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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汉昇:唐代物价的变动(一)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09:29:460

一、引言

物价一涨一落的变动,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就消费者这一方面来说,物价贵了,他们往往叫苦连天,因为他们的购买力从此要大大的削弱,以前许多力能买到的物品都买不起,只好把原来的生活标准忍痛降低。反之,物价贱了,他们自然要笑逐颜开,因为他们的购买力从此增大,可以自由享用各种物品,过着很舒适的生活。至于生产者,也是同样感到物价涨落的影响,虽然他们所感到的与消费者完全相反。当物价上涨的时候,他们都兴高彩烈,因为这是他们发财机会的来临。反之,当物价下落的时候,他们却很焦急,因为这样他们不独赚不到钱,有时甚至要大大的亏本。物价变动既然给予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以这样深刻的影响,在经济史的研究上,当然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了。

在有唐一代,几近三百年的时期里边,物价曾经发生过好几次明显的变动。如果我们画一条曲线来表示它变动的情形,我们可以发见这条曲线老是一起一伏,而且起伏的高度并不一样。兹就时间的先后,述说这几次物价变动的情形及变动的原因于下。

二、唐初物价的上涨

唐初的物价,承继着隋末以来物价的上涨而上涨。隋末物价所以上涨,一方面由于物品供给的不足,他方面由于货币的贬值。隋炀帝前后三次大规模地征伐高丽,不独师出无功,而且引起国内的叛乱,结果生产机构破坏,造成物品供给不足,价格昂贵的局面。《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七年十二月条说:

帝(炀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米斗直数百钱。

又《太平广记》卷二六七《朱粲》条说:

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

同时,政治混乱的结果,铜钱的私铸大增。这些私铸的钱,因为品质恶劣,价值低跌,物价遂相反地向上高涨。《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

大业已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或剪铁鲽、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通典》卷九,《通志》卷六二及《册府元龟》卷五○○同)

上引《通鉴》卷一八一说,隋大业七年,米一斗卖至数百钱。其后,据《太平广记》卷二六七所载,米斛万钱,即每斗一千文。再后,到了隋恭帝义宁元年,米价更高到三千文一斗。《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十二月乙未条说:

东都米斗三千,人饿死者十二三。

隋末物价既然那样高涨,到了唐初,物价当然不易平复下去。在这时,因为隋末以来的钱币品质太劣,在买卖上多半改用布帛来作交易媒介①[1],货币贬值的原因算是除去了。可是,物品供给的不足,在唐初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时唐高祖统治的区域尚属有限,为着要扫灭群雄,完成他的统一事业,还要大规模地用兵。这么一来,生产事业便不免要被忽略,从而发生物品供给不足,价格昂贵的现象。《旧唐书》卷一《高祖纪》载武德元年:

十一月己酉,以京师谷贵,令四面入关者车马牛驴各给课米,充其自食。

又《新唐书》卷一《高祖纪》载武德二年闰二月:

乙卯,以谷贵,禁关内屠酤。

又《通鉴》卷一九二载贞观元年十二月戊申:

诏以关中米贵,始分人于洛州选。

由此可知,唐代由开国到太宗贞观初年

唐兵围洛阳,掘堑筑垒而守之。城中乏食,绢一匹直粟三升,布一匹直盐一升。

这固然是自洛阳被围,粮食来源断绝时的特殊现象。可是,到了贞观初年,绢一匹也只能买到一斗米。《通鉴》卷一九三说:

(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

又《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说:

贞观初……绢一匹,易米一斗。

又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说: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

又同书卷六《奢纵》说: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两唐书《马周传》均作“米”)一斗。……”(《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新唐书》卷九八《马周传》,《唐会要》卷八三及《通鉴》卷九一五同)

又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说:

武德年中,革车屡动,继以灾歉,人多流离。贞观之初,荐属霜旱,自关辅绵及三河之地,米价腾贵,斗易一缣。道路之间,馁殍相藉。(《全唐文》卷四六五同)

总之,唐代由开国到贞观初年,约共十年左右(618—627),因为连年征战,农产失收,物价都很昂贵,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三、太宗高宗间物价的下落

唐初物价的上涨时期,到贞观初年即已停止。及贞观三四年,物价便作急剧地下降。这次物价低落的时间,一直到高宗麟德三年为止,约共三十八年(629—466)左右。

这时期物价所以大大的低落,主要因为物品供给的增加。历史上有一段故事,可以证明唐太宗对于生产事业的注意。《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说:

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咒之曰:“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汝若通灵,但当食我,无害吾民!”将吞之。侍臣恐上致疾,遽谏止之。上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患。(《唐会要》卷四四及《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略同)

这么一来,由于政府的注意与努力,生产事业自然可以大加发展。结果,农产连年丰收,自足以促使物价的下降。

复次,自唐高祖武德四年起,政府又努力于币制的改革,把隋末的劣钱废弃不用,而代以品质较好的开元通宝钱。《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参,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

钱的成色提高了,价值自然上涨,物价遂相反地下跌。

由于上述的原因,贞观年间,物价非常低廉。就米价来说,每斗只卖钱四五文,或甚至两三文。《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说:

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以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又《通鉴》卷一九三说:

