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姆斯·布朗：作为经济过程的陶器起源

引言

陶器发明是早期文化史研究者关注而后又缺乏想象的问题之一，现在它已被普遍认为已不值得深究。对这一问题保持短暂的沉默是有充分理由的，这是因为以往学者的揣测性方法几乎无助于我们了解陶器为何及如何在特定的考古案例中出现。典型的假设是，陶器发明是源于对一种已有容器式样的复制，或将特殊容器敷上黏土转变而成的。这种途径显然没有抓住要点，即“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这类问题具有一种经济（甚至社会）的性质，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显然处于对一种手工艺史的研究范畴之外。

手工艺与经济的不可分性是了解该项发明的中心问题。采用新方法来研究技术变迁，以及更为详尽的区域陶器序列的知识有助于更好地解析这两者。世界许多地区手工艺发展良好的断代序列证明，有大量特殊的案例值得考虑。而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给考古调查带来的新方法，为我们从手工艺为何被采纳的不同视角，有望为这个问题提供更广泛、更深入的解释。本文将关注采纳的背景，而非发明的直接或最可能的原因。因此，独立发明将被视为采纳过程的一部分。

陶器起源问题

在许多方面，陶器的起源代表了技术史的一个经典问题。因为陶器是作为容器制作的一种有效解决办法而产生，必须掌握生产的几个阶段。所有步骤就是要把陶土变成一种永固的容器。配料、塑型、干燥和烧制的各个阶段，对于生手来说都会被视为畏途，很容易把事情弄糟。然而，尽管这一技术对于初创者来说困难重重，但是陶器却先后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出现。问题就在这里，这一工艺技术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为了生产可用的容器，它需要有好几个阶段对陶土进行处理的复杂知识。

相反同样是一个问题。这种广泛使用而且多样的技术满足了各种条件范围内的多种需要，使得很难令人理解的是，为何它没有进入某些地区（比如加利福尼亚海岸、美国西北海岸和波利尼西亚东部）？这种拒绝特别具有启发性，令人考虑到阿诺德（Arnold）在研究中提到的环境限制。这一制作工艺在地理分布上真正令人印象深刻之处，是这些局限性被技术手段所克服的程度。目前所知，在强降雨热带雨林地区有干燥陶器的复杂方法，还知道几个世纪以来阿拉斯加因纽特人能够克服极地严酷环境把陶器作为一种辅助器物。尽管多种环境限制合在一起可能会在某些地区抑制了陶器的生产，但是从目前的知识来看这些限制并非确凿无疑的。

更令人困惑的事实是，就像因纽特人的例子那样，在技术简单和初始阶段，陶器的优势并不明显。目前所知，史前期生产的只是一些简单和并不耐用的陶器，并不能发挥陶器的潜能。而且就目前所知，这种“欠发达的”状态持续了很久，并且在那些案例中，并没有受到我们今天显而易见的好处的激励。于是，不能再把早期的陶器史看作是其内在“潜力”的自动体现。

从另一方面来看，起源问题同样也是经典的问题。技术史是一部知识和经验逐步累进的历史，它将简单的家庭手工业转变为高度复杂多样的手工业。早期试验阶段的陶器产品无疑是粗劣和土气的，但对于掌握了它复杂性的人来说，这种工艺技术的潜力巨大。从这一回顾到对许多情况所表示的看法只是一小步，即陶器的采纳只有当它成为一种相当复杂的制品时才会有显著的需求。例如，长时间炊煮谷物需要一种坚固耐火的陶器，而这种陶器不是采用某些陶土和羼料就能做成的。这使近东陶器作为谷物炊煮器的功能出现了疑问，除非最早的式样能被证明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特别是当这种最简单的陶器也可用作其他用途的时候。很有可能，近东最早期陶器的功能与后来是完全不同的。这意味着，建立在对明显需求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基础上的看法，必须找到每个发展阶段的小环境，特别是该手工艺品加工粗劣、存在很多技术问题的形成阶段。

面对这一挑战，有关采纳早期陶器的观点需要加以发展，以应对早期陶器记录存在的两个问题。不仅要搞清楚那些最简单和极易碎的陶器的用途，还要搞清楚它们常见的缓慢而又零星的传播问题。本文对这一问题将采取一种经济学的视角，将注意力从采纳的直接原因转向器物生产的一般性背景。采取这种观点，陶器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在时空的制约中应该十分重要，而正是陶器生产的这些诸多方面在与其他容器相比较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陶器生产的不同步骤

