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昇：唐代物价的变动（一）

一、引言

物价一涨一落的变动，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就消费者这一方面来说，物价贵了，他们往往叫苦连天，因为他们的购买力从此要大大的削弱，以前许多力能买到的物品都买不起，只好把原来的生活标准忍痛降低。反之，物价贱了，他们自然要笑逐颜开，因为他们的购买力从此增大，可以自由享用各种物品，过着很舒适的生活。至于生产者，也是同样感到物价涨落的影响，虽然他们所感到的与消费者完全相反。当物价上涨的时候，他们都兴高彩烈，因为这是他们发财机会的来临。反之，当物价下落的时候，他们却很焦急，因为这样他们不独赚不到钱，有时甚至要大大的亏本。物价变动既然给予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以这样深刻的影响，在经济史的研究上，当然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了。

在有唐一代，几近三百年的时期里边，物价曾经发生过好几次明显的变动。如果我们画一条曲线来表示它变动的情形，我们可以发见这条曲线老是一起一伏，而且起伏的高度并不一样。兹就时间的先后，述说这几次物价变动的情形及变动的原因于下。

二、唐初物价的上涨

唐初的物价，承继着隋末以来物价的上涨而上涨。隋末物价所以上涨，一方面由于物品供给的不足，他方面由于货币的贬值。隋炀帝前后三次大规模地征伐高丽，不独师出无功，而且引起国内的叛乱，结果生产机构破坏，造成物品供给不足，价格昂贵的局面。《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七年十二月条说：

帝（炀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米斗直数百钱。

又《太平广记》卷二六七《朱粲》条说：

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

同时，政治混乱的结果，铜钱的私铸大增。这些私铸的钱，因为品质恶劣，价值低跌，物价遂相反地向上高涨。《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

大业已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或剪铁鲽、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通典》卷九，《通志》卷六二及《册府元龟》卷五○○同）

上引《通鉴》卷一八一说，隋大业七年，米一斗卖至数百钱。其后，据《太平广记》卷二六七所载，米斛万钱，即每斗一千文。再后，到了隋恭帝义宁元年，米价更高到三千文一斗。《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十二月乙未条说：

东都米斗三千，人饿死者十二三。

隋末物价既然那样高涨，到了唐初，物价当然不易平复下去。在这时，因为隋末以来的钱币品质太劣，在买卖上多半改用布帛来作交易媒介①[1]，货币贬值的原因算是除去了。可是，物品供给的不足，在唐初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时唐高祖统治的区域尚属有限，为着要扫灭群雄，完成他的统一事业，还要大规模地用兵。这么一来，生产事业便不免要被忽略，从而发生物品供给不足，价格昂贵的现象。《旧唐书》卷一《高祖纪》载武德元年：

十一月己酉，以京师谷贵，令四面入关者车马牛驴各给课米，充其自食。

又《新唐书》卷一《高祖纪》载武德二年闰二月：

乙卯，以谷贵，禁关内屠酤。

又《通鉴》卷一九二载贞观元年十二月戊申：

诏以关中米贵，始分人于洛州选。

由此可知，唐代由开国到太宗贞观初年

唐兵围洛阳，掘堑筑垒而守之。城中乏食，绢一匹直粟三升，布一匹直盐一升。

这固然是自洛阳被围，粮食来源断绝时的特殊现象。可是，到了贞观初年，绢一匹也只能买到一斗米。《通鉴》卷一九三说：

（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

又《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说：

贞观初……绢一匹，易米一斗。

又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说：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

又同书卷六《奢纵》说：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两唐书《马周传》均作“米”）一斗。……”（《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新唐书》卷九八《马周传》，《唐会要》卷八三及《通鉴》卷九一五同）

又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说：

武德年中，革车屡动，继以灾歉，人多流离。贞观之初，荐属霜旱，自关辅绵及三河之地，米价腾贵，斗易一缣。道路之间，馁殍相藉。（《全唐文》卷四六五同）

总之，唐代由开国到贞观初年，约共十年左右（618—627），因为连年征战，农产失收，物价都很昂贵，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三、太宗高宗间物价的下落

唐初物价的上涨时期，到贞观初年即已停止。及贞观三四年，物价便作急剧地下降。这次物价低落的时间，一直到高宗麟德三年为止，约共三十八年（629—466）左右。

这时期物价所以大大的低落，主要因为物品供给的增加。历史上有一段故事，可以证明唐太宗对于生产事业的注意。《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说：

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咒之曰：“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汝若通灵，但当食我，无害吾民！”将吞之。侍臣恐上致疾，遽谏止之。上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患。（《唐会要》卷四四及《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略同）

这么一来，由于政府的注意与努力，生产事业自然可以大加发展。结果，农产连年丰收，自足以促使物价的下降。

复次，自唐高祖武德四年起，政府又努力于币制的改革，把隋末的劣钱废弃不用，而代以品质较好的开元通宝钱。《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参，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

钱的成色提高了，价值自然上涨，物价遂相反地下跌。

由于上述的原因，贞观年间，物价非常低廉。就米价来说，每斗只卖钱四五文，或甚至两三文。《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说：

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以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又《通鉴》卷一九三说：

