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二三事（五）

王梓坤口述 李勉整理

我是学理的，启功先生是学文的，所以我们在学术上、生活中的来往比较少。但在我的印象中，启功先生是一个非常和蔼、谦虚、随和、幽默的学者。

在我任校长期间，很多外事来宾想要启功先生的亲笔书法做纪念，启先生都欣然应允。我记得在90年代初，江西省吉安市设立文天祥纪念馆，他们的领导托我找启功先生题写馆名，启功先生没有半点架子，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后来我们去井冈山的时候还专门到文天祥纪念馆前合照，把拍下来的题字给启功先生看。

启先生是书法大家，经常有很多人慕名前来索要字画。我就曾经陪同前总理李鹏同志拜访启功先生的小红楼，向他请教书法。先生很谦逊、和善，几乎是有求必应，后来因为求字画的人太多，实在忙得不过来了，就在门口贴了一张“大熊猫病了”的字条，非常幽默。

1984年的时候我们学校向国家倡议设立“教师节”，在倡议之前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当时启功、钟敬文、陶大镛、黄济、赵擎寰等几位先生都出席了，并积极表态赞成。这次座谈会得到了《北京日报》等媒体的报道，最终促成了“教师节”的设立。

启功先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新回到师大后，积极投身教学第一线。启先生创立了我们学校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点，后来这个专业又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点。在启先生和其他中文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校中文系当时的发展非常迅速，启先生立下了汗马功劳。

启先生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艺术家，他在书画、诗词、文物鉴定等方面的造诣都很深。他为我们学校题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不仅成为了我们学校学生的行为准则，还倍受文化界、教育界的推崇。

（王梓坤，男，1929年4月生，江西吉安县人，汉族。1952年至1984年先后任南开大学讲师、教授。1984年以来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84年至1989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93年至1998年任汕头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担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和《数学物理学报》编委、《数学教育学报》主编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