有很多历史性的理由可以否定这样的观点：采纳陶器是因为它显见的潜质，而不是其直接的优点。首先，在绳纹时代的日本、北美林地、阿拉斯加、新石器时代早期欧洲，陶器在几百年里一直保持着简单（如果不是粗糙）的工艺。陶器早在距今10，500年出现在日本更新世末的采集经济中[1]，在随后绳纹时期初的2000年里慢慢传遍整个南部三岛。在以后的9500年中，此间谷物农业尚未引进，而本地植物开始栽培，陶器便在数量、多样性和复杂性方面慢慢增加。在北美洲东部林地，整个地区慢慢都采用了陶器。随着陶器大约距今2000年前在墨西哥湾沿岸开始出现，陶器生产向北逐渐扩散，有选择性地渗入强化的采食经济之中，那里已有一段栽培当地作物的历史。约公元100年，奥扎克（Ozark）西部高地是最后

采纳本地陶器生产的地区。从最早出现到最后普及之间，陶器制作逐渐采纳的时间跨度超过了2000年。大约公元900年，当谷物农业开始稳定时，陶器成为成熟的手工业。不仅陶器发展步履蹒跚，而且陶器的采纳也因地而异，一般并不与作物栽培的引入同步，而与谷类食物的加工更是没有什么关系。

下面是相关的一个要点。至少在我所熟悉的一个案例中，陶器在距今1600年前在北美中西部最初出现，是作为当地对南部1000公里外墨西哥湾沿岸的一种纤维羼料技术的模仿。目前为止在密苏里堪萨斯城地区或整个中西部只见于一处遗址。只是到了距今约600年前，这类早期陶器在中西部才被大量发现，这时它所采用的技术已与东部大西洋沿岸的祖型完全不同。陶器证据所显示的缺环要比真实情况可能更加明显，因为里德（Reid）曾指出，以纤维为羼料的陶器在霜冻情况下特别易碎。然而不管怎样，即使最终找到了它们之间连续的记录，我们对此陶器传统至多只有一种模糊和保守的看法。如果找不到中间类型，那么我们面临一个距今600年前陶器采纳、停止和再采纳的案例。近东有一个相似的案例。对于一种具有内在优越性的技术而言，这种采纳后又被放弃的可能，与陶器具有不言而喻的潜力的说法很不相称。于是，甚至一种缓慢扩散的技术也并非总能站得住脚，也不会直接向后来确立的各种陶器制作传统发展。考虑到北美中西部的案例，这种情况很可能十分普遍，陶器的扩散和采纳应该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而不应该以一种不言自明的说法来“解释”。

在整个美国中西部的历史阶段，陶器的羼料、容器形状、容器厚度随着适应功能而变化。起初发挥间接炊煮器的功能，随后又转变成典型的直接炊煮器。在这些变化过程中，中西部陶器在形状与功能之间显示出密切的相伴关系。尽管起初陶器简单而粗糙，但布朗（Braun）的分析表明，这种简单特征非常适合间接的石煮法[2]。事实上，像厚壁、布满裂痕的器表、颗粒不同的羼料等这些所谓“简单”的特点，已由布朗证明都符合石煮法所拥有的常见制陶资源要求。而我们经常视为日趋精致化的趋势，标志着向直接炊煮的转变，以达到一种新的操纵层次，其中需要以充分的水煮来提取玉米中的淀粉。从这一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充分看出，一种看来并不合适的技术其实在开始实在是十分的恰当。这表明，陶器在任何时候都动态地与其功能相适应。中西部的案例对过去那些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些观点视“粗糙陶器”不那么适用，只不过是对不熟悉的材料潜质进行开发的拙劣尝试，以便仿制一种已有的器物。

第二，需记住的重要的一点是，粗糙和试验I生的陶器是与较精致的容器类型同时存在的。粗糙陶容器出现在扎尔莫（Jarmo）上层[3]，是对历史悠久的石碗生产的一种补充。在新大陆的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中，在以纤维为羼料陶器出现之前用的是滑石碗。美国西南部在陶器出现之前的大量篮子也可作如此解释。在近东和美国西南部，陶器在取代这些以及其他材质的容器后很好地发挥了其功能，但阿拉斯加沿海情况稍差。在各个案例中，其他成熟的容器技术都有较为悠久的发展和完善史。在阿拉斯加，使用石容器的传统没有表现出任何被陶器取代的迹象。尽管不难证明高性能的陶器优于其他类型的容器，但是这些例子表明，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陶器是与其他容器动态地和谐共存的。

第三，在近东，用陶土技术来制作塑像远早于生产任何陶容器。这些塑像，在其他地方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并没有激发将这一技术用到陶器制作上。因此，如果说熟悉处理和烧制陶土技术是陶器产生先决条件的话，那么这种器物在近东的发明就应该更早些。

最后，陶器并非石煮法（直接或间接炊煮）唯一可用的容器。德莱弗（Driver）和梅西（Massey）在他们的北美民族学调查中发现，陶器和其他材质的容器一起被用于石煮法。涂沥青的篮子、缝合的木盒、刻凿的石碗，都是耐用的容器，可用于间接炊煮。很可能还有更多的权益性器物被许多北美大陆的民族群体用于水煮法。有那么多的材质被用于制作石煮法的容器，不难令人觉得热量对这些器皿的冲击可以忽略不计。在间接炊煮中，水温的升降十分缓慢，器壁受到的热胀冷缩不太剧烈。炖煮时容器经受的温度只有100。C，远低于直接火烧造成的冲击。