是岁（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

又《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说：

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

又同书卷七九《魏徵传》说；

帝（太宗）即位四年……米斗三钱。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说：

太宗躬行俭约，抚养困穷。……是以至诚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谷连稔。贞观八年以后，米斗至四五钱。俗阜化行，人知义让，行旅万里，或不赍粮。

又《通典》卷七说：

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年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

以上是贞观年间米价低廉的情况。复次，其他农产品，如菽粟等，价格也很低廉。《旧唐书》卷七八《高季辅传》说：

时太宗数召近臣，令指陈时政损益。季辅上封事五条……又曰：“……今畿内数州……菽粟虽贱，储蓄未多。……”

其中关于粟的价格，《贞观政要》卷六《奢纵》说：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新唐书》卷九八《马周传》，《唐会要》卷八三及《通鉴》卷一九五同）

又《通鉴》卷一六九载贞观十五年八月：

乙巳，上谓侍臣曰：“朕有三喜一惧。……此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

由此可知，史家盛夸的贞观之治，在消费者的心目中看来，的确是值得讴歌的黄金时代。

以上是贞观年间物价下落的情形。其后，唐高宗即位，物价也是一样的低廉。《通鉴》卷一九九说：

是岁（永徽五年）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杭米斗十一钱。

这种物价低廉的情况，到了麟德年间（664—666），仍是一样。《旧唐书》卷四《高宗纪》说：

是岁（麟德二年）大稔，米斟五钱，<麦牟>麦不列市。

又《通鉴》卷二○。一麟德二年十一月丙寅条说：

时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

又《通典》卷七说：

麟德三年，米每斗折五文。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太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以及高宗在位的上半期，一共三十多年，由于钱币的健全，及农产的丰收，物价曾经长期地下降。

四、武周前后物价的上涨

高宗时代的物价，我们可以分为上半期与下半期来说，而以麟德三年，即乾封元年（666）为分界。关于高宗上半期物价的低廉，上面已经说过。到了下半期（666—483），物价便渐渐上涨。这时物价所以上涨，约有两个原因：（1）货币的贬值与膨胀；（2）物品供给的不足。乾封元年，政府铸造新钱，名曰乾封泉宝，其大小及重量并不比开元通宝增加多少，但却规定它当旧钱十文行用[2]。这么一来，钱遂因品质与面值相差太远而价值低跌，从而影响到物价的上涨。《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至乾封元年，封岳之后，又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仍与旧钱并行，新钱一文，当旧钱之十。……又缘改铸，商贾不通，米帛增价，乃议却用旧钱。（《通志》卷六二及《唐会要》卷八九略同）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明年，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元通宝钱。

又《通鉴》卷二○一乾封二年正月癸未条说：

自行乾封泉宝钱，谷帛踊贵，商贾不行。

乾封泉宝对于物价上涨的影响，后来虽因停止使用而终结，但再过一些时候，到了仪凤四年（679），钱币又因大量铸造而流通过多，以致影响到物价的上涨。《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时（仪凤四年）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钱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通典》卷九同）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是时（仪凤四年）铸多钱贱，米粟踊贵，乃罢少府铸，寻复旧。（《通志》卷六二同）

复次，当时朝野因忙于对高丽、吐蕃及突厥用兵，对于生产事业比较忽略，结果农产失收，物价遂从而上涨。《旧唐书》卷八八《韦思谦传》附《韦承庆传》说：

仪凤四年五月，诏皇太子贤监国。时太子颇近声色，与户奴等款狎。承庆上书谏曰：“……自顷年已来，频有水旱，菽粟不能丰稔，黎庶自致煎穷。今夏亢阳，米价腾踊。贫窭之室，无以自资，朝夕遑遑，唯忧馁馑。……今关陇之外，凶寇凭凌。西土编氓，凋丧将尽。干戈日用，烽柝荐兴。千里有劳于馈粮，三农不遑于稼穑。……”

关于高宗下半期物价的上涨情形，除见于上引各种记载外，《新唐书》卷三《高宗纪》载咸亨元年：

八月庚戌，以谷贵，禁酒。

又《旧唐书》卷五《高宗纪》说：

（永隆二年闰七月）丙寅，雍州大风害稼，米价腾踊。

（永淳元年四月）丙寅，幸东都。皇太子京师留守，命刘仁轨、裴延、薛元超等辅之。上以谷贵，减扈从兵。士庶从者，多殍踣于路。

由此可知，当时米粮的价格是相当昂贵的。至于它的真实价格，在永淳元年（682），每斗约自二百二十文至四百文不等。《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说：

永淳元年六月十二日，连日大雨，至二十三日，洛水大涨……西京平地水深四尺已上，麦一束止得一二升，米一斗二百二十文。……国中大饥，蒲、同等州没徙家口并逐粮。饥馁相仍，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西京米斗三百已下。

又《通鉴》卷二○三说：

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永淳元年四月丙寅条）

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永淳元年五月乙卯条）

又《通典》卷七说：

永淳元年，京师大雨饥荒，米每斗四百钱。加以疾疫，死者甚众。

以上是高宗下半期物价上涨的情形。高宗死后，武后临朝称制。关于武后时代的物价，因为文书记载有缺，故作者本着阙疑之义，不妄加臆说。现在且进而讨论武周以后物价变动的情况。

