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九洲：环境史的“环境”问题

一、环境史与环境的历史

我们知道，围绕人类社会由文化主导还是由环境主导的问题，历史学界曾进行过长时间的论战，这场论战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式微而告终。此后，传统史学重人事而轻自然的倾向遂越来越强烈，自然环境逐渐成为历史事件可有可无的背景与点缀，很多时候自然环境因素完全被排斥在了历史学者的视野之外。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后半叶环境破坏问题的日渐突出，环境因素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又逐渐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传统史学的倾向有必要加以纠正，重新肯定自然环境在史学中的地位已经刻不容缓了，于是环境史应运而生[1]。

但是，自环境史兴起以来，由于相关学者异帜高标，大力宣扬自然环境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这使得学界对环境的认识又出现了偏差。不管是环境史学者，还是非环境史学者，大都抱有这样的一种观点，认为环境史就是环境的历史，所要研究的对象主要就是森林植被、土壤状况、水文条件、动物分布、气候干湿、气温冷暖等外在自然的空间布列与时间演变，而这些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们应该承认，环境的历史是环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抽掉了环境的历史，环境史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但是，环境史却又不仅仅是环境的历史，其内涵要丰富得多。环境之外，社会层面的诸多因素也在我们的考虑之中。环境史要改变传统史学重人事轻自然的弊病，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就要重自然轻人事，矫枉而不能过正，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环境史关注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环境参与下的历史，绝非仅仅是环境本身的历史。

梅雪芹认为，环境的历史包括“作为自然史研究领域的环境的历史”和“作为‘社会的历史’之研究范围的环境的历史”，而“作为人与自然之关系研究领域的环境史”与环境的历史“的关键区别分别在于它对人和自然的看法，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历程时，会以一种具有特色的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来重新解释历史和人事”，其主张颇有见地[2]。

要理清环境史与环境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其一，研究的主题上，自然与社会并重，环境因素与文化因素不可偏废。我们的目的在于把自然重新引入历史学的范畴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绝非只是为了探究环境而探究环境。我们将构建一种自然——社会二元一体的观察视角与理论框架，深入论证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剖析环境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塑造、互相驯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其实，对于环境史的旨趣的探讨历来比较多。李根蟠较早提出的“自然进入历史，历史回归自然”就很有见地，正如他所概括的那样，环境史把“历史研究中一度被人为地从自然中抽离出来的人类社会，被重新放回大自然当中，放回它事实上不可须臾或离的地球生物圈当中”，而自然环境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因素，是参与历史活剧演出的演员”[3]。王利华也指出，“社会和文化的许多历史变异和差别，不但需从其自身的发生、演化过程中寻找答案，而且应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求索根源”，而环境史也“与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虽然重视考察各种历史自然现象，但时空界域圈定在人类诞生以来、与人类活动发生了关联的那些部分。而在这一时空界域内的生态环境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人类的各种活动及其方式和结果，都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和表现”[4]。另外邹逸麟、朱士光、侯甬坚、包茂红、高国荣、梅雪芹等学者也都有较多探讨，不再一一赘述。可见环境史的诸多领军人物虽未对环境史中的“环境”加以明确的界定，但大都对环境与文化之关系有一较公允的界定。至于学界普遍存在的误解，应是言者无意而听者有心了。

要之，环境史的研究主题是极为广泛的，如果只注意到环境而轻忽文化与社会因素，环境史的发展空间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其二，从论证基点上看，较之传统史学的一大不同是我们重新审视环境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贬低文化的作用，把环境作为所有历史现象的终极决定力量。所有的历史现象都不是单线条的，任何用单一的原因予以解释的企图都是不可取的。