是岁(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

又《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说:

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

又同书卷七九《魏徵传》说;

帝(太宗)即位四年……米斗三钱。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说:

太宗躬行俭约,抚养困穷。……是以至诚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谷连稔。贞观八年以后,米斗至四五钱。俗阜化行,人知义让,行旅万里,或不赍粮。

又《通典》卷七说:

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年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

以上是贞观年间米价低廉的情况。复次,其他农产品,如菽粟等,价格也很低廉。《旧唐书》卷七八《高季辅传》说:

时太宗数召近臣,令指陈时政损益。季辅上封事五条……又曰:“……今畿内数州……菽粟虽贱,储蓄未多。……”

其中关于粟的价格,《贞观政要》卷六《奢纵》说: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新唐书》卷九八《马周传》,《唐会要》卷八三及《通鉴》卷一九五同)

又《通鉴》卷一六九载贞观十五年八月:

乙巳,上谓侍臣曰:“朕有三喜一惧。……此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

由此可知,史家盛夸的贞观之治,在消费者的心目中看来,的确是值得讴歌的黄金时代。

以上是贞观年间物价下落的情形。其后,唐高宗即位,物价也是一样的低廉。《通鉴》卷一九九说:

是岁(永徽五年)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杭米斗十一钱。

这种物价低廉的情况,到了麟德年间(664—666),仍是一样。《旧唐书》卷四《高宗纪》说:

是岁(麟德二年)大稔,米斟五钱,<麦牟>麦不列市。

又《通鉴》卷二○。一麟德二年十一月丙寅条说:

时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

又《通典》卷七说:

麟德三年,米每斗折五文。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太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以及高宗在位的上半期,一共三十多年,由于钱币的健全,及农产的丰收,物价曾经长期地下降。

四、武周前后物价的上涨

高宗时代的物价,我们可以分为上半期与下半期来说,而以麟德三年,即乾封元年(666)为分界。关于高宗上半期物价的低廉,上面已经说过。到了下半期(666—483),物价便渐渐上涨。这时物价所以上涨,约有两个原因:(1)货币的贬值与膨胀;(2)物品供给的不足。乾封元年,政府铸造新钱,名曰乾封泉宝,其大小及重量并不比开元通宝增加多少,但却规定它当旧钱十文行用[2]。这么一来,钱遂因品质与面值相差太远而价值低跌,从而影响到物价的上涨。《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至乾封元年,封岳之后,又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仍与旧钱并行,新钱一文,当旧钱之十。……又缘改铸,商贾不通,米帛增价,乃议却用旧钱。(《通志》卷六二及《唐会要》卷八九略同)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明年,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元通宝钱。

又《通鉴》卷二○一乾封二年正月癸未条说:

自行乾封泉宝钱,谷帛踊贵,商贾不行。

乾封泉宝对于物价上涨的影响,后来虽因停止使用而终结,但再过一些时候,到了仪凤四年(679),钱币又因大量铸造而流通过多,以致影响到物价的上涨。《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时(仪凤四年)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钱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通典》卷九同)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是时(仪凤四年)铸多钱贱,米粟踊贵,乃罢少府铸,寻复旧。(《通志》卷六二同)

复次,当时朝野因忙于对高丽、吐蕃及突厥用兵,对于生产事业比较忽略,结果农产失收,物价遂从而上涨。《旧唐书》卷八八《韦思谦传》附《韦承庆传》说:

仪凤四年五月,诏皇太子贤监国。时太子颇近声色,与户奴等款狎。承庆上书谏曰:“……自顷年已来,频有水旱,菽粟不能丰稔,黎庶自致煎穷。今夏亢阳,米价腾踊。贫窭之室,无以自资,朝夕遑遑,唯忧馁馑。……今关陇之外,凶寇凭凌。西土编氓,凋丧将尽。干戈日用,烽柝荐兴。千里有劳于馈粮,三农不遑于稼穑。……”

关于高宗下半期物价的上涨情形,除见于上引各种记载外,《新唐书》卷三《高宗纪》载咸亨元年:

八月庚戌,以谷贵,禁酒。

又《旧唐书》卷五《高宗纪》说:

(永隆二年闰七月)丙寅,雍州大风害稼,米价腾踊。

(永淳元年四月)丙寅,幸东都。皇太子京师留守,命刘仁轨、裴延、薛元超等辅之。上以谷贵,减扈从兵。士庶从者,多殍踣于路。

由此可知,当时米粮的价格是相当昂贵的。至于它的真实价格,在永淳元年(682),每斗约自二百二十文至四百文不等。《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说:

永淳元年六月十二日,连日大雨,至二十三日,洛水大涨……西京平地水深四尺已上,麦一束止得一二升,米一斗二百二十文。……国中大饥,蒲、同等州没徙家口并逐粮。饥馁相仍,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西京米斗三百已下。

又《通鉴》卷二○三说:

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永淳元年四月丙寅条)

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永淳元年五月乙卯条)

又《通典》卷七说:

永淳元年,京师大雨饥荒,米每斗四百钱。加以疾疫,死者甚众。

以上是高宗下半期物价上涨的情形。高宗死后,武后临朝称制。关于武后时代的物价,因为文书记载有缺,故作者本着阙疑之义,不妄加臆说。现在且进而讨论武周以后物价变动的情况。