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由此时起，至睿宗先天二年（即玄宗开元元年，713）止，物价也相当的贵。关于中宗时代物价的上涨，《通鉴》卷二○八载景龙元年戊戌：

上以岁旱谷贵，召太府卿纪处讷谋之。（《旧唐书》卷九二《萧至忠传》附《纪处讷传》略同）

又《新唐书》卷一○九《宗楚客传》附《纪处讷传》说：

神龙元年夏，大旱，谷价腾踊。

又《旧唐书》卷九三《张仁愿传》说：

时（神龙二年）都城谷贵，盗窃甚众。（《新唐书》卷一一一《张仁愿传》

又同书卷八八《苏瓖传》说：

景龙三年，转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许国公。……瓖奏曰：“……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食者。……”（《新唐书》卷一二五《苏瓖传》略同）

至于睿宗时代物价的上涨，《册府元龟》卷五。一说：

先天元年九月，谏议大夫杨虚受以京中用钱恶，货物踊贵，上疏曰：“伏见市井用钱，不胜滥恶。有加铁锡，即非公铸。……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货，而钱无准的，物价腾踊，乾没相乘，盈虚失度，又非各得其所矣。……”（《唐会要》卷八九略同）

又《旧唐书》卷九九《严挺之传》说：

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陁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睿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醋，睿宗御安福门楼观百司醋宴，以夜继昼，经月余日。挺之上疏谏曰：“……况自去夏霪霖，经今亢旱，农乏收成，市有腾贵。……”

就上引各种记载看来，可知这时期物价所以上涨，也是由于物品供给的不足，与货币的贬值。不过，事实上，这时期物价并不贵得怎样利害。如中宗景龙三年，米价也不过贵到一百文一斗。《通鉴》卷二○九说：

是岁（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

综括上述，可知武周前后，因为农产的失收，及钱币的贬值与膨胀，物价较为上涨。不过，上涨的程度，事实上并不怎么利害。如高宗晚年，米的最高价格不过四百文一斗；中宗时代，不过一百文一斗。这和唐代其他物价上涨时期的米价比较起来，算是便宜得多了。

五、开元天宝间物价的下落

开元天宝是唐代政治最升平，社会经济最繁荣的时代。唐代的物价，到了这时又复下降。这时物价所以下降，主因当为物品供给的充足。如杜甫《忆昔诗》说当日物产的富庶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见《杜少陵集详注》卷一三）

又元结《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说：

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

当日的生产事业既然这样发展，物品供给过剩的结果，物价自然要下落了。《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说：

开元二年九月，敕：“天下诸州，今年稍熟，谷价全贱，或虑伤农。……”（《册府元龟》卷五○二同）

十六年十月，敕：“自今年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同上）

又《通鉴》卷二一四载开元二十五年七月：

戊子，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

又《册府元龟》卷五○二说：

（开元）十六年九月，诏曰：“如闻天下诸州，今岁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

二十五年九月戊子，敕曰：“……今岁秋苗，远近丰熟，时谷既贱，则甚伤农。……”

天宝四载五月，诏曰：“如闻今载收麦，倍胜常岁。稍至丰贱，即虑伤农。……”

除上述外，开元天宝间物价所以下落，货币流通的紧缩，及品质的优良，也是其中的原因。当日货币流通的数量到底一共有多少，史书无明文记载，我们不必妄加臆说。不过，当日货币的流通量，并没有按照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作正比例的增加，以至交易上感到筹码的不足，却是我们可以断言的。中书侍郎平章事张九龄看到此点，遂提议解放钱禁，除政府铸造外，准许私人铸钱，以便钱数增加，适应商业上的需要。玄宗下令百官详细讨论此事。其后，因黄门侍郎裴耀卿、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灵，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秘书监崔沔，以及其他官吏的反对，始作罢论[3]。由于此事，我们可以知道当日货币的流通额，实在太小，不足以适应交易上的需要。这么一来，物价遂因货币的紧缩而低落。《册府元龟》卷五○一说：

（开元）十七（《通典》作“一”）年八月，诏曰：“……今天下泉货益少，币帛颇轻。……”（《通典》卷九同）

二十二年三月，诏曰：“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杪勺贸有无，故古之为钱以通货币。盖人所作，非天实生。顷者耕织为资，乃稍贱而伤本；磨铸之物，却以少而致用（《曲江文集》作“贵”）……”（张九龄《曲江文集》卷七《敕议放私铸钱》同）

复次，当日货币所以影响到物价的下落，除由于流通数量太少外，又由于币材的优良。开元六年，政府即已努力收回民间恶钱，行用好钱。《册府元龟》卷五。一说：

（开元）六年正月，禁断恶钱，行二铢四絫以上旧钱，更收人间恶钱熔破，复铸准样式钱。敕出之后，百姓喧然，物价摇动，商人不敢交易。宰相宋璟、苏颋奏请出太府钱五万贯，分于南北两市平价买百姓间所卖之物，堪储掌官须者，庶得好钱，散行人间。从之。

钱的品质改良了，价值自然增大，从而以好钱表示的物价遂相反地下降。《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开元）二十六年，宣润等州初置钱监。两京用钱稍善，米粟价益下。