就国内的情形来看，非环境史学者中对环境史的抵触情绪仍比较强烈，其中顶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环境史在宣扬环境决定论。相应于极度彰显文化在社会演进中的重要作用的传统史学，新生的环境史自然不能不为环境的重要作用而摇旗呐喊。但是，阐述与论证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的。国外的不少环境史经典作品环境决定论色彩极为浓厚，如克罗斯比、贾雷德·戴蒙德等人的著作就是这样[5]。国内不少学者也呼吁用环境来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提出重新的解释，并在积极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由此来看，圈外学者指责不少环境史学者的学术中或多或少都有些环境决定论倾向，也并非空穴来风。

盲目强调环境的作用，我们可能又陷入了环境决定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从而使阐述流于刻板，不惟不能得出全面、立体、准确的历史图象来，亦且难于自立于史学之林。环境史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化解非环境史学者的抵触情绪，而理清环境决定与文化决定的关系显然是当务之急。有人指出，“环境史学者在坚守自己的学术方向、强化自身特色的同时,亦须积极地切入主流史学中的相关论题,推进环境史与其他史学分支之间的沟通和联结,这是环境史学者今后必须努力开展的工作,也是这门新兴学术最终跻身于主流史学高庙大堂的必由之路。”[6]

实际上圈内学者也并没有否定文化的重要作用，在文化与环境两者关系的摆布上，绝大多数学者并没有走极端，正如休斯所言，“虽然对一个学者来说不偏不倚总是比旗帜鲜明要难，但很多环境史学家发现他们自己还是持折中的立场”[7]。国内学者也早有人进行了定性：“尽管环境史将众多自然事物和现象纳入研究范围，且过去几十年的工作是以此为主，但决不轻视对人的历史探讨，相反，它要比以往更加全面地讲述和诠释‘人类的故事’，只是讲述和诠释所采用的立场和方式与以往历史研究有着明显不同。如果将人类排除在外,环境史将失去灵魂。”[8]

所以，认为环境史奉行环境决定论，是不少学者的错误解读。我们要在强调环境作用的时候，避免对文化的作用选择性失明。

其三，从学科的长远发展来看，如果仅仅围绕着环境本身打转转，环境史可能永远无法挣脱历史地理的束缚。即使转换了思路与理念，也可能会甫出历史地理的窠臼，又入生态学与环境科学之瓮。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多数环境史作品中环境与社会两张皮，环境成为了主角，而社会则沦为了背景与点缀，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借环境史的新瓶装历史地理之旧酒。近来不少学者倡导将生态学作为环境史的学理基础，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9]。但若仍然不能很好整合环境与社会关系的话，我们或许又有为生态学与环境学所束缚的危险。如何在研究理路与叙述模式上确保历史的厚重感与纵深感，又写出鲜活灵动的新意来，还需学界同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二、环境的两种状态

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多数人将环境的历史等同于环境史，所以已有的环境史成果往往只关注环境本身（包含人影响下的环境）。国内学者对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探究仍不够。

仔细分析的话，影响人类之环境状况大致分两种，一为常态环境，一为变态环境。所谓常态环境，是指长时间持续稳定存在的环境状况，人类置身其中受到长时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山地或平原的地貌、土壤、水文、气候等都有较稳定的特征，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会选择相应的生计方式来应对。

变态环境则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急剧的变化持续时间却有限的环境状况，人类生产、生活会受到剧烈的冲击从而产生巨大的变化。如灾荒、瘟疫发生时，社会组织、规范与秩序都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应该说，常态与变态之环境对人类社会都很重要，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不过就目前的情形来看，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是在探究变态之环境在人类社会中的投影，如灾荒、疾疫等对人类的影响，而常态的环境对人们的影响，历来关注者甚少。