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由此时起,至睿宗先天二年(即玄宗开元元年,713)止,物价也相当的贵。关于中宗时代物价的上涨,《通鉴》卷二○八载景龙元年戊戌:

上以岁旱谷贵,召太府卿纪处讷谋之。(《旧唐书》卷九二《萧至忠传》附《纪处讷传》略同)

又《新唐书》卷一○九《宗楚客传》附《纪处讷传》说:

神龙元年夏,大旱,谷价腾踊。

又《旧唐书》卷九三《张仁愿传》说:

时(神龙二年)都城谷贵,盗窃甚众。(《新唐书》卷一一一《张仁愿传》

又同书卷八八《苏瓖传》说:

景龙三年,转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许国公。……瓖奏曰:“……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食者。……”(《新唐书》卷一二五《苏瓖传》略同)

至于睿宗时代物价的上涨,《册府元龟》卷五。一说:

先天元年九月,谏议大夫杨虚受以京中用钱恶,货物踊贵,上疏曰:“伏见市井用钱,不胜滥恶。有加铁锡,即非公铸。……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货,而钱无准的,物价腾踊,乾没相乘,盈虚失度,又非各得其所矣。……”(《唐会要》卷八九略同)

又《旧唐书》卷九九《严挺之传》说:

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陁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睿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醋,睿宗御安福门楼观百司醋宴,以夜继昼,经月余日。挺之上疏谏曰:“……况自去夏霪霖,经今亢旱,农乏收成,市有腾贵。……”

就上引各种记载看来,可知这时期物价所以上涨,也是由于物品供给的不足,与货币的贬值。不过,事实上,这时期物价并不贵得怎样利害。如中宗景龙三年,米价也不过贵到一百文一斗。《通鉴》卷二○九说:

是岁(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

综括上述,可知武周前后,因为农产的失收,及钱币的贬值与膨胀,物价较为上涨。不过,上涨的程度,事实上并不怎么利害。如高宗晚年,米的最高价格不过四百文一斗;中宗时代,不过一百文一斗。这和唐代其他物价上涨时期的米价比较起来,算是便宜得多了。

五、开元天宝间物价的下落

开元天宝是唐代政治最升平,社会经济最繁荣的时代。唐代的物价,到了这时又复下降。这时物价所以下降,主因当为物品供给的充足。如杜甫《忆昔诗》说当日物产的富庶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见《杜少陵集详注》卷一三)

又元结《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说:

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

当日的生产事业既然这样发展,物品供给过剩的结果,物价自然要下落了。《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说:

开元二年九月,敕:“天下诸州,今年稍熟,谷价全贱,或虑伤农。……”(《册府元龟》卷五○二同)

十六年十月,敕:“自今年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同上)

又《通鉴》卷二一四载开元二十五年七月:

戊子,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

又《册府元龟》卷五○二说:

(开元)十六年九月,诏曰:“如闻天下诸州,今岁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

二十五年九月戊子,敕曰:“……今岁秋苗,远近丰熟,时谷既贱,则甚伤农。……”

天宝四载五月,诏曰:“如闻今载收麦,倍胜常岁。稍至丰贱,即虑伤农。……”

除上述外,开元天宝间物价所以下落,货币流通的紧缩,及品质的优良,也是其中的原因。当日货币流通的数量到底一共有多少,史书无明文记载,我们不必妄加臆说。不过,当日货币的流通量,并没有按照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作正比例的增加,以至交易上感到筹码的不足,却是我们可以断言的。中书侍郎平章事张九龄看到此点,遂提议解放钱禁,除政府铸造外,准许私人铸钱,以便钱数增加,适应商业上的需要。玄宗下令百官详细讨论此事。其后,因黄门侍郎裴耀卿、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灵,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秘书监崔沔,以及其他官吏的反对,始作罢论[3]。由于此事,我们可以知道当日货币的流通额,实在太小,不足以适应交易上的需要。这么一来,物价遂因货币的紧缩而低落。《册府元龟》卷五○一说:

(开元)十七(《通典》作“一”)年八月,诏曰:“……今天下泉货益少,币帛颇轻。……”(《通典》卷九同)

二十二年三月,诏曰:“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杪勺贸有无,故古之为钱以通货币。盖人所作,非天实生。顷者耕织为资,乃稍贱而伤本;磨铸之物,却以少而致用(《曲江文集》作“贵”)……”(张九龄《曲江文集》卷七《敕议放私铸钱》同)

复次,当日货币所以影响到物价的下落,除由于流通数量太少外,又由于币材的优良。开元六年,政府即已努力收回民间恶钱,行用好钱。《册府元龟》卷五。一说:

(开元)六年正月,禁断恶钱,行二铢四絫以上旧钱,更收人间恶钱熔破,复铸准样式钱。敕出之后,百姓喧然,物价摇动,商人不敢交易。宰相宋璟、苏颋奏请出太府钱五万贯,分于南北两市平价买百姓间所卖之物,堪储掌官须者,庶得好钱,散行人间。从之。