尽管陶器在炖煮时有很多优点，但是石碗和制作考究的篮子同样也能胜任。爱斯基摩人直接用滑石碗水煮。亚极地人用树皮容器直接水煮食物。权益性水煮食物的器具甚至还包括皮袋和动物的胃肚。因此，向直接炊煮法的转变本身并不是刺激陶器产生的原因——特别是在日本和北美东部这些地方，这里的陶器出现在直接炊煮之前。使用陶器而非其他物品以满足高要求目的的意义，在于无需费心照料它。用陶器炊煮的同时还可以做其他事情。如下所述，是由于陶器在节省时间和劳力上的效用使它从一开始作为一类容器具有了优势。

总之，“对潜质的反应”模式并不充分，这是因为：

1．如果陶器的产生在于其潜质，为什么它的产生晚了几百年？

2．手头有一种成熟的容器技术，为什么还要尝试一种新的易碎的容器技术？

3．如果对陶器潜质的了解是发展其潜质的关键，那么为何陶器作为一种容器技术的潜质并没有在掌握陶塑技术之后很快实现？

所有这些疑问自然使我们从不同方向而非模仿上寻找原因，以便更好地解释陶容器技术的发展。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以便作出不同的解释：

1．陶容器是在陶土烧制技术尝试后很久才采用的；

2．陶容器是在存在完善、质地更为坚固容器的情况下采纳的；

3．陶容器并非用于直接水煮法的唯一容器。

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了陶容器的发展和使用，是什么原因促使了它们的扩散？”

陶器起源的理论

有些理论观点被用来解释陶器制作的起源。其中最早和最悠久的是那些依赖“推测”效果来揭示潜在采纳者中发明才能的精神方法。他们倾向于关注一个地点最早陶器与原有其他容器之间的相似之处和相似程度。在这些容器中，篮子经常被看作是陶器制造所模仿的原型。这个观点至少上溯到19世纪的库欣（Cushing）和霍尔姆斯（Holmes）。据法兰克福特（Frankfort）认为（1924年），在近东起这个作用的是皮袋。涂黏土的窖穴是另一个灵感来源，一直被认为是制作无座陶器合乎逻辑的原型。

无论原型是什么，显然这一推理依赖必要性或创造性等无法说清的理由来解释陶器制造技术发明的实际过程。这些案例将早期陶器式样及陶器装饰与当地的篮子、皮袋或涂黏土的窖穴之间的明显相似性，看作是灵感的来源。在这些观点中，陶器源于需求和已有习俗的一种结合，因为它要么模仿了一种现有的技术（用石头、皮革或木头），要么将一种现有技术用于新的表现形式（如无座的陶捻）在这两种证据中，后者略微令人满意，因为它试图解释陶器作为一种技术器物的“思想”史——将涂黏上的窖穴重新设计成一个无座的陶壳。

上述解释在1965年被梅拉特（Mellaart）用一个地区的个案史所否定，这个地区的早期陶器据说就源自涂黏土的窖穴。

尽管陶土广泛用于房屋地面、箱柜、砖头和建材，及比较精致的物品如塑像，但是烧制的陶器看来是在很晚才取代石容器的。我们认为这有许多原因。石头与陶器相比不易破碎，尤其是器壁较厚的早期容器更是如此。前陶新石器文化几乎见于所有很容易获得石头的遗址中；在塞浦路斯的克基提亚（Khirkitia），早期还因流行石碗而放弃了陶器制作的尝试。

他用自己在加泰土丘[4]的亲身案例勾画了这段看似反常的历史，粗制陶器在X层和Ⅸ层出现，在后续的VIIl、VIl和VIB层消失，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左右的VIA层陶器以改善的式样再现。三个层位中陶器的缺失并非一个主要问题：由于采样问题存在各种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在该技术初始和其最终发展之间存在一个漫长的停滞阶段。安纳托利亚陶器相对于其他技术不仅缺乏内在优势，而且看来还有影响其用途的外部因素。

传播论者可以在这个例子中看到，加泰土丘对于接受南方发明存在一定程度的抵制。事实上，求助传播论能十分有效地解释工艺发展中特征采纳的不同速率以及所见的差异。这样，有人一直提倡传播论作为从精神层面研究技术演变的一种方法。然而，传播论对陶器采纳中的差异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这种差异最初是如何出现的。为何这种采纳过程的实验阶段如此缓慢？是否存在文化禁忌，或只不过是对陶器的需求不大？这些看待技术采纳的方式可以被看作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是偏好，二是实用性。两者相互作用：社会和文化禁忌会因实际需要而被克服；而发明不会为采纳而采纳，尤其是当这个过程对社会安排不利及与现有工作方式相抵牾时。考虑这些因素时，不应当忽视社会和经济因素在所有手工艺采纳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陶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对陶器生产的时间预算、长度、季节性、栖居、聚落中的劳动分工、可获资源等作为显著因素来考虑。

