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

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说过，经历了大概四十年，我们这些考古学者，尤其是英美的考古学者，才逐渐意识到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事实上，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思想的发展史。他还说，经验证明，难度最大的进展是观念上的进步。要回答历史重建的问题，与其说依靠新的发现或发掘，还不如说来自分析上的进步和理性、观念上的发展。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也是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的《考古学思想史》在1989年出版后大受学界重视的原因。该书第一版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好评，被欧美大学列为考古学、人类学和艺术史专业必读的参考书，足见其在学界的影响力。《思想史》在2006年重版，与第一版相比，篇幅和内容都有了面目一新的变化和扩充。两相比较，其篇幅从第一版的500页增加到710页，所引的文献篇幅从47页增加到97页。在第一版出版后，欧美学界对考古学史的兴趣日益高涨，相关的出版物激增。此外，在第一版问世后的十几年里，世界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变化巨大。后现代思潮给考古学理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特里格在第二版前言中指出，正是学界越来越认识到社会背景对考古学阐释的影响，使得《思想史》第二版的修订显得十分必要。特里格说，第二版不仅审视了第一版出版之后考古学理论重大发展所产生的结果，而且对第一版中的不足进行了修订，努力提供一种更为平衡和客观的原创见解。他说，虽然第二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撰写的，但是全书的内容从头到尾进行了重写，几乎没有一处句子完全相同。大量增补的新资料和新见解，使得这本经典更显时代光彩。

和第一版一样，《思想史》追溯的脉络基本上是根据欧美考古学发展的轨迹，但是在第二版中对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发展特点也基于了更多的关注，其中包括中国考古学。特里格除了将中国考古学的性质列为民族主义考古学，将方法列为文化历史考古学之外，并没有做太多的评论。这一方面固然和作者无法阅读中文第一手资料有关，也和中国考古学与欧美考古学相比长期处于一种边缘化地位有关。中国考古学除了一些重大考古发现引起世界瞩目之外，其研究水准并没有跻身世界主流。因此，尽管中国是一个文物考古大国，但是由于长期的学术封闭，世界考古学思想和实践发展的主流似乎与中国无关。

阅读《思想史》不仅可以了解人类了解自己历史的过程，也可以深刻体会到人类自身观念对这门学科发展的制约和推动。这门学科酝酿和发展的过程充满了宗教信仰的钳制、文艺复兴的洗礼、启蒙运动的熏陶、进化论思想的引导、种族主义思潮的逆流、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以及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碰撞。这一跌宕起伏的思想发展过程，与世界各地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积累过程一起构成了波澜壮阔的考古学发展史。读完这本《思想史》，使人深刻认识到，我们从考古发现探索过去，发现和材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来观察和研究这些材料。这种探索和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那一时代考古学家认知能力密切相关。下面是本人在阅读《思想史》第二版后，对这个问题的粗浅体会。

一、考古学与历史

我们一般认为，考古学的前身是古物学和金石学。但是特里格指出，对古物的兴趣并不一定导致考古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考古学是在与古物无关的对过去的兴趣上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对于人类的大部分历史是由神话和各种创世传说来编造的。因此，神话传说的基本宗教信仰要远远早于考古学的探索。

科学考古学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它的前身是古物学。然而，早期古物学只限于对文物本身美学的欣赏和收藏的爱好，未必与研究人类的历史相关。而且，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下，圣经对人类的历史有一种权威的解释，因此探讨这些遗迹和古物的来历既无必要，而且也会招致麻烦。宗教的教义使人们普遍认为：

（1）世界的年龄十分年轻，最多不过6000年；（2）世界处于持续的退化过程中，这是上帝创世后的必然趋势；（3）人类被认为是由上帝在中东伊甸园中创造的，从那里人类逐渐扩散到全世界；（4）人类的智慧源自上帝，那些离开圣地而无法持续受到教义智慧灌输的人类，在各方面都处于持续的退化和堕落过程中；（5）世界历史由上帝所安排，世间的万物以固定和循环的方式延续。