钱的品质改良了,价值自然增大,从而以好钱表示的物价遂相反地下降。《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开元)二十六年,宣润等州初置钱监。两京用钱稍善,米粟价益下。

又《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价丰贱。

由于上述的原因,开元天宝间,物价非常低廉。如《通典》卷七说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云:

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

又《旧唐书》卷八《玄宗纪》说:

时(开元十三年)累岁丰稔,东都米斟十钱,青齐米<豆斗>五钱。

又《通鉴》卷二一二说:

是岁(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与《旧唐书》异,待考),青齐五钱,粟三钱。

这是开元十三年及其后物价低廉的情况。再往后,到了开元二十八年,米绢等生活必需品也是一样的低廉。《旧唐书》卷九《玄宗纪》说:

其时(开元二十八年)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

又《通鉴》卷二一四说:

是岁(开元二十八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

更往后,到了天宝年间,物价也是一样的便宜。《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说:

是时(天宝五载)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

开元天宝间,东西这样便宜,一般消费者自然是很喜欢的。无怪乎许多人在诗歌上对于这个时代都表示留恋的情绪了。

六、安史乱后物价的上涨

开元天宝间,物价既然下落,一般消费者因为购买力增大,多半过着很舒适的物质生活。这样的升平时代,的确是值得怀恋的。可是,好景不常,渔阳羯鼓一响,物价可要一变过去四十多年的低廉状况,而作加速度地飞涨了。安禄山以天宝十四载(755)创乱渔阳,南渡黄河,西向连陷洛阳、潼关及长安等地。在这条进兵路线及其附近的地方,工商农等一切生产事业都因战乱而大加破坏。《通鉴》卷二二三载永泰元年:

三月壬辰朔……待制左拾遗洛阳独孤及上疏曰:“……今师兴不息,十年矣。人(《毗陵集》作“万姓”)之生产,空于杼轴。……”(独孤及《毗陵集》卷四《谏表》,及《新唐书》卷一六二《独孤及传》同)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四《议减盐价诏》说:

自顷寇难荐兴,已三十载。服于橹者,农耕尽废。居里闾者,杼轴其空。革车方殷,军食屡调。人多转徙,田亩污莱。

又同书卷五《奉天遣使宣慰诸道诏》说:

寇盗繁兴,阻兵拒命。……顾兹田畴,鞠为茂草。……农工废弃其生业,商贾咨嗟于道路。军营日益,闾井曰空。凋瘵日穷,徭役曰甚

其中尤以河南、山西南部及关中一带,破坏得更为利害。《元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永泰二年道州问)说:

当今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荆棘已老,则耕可知。太仓空虚,雀鼠犹饿。至于百姓,朝暮不足。而诸道聚兵,百有余万。遭岁不稔,将何为谋?

又《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说:

郭子仪论奏曰:“……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谓陛下已有成命,将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见其利。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

又《新唐书》卷一五五《马燧传》说:

征怀州。时(代宗时)师旅后,岁大旱,田弗不及耕。

至于关中,除了本国的兵乱以外,再加以吐蕃军队的趁火打劫,生产事业更是破坏不堪。《旧唐书》卷一五三《袁高传》说:

关辅禄山之后,百姓贫乏,田畴荒秽。(《新唐书》卷一二○《袁高传》同)

又《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九月甲辰条说:

是曰,吐蕃十万众至奉天,京城震恐。……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数万而去。所过焚庐舍,蹂禾稼殆尽。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四《赐京畿及同华等州百姓种子赈给贫人诏》说:

今兹吾人……迫以荒馑,愁怨无僇。有离去井疆,业于庸保。有乞丐途路,困于死亡。乡闾依然,烟火断绝。种饷既乏,农耕不兴。

同时,因为战乱频仍,运河交通受阻,江淮等生产地的物品,一部分虽然可由汉水北运,可是因为运输远不如运河便利,江淮一带的物产,遂不能如以前那样,大量地运往关中[4],供给当地的消费。《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三月己酉条说:

自丧乱以来,汴水堙废。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适险劳费。

又《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说:

是时(宝应元年)淮河阻兵,飞挽路绝。盐铁租赋,皆溯汉而上。(《唐会要》卷八七同)

又《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说:

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淮运于是阻绝。租庸盐铁,溯汉江而上。[5]

这样一来,再加以水旱害虫等天灾,物品的供给自更缺乏,从而物价遂作加速度的上涨。《旧唐书》说:

时(乾元三年)大雾,自四月雨至闰月末不止,米价翔贵,人相食,饿死者委骸于路。(卷一○《肃宗纪》)

广德中,连岁不稔,谷价翔贵。(卷一二五《萧复传》)

兴元元年秋,关辅大蝗,田稼食尽。……明年夏,蝗尤甚。自东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经行之处,草木牛畜毛靡有孑遗。关辅已东,谷大贵,饿馑枕道。(卷三七《五行志》)

是岁(贞元元年)天下蝗旱,物价腾踊,军乏粮饷。(卷一三四《马燧传》,《新唐书》卷一五五《马燧传》略同)

(贞元元年五月癸卯)蝗自海而至,飞蔽天。每下,则草木及畜毛无复孑遗。谷价腾踊。(卷一二《德宗纪》)