早在环境史兴起之前，对变态环境之研究就已经蔚为大观了。毋庸讳言，灾荒史、疾病医疗史都有其独立的发展演变轨迹，其起源远早于环境史。只是后起的环境史试图将它们整合到自己的旗帜下，以构建更宽阔的学术疆域。这一整合既壮大了环境史研究的队伍，又为相关研究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因为用环境史的学术理念去审视旧命题，为灾荒史、疾病医疗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极大的便利。我们也应该继续开展对变态环境之研究，但是我们若只满足于此，不尝试进行突破，我们可能又陷入了借环境史的新瓶装灾荒史、疾病医疗史的旧酒的陷阱中。更致命的是，我们的视野将受到蒙蔽，思维将受到约束，书写手法也将受到掣肘，这显然是不利于环境史的健康发展的。同时，变态是暂时的，而常态则是长久持续的，我们朝夕相伴的是常态环境而非变态环境。所以，在变态环境之外，常态的环境更值得我们下大功夫花大力气去探究。窃以为，常态环境才是最能彰显环境史魅力的地方。

那么如何开展常态环境之研究呢？笔者以为，应该更多关注环境与民众的生计问题，从最基本的生活层面出发探究社会状况。有学者认为：“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活命, 一个是保命。当我们把人看做最自然的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活命就要吃东西, 就需要食物, 那么可以以此看为人类生存的一个起点。人类生存于有限的环境之中, 生命需要有所保障, 这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医疗体系、保险体系, 当然战争、国防也应归人这个保护体系之中。人类社会作为环境系统中的一部分, 应该怎样延续下去、怎样演化发展, 就是环境史应该研究的内容。”[10]所以某种程度上说，环境史也是资源史与生计史。从资源与生计的角度出发，把握常态环境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塑造作用以及人们对环境的适应、改造与突破，无疑是开展常态环境研究的重要方向。

开展常态环境之研究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尝试呢[11]？笔者酝酿了几点构想，分述如下：

其一，从饮食的角度切入，探索特定环境状况对人们经营并获取食物资源方式的影响。常态之环境在传统时代饮食风格与格局上了深深的烙印，很有必要做深入的探究，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学者大都只关注文化层面的问题。较早把视野从文化拓展到环境且取得较大成就的当推王利华，他探究的侧重点虽仍旧是在文化，却给了环境以较重要的地位。其专著开篇即专列一章探究环境状况对人们食物生产方式的影响，接下来的诸多章节对环境的关注也随处可见，这项研究为学界进一步从环境史的角度探究饮食问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2]。该书出版已过去了十个年头，但尚未出现可与比肩的后续著作。我们相信这依旧是一个大有潜力可挖的研究领域，期望能看到更多经典作品。

其二，开展水资源史研究。传统的水利史研究关注技术也好，探究地方社会也罢，虽也触及到水在人们生计中的重要性，但对环境与民众的生计问题关注还不够深入。如果引入环境史理念并采用常态环境的视角审视当前的研究状况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很有必要把关注的主题从“水利”扩大为“水资源”。倘若我们能够摆脱仅仅着眼于治水、漕运、灌溉的局限，大力开展生计层面的饮水、取水、礼仪习惯、思想观念、水力利用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必然能得到一副更加逼真更加立体的历史图景[13]。

其三，从能源的角度切入，探究能量的获取与流动。近年来，为了更好地界定环境史的对象和范围以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部分环境史学者引入了“人类生态系统”的概念[14]。人类生态系统一如别的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是至关重要的两大功能，而能量是最核心的问题。就目前情况来看，除了人自身所需求的粮食问题之外，亟需深入探讨的课题有燃料、畜力的利用情形与常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其四，开展人居环境史研究。人类的居住状况与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学界一直有人在关注，涌现出了大量的成果。但国内从环境史的角度切入深入探究的作品，笔者尚未见到。近年，城市环境史在西方发展迅速，美国学者马丁·麦乐西是代表人物，他在理论基础、概念界定、功能发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5]。国内这一领域关注者并不太多，希望能有更多学者进入并推出优秀作品。城市环境史之外，村落环境史的研究也大有可为。实际上考古工作者对史前人类聚落的研究已经具有了环境史的色彩，我们可在这一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并把视野从史前延伸至历史时期。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名作《蒙塔尤》的环境史色彩已经非常浓厚，该书的第一部分用七个章节对蒙塔尤附近的生态环境状况做了全面的解构，但这些探究更多还是为了后文对社会状况的分析营造背景，环境与社会的整合上较之此前的研究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16]。如果用新思维新理路去探究村落，我们一定能写出若干堪与《蒙塔尤》媲美且更具环境史风味的经典作品来的。