又《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价丰贱。

由于上述的原因，开元天宝间，物价非常低廉。如《通典》卷七说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云：

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

又《旧唐书》卷八《玄宗纪》说：

时（开元十三年）累岁丰稔，东都米斟十钱，青齐米<豆斗>五钱。

又《通鉴》卷二一二说：

是岁（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与《旧唐书》异，待考），青齐五钱，粟三钱。

这是开元十三年及其后物价低廉的情况。再往后，到了开元二十八年，米绢等生活必需品也是一样的低廉。《旧唐书》卷九《玄宗纪》说：

其时（开元二十八年）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

又《通鉴》卷二一四说：

是岁（开元二十八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

更往后，到了天宝年间，物价也是一样的便宜。《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说：

是时（天宝五载）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

开元天宝间，东西这样便宜，一般消费者自然是很喜欢的。无怪乎许多人在诗歌上对于这个时代都表示留恋的情绪了。

六、安史乱后物价的上涨

开元天宝间，物价既然下落，一般消费者因为购买力增大，多半过着很舒适的物质生活。这样的升平时代，的确是值得怀恋的。可是，好景不常，渔阳羯鼓一响，物价可要一变过去四十多年的低廉状况，而作加速度地飞涨了。安禄山以天宝十四载（755）创乱渔阳，南渡黄河，西向连陷洛阳、潼关及长安等地。在这条进兵路线及其附近的地方，工商农等一切生产事业都因战乱而大加破坏。《通鉴》卷二二三载永泰元年：

三月壬辰朔……待制左拾遗洛阳独孤及上疏曰：“……今师兴不息，十年矣。人（《毗陵集》作“万姓”）之生产，空于杼轴。……”（独孤及《毗陵集》卷四《谏表》，及《新唐书》卷一六二《独孤及传》同）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四《议减盐价诏》说：

自顷寇难荐兴，已三十载。服于橹者，农耕尽废。居里闾者，杼轴其空。革车方殷，军食屡调。人多转徙，田亩污莱。

又同书卷五《奉天遣使宣慰诸道诏》说：

寇盗繁兴，阻兵拒命。……顾兹田畴，鞠为茂草。……农工废弃其生业，商贾咨嗟于道路。军营日益，闾井曰空。凋瘵日穷，徭役曰甚

其中尤以河南、山西南部及关中一带，破坏得更为利害。《元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永泰二年道州问）说：

当今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荆棘已老，则耕可知。太仓空虚，雀鼠犹饿。至于百姓，朝暮不足。而诸道聚兵，百有余万。遭岁不稔，将何为谋？

又《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说：

郭子仪论奏曰：“……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谓陛下已有成命，将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见其利。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

又《新唐书》卷一五五《马燧传》说：

征怀州。时（代宗时）师旅后，岁大旱，田弗不及耕。

至于关中，除了本国的兵乱以外，再加以吐蕃军队的趁火打劫，生产事业更是破坏不堪。《旧唐书》卷一五三《袁高传》说：

关辅禄山之后，百姓贫乏，田畴荒秽。（《新唐书》卷一二○《袁高传》同）

又《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九月甲辰条说：

是曰，吐蕃十万众至奉天，京城震恐。……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数万而去。所过焚庐舍，蹂禾稼殆尽。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四《赐京畿及同华等州百姓种子赈给贫人诏》说：

今兹吾人……迫以荒馑，愁怨无僇。有离去井疆，业于庸保。有乞丐途路，困于死亡。乡闾依然，烟火断绝。种饷既乏，农耕不兴。

同时，因为战乱频仍，运河交通受阻，江淮等生产地的物品，一部分虽然可由汉水北运，可是因为运输远不如运河便利，江淮一带的物产，遂不能如以前那样，大量地运往关中[4]，供给当地的消费。《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三月己酉条说：

自丧乱以来，汴水堙废。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适险劳费。

又《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说：

是时（宝应元年）淮河阻兵，飞挽路绝。盐铁租赋，皆溯汉而上。（《唐会要》卷八七同）

又《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说：

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淮运于是阻绝。租庸盐铁，溯汉江而上。[5]

这样一来，再加以水旱害虫等天灾，物品的供给自更缺乏，从而物价遂作加速度的上涨。《旧唐书》说：

时（乾元三年）大雾，自四月雨至闰月末不止，米价翔贵，人相食，饿死者委骸于路。（卷一○《肃宗纪》）

广德中，连岁不稔，谷价翔贵。（卷一二五《萧复传》）

兴元元年秋，关辅大蝗，田稼食尽。……明年夏，蝗尤甚。自东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经行之处，草木牛畜毛靡有孑遗。关辅已东，谷大贵，饿馑枕道。（卷三七《五行志》）

是岁（贞元元年）天下蝗旱，物价腾踊，军乏粮饷。（卷一三四《马燧传》，《新唐书》卷一五五《马燧传》略同）

（贞元元年五月癸卯）蝗自海而至，飞蔽天。每下，则草木及畜毛无复孑遗。谷价腾踊。（卷一二《德宗纪》）

（七月）甲子，诏：“夫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形于上。咎征之作，必有由然。自顷以来，灾滲仍集。雨泽不降，绵历三时。虫蝗继臻，弥亘千里。菽粟翔贵，稼穑枯瘁。嗷嗷蒸人，聚泣田亩。兴言及此，实切痛伤。……”（同上）