在诸如加泰土丘和北美中西部这些案例的背景里，陶器要到后来才大规模出现，不管是间歇性生产还是考古学采样造成的困难，求助传播动力作为解释是很不够的。只有当陶器的使用和废弃条件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中与其他容器方式相似时，它才能提供合理的机会来解释陶器在各地的采纳。因此，传播论者认为在永久性采纳之前阶段中的试验和放弃，很可能只不过是陶器生产和废弃的一种脉动表现，是对其他容器类型生产和消耗的互补而引发的波动。在此，陶器制作的生产性经济对其他经济因素的反应并没有停止。就如下面所要解释的，陶器生产不仅反映了当地技术的调节，而且也反映了对各种容器整体需求的压力。

其他理论

目前，最流行的理论是适应论。这个观点认为，由于其功能上的优点，陶器的出现是为了满足某种无法解决的需求。这种观点有很长的历史。早期学者中典型的有阿姆斯登（Amsden），他在1949年就以这样的思路来解释西南地区制篮者（Basketmaker）Ⅲ期。他在“未烧制的”、用纤维作羼料的泥碗中，发现了后来大量出现的高火候烧制致密的陶器祖型。但最近的信息显示，高火候陶器从一开始就存在，尽管很少，而阿姆斯登所说的那些假陶器只不过是他对陶器史先入之见的缘故，而非陶器发展令人信服的步骤。

适应论观点中一种较为成熟的形式是以现代思想为代表的。井川史子Okawa—Smith）曾指出，早期绳纹陶器的采纳是对贝类和其他需要石煮食物数量增长的反应。在她看来，采纳陶器是因为它们是间接炊煮的极好器物。奥兹克（Ozker）同样发现，北美中西部最早陶器是对提炼坚果油需要更有效容器的特殊反应。里德总结了这一观点：

炊煮陶器使得对大量坚硬的食物如种子、坚果和富含骨髓的骨骼加热更长时间成为可能，它比在敷设黏土的窖穴或篮子里用石煮法处理更省力。

阿诺德对技术优势下的适应好处做了发挥。他特别强调了拓展食物资源及处理和加工食物技术的潜力。这些观点视陶器的采纳和发明是对高效需求的一种回应。于是，陶器基本上是对时效、工效和土地效率的一种反应。

这个观点要点在于，它假设时间、劳力和土地是有限的。一种或所有短缺的影响刺激了发明以突破技术制约。这个观点的难处是，无法质疑这种所谓的短缺是否存在。很难令人相信存在任何劳力和土地的短缺，特别是在中西部前陶时期或日本绳纹期曾有来自土地和劳力竞争所产生的压力。在公元前1600～50年间，当陶器被引入中西部地区时，广大地区人口稀少，因为居址都是临时性和季节性的。如果是这种情况，这就很难说存在短缺。但是正如下面要说的那样，与劳力配置和时间利用有关的其他方面，会引发与季节性定居觅食者和定居农业者相似的问题，这些可以通过采纳新技术予以很好地解决。

最后还有一种“使之能够的”理论，认为农业和定居条件是对采纳该技术的刺激。

陶器分布和农业分布之间存在显著、绝非偶然的一致性；它们彼此之间可能紧密关联，而且也与永久定居紧密相关。但是，陶器生产看来早于农业。

陶器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在德莱弗和梅西对北美的跨文化研究中得到确认。阿诺德回顾了定居和陶器制作之间的关系，结果认为这种关系不大。据说在流动和半定居群体中易碎陶器不受欢迎的看法，面对定居人群中的破碎率便不攻自破，尽管其原因并不完全相同。流动性的主要影响在于阻碍了特殊功能陶器的增加，而非陶器采纳本身的缘故。从成熟农业经济的角度来看，陶器作为主要容器类型一定意义非凡。但是，陶器技术对于一种成熟农业经济的重要性而言，单是绳纹案例就对农业一定是采纳陶器的先决条件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在此，我们对两者关系背后的因果关系有一种误解。在陶器的采纳乃至发明中，因果关系可能不只是简单的先决条件或农业生活方式。但这种观点根本不是一种理论。它只不过对理论提出的一些猜测，无助于我们了解技术采纳的过程。

进一步思考

在梅拉特对加泰土丘个案史的研究中，他引入了另一个尺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指出，安纳托利亚地区早期陶质工艺品生产的初始，是与一个遗址中存在相当多石容器的时期重合，在那里这样的容器并不常见，很可能是因为在方圆50公里范围内缺乏原料。因此对他来说，在早期陶器使用的试验阶段，石容器使用的增长显然表明对两种容器不言自明的需求。因为制作耐用容器的石料不足，这个需求因素“可能刺激了陶器在加泰土丘地区最初的生产”。在哈西拉（Hacilar），大量合适的石料随处可见，石容器很普遍，于是并不生产粗质陶容器。在此无法解释的是，这种耐用性如此不可靠的粗质陶器是如何成为石容器真正替代品的。尽管在他的现象中存在棘手的问题，不过梅拉特的推测却非常接近在此提出的经济状况。