其五，在环境史视野下探究礼仪习惯。礼仪习惯不仅仅是文化现象，也是环境现象，它们往往为一定的环境状况所塑造，又反过来对环境施加了深刻的影响。这方面已有不少学者作出了研究，如尹绍亭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与相关礼仪习惯的研究，王建革对江南望田头习俗的研究，王利华对端午风俗的研究等都是非常精彩的[17]。引入常态环境的思维，我们会发现这一领域仍有大量的文章可作。

其六，开展关于生态环境的思想观念之研究。唐纳德·休斯认定，环境史研究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二是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及环境的反作用，三是人类的环境思想[18]。前两者国内学者关注已经颇多，而思想层面的关注还很不够。休斯认为环境思想“包括自然研究、生态科学，以及诸如宗教、哲学、政治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等思想体系如何影响人类对待自然的各个方面。不关注这方面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就无法理解地球及其生命系统发生了什么” [19]。特定的思想是在特定的环境状况下兴起的，用常态环境视角梳理环境思想，这也应当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思路之一。

总之，若能对变态环境与常态环境给予同样的关注，积极开展常态环境方面的研究，环境史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环境的几组关系

从大的方面来看，环境应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个层面。社会环境姑置不论，但就自然环境而言，其内涵也有深入探究的必要。以开阔的眼界去审视的话，我们会发现，人们不仅受到置身其中之环境的影响，还受到过往的环境的影响；不仅受到真实环境的影响，还受到文学作品与文化建构所营造或赋予的虚幻环境的影响；不仅受到近距离接触之环境的影响，还受到远处环境的影响。所以，对环境史中的环境必须要有更全面的认识，须知古环境、今环境、真环境、虚环境、大环境、小环境、内环境、外环境都应包括在内，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领悟环境史的真谛，写出既厚重又不失灵动的好文章来。

笔者试着对环境史中“环境”的丰富内涵做一初步的探究，以期为环境史的进一步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一）环境的今与昔

1、历史时代之环境与史前时代之环境

探究历史时代之问题，自然应关注历史时代之环境状况。但是，研究某时代之问题若仅仅关注某时代之环境，则往往难以得出真正深刻全面之见解。对于环境史研究而言，史前时代的环境绝不容轻视。祖先们所生活的环境通过文化演绎与生理遗传深刻地影响了后代们的生产生活，我们的很多喜好与憎恶都留有祖先生活情状的印记。

心理学研究认为，童年经历对人有深刻的影响。或许可以类比一下，整个人类的“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后来的生活状况并映射到了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

通过分析童年生活经历，能找出人类的心理状况与性格特征形成的原因；而深入探究早期人类的生活情状，也会找出很多文化现象形成的前世因缘。拨开技术进步加诸于我们身上的层层迷雾，我们会发现，现代人依旧有很多很多的特点与先民非常类似。要知道，人类在丛林与荒野中生活了上百万年，而农业时代才一万多年，工业时代更是只有三百多年，在我们心灵中留下的印记的深度，工业时代不如农业时代，农业时代又不如前农业时代。如果平心静气地仔细聆听的话，或许我们都能听到自己血脉深处还有祖先们的留下的乐符在永不休止地跳跃吧。

人类对周边环境因素的喜好与憎恶之情往往可用追溯的方法找到答案。把当代人类的若干特征与千百万年前的祖先联系起来，似乎有些荒诞不经，但笔者认为还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要做好环境史，通古今环境之变与不变都非常重要，史前环境问题绝不容忽视。考古学与古生物学、古气象学方面的相关成就，我们应该认真借鉴，以期为我所用，更好地阐释相关命题。

