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方言的“传”和“承”

前几天由香港乘东航的航班回上海，登机前忽然听到沪语广播，虽然前面已用英语和普通话说了同样内容，但还是有一种回乡的感觉。不过，举目四望，一二百位准备登机的旅客中似乎没有什么人有兴奋的脸色，有的年轻人还颇显迷惘。看来方言的确只能在其流通的人群中起作用，就像刚才以粤语广播时，不懂粤语的我最多只能猜出几个数字和地名。如果是难得一听的方言，就连它是哪一种方言都不会明白，更无论内容了。

不过，如果是为了内容告知的目的，在香港机场的候机室增加沪语广播纯属多此一举，因为今天的旅客中完全听不懂英语、普通话和粤语广播又看不懂中英文显示牌的人微乎其微，而其中必须借助沪语才能明白的人几乎为零。显然，航空公司增加沪语广播并非出于告知的需要——我在此乘机转机二十多年间都没有听到过，也未听说有谁为此抱怨或投诉——而是对懂沪语的乘客一种额外的服务，以取悦于这批航空公司的重要客源。何况这种服务只需要准备一段沪语录音，登机前有充足的时间播放。用时下流行的说法，这体现了一种文化，是一种文化服务。

现在旅行或定居于世界各地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即使只是看中了中国人口袋里的钱，外国政府与老板也会增加中文服务，名品街、品牌店更会配上能说汉语的俊男靓女，接待那些唯贵唯新是求的中国豪客。在利润的引导下，外国人不仅不再将粤语当成标准中国话，还明白了中国方言的魅力，专门为蜂拥而至的上海人配备了能说沪语的导游、导购，尽管这些上海人完全听得懂普通话，或者会说英语、法语。

但听说上海的公交车里要用沪语报站，我却觉得大可不必。原因很简单，以上海推广普通话数十年的成绩，加上对本地地名的熟悉，本地乘客绝不会听不懂普通话报站。由于市区公交车站与站之间的间距不长，用于报站的时间有限，对于不熟悉上海站名的外地乘客来说，如果没有注意或错过了普通话报站，只听到沪语报站，难免一头雾水，反而会误事。当然也会有外地来的“老上海”乘客会惊喜和满意，但为了这类极其有限的特殊乘客而普遍增加沪语报站，未免太奢侈了。至于有人主张增加沪语天气预报，那更是多此一举，因为天气预报的用词用语，对传统沪语来说大多是新词、外来词，与普通话的差异并不大，本地的老幼妇孺都听得懂。试问，PM2.5用沪语念与用普通话念有多大区别？

一定会有语言学家或热心保卫沪语的人士批评我不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这样做是为了造就听沪语说沪语的环境，是为了保卫沪语，传承沪语。实际上，我也曾对沪语的前景感到困惑，但思考的结果，还是认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于事无补，而且忽略了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对方言应该将“传”和“承”区别开来，对“传”要一丝不苟，且多多益善；而对“承”，则只能听其自然。

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工具，在运用过程中随时都会受到交流者的影响。在中原华夏诸族中形成的古汉语，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不同的方言。随着人际交往的扩大，特别是人口的迁移，土著和移民原来所用的方言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以至分化为不同的方言，产生新的方言。同一方言的人口迁入不同地区后，即使当地完全没有土著人口，只要他们之间互不来往，年深日久后也可能形成不同的方言，因为代际传承也会发生变异。所以，所谓标准的方言只能指某一特定的时刻和特定的地域，所不同的是，对变化慢的方言而言这一特定时刻可以相当长，而对变化快的方言来说这一时刻会非常短。

在没有准确的注音手段和录音设备的条件下，要将某种标准方言记录保存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今天已经没有技术上的困难。国外的专家早在做了，记得198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家王士元教授的助手还邀我用乡音录了一些词汇。近年得知国内的语言学家也在记录保存一些方言，上海的语言学家正在记录沪语，包括抢救性地为还能说几十年前的沪语的老人录音。这项工作如果普及并坚持了，即使方言的变化再快再大，各种标本也会永久存在，后人特别是今后的语言学家就能对这一过程了如指掌。

但想靠当地人“承”，特别是想让他们保持“标准”的方言，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上海的大部分人口是1843年开埠后迁入的，到1949年，移民及其后代占总人口近80％。尽管这些“上海人”多数说的是沪语，但早已不是开埠前的“标准沪语”，而是融合夹杂了各种南腔北调和外语词汇的“上海话”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不仅有更多的新上海人和流动人口在改变沪语，还有无处不在的新媒体在用各地、各国的语言因素影响着沪语，又有谁能将“标准沪语”的传承者隔离起来，或者让他们具备超强的抗干扰能力呢？即使能，他们能代表现实中变化着的沪语吗？所以，“承”只能听其自然，大可不必做徒劳的努力。

原载《文汇报》2012年4月15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