这一问题以及其他特定问题的解释，在于从一种成熟技术的缺陷和不足中寻找刺激陶器生产的原因。然而，这些假设的适应缺陷只是在无法满足需求条件下的真正经济问题。在加泰土丘的案例中，梅拉特认为问题在于石碗生产原料的匮乏。但是，只有当眼下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时，匮乏才成为问题。这样的短缺暗示了要么原料开始枯竭，要么总需求量开始上升。两者之中，要更加关注需求的上升，因为它的潜在因素启发我们对更多个案史的研究，而不仅仅局限在加泰土丘这个地方。

一种经济途径

作为前面观点的补充，本文在此提出，以前陶器怍为容器被采纳背后的常见要素，是对一些条件的反应，这些条件包括对不漏水且耐火容器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伴有满足这些需求的制约因素。陶器生产就是这样，这种关系中一方或两方的压力都可能刺激陶器生产的采纳。

需求很重要，因为它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变迁。它不仅取决于这些因素，而且它还与消费的变化与新的消费方式密切相关。比如，直接用火炊煮这种破坏性较大的使用方式可能明显影响到陶器的损耗率。另一个危险是由四处游荡的动物导致的（包括狗）。新功能可能影响更大，因为在容器需求因消费方式增加而增长的情况下，新功能会影1向到容器整体的增加。这些新的消费方式可以是采纳了新的食物与原料加工以及储藏系统的结果，特别是当这些系统需要某些容器从现存系统中被使用的那些容器中分离时。因此，一种需求增长的条件或由对专门用途容器数量需求的增长所造成，或因加大消费所导致的容器使用寿命的缩短所引起。

该模式的需求方面在大多数理论中是一个熟悉的要素。但是不像其他把陶器采纳看作是满足一种特定用途的观点，该模式摒弃特殊论的观点，转而观察需求的一般特点。在一般的需求中，诸多要素与适应论理论提出的特定需求无关。

于是，我提出一个供求模式。调节供与求这两方面的变量是生产与消费。这里所提概念的关键在于容器已有（原先）需求和新需求之间的区别，比如表现为出现了一种新的储藏系统，或加工食物与其他原料的新方法，或表现为炊煮食物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俗。奉食器（vessels used in the serving of food）常常不同于炊煮乃至加工（如脱粒或干燥）用途的容器，而与储藏未加工动植物食品的容器更加不同。如有差别迥异的需求，导致容器并不总是可以兼容，那么出现新的储藏/加工和服务系统，比如包括牛奶和奶产品，它就会产生一些新的需求。这些需求很难采用加工其他食物——如植物性食物——的容器来满足。一种新需求引入的结果会大大增加一个群体用适当的器皿来满足供应的要求。

供应的限制

该模式的供应方面是诸多潜在的限制。所有类型容器的制造都受制于资源远近和生产需要。当需要资源时，并不能随手可获，要么它们分布非常有限（比如特定的露头），要么仅在一年的某些时间中才有（比如，处于生长周期某些阶段的植物，或狩猎季节的兽皮）。每种资源所需的容器决定了其自身生产的限制。

比如，篮子和皮袋轻便柔软，而且很容易随各种用途而变通。这类生产技术非常适于利用零星的闲暇，并且在一种随意的（做做停停）生存聚落环境中特别管用。编织技术也是如此。但这些材料并不耐用，而且易因持续反复使用而损坏。相反，石碗与木碗比较耐用，而且作为食物炊煮容器已有一段强化使用的历史。但是，这些较重的容器在运输过程中就不如篮子和皮袋那样便携。两者中，木器无论在加工时还是成型后都较便于携带。石容器的制造实际上限于特定的加工地点，而且石容器较重，不适于携带。但是，它们在一种随意的环境中都易于制作。陶器可以制作出非常耐用的容器，能够耐炊煮与其他用途。但是，陶器制作可能是容器制作工艺中要求最高的，因为它在生产过程中不能运输，这是由于容器在成品最终可使用之前需要几天时间的照料。不像制篮那样可拿着走，陶器制作不能在其成形、干燥和烧制阶段随便搬运。

对容器供应限制所作的简短概括来看，非陶容器明显比较适于狩猎采集者流动的生活方式中。而且，陶器生产本身对流动性就是一种限制，虽然它对许多栖居方式的实践未必很严重。还有，资源采办在流动系统中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些任务可以通过一个群体的广泛移动而办到。在这种情况里，只有当需要时才储藏原料。当群体变为季节性定居，甚至是采取后勤移动的生活方式时[5]，保证容器的适当供应就成为比较大的问题。制作某些类型容器的合适资源可能会减少或受到限制，因为地点和合适的采集季节会与其他活动相冲突，特别是需要在特定时间集中劳力投入的至关重要的生存活动。比如，生产用于制作特定篮子的那些原料只有在一年有限的时间里从特定的植物上获得。如果采集这种特定植物预期所需的时间和人力都受到制约，那么所需篮子容器的生产就会受到影响。