2、置身其中之环境与曾经生活之环境

探究某一人群之思想与行为时，当然要关注他们正置身其中的环境，但如果不推展开来探究他们曾经生活过的环境，仍不能正确理解人们的所作所为。宋以前中原官员到边远地区任职时，以中原环境状况为范本尝试改变任所地区的环境，进而变“蛮夷”为华夏，即为人们曾经生活过环境对其深远影响的例子。相关的例子非常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元明清以来，随着南北经济状况的大逆转，转而有人主张以南方环境为样本来修整北方之环境。王培华注意到江南官员多极力倡议在畿辅地区发展水利。南方农业生产效率远高于北方，经济更比北方富有朝气，这些强烈的反差不可避免地要给南方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长期生活在南方的水乡泽国，耳濡目染，绘制蓝图时自觉不自觉地也要以江南农业生产模式为底本。江南河港湖汊纵横交叉，灌溉农业发达，于是他们极力主张在北方兴修农田水利，变北方的旱作农业灌溉农业。南方地区以稻作为主，产量极高，于是他们又主张在北方推广稻作，变低产的旱地种植结构为高产的水田种植结构[20]。

可见，不考察人们曾经生活过的环境，显然就无法理解他们对现居环境的认知模式与应对方式。所以，注重某一时期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时，上溯此前他们所生活之环境状况是很有必要的。

（二）环境的实与虚

人类朝夕相对、为其所塑造并对其施加影响的当然是实实在在的环境，我们环境史探究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应该是真切存在的环境。但是，若把目光仅仅停留在真实的环境上，仍然难以把握人类思想、行为与环境之关系的全貌。深入探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人们不仅仅与真实环境展开互动，也与虚幻的环境有密切的关联。

人类是一种文化的动物，他们可以通过文化来建构虚幻的环境。当然，虚幻环境以真实环境为蓝本而构造，其中处处都有真实环境投下的影子。但虚幻环境却不完全等同于真实环境，它超出真实环境之外，虽然往往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却会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产生制约作用，最终通过人们的活动回馈到真实的环境并对其产生深远影响。

总体而言，与人们关系密切的虚幻环境有两种。其一为文人雅士所建构的文学虚幻环境。为什么我们对松、竹、梅、菊、有着独特的情感呢？为什么鸿雁、春蚕、秋蝉、鸳鸯、仙鹤、梅花鹿、蛙鸣、风雨都能触发我们别样的情怀呢？为什么我们会格外向往山水与楼台亭榭呢？因为一代代的文人在它们身上投注了太多的主观印象，具体的事物由其本来意义升华为抽象的文化意念与符号，深刻影响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同时又对我们改造环境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二为宗教人士所建构的神异虚幻环境。无论是基督教所宣扬的天堂、地狱，还是佛教声称的极乐世界、阿鼻地狱，亦或是中国人传统信仰中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都对人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宗教性的认知显然对真实环境与人们的行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的不杀生观念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徒对周边环境的破坏，而先秦时期人们按照时节安排生产活动也使得环境所遭受的消极影响大大降低。关于先秦人们的环境理念，近来关注者颇多，从环保的角度探究古人的行为虽未必合适，但却为我们探究真实环境与虚幻环境间的关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1]。

可见，梳理清楚真实环境与虚幻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有必要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两个环境彼此间的互动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究，环境史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深入到精神的层面。笔者坚信，不久的将来这一方面必然会有大批厚重的成果涌现出来的。

（三）环境的远与近

进行微观区域的环境史研究时，自应以该区域的环境为关注的重点。但若仅仅关注小区域之环境，也会出现偏差。仔细考量的话，就会发现，人们不仅与身边之环境联系密切，也与远处之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生态系统有着精细复杂的结构，某一部分的变化会在整体中产生连锁反应。所以，局部环境的改变往往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从而对远处的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很多时候，某地环境之变化的因由不能仅从本地来寻找，远处环境所扮演的角色也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在传统时代，较典型的是黄土高原上的植被破坏，当地的水土流失加剧的同时，对黄河中下游与海河流域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那里地表淤积与抬升的速度大大加快。自隋以后运河水道不断的东移，北方地区兴修水利工程越来越困难，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寻求解释。