宗教思想对考古学最大的影响是人类的史前史。在圣经对人类历史纪年描述的影响下，欧洲的古生物学用灾变论来解释地层中各种绝灭动物的存在，并否认与一些绝灭动物共生的石器是人工所为。自16世纪开始，就有许多人对出土的史前石器做出种种推测，认为它们早于上帝创世的年代。结果，这些著作遭到焚毁，作者向教皇公开认错。即便在大航海时代，航海家从世界其他大陆发现了处于石器时代的土著，有人开始将欧洲的史前石器与这些土著的工具联系到一起。但是受圣经教义的影响，人们还是从智慧退化来进行解释，认为这些土著是因为远离上帝而堕落到只会使用石器的地步。

一直要到19世纪中叶，人们才认真考虑石器可能是早于金属的人类工具。但真正要从石器和文物来认识人类的历史，一方面要到达尔文进化论为人类历史提供一个比圣经纪年长得多的进化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有赖于一种用来判断文物早晚的断代方法。

在漫长的时间里，人们认为除了圣经为人类历史提供了可信的纪年之外，其他有关人类过去的知识只能来自文献。早在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所谓“古物学”是指专门研究修道院中的藏书，学者们特别注重对历史、法律、文学方面拉丁文文献的收集与研读。到了15世纪，学者们对古希腊文献有了更多的关注。古典古物学发现了意大利和古希腊光辉历史的详细信息，这些历史信息是圣经记载中所没有的。即便是埃及学和亚述学研究，最初也是由希伯来文中所记载的神秘文明所激发。一直到17世纪，由于从文献来研究历史的途径越走越窄，于是有些学者从典籍开始转向收集与过去有关的物质材料。但是，这种研究的地位远不如以文献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显赫。直到19世纪末，古典考古学家、雅典不列颠学派的掌门人DG霍加斯仍然坚信，有文献说明的考古学要优于没有文献帮助的考古学。这使得大部分考古学家不得不认为，他们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只是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特里格指出，古典考古学、埃及学和亚述学一旦确立，就显示了一种很强的抵制变革的倾向。这些领域的考古学家主要关注将文物和纪念建筑的调查与古典文献记载相结合，将自己发现的材料供其他学科学者研究，这使得古典考古学与铭刻学、古文献学、历史学和艺术史等学科相比处于一种次等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才发生改观。

中国具有非常发达的编年史学传统，一方面使得中国的金石学的发展一直处于编著佚书和订正史籍的地位。即便到了清代金石学的范围从金文和碑刻扩大为古器物学，但是仍然与“锄头考古学”的探索相去甚远，没有能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特里格指出，虽然这些古物学家为考古学在现代中国的本土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他们在发现材料方面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金石学研究只是整个编年史学的一个分支，并没有像欧洲古典学、埃及学和亚述学那样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古物学家虽然很重视古物，但是他们很忌讳自己动手发掘古墓来获取材料。

另一方面，史学的至尊地位使得考古学在引入中国后便处于从属的地位。梁启超的二重证据法便体现了中国早期学界对考古学的价值期望和学术定位，并至今仍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比如，有资深学者认为，与历史结合是中国考古学的鲜明特色，这与西方考古研究与艺术史、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特点极不相同。并指出考古发现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有字的，有字的一类负载的信息更丰富。还有不少学者仍然坚持，考古学是和文献学连在一起的，发掘出来的东西要用文献材料来说明才有价值。

我们现在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不到整个人类史的1％。史前考古学已经将人类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延伸至300万年以前。而且，恰如柴尔德所言，物质遗存与文字一样信息丰富而且可靠。即使在有断续文字记载的阶段也需要考古证据来阐明经济、人口和技术问题。他说，英格兰土地记录不仅能通过对村落遗址的发掘来验证，还能对其加以补充。单凭考古学证据，就可说明罗马时期的不列颠已经开始使用水动力，这一点是研究古书和碑铭的人所想不到的。奥林索斯的发掘要比所有文献和碑刻研究能让我们更可靠地估算第五世纪希腊城市的人口。

人类对自己历史的了解从对圣经教义的信从，到对文献的依赖，最后到从文化遗存中独立提炼信息，反映了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轨迹。考古学的这一发展并非是材料积累的结果，而是观念进步和在分析方法日益精进的条件下实现的。

二、考古学与社会

考古学的发展也和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对考古材料的阐述也会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取向和社会价值观，并影响到考古学的实践与发展。

