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绪论（一）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09:38:500阅

一古代都城考古学的学术意义

考古学是通过人类及其与之相关遗存的物化载体研究人类历史的科学。考古学一般分为“史前考古学”与“历史时期考古学”，分别研究人类原始社会历史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国家”形成以后的历史。“国家”属于政治学概念，国家活动的基本平台是“政府”，考古学视阈之下的国家“中央政府”的物化载体是都城，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城与国家是密切相关的，都城是国家的“缩影”。

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古代都城考古学属于“历史时期考古学”，但是文明起源、国家形成是长期的、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应该说“早期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形成，是介于我们传统所认知的“史前考古学”与“历史时期考古学”之间的。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如被考古学界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城址、陶寺城址、石峁城址、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与夏代历史纪年基本吻合的二里头遗址等，其中大多已迈入国家的门槛、进入“文明”时代，这些城址有可能就是古代“国家”的“都城”，也就是本书所说的“早期中国”之都城。

都城因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的国家社会形态，其布局、形制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探索古代都城布局、形制的发展变化，实际上是考古学研究国家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历史缩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同表现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代表不同人群、族群之间的国家“区分”，主要是“政治性”与“文化性”的因素，而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政治性”“文化性”的物化载体就是其国家都城与帝王陵墓。就此而言，这也就是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学术意义之所在。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实践，也清楚地说明古代都城考古学的重要性。正是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的新进展、新成果、新理念，支撑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其后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夏商周断代工程所依据的基础科学资料，均来源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城址与夏商周时代都城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如涉及夏代纪年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等，关于商代纪年的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遗址等，与西周纪年相关的丰镐遗址、琉璃河西周城址及西周都邑考古发现的青铜器铭文资料等。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更是以早期都城与都邑考古发现与研究为中心，如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密新砦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陶寺城址、石峁城址、良渚城址等，由近及远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学术研究，寻找文明之源、国家之源。

长期以来，学术界把古代都城研究的重点置于建筑史学、人类文化学、历史地理学等方面，当然这些研究对于人们了解、认识古代都城是必要的。但必须指出，古代都城作为古代王朝的历史“缩影”，对其进行研究更为重要的学术任务是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国家不同族群的融合、认同过程，不同族群的“国人”“国民”精神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这是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意义。

二历史文献记载的中国古代都城

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献，其中记载了大量中国古代都城的历史资料，其时间跨度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王朝。有学者统计，“内地各省市共有15年以上的古都53处，涉及的王朝或政权172个；不足15年的古都计有79处，涉及的政权90个；未知具体年代的古都2处，涉及的政权4个，另外还应该添上夏、商两代的都城和周的先世都城30处，几宗合计，共有古都164处，涉及的王朝或政权269个。周边各省区，可知有具体年代的古都6处，涉及的政权8个；未知具体年代的古都47处，涉及的政权难以确知，共有古都53处。内地与周边各地合计，共有古都217处，可知的所涉及的王朝或政权277个”。以上所述古代都城，还不包括“远古传说”的“都城”[1]。当然，上述统计的古代都城中，在“王朝”“政权”等基本学术概念上比较模糊，因此其科学性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甚至导致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误读”。都城与国家相连，国家与主权密不可分，国家采取的管理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前提是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都城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具有十分严格的“排他性”。本书所说的古代都城，属于古代文明形成时期及统一王朝或国家分裂时期（如春秋战国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地具有国家主权、疆域等“实体性国家”之都城。