进入工业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资源的流动越来越便捷，而人们与远处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我们生活在某个地方，但我们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地方的环境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我们汽车中的汽油可能采自中东、拉美，我们家具中的木材可能取自亚马孙热带雨林，我们冶炼钢铁的矿石可能来自澳大利亚。环境远与近之间的界限，在当代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分辨了。

此外，环境自身的某些变化更是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某一地区气候的变化可能与全球洋流循环模式有密切联系，如尽人皆知的厄尔尼诺现象与拉尼娜现象即是如此。而剧烈的地质变化也会产生全球效应，如1815年印尼的坦博拉火山大爆发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无夏之年”[22]，亦可见远处之环境之重要性。

总之，探究区域环境史时不能只抓一点而不及其余，远与近的关系必须摆布好。由近及远，以远识近，不仅要窥一斑而知全豹，还要知全豹以窥一斑。

此外，还应加以区分的有环境的大与小、内与外等几组关系，由于相对容易把握，且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深入探讨了。

综上，本文剖析了环境史与环境有关的三个问题，分别考究了环境史与环境之关系，环境的常态与变态之关系，环境的诸多内涵等，并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若干认识偏差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笔者相信只要对环境史的“环境”问题形成全面清晰的认识，无限辽阔的天地就一定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环境史也定能进一步发展壮大。

注释：

[1] 关于环境史兴起的过程可参看包茂红：《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另外两人还有多篇相关文章，不再一一列举。

[2] 梅雪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3]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4] 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5] 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著，许友民、许学征译：《生态扩张主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著，郑明萱译：《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贾雷德·戴蒙德著，江滢、叶臻译：《崩溃：人类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6] 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7] 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117页。

[8] 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9] 王建革近年来接连推出两部专著，在论证过程中很好地践行了生态学理念，见氏著：《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版。

[10] 王利华：《社会史研究的先带视野——从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谈起》，《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5期。

[11] 刘翠溶曾提出若干环境史尚待研究的课题，颇有见地，但并未对环境的常态与变态问题进行区分，参见氏著：《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12] 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 不少区域社会史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环境史的理念仍有待加强。参见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王铭铭：《“水利社会”的类型》，《读书》，2004年11期。

[14] 参见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15] 参见包茂宏：《马丁·麦乐西与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期。

[16]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许明龙、马胜利译：《蒙塔尤》，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7] 尹绍亭：《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王建革：《望田头：传统时代江南农民对苗情的观察与地方性知识》，载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王利华：《端午风俗中的人与环境——基于社会生态史的新考察》，《南开学报》2008年第2期。

[18] 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第3页。

[19] 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第6页。

[20] 此处及以下所涉及水利思想问题详见王培华：《元明清华北西北水利三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21]朱松美：《周代的生态保护及其启示》，《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罗桂环：《中国古代的自然保护》，《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崔德卿：《秦汉时代山林树泽的保护与时令》，载《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出版社2006年版；陈朝云：《用养结合：先秦时期人类需求与生态资源的平衡统一》，《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6期；吴晓军：《中国古代生态文化：为了复兴的反思》，《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22] 这一问题国外学者关注较早，近来渐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笔者所见较有分量的有杨煜达、满志敏、郑景云：《嘉庆云南大饥荒(1815—1817)与坦博拉火山喷发》，《复旦学报》2005年第1期；李玉尚：《黄海鲱的丰歉与1816年之后的气候突变——兼论印尼坦博拉火山爆发的影响》，《学术界》2009年第5期。

来源：鄱阳湖学刊2012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