（十一月）丁丑，诏文武常参官共赐钱七百万贯，以岁凶谷贵，衣冠窘乏故也。（同上）

又《唐会要》卷四四载贞元元年：

八月，大旱，关辅以东，谷大贵，饿死枕道；井皆无水。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二《冬至大礼大赦制》（贞元元年十一月）说：

关畿之内，连岁兴戎。荐属天灾，稼穑不稔。谷籴翔贵，杰黎困穷。

天灾作滲，深儆予衷，跼蹐忧惭，罔知攸措。今谷价腾踊，人情震惊，乡闾不居，骨肉相弃，流离殒毙，所不忍闻。

又同书卷五《平淮西后宴赏诸军将士放归本道诏》说：

叛臣（李）希烈，窃据淮沂[6]。……旱蝗相乘，谷籴翔贵。兵氓馁死，十室九空。

上述安史乱后物品供给的不足，固足以促使物价的上涨。复次，当时政府实行货币贬值与膨胀的政策，对于物价的上涨也有密切的关系。当日战乱频仍，军费支出很大，政府每年的经常收入实在不够开支。为着调剂这种财政的穷困，政府遂滥用货币权，实行货币贬值与膨胀的政策。《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乾元元年七月，诏曰：“……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犹虚。卜式献助军之诚，弘羊兴富国之算，静言立法，谅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铸，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所谓于人不扰，从古有经。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着依旧行用。所请采铸捉搦处置，即依旧闻奏。”二年三月，琦入为相，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二十斤成贯。诏可之。（《册府元龟》卷五。一及《唐会要》卷八九略同）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肃宗乾元元年，经费不给，铸钱使第五琦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参用，以一当十，亦号乾元十当钱。……第五琦为相，复命绛州诸炉铸重轮乾元钱。径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宝，背之外郭为重轮。每缗重二十斤（上引《旧唐书》作“三十斤”，待考）。与开元通宝钱并行，以一当五十。（《通志》卷六二略同）

按本文第三节曾引《新唐书·食货志》，说开元通宝“重二铢四参，积十钱重一两”，即一千钱重六斤四两。今乾元通宝钱，一千枚方重十斤，比开元通宝重不了多少，可是法令却规定前者一枚当后者十枚行用。而重轮乾元钱，一千枚重二十斤（若照《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则只重十二斤）和开元通宝比较起来，亦不过重两倍多点，可是法令却规定前者一枚当后者五十枚使用。这样一来，恶币（乾元重宝及重轮乾元钱）与良币（开元通宝）一齐行用的结果，恶币驱良币的葛来歆法则（Gresham，slaw）便要实现了。因为五十枚开元通宝的铜远贵于一枚重轮乾元钱的铜，而法价则完全一样，一般人自然要收藏开元通宝，或冒法私铸重轮乾元钱，以赚取巨额的利润。结果，好钱匿迹，恶钱充斥市面，以价值低下的恶钱表示的物价遂作空前的上涨。《通典》卷九说：

乾元元年，有司以甲兵未息，给用犹费，奏铸乾元重宝钱，每贯十斤，一文当开元通宝钱一十文。又铸重棱钱，每贯重二十斤，一文当开通五十文。皆铸钱使第五琦所奏也。奸猾之人，多用破钱私铸新钱。虽获深利，随遭重刑。

又《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上元元年六月，诏曰：“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况物价益起，人心不安。……”（《册府元龟》卷五。一同）

又《通鉴》二二一乾元二年十一月庚午条说：

第五琦作乾元钱，重轮钱，与开元钱三品并行。民争盗铸，货轻物重，谷价腾踊，饿殍相望。

这是就货币贬值说的。复次，当日政府的铸造乾元重宝及重轮乾元钱，就其大大增加货币的流通量来说，我们可以称为货币膨胀。本来，无论是货币贬值，或是货币膨胀，有一于此，均足以促使物价上涨。这时二者兼而有之，物价上涨得更为利害，自是当然之事。《唐会要》卷八九说：

乾元元年七月，户部侍郎第五琦以国用未足，币重货轻，乃先铸乾元重宝钱，以一当十用，行之。及作相，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以一当五十，与乾元开元宝钱三品并行。既而物价腾贵，饿迫死亡，枕籍道路。（《旧唐书》卷一二三及《新唐书》卷一四九《第五琦传》略同）

又《册府元龟》卷五。一说：

（乾元）三年二月，诏曰：“泉府之设，其来尚矣。或时改作，则制有轻重。往以金革是殷，邦储稍阙，属权臣掌赋，变法非良，遂使货物相沿，谷帛腾踊。求之舆颂，弊实由斯。……”（《唐会要》卷八九略同）

以上是就中央政府所在地及其附近说的。复次，史思明割据下的河北，及离中央政府较远的江淮，货币也有膨胀及贬值的现象。这样一来，币值低跌的结果，物价亦作加速度的上涨。《通鉴》卷二二一上元元年六月条说：