三古代都城考古发现史

在世界考古学范围内，探索、研究古代国家历史，尤其是早期国家历史，一般需要通过古代都城考古学去实施，如在两河流域古代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希腊与罗马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考古学研究中，其古代都城考古学均被作为“重中之重”。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发现，如西亚的乌尔城址（Ur，公元前第三至第二千纪之交重新统一的巴比伦尼亚的首府）、巴比伦城址（Babylon，古巴比伦王国首府）、阿叔尔城（Assur，早期亚述王国首府）、克尔萨巴德（Khorsabad，亚述王国的都城）、尼尼微（Nineveh，亚述王国首府和文化中心）、耶路撒冷古城遗址等，地中海地区附近的迈锡尼城址、雅典古城遗址、罗马古城遗址、庞培城址等，北非的埃及底比斯古城址（Thebes，埃及南部尼罗河畔古城）及亚历山大古城址、迦太基城址等，东亚的古都长安、洛阳、殷墟、奈良、庆州等古代城址，南亚次大陆的哈拉帕城址、摩亨佐达罗城址等，中南美洲的特奥蒂瓦坎城址、帕伦克城址、马丘比丘城址、昌昌城址等。上述城址的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成为世界各个主要“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学术研究基础，这些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建构了世界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历史框架。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学术研究，同样是以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为基础，使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得以获得科学的认知。1928年，中国第一个国家考古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伊始，就把中国考古学的重点定位于古代都城考古——殷墟考古。作为国家重大研究项目的殷墟考古，从古代国家历史研究层面上，拉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1928～1936年，殷墟小屯宫庙区遗址、西北岗商王陵区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古代的辉煌文明，古代都城——殷墟遗址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圣地”[2]。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方法论方面来说，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首次识别了“夯土”，从而为探寻古代都城的宫殿、宗庙、帝王陵墓等大型政治性物化载体，找到了科学认知的路径与方法。殷墟考古使先秦史成为“信史”，使中国历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使考古学成为中国人文科学中的“显学”。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考古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领导者郑振铎、梁思永、夏鼐先生等，在20

世纪50年代初，就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重点，确定在安阳殷墟遗址[3]、西周丰镐遗址[4]、洛阳东周王城遗址[5]、汉长安城遗址[6]、汉魏洛阳城遗址[7]、隋唐长安城遗址[8]和隋唐洛阳城遗址等最为重要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上。20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以往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工作基础之上，又相继进行了夏文化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9]、北京元大都遗址[10]、偃师商城遗址[11]、河北临漳邺城遗址[12]、杭州南宋临安城遗址、陕西秦汉栎阳城遗址[13]、安阳洹北商城遗址[14]、山西襄汾陶寺城址[15]、河南新密新砦城址[16]等考古工作。与此同时，作为地方省市自治区的考古工作，在相关古代都城田野考古研究方面也取得多项学术成果，如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17]、郑州商城遗址[18]、新郑郑韩故城遗址[19]、宋开封城遗址[20]等，内蒙古辽代都城遗址[21]、元上都遗址[22]等，河北中山国灵寿城遗址[23]、赵邯郸城遗址[24]、燕下都遗址[25]、元中都遗址[26]等，陕西秦雍城遗址[27]、秦咸阳城遗址[28]、统万城遗址[29]等，山西夏县魏安邑故城遗址[30]，山东齐临淄城遗址和曲阜鲁城遗址[31]，湖北楚国江陵城遗址[32]等。

21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尤其以“早期中国”都城（或都邑）遗址的考古成果最为突出，如二里头遗址的宫城遗址、陶寺城址的大城和小城及“观天授时”遗址、王城岗城址、良渚古城遗址、陕西神木石峁城址等，还有中古时代以来的黑龙江金上京遗址、北京金中都遗址、河北元中都遗址、江苏明中都遗址和明南京城遗址、明清北京城遗址。

上述古代都城遗址（或都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构建起中国考古学从史前时代进入历史时期、从史前聚落到“邦国”“王国”“帝国”的历史发展基本架构，为考古学认知从“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的发展变化，寻找到科学支撑的相应“物化载体”。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积累了大量田野考古发掘资料，一些重要城址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开始陆陆续续整理、编辑、出版。涉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相关课题，越来越多地引起学术界重视。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也从考古发现的城址时空研究，进一步深入到古代都城遗址的布局形制变化及其历史原因的探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龙头”课题。

[1]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第164页。

[2] 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载《感旧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李济：《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发掘报告》第一册（1929年）。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之李济《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第2页。

[3] 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

[4] 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55～1957年陕西长安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

[5] 郭宝钧：《洛阳古城勘察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6] 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城门的发掘》，《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

[7] 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总第9期。

[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记略》，《考古》1963年第11期。

[9]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1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