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先生与文献学

王重民（1903－1975）中国目录版本学家、敦煌学家、图书馆学家。河北高阳人。字有三，号冷庐。王重民先生的启蒙老师是他担任乡村塾师的父亲。读书时，王先生非常仰慕刚直不阿，不畏权势的古人，也因此铸就了他在学术和做人上始终如一的追求。

王先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在求学期间，因他学习刻苦努力，家境又很困难，得到了当时给他们讲目录学的北海图书馆（后并入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的同情，便介绍他业余时间到北海图书馆去工作，由此王重民先生踏上了治学的道路。在校读书期间，他曾经从陈垣、杨树达、高步瀛、黎锦熙、钱玄同等先生受业，并得到大师们的赏识，加上学习刻苦，他的学识日益广博。

1929年，王先生毕业后任保定河北大学国文系主任，不久在北平图书馆任职。1930年任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以后他还曾在1934年奉派赴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搜集流落海外的敦煌资料，协助戴密微整理敦煌文献。1939年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馆藏中国善本古籍。1947年归国，任北平图书馆参考组主任，同时受聘于北京大学。建国后，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专科教授、主任。1956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主任。1975年去世。

王重民先生涉猪多学科并取得成绩，成为一位学术奇才，得益于他深厚的古文献功底。王重民先生从大学期间在北海图书馆工作起，一直到国外，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勤奋好学，不断扩大视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渊博的知识，具备了深厚的功力，因此他在学术上涉猎领域之广，建树之卓越，令后辈学人叹为观止。他不仅是目录学大家，也是敦煌学的开创者，在图书馆学上也有非常的建树，同时，他还长时间进行有关古籍的考察、校勘和撰写提要、叙录的工作，也是文献学的大家。

王先生的古籍整理工作首先是从1925年《老子考》开始的。当时，王重民先生接受黎锦熙、钱玄同等先生领导下成立了“大辞典编辑处”的委托，担任了重修《小学考》的工作，并开始了编纂《续修小学考》一百卷的工作，他仿照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的体例进行，但朱、谢书的明显缺陷是只注明书的存佚，不涉及版本。王先生与前人的做法不同的是，他补充前人所未能涉及的版本项目，提要钩录有关《老子》的著作近500种，对书的存藏情况一一做了记录。可以说这是王重民从事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开端。此后他很快完成了《谢氏小学考校勘记》五卷，《增辑小学考简目》十卷，《清人文集札记中文字说总索引》十二卷，《清人字说选录》第一辑五卷。

1927年，王重民先生开始整理杨守敬观海堂遗书，他还将《日本访书志》中未收的群书题跋集录出来，辑成《日本访书志补》（1930年出版）。

1929年，北平图书馆迁至中南海居仁堂后，王重民先生与在师大共同读书的孙楷第一同从事诸子校勘训诂之学。王先生辑校《列子》，孙先生撮录刘子《新论》。共同编写出版了《西苑丛书》。

此后，王重民先生辑录了《史略校勘札记》（1931年发表），开始编写《四库抽毁书提要》，帮助梁启超编写《图书大辞典》，还撰写出多篇论文。无论作为在校的学生，还是刚刚步入工作岗位的年轻人，除了正常的学习之外，还有如此多的研究成果，王先生的勤奋好学是无与伦比的。无疑，这一时期的学习和历练是以后王重民先生成为一个涉足多个领域的学者的基础。

192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后，王重民先生在北海图书馆的工作，移居北海庆宵楼，他充分利用条件，夜以继日地学习和工作，经常翻阅古籍至深夜。这一段工作的经历，为以后的古籍整理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30年，由于在北平图书馆编目工作出色，又常常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目录学论著，王先生被任命为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此后因计划编写《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他非常留意清人文集的编纂，他先编出《越缦堂文集》十二卷出版，后来又编有《杏花香雪斋诗》二集十卷及《越缦堂文集补遗》若干卷。可惜后面两种稿本已经不存。

此外他辑录有关清代人掠美的著作若干种，拟编为《清代掠美集》，但未及出版，就以经亡佚。只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发表了《清代掠美集发题》一文。

1931年，北平图书馆迁至文津街，而索引组仍留在居仁堂，并开始编《清代篇目分类索引》。1932年王先生撰写出了《清代两个辑佚书家评传》。清代学者集外集的编辑，辑出了《孙渊如外集》五卷、《陈奂集》、《陈仲鱼集》等，但仅《孙渊如外集》于第二年出版，其他两种却不幸遗失。

王重民先生对地方志也非常有研究，在方志学上他继承章学诚之遗绪，撰写了《永吉县志》、《无极县志》。并曾和傅振伦、孙楷第等一起与河北通志馆馆长瞿宣颖商量修河北通志的办法。

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和欧美各大图书馆都订有学术交流的协议，袁同礼先生派王重民、向达二先生赴英国法国进行学术考察。在巴黎的一年时间，他辑出敦煌遗书中有关四部书的资料，在1936年时，结集出版。同时，他还拟编辑《敦煌群书校记》及《校补》两稿。但因为二战爆发，工作暂被搁置。

在国外期间，王先生研究的重点是敦煌遗书、明清间来华天主教士译著的书稿（著有《海外稀见录》、《罗马访书记》）、天平天国史料、寻访古刻旧钞四部书罕传本。在欧美，王先生看过大量古籍善本，撰写成善本提要六千多篇。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善本书提要》，收入了四千四百多篇。在国外工作期间，王重民先生取得了很多成果，主要有：