是时史思明亦铸顺天得一钱，一当开元钱百。贼中物价尤贵。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建中初……江淮多铅锡钱，以铜荡外，不盈斤两。帛价益贵。

又《唐会要》卷八九说：

（建中）二年八月，诸道盐铁使包估奏：“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钱，文益粗恶。拣择纳官者，三分才有二分，余并铅锡铜荡，不敷斤两，致使绢价腾贵，恶钱渐多。……”

由于上述物品供给的不足，及货币的贬值与膨胀，安史乱后物价高涨得很利害。关于当日物价腾贵的情形，除分见于上引各种记载外，《旧唐书》卷一二六《陈少游传》说：

其年（永泰二年），除桂林刺史，桂管观察使。少游以岭徼遐远，欲规求近郡。时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少游乃宿其里，候其下直际，晚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月所费复几何？”秀曰：“久忝近职，家累甚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过千余贯。”……（《太平广记》卷二三九《陈少游》引《谈宾录》略同）

又《元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永泰二年道州问）说：

往年粟一斛，估钱四百，犹贵。近年粟一斛，估钱五百，尚贱。往年帛一匹，估钱五百，犹贵。近年帛一匹，估钱二千，尚贱。……於戏！曩时粟帛至贱，衣食至易；今日粟帛至贵，衣食至难。

这是就代宗永泰年间说的。直至德宗贞元初年，物价仍然很贵。王定保《唐摭言》卷七说：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张固《幽闲鼓吹》多“著作”两字）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太平广记》卷一七○《顾况》引《幽闲鼓吹》及卷二五○《顾况》略同）

按《旧唐书》卷一三。《李泌传》附《顾况传》说：

顾况者，苏州人。……柳浑辅政，以校书郎征。复遇李泌继入，自谓己知秉枢要，当得达官。久之，方迁著作郎。况心不乐，求归于吴。……及泌卒，不哭而有调笑之言。为宪司所劾，贬饶州司户。

按李泌于贞元三年六月人相，卒于贞元五年三月，见《新唐书》卷六二《宰相表》。由此可以推知，顾况任著作郎的时间为由贞元三年至五年三月左右。白居易往谒顾况，顾况说长安百物腾贵，当亦在此时间内。故安史乱后，物价有长期间的昂贵，一直至贞元初年才止，共约三十年多点。

在安史乱后，一般物价上涨声中，尤以粮食价格的昂贵，问题最为严重。有因此而不能自给的。如《元次山文集》卷一○《举吕著作状》（宝应元年奏）说：

今时谷涌贵，道路多虞，漂泊异乡，无以自给。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四《赈恤诸道将吏百姓等诏》说：

谷价翔贵，何能自资？

有因此而活活地饿死的。关于此点，除分见于上引各种记载外，《旧唐书》卷一九。下《杜甫传》说：

时（肃宗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稆，儿女饿殍者数人。

有因此而流离迁徙的。《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说：

自玄宗还京后，于绵、益二州，各置一节度，百姓劳敝。适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论之曰：“……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豆斗>储，皆求于蜀人矣。……”

关于安史乱后米价的昂贵，上面已经说了不少的话了。可是，当日的米价到底贵到怎么样的程度呢？关于此点，往往因时因地而不同。兹就时间的先后，叙述如下。

当安禄山攻陷长安，玄宗仓皇奔蜀的时候，肃宗即位于灵武。肃宗即位的第二年，即至德二载，南阳被围，粮食来源断绝，米一斗卖至四五万文。《旧唐书》卷一一四《鲁灵传》说：

灵收合残卒，保南阳郡[7]。为贼所围。……伪将（武）令均等攻之，累月不能克。……灵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斟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新唐书》卷一四七《鲁灵传》略同）

再过一年，到了乾元二年，由于货币的贬值与膨胀，米一斗卖至七千文。《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乾元）二年三月，（第五）琦入为相，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二十斤成贯。诏可之。于是新钱与乾元开元通宝三品并行。寻而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册府元龟》卷五○一及《通志》卷六二略同）

又《新唐书·食货志》说：

肃宗即位……及两京平……而百姓残于兵盗，米斗至钱七千。（卷五一）

是时民间行三钱。……法既屡易，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卷五四）

这还不算贵。在同一时间，邺城因为粮食来源断绝，米一斗卖至七万多文。《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传》附《安庆绪传》说：

庆绪自（乾元元年）十月被围，至（二年）二月，（邺）城中人相食，米斗钱七万余，鼠一头直数千。（《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附《安庆绪传》略同）

及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米价渐渐下降，每斗价格有数千文，一千五百文，及八百文三种的不同。《旧唐书》说：

上元初，京师旱，米斟直数千。死者甚多。（卷一三一《李皋传》）

是岁（乾元三年）饥，米斗至一千五百文。（卷一○《肃宗纪》）

是月（乾元三年闰四月）史思明再陷东都，京师米斗八百文。人相食，殍骸蔽地。（卷三七《五行志》）

又《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说：

乾元三年春饥，米斗钱千五百。

这时的米价，大约越往后越下降，即初时米一斗卖数千文，春间卖一千五百文，及夏天则只卖八百文。

肃宗死，代宗即位。代宗广德年间，米价较前上涨，每斗以卖一千文为多，亦有超过这个数目的。《旧唐书》说：

广德元年秋，好妨食苗，关西尤甚，米斗千钱。（卷三七《五行志》）

自兵兴已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卷四九《食货志》）

时（代宗初年）新承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卷一二三《刘晏传》，《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及《册府元龟》卷四九八略同）