标志考古学诞生的三期论就是在丹麦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19世纪初，英法联军摧毁了哥本哈根港口的丹麦海军主力，外来的侵略和民族灾难激发了丹麦人民的民族团结精神，他们迫切需要一种精神来激励民众的团结和斗志。一些有识之士呼吁仿效法国革命后成立的巴黎文物博物馆，建议成立丹麦国家古物博物馆，以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用文物来展示丹麦的历史，汤姆森受命对博物馆藏品进行分类和陈列。他首先从年代学方法入手，根据石、铜、铁这个技术发展的框架确立了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将丹麦的整个史前史梳理出一个大概的年代学序列。汤姆森的三期论被誉为“史前学的基础”和“现代考古学的柱石”。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19世纪的社会和科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主宰这一时代思想的主流。所以，达尔文的学说既是生物进化的学说，又是哲学思想的证明。但始料未及的是，这一理论在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中的延伸，却成为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种族灭绝和殖民活动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支柱。英国博物学家卢伯克深信文化的直线进化观，是自然选择导致了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他认为，现代欧洲人是文化与生物学强势进化的产物，落后的民族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智力和生物学特征上都劣于进步的民族。

这种种族主义进化观认为，原始的民族或群体注定要随着文明的扩张而消亡。于是其被先进民族所取代也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这是人类群体改善和进步的必由之路。达尔文进化理论经过卢伯克的发挥，将人种优劣论和史前考古学联系到一起，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世界观的一部分，并在世界各地的考古学研究中影响到对考古材料的解释。

在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美国的考古工作普遍存在一种排斥从文化演变角度来观察考古现象的习惯。学者与普通民众都认为，美洲土著文化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可以排除它们在历史上发生过任何变化的可能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美国中西部地区土墩的解释，引起了一场“土墩建造者”的争论，大部分人认为印第安土著不可能有如此先进的文化遗存，因为他们不可能拥有建造这些古建筑的智力。他们认为，这些土墩是由来自墨西哥的托尔特克人、亚洲前往墨西哥的印度人、威尔士人、流亡的以色列人，甚至北欧海盗所为。19世纪末，美国考古学家塞勒斯·托马斯对这些土墩进行调查。经过10年的考察和发掘，得出了印第安人是土墩建造者的结论，可是这个结论在整体上仍然无法扭转公众对土著人的偏见。

在南非，对土著文化的歧视，从围绕对大津巴布韦石砌建筑的争论反映出来。英国金融家希尔斯·罗德斯为了证明欧洲人对南非进行殖民以及开采金矿的正当性，认为这些遗迹是由腓尼基人所造。1891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赞助下，古物学家西奥多·本特对这些石砌建筑进行研究。他发现这些建筑的年代不过几百年，可能是由当地的班图人所建，但是他最终还是屈服于社会压力，认为它们可能是一批从阿拉伯来到南非的北方人种所建。

1906年，皮特里的学生戴维·迈克弗进过调查认定，这些石砌建筑属于中世纪，并出自非洲土著之手。1929年，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对该遗址进行了更加仔细的考察。经过详尽的地层学和考古发掘，汤普森认定这些建筑为非洲土著班图人所建。但是，这些研究结论被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白人定居者所拒绝，殖民者和考古学家之间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冲突。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许多考古学家不得不离开南非。直到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之后，当地的建筑废墟和考古遗存才按照本土的历史来进行重新撰写。

20世纪初兴起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也和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当时，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使得带有种族歧视性质的文化进化理论受到质疑和挑战。许多受到列强欺凌的欧洲国家，希望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民族的身份与尊严，于是从考古发现来追溯民族来历和特征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东欧，考古学成为生活在俄国及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民族和国家用来强化民族意识的一种手段，并在这些帝国的瓦解和一系列新的国家诞生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而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关键概念“考古学文化”，就是这种社会思潮的产物。

1909年，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声称，考古学是各种学科中最具有民族性的学科，研究古代德国人的起源应当是考古学最神圣的目标。早在1895年，科西纳就试图追寻日耳曼民族在欧洲的定居过程。他提出“文化群即民族群，文化区即民族区”，因此文化的差异就反映了民族的差异。科西纳声称，在地图上标出的一类器物的分布代表了某一民族群体的分布，而文化的延续反映了民族的延续，于是，考古学就能够根据器物确定的文化单位来追溯民族群体的分布和延续。20世纪初，科西纳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强调运用考古材料来激励民族主义精神。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后来被纳粹政权所宣扬，他的史前观成为德国纳粹的官方立场，并成为在第三帝国学校中传授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课程的基础。

