天下观形成至少有三千多年了，现在改变过来，这是改革开放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要讲中国的国民性，我认为这是国民性很大的进步。

伦理观的变化

中国人的伦理观，是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建立起来，是适应了当时社会的。比如孝，现在有人讲弘扬孝总是好的吧，其实孝的本质并不是尊老爱幼，尊老爱幼哪一个民族没有呢？只是尊和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孝对农业社会特别重要。像游牧民族、采集民族、航海民族是凭本事吃饭，但农业民族不能比谁种粮产量高，不能凭武力，而是靠周而复始比较简单的重复。民国时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汉朝时比没有多少的进步，甚至粮食产量更低，因为人多地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年纪大的人靠什么维持呢？不能靠劳动能力了，那就得靠礼仪制度，通过一种规范保持老年人的地位。中国的伦理、尊老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当时没有社会保障制度，要靠子孙供养，反过来子孙也要依靠家族，所以形成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正因为这样，最早的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宗族血缘关系上。为了维持这样一套制度，也有一个要求，就是家族要得到繁衍，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不包括女儿，只能是儿子。

分家的问题，也是中国伦理的大问题。几代同堂往往受到赞扬，但是实际上往往很少，因为统治者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征税的。比如商鞅变法就有规定，一个家庭有两个成年男子就必须要分家，独立门户，赶快生育，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一方面统治者拼命表扬四世同堂、多少代不分家等，但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征税等希望都是小家庭。大家庭的伦理一直是作为一个典型，实际上仅仅是维持社会的稳定，社会实际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之后大批的人口离开了农村，将中国最后的宗族观念的基础瓦解、消解了。现在广州城里，有几个是大家庭呢？现在各地修家谱、族谱，什么地方的人最积极呢？老家的，县城某某修谱会等。这种伦理观的维持，是靠原来的体制，把人都束缚在土地上，户口不能迁、人口不能流动，但是如果人口频繁流动了，这种观念就会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的需要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促使很多观念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例子，上海已经连续15年本地户籍人口负增长，已经到了维持人口更替的最低标准，已经达到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适当多生一点。上海市这几年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两胎，取消对不生育子女家庭的奖励等。这主要是社会的变革造成的，现代人主要依靠社会保障，靠子女供养观念基本上消解了，相应的伦理观也就发生了变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观念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从“均贫”到“重富”

第三个观念是义利观。中国长期以来，财富的来源主要是两个，即所谓的“耕读”。耕就是农业生产，读就是通过科举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个意思。古代一个家庭被称为“耕读传家”，就不得了。中国古代商人要么非常低调，要么就结交官府，到了清朝时就买一个候补道台做做。很多商人即使赚了钱，也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子女回归到儒，培养他们念书，或者想办法买一个官做做。

传统中国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的，这一点大家好像都有误解。中国历代都是“权力所有制”，所有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所有的大臣、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过是为皇帝管理资产，皇帝可以随时剥夺。皇帝剥夺财产，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传统中国从来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汉朝时每年财政收入分三份，一份是政府开支，一份用于皇帝家族的开支，还有一份最荒唐，给皇帝造陵墓，做皇帝第一件事是先修墓把老皇帝葬掉，还有给自己修墓。

中国历代所谓的“均贫富”，其实都是“均贫”，富是均不了的，因为富的基础就是权力。要均贫富，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下来然后分掉，但是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很大的破坏。而且一旦真正掌握了政权，政策马上改变了，如果真的坐了天下，不纳粮，统治者吃什么呢？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不是开了这个门，纠正了对财富的观念，能有今天这样的情况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确是带来了不少社会的弊病，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一个政府能够把富民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采取了措施，使它真正地富起来，这是了不起的。

为什么其他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基督教的伦理，原来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新教的伦理就通过对教义新的解释，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富裕，不仅是你自己的事，而且是荣耀上帝的事，这是为上帝增光。通过正当的手段致富，上帝也有面子。同时又告诉你，富了之后，应该做慈善、社会公益等等，所以你们的富是堂堂正正的。

根据新教伦理的解释，富说明你有能力，是上帝眷顾你，你也是在荣耀上帝，只要你信上帝就能富，富是光荣的。而中国在义利观上长期是对立的，你要讲义就不能讲利，富了就是为富不仁。我们说富是光荣的，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这话能说吗？多少年来我们灌输的，就是把很多优良的品质和贫穷联系在一起，好像富了就没有优良的品质了，如“饱暖思淫欲”之类的谚语就说明这一点。

总而言之，我觉得中国人的现代化，除了个人的努力，的确还有群体性的提升。不一定是看整个国民，离开了特殊情况，奢谈国民性是不妥当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群体性的这些问题联系中国的现代化，我想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在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等方面的进步已经到了前人所没有到达的高度，我想今后的前途是光明的。

来源：《北京日报》2010年10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