自（广德二年）七月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一千文。（卷一一《代宗纪》）

是（广德二年）秋，蝗食田殆尽，关辅尤甚，米斗千钱。（同上）

又《新唐书·五行志》说：

广德元年秋，好妨虫害稼，关中尤甚，米斗千钱。（卷三五）

广德二年秋，关辅饥，米斗千钱。（同上）

广德二年秋，蝗，关辅尤甚，米斗千钱（卷三六）

又《通鉴》卷二二三说：

时兵火之后，中外艰食，关中米斗千钱。（广德二年三月已酉条）

关中虫蝗霖雨，米斗千余钱。（广德二年九月己未条）

在同一时间内，温州因为饥荒，米一斗甚至卖钱一万文。《太平广记》卷三三七《薛万石》引《广异记》说：

薛万石，河东人。广德初，浙东观察薛兼训用万石为永嘉令。数月，忽谓其妻曰：“……米谷荒贵，为之奈何？”……时永嘉米贵，斗至万钱。

及永泰元年，米一斗仍卖一千文，或一千文以上。《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永泰元年条说：

岁饥，米斗千钱，诸谷皆贵。

是春大旱，京师米贵，斛至万钱。

时（七月）久旱，京师米斗一千四百，谷食称是。

又《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说：

永泰元年饥，京师米斗千钱。

又《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条说：

是春不雨，米斗千钱。

到了大历四年，米价略为下降，每斗只卖八百文，但过后又复上涨至一千文。《唐会要》卷四四说：

大历四年，京师大雨水，米斗直八百，他物称是。

又《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说：

大历四年秋，大雨。是岁自四月霖澍至九月，京师米斗八百文。

又同书卷一一《代宗纪》说：

自（大历四年）夏四月连雨至此月，京城米斗八百文。

是月（大历五年七月）京城米斗千文。

是岁（大历六年）春旱，米斛至万钱。

又《通鉴》卷二二四说：

（大历五年）秋七月，京畿饥，米斗千钱。

（大历六年三月）河北旱，米斗千钱。

代宗以后，便是德宗。德宗建中元年，米价较前便宜得多，每斗不过卖钱二百文。李翱《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税法》说：

臣以为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米一斗为钱二百……（《全唐文》卷六三四同）

及兴元元年，米价又复上涨，每斗卖钱五百文。《通鉴》卷二三一说：

时（兴元元年五月）关中兵荒，米斗直钱五百。

再过几个月，到了这年的冬季，米价更上涨至一千文一斗。《通鉴》卷二三一载兴元元年十一月，李泌：

对曰：“今天下旱蝗，关中米斗千钱。……”

及贞元初年，米价如旧，仍是一千文一斗。《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说：

（贞元元年二月）河南河北饥，米<豆斗>千钱。

（二年）五月丙申，自癸巳大雨，至于兹日。饥民俟夏麦将登，又此霖澍，人心甚恐，米斗复千钱。

又《新唐书》说：

贞元元年春，大饥，东都、河南、河北米斗千钱，死者相枕。二年五月，麦将登而雨霖，米斗千钱。（卷三五《五行志》）

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卷五三《食货志》）

又《通鉴》卷二四七会昌四年七月辛卯条说：

（李）德裕曰：“昔李怀光未平[8]，京师蝗旱，米斗千钱。……”

不过，这时米价并不完全是一千文一斗，也有比这个价格为高，或比这个价格为低的。《旧唐书》卷一四一《张孝忠传》说：

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豆斗>一千五百文。

又《通鉴》卷二三一载贞元元年六月：

李晟上言：“……今河中斗米五百，刍藁且尽，墙壁之间，饿殍甚众。……”（《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晟传》略同）

直至贞元三年，由于农产的丰收，米价始作急剧地下降，每斗卖钱一百五十文。《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三年十二月条说：

自兴元以来，至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

以上是安史乱后米价腾贵的情形。除此以外，其他饮食品的价格，也是一样的上涨。兹就一时在文献上所能考见的，叙述如下：

（1）粟价在代宗初年，粟一斗卖钱五百文，还算是便宜的。《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永泰二年道州问）说：

往年粟一斛，估钱四百，犹贵。近年粟一斟，估钱五百，尚贱。

及德宗建中元年，初定两税的时候，粟价较前低廉得多，每斗只卖钱一百文。《李文公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一道说：

初定两税时，钱直卑而粟帛贵。粟一斗价盈百……（《全唐文》卷六三四同）

到了兴元元年，因为蝗虫害稼，粟价又复上涨，每斗卖钱三百文。《白氏长庆集》卷三《捕蝗诗》说：

捕蝗捕蝗谁家子？天热日长饥欲死。兴元兵久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始自两河及三辅，荐食如蚕飞似雨。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河南长吏言忧农，课人昼夜捕蝗虫。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