在需求一般的情况下，这些设想的供应限制问题不大。但是如果需求的增长超出原有资源的供应能力，那么新的需求就必须通过其他技术来得以满足。这正是陶器制作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尽管这种器物还有局限性，这就是陶器相对易碎、它有特殊的制作要求、以及需要有制作能达到期望使用标准的陶器所需的专门知识。

当群体季节性定居，但并不永久性地固定于某个地点，那么陶器制作具有时间预算上的很大优势。阿诺德观察了这些不同居住点里兼职、季节性制陶、与家庭劳力安排之间的关系。他发现许多特点适于这种环境特点的陶器生产。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便于黏土、羼料以及燃料的储藏，制作时便于取用，烧制前要有一处相对干燥和安全的地方，以后需要加以储藏。但是，正是在妇女兼职劳动的时空安排上，阿诺德看到了陶器主要的预算特点。

妇女由于怀孕、照料婴儿和其他家务而倾向于待在家里，所以她们适于干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就像制陶）。有几个因素支持这种优势。第一，陶器制作便于在照料孩子时同时进行……第二，陶器制作很容易在家里完成，并且毋需离家……第三，比较安全，对孩子也没有危险。第四，它相对单调而且注意力毋需很集中，即使工作中断也很容易接着进行。第五，它便于与像炊煮这样的家务杂事一同进行，并且妇女可以方便地在家里利用她们的闲暇时间制作陶器。第六，一旦制作过程开始，它几乎就需要每天的照料，因此对留守在家的妇女来说是一件理想的手艺活。

阿诺德认为，在定居与半定居的群体中，妇女经常是在住处周围活动。在各种工作之余，各种类型的手工艺生产就很能方便地在零星的空闲时间完成。结果，在这类居址的生活中，劳力成本微不足道。将这种等于零的成本与营地周围能够相对容易获得陶土的方便因素结合起来，那么你兼有了时间、劳力和原料资源，能使陶器制作成为对应需求增长的解决方法。虽然这个模式并不排除陶器生产是为了满足特定食物加工的需求，但它确实将陶器起源从用特殊需求来解释陶器在不同时空中被采纳的认识中解放出来。

各种常用的容器技术对不同栖居方式的时间预算或日程安排来说都很敏感。陶器的要求最为苛刻，因为它对生产地点的稳定性要求很高。尽管如此，由于稳定栖居的工作环境、相对低廉的劳力和原料成本，因此使得陶器能够更加适当地来应付容器需求的增长。同时，陶器的耐用性能将损耗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因此，如果存在很高的需求条件，那么无疑，定居——至少季节性定居，对于最早采纳陶器的情况来说似乎是一个先决条件。这种居住方式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低廉的劳力成本、以及鼓励陶器生产所需的受保护空间。

总之，陶器适于某种栖居——生存方式和劳力调配。从这点来说，陶器相对于其他容器制作而言是一种更为便宜的选择，特别当工匠在制作其他容器时的可用时间受到限制时。我的基本想法是，陶器，甚至是应用有限的粗糙技术，当时间/资源预算对其他容器加工产生冲击和妨害时，也会显示出其优于他容器——甚至精致的篮子——的特点。

时间资源

这里最重要的视角是时间预算的概念，其中，重要活动按季节和地点主导着时间的分配。时间资源涉及到供求两个方面。当用途不能兼容的容器数量增长，时间的限制就会产生。在调配上，通过预算或对不同容器的生产进行时间分配而作出时间量上的限制。

虽然中世纪与现代欧洲有大量的例子说明时间限制对促使发明被接受具有影响，但时间预算作为一种经济与技术演变的动力仍常被忽视。现代人不难明白可利用时间在工作计划与实施方面的制约。但是，用现代生活的基本特点去推演古代可能是有问题的。然而，卡尔斯坦（Carlstein）指出，即使简单的经济也会对狩猎采集者能做什么，以及在供应不足和信息闭塞时的灵活性产生内在的限制。特别是，基本的经济活动不得不在有限的时间段中进行。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复杂层次不同的社会会受由他们生活方式导致的对时间分配的制约。

时间预算的概念对考古学来说并不新鲜。弗兰纳利在他将系统论应用到中美洲植物栽培与驯化起源的著名案例中，认为预算或他所谓的日程安排与季节性一起，是史前中美洲调节生存/栖居系统的两种机制之一。