长期以来日本考古学家有一种政治和社会压力，强调崇拜天皇的神圣地位以增强民族团结使得他们无法发掘和研究某些特定历史阶段，以及与皇室有关的遗址与墓葬。考古学家必须非常小心，避免他们的解释有悖于官方对日本古代史的说法。在20世纪30年代极端民族主义的气氛中，对日本皇室起源产生怀疑的任何研究都是极其危险的，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会有丢掉饭碗和锒铛入狱的危险。这种社会压力，使得体质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对民族问题三缄其口，而考古学家只进行类型学研究，避免任何有悖于官方解释的文化变迁讨论。

日本战败后，考古学则成为军国主义垮台后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最好手段。对大部分日本人来说，考古发现为他们在政治极为动荡的时期，提供了一种可以触及和自己历史关联的安定意识和社会凝聚力。新的考古发现帮助日本民众追溯自己民族的光荣历史，并重拾民族的自尊心。为此，考古学存在一种努力将日本民族的历史持续推前到绳纹时期之前和旧石器时代的倾向。2000年10月，日本考古界爆出旧石器时代遗址造假丑闻就是这种倾向的结果。被誉为考古“神手”的藤村新一将一批打制石器埋入宫城县上高森遗址距今50多万年的火山灰层下一米处的地层中，根据这一发现，日本学者认为直立人至少在第四纪明德冰期通过出露的陆桥到达了日本。藤村新一造假屡试不爽，并被社会和媒体追捧，这完全迎合了日本在成为经济大国以后，渴望成为政治大国和文明古国的心态。

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考古学对前伊斯兰时期的考古遗存没有什么兴趣。早在20世纪20年代，伊斯兰学者就声称，埃及在泛阿拉伯或泛伊斯兰世界中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其中的一部分。自40年代以来，随泛阿拉伯主义影响和伊斯兰运动的逐渐扩大，导致了一种对古埃及灿烂文明日趋敌视的态度。古埃及法老遗产的价值被贬低到仅是旅游资源的地步。而在以色列，考古学的发展十分不同。考古研究被用来确认以色列移民与上帝赋予他们祖先土地之间的关系。以色列考古学并非以宗教考古为导向，但是受到犹太复国主义的推动而被用来增强民族意识以及以色列人与他们领土之间的关系。除了鼓励以色列人将圣经看作是他们民族历史的渊源之外，考古学家也提倡一种世俗的观点。因此，以色列考古学基本上是一种民族主义考古学而非宗教考古学。其研究具有很大的选择性，主要关注这一地区犹太人定居和文化发展的历史，对基督教和伊斯兰阶段的考古学则不感兴趣。大部分以色列考古学家是在历史学和圣经研究方面受训的，主要关注史学、语言学和艺术史的研究。今天，以色列考古学在阐释上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划一。它从内部也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其中包括视考古发掘是冒犯古希伯来人的极端正统派犹太组织。

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和经济的融合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考古学已经逐渐放弃了过去那种被用来推动民族认同的做法。但是，欧洲考古学基本上继续在当地、国家和大陆的层次上关注欧洲的历史。在许多大学里，史前考古学仍然隶属于历史系，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大部分欧洲人还是认为，考古学首要和最重要的任务是了解人类自身的过去。

苏联十月革命之后，考古学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考古学的名称也因其资产阶级的属性而被批判与废弃，考古研究所改称为物质文化史研究院。汤姆森的技术三期论被废弃，转而提倡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社会发展三期论。器物类型学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而否定，考古学研究被要求从考古材料来重建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并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正确性。虽然苏联考古学的重新导向充满了极左和偏激的举措，但是它在研究方法和材料阐释上开辟了许多全新的领域，如微痕研究、陶器的社会学研究以及聚落形态分析，特别是从社会内部动力来解释文化演变，和当时欧美各国从传播论来解释文化差异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再流行，文化历史考古学重新成为学界偏爱的研究方法，以弥补过去年代学研究的不足。