1935年，王先生利用休假在柏林普鲁士图书馆看书，搜集中国古书罕见本和太平天国文献，撰写了《柏林访书记》、《金山国坠事零拾》、《敦煌本东皋子残卷跋》、《太公家教题跋》、《敦煌本日历的研究》等论著。还搜集了可以补《全唐诗》残卷的佚诗。他的整理成果，多寄回国内发表、出版。他在伯希和劫去的卷子中还发现了韦庄的《秦妇吟》卷子四种，将文献寄回国内，后由刘修业先生撰写成《秦妇吟校勘续记》。

1936年，王先生和刘修业先生赴梵蒂冈图书馆，阅读明清间来华天主教士的译著书籍。著录出所有书目，编选了若干提要，编成《欧洲所藏明清之间天主教士译著述书录》。

1937年，刘修业先生在巴黎抄写出了敦煌卷子中的诗词，这些材料在带回国后，由王重民、刘修业先生一同整理出《敦煌曲子词集》、《补全唐诗》等。

1938年,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王重民先生与向达先生一同赴英国伦敦,阅读藏于伦敦的敦煌卷子。1947年这部分的内容撰写成《伦敦所见敦煌卷子群书叙录》一文。

1939年，受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远东部主任的邀请，王重民先生赴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鉴定馆藏中国善本书。这一期间，在北平图书馆袁同礼馆长的劝说下，王重民先生放弃了回国参加抗日的想法，留在国外将藏在国外的中国善本著录下来。他这一阶段王先生撰写成1600多篇提要，取名《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善本书录》。后编入《中国善本书提要》，进行这项工 作与返回国内直接投身抗日战争相比，显然具有更远大的意义。

1941年，王重民先生冒生命危险回上海，从北平图书馆存放上海的三百箱善本书中，选出2720多种，装成一百箱，经过袁同礼馆长的周旋，秘密运往美国，暂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此后王先生对这批书进行了鉴定，并开始拍摄及撰写提要工作。后来因为阴差阳错，这批书未能按照我们希望的那样回到北图，这批拍摄的胶片就成了我们了解这批珍贵文献的最便利的方式。

1943年——1944年，王先生继续拍摄北平图书馆善本书，并写提要。回国时，寄存的古籍提要全部完成。这些成果后来收入了先后出版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补遗》中。在编写提要的同时，王先生还为一部分为人忽视的著者、编者撰写传记，题名《显微录》，陆续发表，未及发表的在刘修业先生编辑《冷庐文薮》的时候一并收入。

1946年，王重民先生赴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鉴定该馆收藏善本书，未能全部完成，后来经过屈万里先生增补，于1957年出版《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文库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在成书过程中，王重民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7年，回国后的王重民半天在北大教书，半天在北平图书馆办公。这一年，王重民先生撰写北大图书馆的善本书提要。同年，王先生开始代理北平图书馆馆务，随后担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专科主任。在国内的研究的几十年，王先生将从国外收集的文献不断进行整理和挖掘，由此产生的成果也不断公之于世：

1950年,王先生撰写《论美国劫购我国古籍》，编成《敦煌曲子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5年，王先生把在国外见到的孤罕医学古籍提要，编成《善本医籍经眼录》。收入商务印书馆《四部总录·医药篇》中。

1956年王先生编成《全唐诗》佚诗初稿，并与向达等开始编辑《敦煌变文集》。

1957年，《敦煌变文集》出版。王先生又写了《敦煌变文研究》。（这一年，因反右斗争的影响王重民被划为右派，撤消了系主任）。

1959年，王先生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永乐大典》的整理工作。撰写《永乐大典的编纂及其价值》一文。（生前未及发表，经刘修业先生整理后，发表在1980年的《社会科学战线》上）。

1962年，王先生进行《徐光启集》的编辑工作。

1963年，《徐光启集》出版。《补全唐诗》编成。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还撰写《论章学诚目录学》、《校仇通义通解》。

1965年，撰写《<永乐大典>纂修人考》。

1974年，参加中文系科研项目，标点《管子》。并带领学生编写《法家著作书提要》。

1975年，继续审定《法家著作书提要》。但由于政治问题的干扰，王重民先生不幸含冤辞世，一代巨星陨落，王重民先生的很多成果未能继续进行，成为学术绝唱。让世人惋惜。

从王先生的著作看，他善于将所见的文献典籍与背景文化的研究有机地融为一体，重新构建，更好地发现其中蕴藏的规律，常常有他人无法企及的新的见解。他的成果达到了当时可以达到的最高水平，至今还对相关学科的研究起着很大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化的构建，文献学的价值和意义具有极高的地位。文化研究的发展几乎无不与古典文献相伴。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重民先生无疑占据着文献学家的重要地位，他不断刊行的著作为文献学的发展做了特殊的贡献，占据着文献学建设的高峰。王重民先生一生中文献中发现之大，文献学论著之多，探讨专业问题程度之深，在其同辈人中是非常罕见的。他在文献学上取得的成绩，可令世人瞩目。

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王先生在自己取得研究成果的同时，对同行的研究也尽其所能，给予帮助，表现出了一位伟大学者的风度。如：胡适自1942年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他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其间,王重民与胡适有大量的论学通信,为胡适的学术工作提供了许多基础性援助。这种援助体现出的不但是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学术的热爱和赤诚。

在王重民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重新学习王先生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学习他的严谨、他的勤奋，对后辈学人无疑是一种鞭策、激励。尤其是对在图书馆工作的年轻一代来说，无论是做人还是治学，王先生都是一个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