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霍巍：西藏中古佛教艺术中的创造与吸纳

本文为“纪念宿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石窟寺考古系列讲座”第九讲的讲座纪要。主讲人为来自四川大学的霍巍教授，主题为《波罗艺术还是本土风格？——西藏中古佛教艺术中的创造与吸纳》。现摘录于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霍巍教授的讲座援引了丰富的考古材料，为我们展示出西藏地区波罗艺术源流与演进问题的复杂性。讲座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典型波罗艺术风格的基本特征；第二部分引用新旧考古材料，展示了波罗艺术风格于我国西藏地区的本土化流变；第三部分以吐蕃时期遗存为例，进一步探讨西藏波罗艺术的来源问题；第四部分是本次讲座的小结。

一

霍老师开讲即指出，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已敏锐捕捉到夏鲁寺木雕佛像带团窠花纹的厚重袈裟，札塘寺壁画供养人的高冠头饰、六挐具形式的背光等特殊形式，反映出西藏本土艺术风格与外来艺术风格的交融问题。由此引出本次讲座的核心概念：波罗艺术风格。

广义上的波罗艺术，指的是8世纪末-9世纪前半叶，随着波罗王朝的兴起而向外强势传播，并广泛流行于11-13世纪西藏、南亚各地的印度晚期佛教艺术风格。

以东北印度-尼泊尔地区现存造像为例，霍老师为我们介绍了波罗艺术的四大核心特征：第一，造像的世俗化，出现大量复杂装饰品；第二，与印度教交流进一步加强，出现多头多臂菩萨像，站姿呈三折腰；第三，宝冠佛像出现；第四，背龛形制改变，出现六挐具台座。

二

然而，观察11-13世纪我国西藏西部、卫藏、敦煌、西夏等地现存壁画、佛像、唐卡画，霍老师指出，上述遗存呈现的波罗艺术风格明显掺杂了地方因素。

以宿先生重点关注的札塘寺、夏鲁寺为例。壁画中的菩萨像头戴三花冠、五花冠，台座具备早期六挐具式样，确属波罗风格；但无论是菩萨冠后的高头巾、佛像所着的厚重佛衣，抑或是与内地相近的轮廓线条、使用晕染绘制面部肌肤的做法，均体现出其他元素的杂糅，与印度-尼泊尔地区的传统波罗样式明显有别。

类似现象也可见于近年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两处新发现。

首先是桑达石窟。该窟时代早至11世纪，其壁画一改此前以曼陀罗造像为主的克什米尔风格，以尊像为主要配置、使用六挐具台座、两侧胁侍菩萨呈三折腰且双腿并列分立的站姿，是本地区开始接受波罗艺术的重要转折点。但霍老师也提到其中保留的本地艺术特征，如底部带有赞语题记的佛传故事、顶部水鸟垂幔纹装饰带以及周壁千佛装饰的流行。

其次是帕尔嘎尔布石窟。该窟壁画的内容配置与桑达石窟类似，六挐具台座已绘制完全。胁侍菩萨的站姿、底层供养人像的服饰等处也体现出地区的独有风格。

整合上述新老考古发现，霍老师指出，“波罗艺术风格”应是一个范围极广的概念，其内部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

三

为了探明各地波罗艺术风格在传播、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关系，并进一步梳理11世纪西藏波罗艺术的来源问题，霍老师认为，我们应回溯地区早期文化现象，即吐蕃时期（7-9世纪）遗存，以找寻答案。讲座后半程，霍老师分别介绍了前弘期的西藏拉萨扎拉路甫石窟、藏东地区吐蕃时期诸石刻造像、敦煌吐蕃时期遗存以及西藏东部芒康发现吐蕃摩崖造像。上述遗存中均表现出了早期波罗式样与本土艺术的有机融合。

如四川石渠县、青海玉树勒巴沟地点发现的一批吐蕃时期石刻造像。胁侍菩萨站姿略折，已经蕴含了波罗风格的雏形；而主尊座下的双狮，两旁出现头戴高冠、身着大翻领交襟长袍的供养人形象（结合题记，可知为吐蕃赞普），则是吐蕃佛教造像的典型特征。由此，霍老师认为，自吐蕃时期开始，外来的波罗艺术风格已不断改造，逐渐渗入本地元素，与本土传统有机结合。

西藏地区波罗艺术发展的高潮，正值其大力吸纳外来佛教艺术元素的时期。因此，针对波罗艺术的源流问题，霍巍教授结合交通路线图指出，地区可能从敦煌-于阗北线、藏西一线、印度-尼泊尔南线、藏东一线四个不同方向接受了波罗艺术，同时也在进行佛教艺术的本土化改造。

四

最后，霍老师对本讲内容进行小结，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吐蕃时期开始（7-9世纪），西藏本土佛教艺术已经受波罗风格的影响。

第二，西藏佛教后弘期（11世纪）以来，波罗艺术继续发展、影响不断扩大，西藏全域均有类似遗存出现，但已不完全是东印度-尼泊尔的典型波罗式样，融合了本土特色。

第三，西藏西部、中部（卫藏）、东部地区可能有不同方向的传播路线存在，反映出不同的风格与特色。

第四，西藏地区佛教艺术一方面吸纳外来波罗式样的元素，同时积极改造、融入吐蕃以来的本土风格，完成了佛教艺术本土化的重要历程，其杂糅的特征从侧面反映了佛教中国化、多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