在中国，考古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在中国的发展也受到本土社会背景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首先，考古学引入的社会背景是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它提倡科学和民主的理念为现代西方科学体系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西学的流行使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价值观产生了重大的转变，传统文化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运用近代西方史学思辨方法对中国的上古史所做的无情检讨，批评古代典籍“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性质，动摇了整个古史体系。鉴于旧的偶像被打破，必须有一个新的体系取而代之，然而无论是疑古派还是传统学派都拿不出一部“上古的信史”来，于是中国学术界认识到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这一条路。这便是考古学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最汹涌澎湃时进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根本原因。

其次，考古学在引入中国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经历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历史学一直占据着中国智慧文化的中心地位而成为显学，被历代的统治者作为维护自身合法统治的工具，并被认为是一种道德学识的必由之路和统治能力的先决条件。虽然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凭借史学在中国学术界的龙头老大地位，外来的考古学过于弱小根本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上在研究目标上的共性，使得考古学自然成为依附于历史学的一种工具。即便是在西方受训的李济，在标志中国考古学处女航的西阴村和殷墟发掘中，明显带有史学的导向。特别是殷墟发掘材料和史籍记载的吻合，使得商代的历史成为信史，有力地巩固了传统史学的地位，并最终确立了考古学在中国学界为史学服务的学术定位。

虽然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漫长编年史而使考古学受益匪浅，但是将考古学依附于历史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一方面，史学导向使得很多考古工作者完全从史籍中去寻找研究对象和目标，而且将印证史籍看作是最有成就感的工作，或将考古学材料简单地与历史文献对号入座，考古学在人类行为和社会演变方面的研究潜力无形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受历史学的价值判断影响，考古学既难以独立发展和更新学科自身的理论方法，也缺乏吸收国际学术最新进展的积极性。这种传统学术观念的束缚，成为中国考古学在引入80年后在主要学术概念上没有发生什么改变的主要原因。

特里格说，和历史学一样，考古学是在复杂、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发展起来。在这些社会中，对过去演变的理解被赋予了现实意义。因此，考古学既不是社会的简单反映，也不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只要人类社会仍然存在民族、阶级和信仰等差别，对考古记录的解释就不会有根本的共识。不同的理论，只要它们不相互排斥，将会成为深入研究的动力。

三、考古学与学者

通过残缺不全的物质遗存来重建历史，考古学家就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必须通过观察纷繁复杂的现象来了解世界。于是，考古学家在重建历史过程中自然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向人们展示的过去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涉及考古材料的积累和完备，还涉及考古学家本人的认知能力和探究途径的正当与否。

欧美考古学将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考古学家看作是天真的经验主义者，这就是指凭直觉和经验来对研究对象做想当然或貌似合理的解释。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或实体，因此主要依赖经验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认识。极端经验主义甚至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于经验，它只强调感性经验而否认理性思维。在这些人看来，理性认识是抽象和间接的认识，思想越抽象则越空虚，越不可靠，也越远离真理。所以他们反对抽象思维，否认研究对象存在普遍概念和普遍的学术命题。

与经验主义相对的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指通过逻辑推理而非根据表象来获得真知。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强调超越人类的经验来解释主导自然法则的重要性，标志着科学探索对理性主义的重视。人们意识到，材料的客观性和感性认识固然在科学认知上十分重要，但是经验和直觉只能得到表象的看法，表象也可能具有蒙蔽性。因此完全致力于表象观察的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而且其认识客观世界的深度也比较有限。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提出，科学应该超越经验主义，将知识建立在可以验证的、有系统的“实证”基础之上。他说：“如果没有某种科学理论作为先导并提供最后的阐释，那么任何现象的真实观察都是不可能的。”