其后，到了贞元三年七月，因为供给不足，粟一斗仍卖钱一百五十文。《通鉴》卷二三二载贞元三年七月：

上复问（李）泌以复府兵之策。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钱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未暇议复府兵也。”

可是，到了这年的年底，因为岁收丰稔，粟价又作急剧地下降，每斗只卖钱八十文。关于此点，上引《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三年十二月条已经提及，兹从略。

（2）酒价当日米粮的价格既然很贵，由米粮制成的酒自然也随着涨价了。《册府元龟》卷五。四说：

肃宗乾元元年三月，诏曰：“……如闻京城之中，酒价尤贵。……”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乾元元年，京师酒贵。

当日的酒价究竟贵到怎么样的程度呢？杜甫《逼侧行赠毕四曜》[9]说：

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这里说杜甫在街头所买的酒，大约不是顶好的酒，所以只卖三百钱一斗。与杜甫同时的李白及独狐及，在他们的诗中说，好酒每斗要卖至一万文，或一万文以上。《李太白集》卷三《行路难》说：

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又独狐及《毗陵集》卷一《东平蓬莱驿夜宴平卢杨判官醉后赠别姚太守置酒留宴》说：

夜清酒浓人如玉，一斗何啻直十千？

（3）盐价随着当日一般物价的上涨，盐价也昂贵起来。《通鉴》卷二二五载代宗大历十年十二月：

元载王缙奏：“魏州盐贵……”

及德宗建中贞元年间，政府专卖的盐更是一致的加价。《通鉴》卷二二七载建中三年：

五月丙戌，诏……盐每斗价皆增百钱。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四《议减盐价诏》说：

自顷寇难荐兴，已三十载[10]。近者军费日增，榷价日重。至有以谷一斗，易盐一升。

（4）鼠价鼠在平日，谁也不要，是没有什么价格可言的。可是，到了战乱频仍，粮食来源断绝的时候，人员多以鼠肉充饥，鼠的价格遂因求过于供而昂贵起来了。如肃宗至德二载，南阳的鼠曾卖至四百文一头。《通鉴》卷二一九载至德二载五月：

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灵守南阳，贼将武令殉田承嗣相继攻之。城中食尽，一鼠直钱数百，饿死者相枕藉。

又《旧唐书》卷一一四《鲁灵传》说：

灵收合残卒，保南阳郡。……灵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鼠一头至四百文。（《新唐书》卷一四七《鲁灵传》略同）

及乾元二年，邺城的鼠更为昂贵，一头卖至四千文。《通鉴》卷二二一载乾元二年二月：

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城……城中……食尽，一鼠直钱四千。

关于此事，上引《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传》附《安庆绪传》亦有记载，兹从略。

上述各种物品价格上涨的情形，偏于饮食品方面。除此以外，关于当日布帛价格的腾贵，也可考见一二。现请先述绢价。杜甫《忆昔诗》[11]追忆肃宗时代绢价的昂贵说：

岂闻一绢直万钱？

由此可知，肃宗时代绢价最昂贵的时候，曾卖至一万文钱一匹。其后，到了代宗大历年间，绢价较前低廉，但仍卖四千文一匹。权德舆《权载之集》卷四七《论旱灾表》说：

大历中，绢一匹价近四千。（《全唐文》卷四八八同）

又权德舆《权文公集补遗。上陈阙府》说：

大历中，一缣直钱四千。（《全唐文》卷四八六同）

及德宗建中元年，初定两税的时候，就文书上所载，绢价有大小的不同。有仍卖四千文一匹的。《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税法》说：

臣以为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全唐文》卷六三二同）

有只卖三千二三百文一匹的。《陆宣公翰苑集》卷—-{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说：

往者初定两税之时，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三千二三百文。大率万钱为绢三匹。

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百文。（《全唐文》卷四六五同）

又《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说：

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绢匹为钱三千二百。

有只卖三千文一匹的。韩愈《韩昌黎集》卷四○《论变盐法事宜状》说：

初定两税时，绢一匹直钱三千。

大约这要因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同是建中元年，绢一匹的价格有三千文，三千二三百文及四千文三种的分别。除绢以外，当日帛的价格也可知道一点。在代宗初年，帛一匹卖钱二千文，就算非常便宜。《次山文集》卷七《问进士》（永泰二年道州问）说：

往年帛一匹，估钱五百，犹贵。近年帛一匹，估钱二千，尚贱。

及德宗建中元年，初定两税时，帛一匹仍卖二千文。《李文公集》卷三《进士策问》第一道说：

初定二税时，钱直卑而粟帛贵。……帛一匹价盈二千。

综括上述，可知安史乱后，由于物品供给的不足，及货币的贬值与膨胀，物价上涨得很利害。以衣食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而论，米一斗有卖至几万文，绢一匹有卖至一万文的。这固然是特殊的情形，但就一般来说，米一斗卖一千文或八百文，绢一匹卖四千文或三千多文，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我们若拿这种昂贵的物价，与贞观年间米一斗卖三四文，开元天宝间米一斗卖三五文或十余文，绢一匹卖二百文的情形比较一下，便可知道当日物价的上涨，实在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怪不得当日大诗人杜甫的几位儿女，也要因为物价高涨而活活的变作饿死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