这些古代中美洲人有这么多开拓活动可供选择，以致于他们即便在某个季节也不可能从事所有的活动。于是，当一年中有好几次可同时获得许多资源，这就造成群体在劳力与时间安排上产生某些冲突。根据性别进行劳动分工，男性狩猎，妇女采集，这是解决这类冲突最常见的一种方法，但是并非所有冲突都这么容易解决。

解决更复杂情况的方法可以叫做“时间安排”，它包括根据可行的两个或多个活动方式的相对优势做出抉择。处于不同复杂层次上的人群都会作出这种“时间安排的决策”，尽管他们并不一定意识到这点。

他进而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玉米栽培的起源。在他的模式中，玉米栽培“以牺牲并与干旱高地所有其他采办系统竞争为代价而持续发展”。当这种野草采办系统导致需要为种植和收获留出时间时，它就会与春秋季成熟的植物性食物竞争并最终取代它们。

在一种维系于家庭内的劳动环境中，陶器制作的作用被认为在时间预算中具有特殊的优势。虽然陶器生产有多道工序，但它适合这种家庭工作的模式，而且它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促进生产力。因为陶器是分阶段生产的，所以可以通过一次性成批制作和干燥陶器以及堆烧陶器来节省时间。许多家庭生产的案例显示，陶器制造的不同阶段是如何被各自分开进行安排的。特别是，季节性的制陶者一年只进行一次集中的生产，就像北非三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那样。在同时进行的制造活动中，塑形、干燥与烘烤的分段安排说明一旦陶器生产得到确立，分批方法在过去作为一种省时的手段是何等重要。

扩展的能力

毫无疑问的是，因为陶器制作以相对廉价的成本有助于产量的增长，以至这一工艺几乎在它引入的所有地区都获得巨大成功。比如，陶器可以很快塑形，因此加快了其生产过程。陶器的优点就是它能够将劳力集中投入任何一个制作阶段而大大加快生产速度。时间效率的优势在干燥和烘烤阶段特别明显，因为陶器能够在烧制前堆放起来，因此在生产的最后阶段十分经济。正如一个以经济标准衡量的结果那样，制作十件陶罐并不一定需要生产单件陶罐十倍的时间和劳力投入。反之，石、木与篮子等其他技术在使用机器之前无法提高其效率。制作十件石碗或篮子的时间是生产单件器物所需时间的十倍。特别是在一个定居家庭的劳动环境当中，陶器制作的经济性，附加少量的技术，并通过生产结构的细微调节而有助于产量的增加。

在经济学的语境中，陶器生产的增加，其边际成本会随陶器技术投入的增大而减少。因此，在需求与损耗增长的情况下，导致的生产成本增加可以通过向成本低廉的陶器制作技术转变而得到控制，不管这种转变是如何微弱。产品无需像其他材质容器那样是多用途的。关键在于陶器生产对满足某一新兴需求所花费的时间增加起到缓和作用。在最后的分析中，陶器成为工匠们为了满足所有用途容器在供应上H益增长的需求，所能转而致力的唯一非权宜性的技术。这一特征已经在前面的其他部分得到了恰当的表达。

左右陶器采纳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方面的……某种新材料或工艺流程的开拓，不是它的最早发明，而是它第一次为有效吸引资本和克服习俗惯性提供一项显著的经济优势，使得这种现象成为工业史上的常见现象。由于陶器的成本因资本设备和批量生产而大大降低，因此其发展总是紧随城市文明的兴起。 使用的影响

定居生活与陶器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并非偶然。定居生活的影响就是强化对食物的追求。即使是季节性的定居在全世界也有许多情况会产生这种影响。在谷类作物的农业被采纳以前，这种强化实际上增加了采办食物的边际成本，并且因此不可能不对任何的时间预算施加压力。在这种生存活动时间消耗增长的环境中，任何容器损耗率的增长都会迫使容器生产的时间增加。石煮法、直接炊煮、或是任何用火的处理技术的增长都会使容器损耗更快。而且，任何需要容器的工作增加都会导致需求数量的增长。

但是，正是由于粮食资源颗粒很小，对容器的需求才变得特别尖锐。出于各种小颗粒粮食（如种子）采集、加工和储藏的需要，任何时候，所用的各种类型容器都会增加。并非所有容器数量的增加都直接缘于不同加工程序的增加。较多的人口、甚至分散社群间更多的社会互动，都会导致粮食的消耗增加，这就潜在地与更多容器的需求相联。但是，随着这种增长，更多容器需求会随定居而同步增加，将容器生产从非陶容器上转移的新的主要因素是坚果和种子加工的需要。特别是谷物，它要求容器能够经受因器壁热胀冷缩而产生的严重损坏，因为把脱粒谷物做成可食淀粉所需的持续炊煮过程会不可避免地加速容器最终的破损。因而，如果一个以谷物为主的农业尚未与容器技术相结合，那么它将会加速陶器的采纳。