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的任务是要证明哪些主观直觉是可靠的，并强调科学解释必须在对不同现象的观察和对这些现象的归纳之间建立起某种规律。演绎法是实证主义最常用的方法，它强调对主导表象的潜因提出假设，然后通过实验来予以检验，以了解事物的本质。虽然欧美考古学很早就认识到主客观因素对考古研究的影响，但是采取明确的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则要到20世纪60年代才正式开始。在克服主观性方面，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家认为经验主义研究和归纳法的最大缺点是无法判断解释和结论的对和错，他们要求采用实证方法来消除主观性，为考古材料提供客观和科学的阐释。为了要达到这种严谨的要求，考古学家必须采取自然科学的演绎法来检验自己的结论，以尽量防止偏见的产生，同时要求对考古学家本身的研究能力和诚实性做充分的审视。过程考古学在采取实证方法的同时，也强调研究一般性通则的重要性，明确求助于各种唯物主义决定论来探讨社会演变规律，其中以斯图尔特的环境决定论、怀特的技术决定论，以及博塞洛普的人口决定论最为流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方面，欧美考古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重拾对人类行为复杂性、特殊性和偶然性的兴趣，开始采纳所谓的后过程方法来研究人类意识形态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与过程考古学关注生态环境、经济背景和人口条件不同，后过程考古学关注物质文化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采取象征、结构、认知、性别等途径来研究考古材料。他们认为，人类思想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关系中也是一种积极的因素，能够被用来指导政治和经济活动，并会影响到社会的变迁。

另一方面，后过程考古学追随20世纪30年代英国哲学家和考古学家罗宾·科林伍德提出的观念论，以更加严厉的态度审视主观因素对科学认知的影响。科林伍德指出，人类习得概念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发现的材料，也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考古学家只关心那些他们习惯思考的东西，除此以外都没有意义。考古学家的认知离不开自己习得的分析概念，他们无法理解这些概念以外的现象。

这种被称为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思维认为，每代人、不同阶级和个人都会以不同方式来解释历史，而且没有什么客观标准能使学者评估不同的见解。在历史学方面，他们认为即便是历史资料本身，也是由古代史官和学者根据他们认为什么是值得记录的价值判断而有选择地保留在史籍之中的，这种记录或史料难免掺杂了作者当时的个人利益、社会价值观和历史偏见。在考古学领域中，他们认为，即使考古学随材料的积累和技术方法的提高会减少主观性，但是社会条件仍会影响学者认为哪些材料是重要的，以及如何来解释它们。这些社会影响包括民族意识、政治导向、经费资助以及权威学者的观点等。因此，他们认为科学知识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信念并无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普遍被认为缺乏理性主义的元素，中国的认知哲学向来强调“求实”，而西方则是强调“求真”。这种经验主义在考古研究中表现为重材料而轻理论，重现象而轻阐释。理性主义的缺失不仅使中国的自然科学难以发展，也严重制约了学者的头脑和视野。虽然中国传统国学并没有对自己认识论的哲学思考，但也存在分别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两重特征。它一方面强调“无证不信”，反映了一种客观主义特点；但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心知其意”，具有相信感性认识、依赖主观性和经验主义的特点。张光直先生将这种治学方法形容为：一方面表现为特别重视客观史实的记载，另一方面又以史实的描述和选择来表明自己价值观的主观判断，也就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这种治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表现为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抽象的理论，认为理论只不过是一种成见和缺乏事实根据的空谈。

四、结语

特里格在一篇回顾他探究考古学思想史的文章中指出，认识论与人终身相随。人类的脑子不是黑匣子，而是由生物感性驱动的有机体。人类大脑是适应机制下形成的器官，在适应的过程中，获得了自己分析问题的方法。他同意观念论的看法，即我们所看待的世界有别于真实的世界。人类大脑如何运转，以及它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不再是心理学讨论的课题，它也成了科学研究的领域。这使得20世纪末欧美的后过程考古学不但开始研究物质文化的象征意义以及人类认知能力和能动性，而且对考古学家自身观念对考古学阐释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因此，考古学的重建历史并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么简单，单凭材料积累就能做到，而我们重建的历史也难免掺杂着当代的价值观和个人评判。特里格还指出，虽然主观性影响很大，但是考古材料的积累也会对阐释产生制约，这反过来也会增强考古学研究的客观性，并提高这门学科在了解人类历史中的价值。我觉得，学习思想史对中国学者最大的启示是，如果要将这门学科持续向前推进，当务之急并不在于发掘和发现更多更好的材料，也不仅仅在于引入新的测试技术和分析方法，而是努力更新我们脑子里的观念。

来源：《南方文物》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