(七月)甲子,诏:“夫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形于上。咎征之作,必有由然。自顷以来,灾滲仍集。雨泽不降,绵历三时。虫蝗继臻,弥亘千里。菽粟翔贵,稼穑枯瘁。嗷嗷蒸人,聚泣田亩。兴言及此,实切痛伤。……”(同上)

(十一月)丁丑,诏文武常参官共赐钱七百万贯,以岁凶谷贵,衣冠窘乏故也。(同上)

又《唐会要》卷四四载贞元元年:

八月,大旱,关辅以东,谷大贵,饿死枕道;井皆无水。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二《冬至大礼大赦制》(贞元元年十一月)说:

关畿之内,连岁兴戎。荐属天灾,稼穑不稔。谷籴翔贵,杰黎困穷。

天灾作滲,深儆予衷,跼蹐忧惭,罔知攸措。今谷价腾踊,人情震惊,乡闾不居,骨肉相弃,流离殒毙,所不忍闻。

又同书卷五《平淮西后宴赏诸军将士放归本道诏》说:

叛臣(李)希烈,窃据淮沂[6]。……旱蝗相乘,谷籴翔贵。兵氓馁死,十室九空。

上述安史乱后物品供给的不足,固足以促使物价的上涨。复次,当时政府实行货币贬值与膨胀的政策,对于物价的上涨也有密切的关系。当日战乱频仍,军费支出很大,政府每年的经常收入实在不够开支。为着调剂这种财政的穷困,政府遂滥用货币权,实行货币贬值与膨胀的政策。《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乾元元年七月,诏曰:“……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犹虚。卜式献助军之诚,弘羊兴富国之算,静言立法,谅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铸,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所谓于人不扰,从古有经。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着依旧行用。所请采铸捉搦处置,即依旧闻奏。”二年三月,琦入为相,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二十斤成贯。诏可之。(《册府元龟》卷五。一及《唐会要》卷八九略同)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肃宗乾元元年,经费不给,铸钱使第五琦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参用,以一当十,亦号乾元十当钱。……第五琦为相,复命绛州诸炉铸重轮乾元钱。径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宝,背之外郭为重轮。每缗重二十斤(上引《旧唐书》作“三十斤”,待考)。与开元通宝钱并行,以一当五十。(《通志》卷六二略同)

按本文第三节曾引《新唐书·食货志》,说开元通宝“重二铢四参,积十钱重一两”,即一千钱重六斤四两。今乾元通宝钱,一千枚方重十斤,比开元通宝重不了多少,可是法令却规定前者一枚当后者十枚行用。而重轮乾元钱,一千枚重二十斤(若照《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则只重十二斤)和开元通宝比较起来,亦不过重两倍多点,可是法令却规定前者一枚当后者五十枚使用。这样一来,恶币(乾元重宝及重轮乾元钱)与良币(开元通宝)一齐行用的结果,恶币驱良币的葛来歆法则(Gresham,slaw)便要实现了。因为五十枚开元通宝的铜远贵于一枚重轮乾元钱的铜,而法价则完全一样,一般人自然要收藏开元通宝,或冒法私铸重轮乾元钱,以赚取巨额的利润。结果,好钱匿迹,恶钱充斥市面,以价值低下的恶钱表示的物价遂作空前的上涨。《通典》卷九说:

乾元元年,有司以甲兵未息,给用犹费,奏铸乾元重宝钱,每贯十斤,一文当开元通宝钱一十文。又铸重棱钱,每贯重二十斤,一文当开通五十文。皆铸钱使第五琦所奏也。奸猾之人,多用破钱私铸新钱。虽获深利,随遭重刑。

又《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上元元年六月,诏曰:“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况物价益起,人心不安。……”(《册府元龟》卷五。一同)

又《通鉴》二二一乾元二年十一月庚午条说:

第五琦作乾元钱,重轮钱,与开元钱三品并行。民争盗铸,货轻物重,谷价腾踊,饿殍相望。

这是就货币贬值说的。复次,当日政府的铸造乾元重宝及重轮乾元钱,就其大大增加货币的流通量来说,我们可以称为货币膨胀。本来,无论是货币贬值,或是货币膨胀,有一于此,均足以促使物价上涨。这时二者兼而有之,物价上涨得更为利害,自是当然之事。《唐会要》卷八九说:

乾元元年七月,户部侍郎第五琦以国用未足,币重货轻,乃先铸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用,行之。及作相,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以一当五十,与乾元开元宝钱三品并行。既而物价腾贵,饿迫死亡,枕籍道路。(《旧唐书》卷一二三及《新唐书》卷一四九《第五琦传》略同)

又《册府元龟》卷五。一说:

(乾元)三年二月,诏曰:“泉府之设,其来尚矣。或时改作,则制有轻重。往以金革是殷,邦储稍阙,属权臣掌赋,变法非良,遂使货物相沿,谷帛腾踊。求之舆颂,弊实由斯。……”(《唐会要》卷八九略同)

以上是就中央政府所在地及其附近说的。复次,史思明割据下的河北,及离中央政府较远的江淮,货币也有膨胀及贬值的现象。这样一来,币值低跌的结果,物价亦作加速度的上涨。《通鉴》卷二二一上元元年六月条说:

是时史思明亦铸顺天得一钱,一当开元钱百。贼中物价尤贵。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建中初……江淮多铅锡钱,以铜荡外,不盈斤两。帛价益贵。

又《唐会要》卷八九说:

(建中)二年八月,诸道盐铁使包估奏:“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钱,文益粗恶。拣择纳官者,三分才有二分,余并铅锡铜荡,不敷斤两,致使绢价腾贵,恶钱渐多。……”

由于上述物品供给的不足,及货币的贬值与膨胀,安史乱后物价高涨得很利害。关于当日物价腾贵的情形,除分见于上引各种记载外,《旧唐书》卷一二六《陈少游传》说:

其年(永泰二年),除桂林刺史,桂管观察使。少游以岭徼遐远,欲规求近郡。时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少游乃宿其里,候其下直际,晚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月所费复几何?”秀曰:“久忝近职,家累甚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过千余贯。”……(《太平广记》卷二三九《陈少游》引《谈宾录》略同)

又《元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永泰二年道州问)说:

往年粟一斛,估钱四百,犹贵。近年粟一斛,估钱五百,尚贱。往年帛一匹,估钱五百,犹贵。近年帛一匹,估钱二千,尚贱。……於戏!曩时粟帛至贱,衣食至易;今日粟帛至贵,衣食至难。

这是就代宗永泰年间说的。直至德宗贞元初年,物价仍然很贵。王定保《唐摭言》卷七说: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张固《幽闲鼓吹》多“著作”两字)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太平广记》卷一七○《顾况》引《幽闲鼓吹》及卷二五○《顾况》略同)

按《旧唐书》卷一三。《李泌传》附《顾况传》说:

顾况者,苏州人。……柳浑辅政,以校书郎征。复遇李泌继入,自谓己知秉枢要,当得达官。久之,方迁著作郎。况心不乐,求归于吴。……及泌卒,不哭而有调笑之言。为宪司所劾,贬饶州司户。

按李泌于贞元三年六月人相,卒于贞元五年三月,见《新唐书》卷六二《宰相表》。由此可以推知,顾况任著作郎的时间为由贞元三年至五年三月左右。白居易往谒顾况,顾况说长安百物腾贵,当亦在此时间内。故安史乱后,物价有长期间的昂贵,一直至贞元初年才止,共约三十年多点。

在安史乱后,一般物价上涨声中,尤以粮食价格的昂贵,问题最为严重。有因此而不能自给的。如《元次山文集》卷一○《举吕著作状》(宝应元年奏)说:

今时谷涌贵,道路多虞,漂泊异乡,无以自给。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四《赈恤诸道将吏百姓等诏》说:

谷价翔贵,何能自资?

有因此而活活地饿死的。关于此点,除分见于上引各种记载外,《旧唐书》卷一九。下《杜甫传》说:

时(肃宗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稆,儿女饿殍者数人。

有因此而流离迁徙的。《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说:

自玄宗还京后,于绵、益二州,各置一节度,百姓劳敝。适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论之曰:“……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豆斗>储,皆求于蜀人矣。……”

关于安史乱后米价的昂贵,上面已经说了不少的话了。可是,当日的米价到底贵到怎么样的程度呢?关于此点,往往因时因地而不同。兹就时间的先后,叙述如下。

当安禄山攻陷长安,玄宗仓皇奔蜀的时候,肃宗即位于灵武。肃宗即位的第二年,即至德二载,南阳被围,粮食来源断绝,米一斗卖至四五万文。《旧唐书》卷一一四《鲁灵传》说:

灵收合残卒,保南阳郡[7]。为贼所围。……伪将(武)令均等攻之,累月不能克。……灵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斟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新唐书》卷一四七《鲁灵传》略同)

再过一年,到了乾元二年,由于货币的贬值与膨胀,米一斗卖至七千文。《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乾元)二年三月,(第五)琦入为相,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二十斤成贯。诏可之。于是新钱与乾元开元通宝三品并行。寻而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册府元龟》卷五○一及《通志》卷六二略同)

又《新唐书·食货志》说:

肃宗即位……及两京平……而百姓残于兵盗,米斗至钱七千。(卷五一)

是时民间行三钱。……法既屡易,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卷五四)

这还不算贵。在同一时间,邺城因为粮食来源断绝,米一斗卖至七万多文。《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传》附《安庆绪传》说:

庆绪自(乾元元年)十月被围,至(二年)二月,(邺)城中人相食,米斗钱七万余,鼠一头直数千。(《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附《安庆绪传》略同)

及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米价渐渐下降,每斗价格有数千文,一千五百文,及八百文三种的不同。《旧唐书》说:

上元初,京师旱,米斟直数千。死者甚多。(卷一三一《李皋传》)

是岁(乾元三年)饥,米斗至一千五百文。(卷一○《肃宗纪》)

是月(乾元三年闰四月)史思明再陷东都,京师米斗八百文。人相食,殍骸蔽地。(卷三七《五行志》)

又《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说:

乾元三年春饥,米斗钱千五百。

这时的米价,大约越往后越下降,即初时米一斗卖数千文,春间卖一千五百文,及夏天则只卖八百文。

肃宗死,代宗即位。代宗广德年间,米价较前上涨,每斗以卖一千文为多,亦有超过这个数目的。《旧唐书》说:

广德元年秋,好妨食苗,关西尤甚,米斗千钱。(卷三七《五行志》)

自兵兴已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卷四九《食货志》)

时(代宗初年)新承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卷一二三《刘晏传》,《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及《册府元龟》卷四九八略同)

自(广德二年)七月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一千文。(卷一一《代宗纪》)

是(广德二年)秋,蝗食田殆尽,关辅尤甚,米斗千钱。(同上)

又《新唐书·五行志》说:

广德元年秋,好妨虫害稼,关中尤甚,米斗千钱。(卷三五)

广德二年秋,关辅饥,米斗千钱。(同上)

广德二年秋,蝗,关辅尤甚,米斗千钱(卷三六)

又《通鉴》卷二二三说:

时兵火之后,中外艰食,关中米斗千钱。(广德二年三月已酉条)

关中虫蝗霖雨,米斗千余钱。(广德二年九月己未条)

在同一时间内,温州因为饥荒,米一斗甚至卖钱一万文。《太平广记》卷三三七《薛万石》引《广异记》说:

薛万石,河东人。广德初,浙东观察薛兼训用万石为永嘉令。数月,忽谓其妻曰:“……米谷荒贵,为之奈何?”……时永嘉米贵,斗至万钱。

及永泰元年,米一斗仍卖一千文,或一千文以上。《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永泰元年条说:

岁饥,米斗千钱,诸谷皆贵。

是春大旱,京师米贵,斛至万钱。

时(七月)久旱,京师米斗一千四百,谷食称是。

又《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说:

永泰元年饥,京师米斗千钱。

又《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条说:

是春不雨,米斗千钱。

到了大历四年,米价略为下降,每斗只卖八百文,但过后又复上涨至一千文。《唐会要》卷四四说:

大历四年,京师大雨水,米斗直八百,他物称是。

又《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说:

大历四年秋,大雨。是岁自四月霖澍至九月,京师米斗八百文。

又同书卷一一《代宗纪》说:

自(大历四年)夏四月连雨至此月,京城米斗八百文。

是月(大历五年七月)京城米斗千文。

是岁(大历六年)春旱,米斛至万钱。

又《通鉴》卷二二四说:

(大历五年)秋七月,京畿饥,米斗千钱。

(大历六年三月)河北旱,米斗千钱。

代宗以后,便是德宗。德宗建中元年,米价较前便宜得多,每斗不过卖钱二百文。李翱《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税法》说:

臣以为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米一斗为钱二百……(《全唐文》卷六三四同)

及兴元元年,米价又复上涨,每斗卖钱五百文。《通鉴》卷二三一说:

时(兴元元年五月)关中兵荒,米斗直钱五百。

再过几个月,到了这年的冬季,米价更上涨至一千文一斗。《通鉴》卷二三一载兴元元年十一月,李泌:

对曰:“今天下旱蝗,关中米斗千钱。……”

及贞元初年,米价如旧,仍是一千文一斗。《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说:

(贞元元年二月)河南河北饥,米<豆斗>千钱。

(二年)五月丙申,自癸巳大雨,至于兹日。饥民俟夏麦将登,又此霖澍,人心甚恐,米斗复千钱。

又《新唐书》说:

贞元元年春,大饥,东都、河南、河北米斗千钱,死者相枕。二年五月,麦将登而雨霖,米斗千钱。(卷三五《五行志》)

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卷五三《食货志》)

又《通鉴》卷二四七会昌四年七月辛卯条说:

(李)德裕曰:“昔李怀光未平[8],京师蝗旱,米斗千钱。……”

不过,这时米价并不完全是一千文一斗,也有比这个价格为高,或比这个价格为低的。《旧唐书》卷一四一《张孝忠传》说:

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豆斗>一千五百文。

又《通鉴》卷二三一载贞元元年六月:

李晟上言:“……今河中斗米五百,刍藁且尽,墙壁之间,饿殍甚众。……”(《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晟传》略同)

直至贞元三年,由于农产的丰收,米价始作急剧地下降,每斗卖钱一百五十文。《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三年十二月条说:

自兴元以来,至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

以上是安史乱后米价腾贵的情形。除此以外,其他饮食品的价格,也是一样的上涨。兹就一时在文献上所能考见的,叙述如下:

(1)粟价在代宗初年,粟一斗卖钱五百文,还算是便宜的。《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永泰二年道州问)说:

往年粟一斛,估钱四百,犹贵。近年粟一斟,估钱五百,尚贱。

及德宗建中元年,初定两税的时候,粟价较前低廉得多,每斗只卖钱一百文。《李文公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一道说:

初定两税时,钱直卑而粟帛贵。粟一斗价盈百……(《全唐文》卷六三四同)

到了兴元元年,因为蝗虫害稼,粟价又复上涨,每斗卖钱三百文。《白氏长庆集》卷三《捕蝗诗》说:

捕蝗捕蝗谁家子?天热日长饥欲死。兴元兵久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始自两河及三辅,荐食如蚕飞似雨。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河南长吏言忧农,课人昼夜捕蝗虫。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

