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沈从文讲文物》

《沈从文讲文物》的出版，让很多读者发现，原来除了蜚声中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在文物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

当然，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沈从文更为出名的是他作为文学家的身份。

沈从文的一生，以1948年为界，划分为了两截。

前半生，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边城》被誉为“文学史上最纯净的小说”，打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后半生，他是国内文物研究的先驱者，《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艺术》等著作填补了众多学术研究上的空白。

而读客新近出版的《沈从文讲文物》，收录整理了沈从文除《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外关于文物的重要文章，更是让大众对沈从文在文物上的研究有更多了解。据悉服饰、图案、研究方法类文章，将会分为三册陆续出版。

沈从文为什么突然弃文（学）从文（物）？他的文物研究和文学创作有什么关系？他的文物研究有哪些重要的价值？

沈从文曾在1948年12月1日写给吉六君的信里写道：

“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

沈从文十分清醒，他的文学和当时的主流风格是无法相容的，而他又无法改变自己。为了保持个人对于文学的挚爱和信念，他宁愿放弃文学。

放弃文学以后做什么呢？他选择了看上去和文学八竿子打不着的文物，在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做起了文物鉴定和讲解的工作。

如果回溯沈从文的青年时代，不难发现文物的种子其实早早就已种下了，甚至对文物的兴趣要得更早一些。

沈从文从小就对工艺美术独有情钟。他经常去观看老人如何用厚背的钢刀破篾[miè]，以及小孩子如何用篾织成簟[diàn]子。

铁匠铺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

“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为什么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做成？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这些问题经常在他的脑子里盘旋不去。

参军后，他在筸[gān]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约半年，日常的事务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这是沈从文对历史文化知识的启蒙。

后来沈从文去北平，去西南联大，都保持着对古物的喜欢。汪曾祺回忆说：“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

可见，文物对于沈从文的意义一点儿也不亚于文学。正如他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中分析工艺美术和自己的关系那样：

“我有一点习惯，从小时养成，即对于音乐和美术的爱好……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

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在诸多方面都是有开创性意义的。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都不被认同，以至于被认为是“外行”。

50年代，在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两廊精心布置了一个“内部浪费展览会”，用来展出沈从文买来的“废品”。

什么“废品”呢？如从苏州花三十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内中有图像，画的是奇奇怪怪的云彩。这是敦煌唐代望云气卷子的明代抄本，却被视为“乱收迷信书籍当成文物看待”的“浪费”。

可见，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和我们通常理解的文物研究有很大不同。这一点从他的研究项目就能看出来：玉工艺、陶瓷、漆器、琉璃、螺钿工艺、狮子艺术、唐宋铜镜、扇子应用进展、中国丝绸图案……

沈从文钟情的是与百姓日用密切相关的工艺器物，是千百年来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智慧和创造。而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正是普通人的生活世界？

除了关注的对象上有相通之处，沈从文对文物的研究，一如其文学创作的宗旨，“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个真正‘人’的素朴的心”。沈从文曾写道：

“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

在沈从文的笔下，文物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了历史和文化的温度。别人眼里“无生命”的文物，在沈从文眼中，往往有着生动活泼的生命之态。

也正如此，汪曾祺将沈从文的文物研究称为“抒情考古学”。

不过，文物研究毕竟是一项科学，和文学创作有着本质的差异。沈从文作为一名文物研究者，对这项科学有着自己重大的贡献。

传统文史研究以文献方法为主，关注附着在文物上的文字。然而当时，研究历史的通常不太看得起文物。

沈从文认为，如果离开了文物，就没法读懂历史。“从地下发掘的东西，比十部《二十五史》还要多”。“一般文史千言万语说不透的，一和实物接触，就给人一种明确的印象。”

因此，他反对那种只在书桌前做研究的方法，主张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

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床前明月光”里的“床”，有说法是一种“胡床”。在历史文献中，胡床被解释为“可以折叠起来用绳子穿成的矮床”。

然而，沈从文用文物与文献结合的论证方式，指出“胡床并不是床，也并不矮”，而是“近似交椅”，是一种可折叠的轻便坐具，证据就是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彩绘漆瑟，以及故宫、北大所存的文物。因此，李白笔下的“床”其实可能是椅子，而这个观点在近年来也逐渐被认可。

在实际研究中，这种方法有很高的操作难度，一方面要求研究者既有扎实深厚的文献学基础，另一方面又要熟悉大量的出土实物。

沈从文就有这样的能力。他不仅有着深厚的文献功底与写作能力，而且作为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接触过数十万件珍贵文物，因而对鉴赏玉器、陶瓷、铜器、漆器、丝绸等文物的门道如数家珍。

正是这一特殊的学术历程，造就了沈从文独特的学术方法与理论，成就了其后半生的学术高度。

完全没有学术刻板风，语言又很清新，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成果不出意料地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

“写文物写得像《边城》一样清新唯美”

“去100次博物馆，也抵不过精读1遍这本书！”

“只有沈老这么较真儿的人才会发现这么多细节，且不被流传的观点左右吧，看完我是服气的。”

然而，沈从文一生写下过数百篇文物研究文章，内容繁多，如何才能轻松地走进他的研究成果？

作为沈从文后半生的心血之作，《沈从文讲文物》精选了沈从文30篇文物研究文章，分门别类地介绍了玉器、陶瓷、漆器、琉璃等文物的鉴赏知识、加工工艺、历史典故、研究方法，把6000年文物分门别类地看个遍，从此掌握看文物的门道。

全书有近200张全彩文物图片，充分呈现沈从文笔下的文物之美。其中包含沈从文担任历史博物馆说明员期间所写的文物说明词手迹4篇，读者可以直观感受沈先生对文物的热爱。

本书不仅收录了沈从文的演讲《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聆听沈老讲述自己是如何研究文物的；还邀请《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张新颖教授撰写导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文物研究之间的关系。

翻开本书，看懂玉器、陶瓷、漆器、琉璃等文物背后的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