总而言之，向定居生活的发展肯定是陶器被采纳的刺激因素之一，因为它制约了处理系统应对容器需求整体增长所必需的灵活性。结果，它赋予陶器一种弥补供应不足与需求增长之间缺口的潜力。但是，并非所有种类的需求会对容器生产产生相同的影响。小颗粒植物性食物的加工促进了容器使用、损耗、以及整体消费的增长。在这些植物性食物中，谷物的处理对容器是一种强化使用。而且，如果最初的制约没有导致陶器的采纳，那么其次或第三种制约很有可能使它发生。因而，在谷物栽培之前的农业中或强化的觅食环境中，时间安排上的压力具有一种潜力，它会刺激对陶器的需求，并因此促使其作为一个解决时间限制问题的方法而被发明。而恰恰是直接用火炊煮的影响，使陶器成为应付容器消耗率增长而出现的一个发明。转向采用陶器并非是基于对一种优越性较大的容器所预见“潜质”的考虑。

设想

就目前情况来说，从理论上可以得出一些设想：

1．陶器生产的试验阶段可能延续几个世纪之久；

2．权宜性的制造技术应该出现在陶器生产的最初阶段；

3．早期阶段应该有其他技术的证据，其使用频率随陶器的使用而下降；

4．早期陶器的使用背景因地而异，甚至在同一文化内也有不同；

5．在早期发展阶段，对容器需求的缓解会削弱陶器的生产。

在这些设想中，最后一条似乎最有问题。但是在陶器技术形成阶段，需求波动的影响应该可以解释许多反常的情况，包括前面提到的克基提亚和加泰土丘的案例。更有挑战性的是波利尼西亚的案例。虽然陶器被拉皮塔（Lapita）文化最早的定居者所使用，但它今天在汤加和萨摩亚都没有发现。这个案例被作为一则文化失落的个案来引证，但是它可能成为一个容器因需求降低而削弱陶器生产优点的例子。

结论

我在本文中系统阐述的核心问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哪些因素是陶器起源的原因”。开始，最早的陶器是作为一项粗糙的技术而频繁出现的，它缓慢而蹒跚的传播速度使陶器采纳的适应论观点不攻自破。在此，我采用另一种解决办法，用经济决策理论来解释技术的发明。它表明，在某些条件下时间预算的制约如何能够促使新发明的产生。这种解决办法不仅偏离了重要发明如何开始的那些先人为主的认识，而且它还体现了将“起源”视为一种适应转向视其为特定的维生需求。考古材料一再显示陶器的使用未必一定与谷物或任何其他特定的农业方式相联系。在一些地区陶器出现在农业以前，而在别的地区则出现在农业起源之后。因此，与特定容器适应性需求密切相关的理论，没有意识到早期陶器常常是在许多不同的食物加工环境中被使用的。

于是，陶器的采纳成为容器短缺环境中的一项发明，其中对容器隔水、耐火的迫切需求使现有的资源无法满足要求。伴随着新的食物加工方式的增长，对容器的需求无疑也随之增加：特别是小颗粒的种子和坚果，对其谷粒进行加工是所有加工中最费力的。与这种需求潜力一起存在许多制约，限制了供应能力能够作出的反应。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定居与半定居栖居系统中家务牵制的影响。当劳力可以灵活分配以满足一些无法满足的需求时，这种环境就会促使陶器的采纳，因为这一工艺成本低廉，可以作为对其他原料容器需求增长的另类选择。在这些条件下，时间、劳力和原料资源结合到一起，对陶器采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当小颗粒植物性食物和谷物成为生存的基础时，采纳陶器就远不只是一种对需求的有用反应。虽然陶器制作和定居与上述的维生经济紧密相连，但是陶器并非是特别出于“改善”（容器）的目的而被采纳的，也非由于劳力和原料绝对意义上的短缺，而是因为这些因素对容器整体供求的影响。在这种背景里，时间与劳力的预算构成了本经济模式中至关重要的相伴关系。

注释：

[1]最早的陶器出土于日本九州福井洞穴，年代为距今12，700年前——译注。

[2]石煮法：是指将烧烫的石头放人盛满水的容器，将食物煮熟的方法。这种用于间接炊煮的石头叫火裂石（fire— cracked stone）——译注。

[3]扎尔莫遗址：伊拉克东北部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这里进行了多学科研究，以探索近东地区的农业起源——译注。

[4]加泰土_E（Cata1Huyuk）：位于土耳其中部安纳托利亚的一处城镇遗址，占地30英亩，年代在公元前6500～5650年——译注。

[5]后勤移动（109istic mobility）：是指一种居址相对稳定，派遣各类工作小组外出采办原料和食物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将资源移向人口——译注。

*译自：J．A．Brown，The beginnings of pottery as an economic process．In：S．E．van der Lecuw and R．Torrence eds．What’S New，A Close Look at the Process of Innova- tion．London，Unwin Hyman，1989，203～224．

译者：潘艳，陈虹，复旦大学文博系。

来源：《南方文物》201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