其后,到了贞元三年七月,因为供给不足,粟一斗仍卖钱一百五十文。《通鉴》卷二三二载贞元三年七月:

上复问(李)泌以复府兵之策。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钱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未暇议复府兵也。”

可是,到了这年的年底,因为岁收丰稔,粟价又作急剧地下降,每斗只卖钱八十文。关于此点,上引《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三年十二月条已经提及,兹从略。

(2)酒价当日米粮的价格既然很贵,由米粮制成的酒自然也随着涨价了。《册府元龟》卷五。四说:

肃宗乾元元年三月,诏曰:“……如闻京城之中,酒价尤贵。……”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乾元元年,京师酒贵。

当日的酒价究竟贵到怎么样的程度呢?杜甫《逼侧行赠毕四曜》[9]说:

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这里说杜甫在街头所买的酒,大约不是顶好的酒,所以只卖三百钱一斗。与杜甫同时的李白及独狐及,在他们的诗中说,好酒每斗要卖至一万文,或一万文以上。《李太白集》卷三《行路难》说:

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又独狐及《毗陵集》卷一《东平蓬莱驿夜宴平卢杨判官醉后赠别姚太守置酒留宴》说:

夜清酒浓人如玉,一斗何啻直十千?

(3)盐价随着当日一般物价的上涨,盐价也昂贵起来。《通鉴》卷二二五载代宗大历十年十二月:

元载王缙奏:“魏州盐贵……”

及德宗建中贞元年间,政府专卖的盐更是一致的加价。《通鉴》卷二二七载建中三年:

五月丙戌,诏……盐每斗价皆增百钱。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四《议减盐价诏》说:

自顷寇难荐兴,已三十载[10]。近者军费日增,榷价日重。至有以谷一斗,易盐一升。

(4)鼠价鼠在平日,谁也不要,是没有什么价格可言的。可是,到了战乱频仍,粮食来源断绝的时候,人员多以鼠肉充饥,鼠的价格遂因求过于供而昂贵起来了。如肃宗至德二载,南阳的鼠曾卖至四百文一头。《通鉴》卷二一九载至德二载五月:

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灵守南阳,贼将武令殉田承嗣相继攻之。城中食尽,一鼠直钱数百,饿死者相枕藉。

又《旧唐书》卷一一四《鲁灵传》说:

灵收合残卒,保南阳郡。……灵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鼠一头至四百文。(《新唐书》卷一四七《鲁灵传》略同)

及乾元二年,邺城的鼠更为昂贵,一头卖至四千文。《通鉴》卷二二一载乾元二年二月:

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城……城中……食尽,一鼠直钱四千。

关于此事,上引《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传》附《安庆绪传》亦有记载,兹从略。

上述各种物品价格上涨的情形,偏于饮食品方面。除此以外,关于当日布帛价格的腾贵,也可考见一二。现请先述绢价。杜甫《忆昔诗》[11]追忆肃宗时代绢价的昂贵说:

岂闻一绢直万钱?

由此可知,肃宗时代绢价最昂贵的时候,曾卖至一万文钱一匹。其后,到了代宗大历年间,绢价较前低廉,但仍卖四千文一匹。权德舆《权载之集》卷四七《论旱灾表》说:

大历中,绢一匹价近四千。(《全唐文》卷四八八同)

又权德舆《权文公集补遗。上陈阙府》说:

大历中,一缣直钱四千。(《全唐文》卷四八六同)

及德宗建中元年,初定两税的时候,就文书上所载,绢价有大小的不同。有仍卖四千文一匹的。《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税法》说:

臣以为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全唐文》卷六三二同)

有只卖三千二三百文一匹的。《陆宣公翰苑集》卷—-{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说:

往者初定两税之时,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三千二三百文。大率万钱为绢三匹。

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百文。(《全唐文》卷四六五同)

又《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说:

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绢匹为钱三千二百。

有只卖三千文一匹的。韩愈《韩昌黎集》卷四○《论变盐法事宜状》说:

初定两税时,绢一匹直钱三千。

大约这要因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同是建中元年,绢一匹的价格有三千文,三千二三百文及四千文三种的分别。除绢以外,当日帛的价格也可知道一点。在代宗初年,帛一匹卖钱二千文,就算非常便宜。《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永泰二年道州问)说:

往年帛一匹,估钱五百,犹贵。近年帛一匹,估钱二千,尚贱。

及德宗建中元年,初定两税时,帛一匹仍卖二千文。《李文公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一道说:

初定二税时,钱直卑而粟帛贵。……帛一匹价盈二千。

综括上述,可知安史乱后,由于物品供给的不足,及货币的贬值与膨胀,物价上涨得很利害。以衣食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而论,米一斗有卖至几万文,绢一匹有卖至一万文的。这固然是特殊的情形,但就一般来说,米一斗卖一千文或八百文,绢一匹卖四千文或三千多文,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我们若拿这种昂贵的物价,与贞观年间米一斗卖三四文,开元天宝间米一斗卖三五文或十余文,绢一匹卖二百文的情形比较一下,便可知道当日物价的上涨,实在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怪不得当日大诗人杜甫的几位儿女,也要因为物价高涨而活活的变作饿死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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