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据有重要地位。这种文明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诞生，又怎样兴起和发扬光大，不仅中国学者在长期进行探讨，国际学术界也把它当作相当热门的研究课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明起源的问题也就是阶级社会和国家起源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仔细研究了美国学者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马克思写有《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于1884年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恩格斯在这本经典著作里，以唯物史观详尽地分析了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历程。他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等实例，探索了氏族制度如何解体，研究破坏氏族组织以至将之消灭的经济条件，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这些研究和结论，奠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起源的基本理论。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恩格斯的著作没有具体讲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来中国以后，便有学者开始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运用到中国古史的研究中去。1929年，郭沫若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以恩格斯这一经典著作为向导，研究了恩格斯未曾提及的中国的古代社会。此后，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接续着郭沫若的工作。

十月革命后，苏联的一些史学家曾对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做过研究。在西方，恩格斯著作的观点影响到人类学、考古学界，例如英国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关于史前考古和古代文明的若干看法，像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一类观念，传播的范围是相当广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讨论文明起源问题的热潮，有一系列论著。如1968年丹尼尔的《最初的文明》、1975年塞维斯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1978年穆瑞主编的《文明的起源》和柯恩、塞维斯主编的《国家的起源》等，都代表了这一趋势。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也涉及中国的古代文明。

近十几年来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也是学术界非常重视的题目，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发表了许多论作。这些新作的思想观点，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早期作品相比，有着颇为显著的发展。综合起来看，可以说有以下几项特点：

第一，加深理论的探讨。

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著作，大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借鉴吸收了晚近国外一些论著的观点。这特别表现于文明的标志或要素的讨论。按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和国家是文明产生的根本标志，但对于判断某一古代社会，尤其是考古工作中的具体古代遗址是否属于文明社会来说，还可以提出若干要素作为根据。在国外著作中，上面提到过的英国丹尼尔的《最初的文明》即列举文字、城市和复杂的礼仪中心三项要素，并且说只要一个社会具备其中两项，便可判定属于文明。日本贝冢茂树在1977年出版的著作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的补记里，则举出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三项要素。

1983年，夏鼐先生应日本广播协会之邀做公开演讲，其中一次以《中国文明的起源》为题。他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1)这样的见解，当前在国内学术界较为通行。

第二，强调考古学的重要。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撰著的时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刚刚发轫，还没有取得多少成绩。经过60年左右的辛勤努力，中国考古学已具有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中国古代文明，包括其产生和形成时期的面貌，业已在考古学者的锄头下逐渐显现出来。

世界各种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无一例外地都要依靠考古学成果来研究解决。这是因为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历史阶段，文字仅处于萌芽状态（在某些地区还没有发明），自然不能有直接的系统的记载。中国古代有大量典籍，不少传流至今，但涉及文明初期的材料究竟是有限的。研究这方面应以考古材料为主，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第三，重视传说的价值。

上面说考古学重要，不等于认为传世古籍中的古史传说没有意义。晚清以来兴起的疑古思潮，以为古史传说所指的时代越古，后人作伪的成分就越多，也便更不能凭信。20世纪50年代已有学者不赞成这一观点，他们对古史传说做了细心的整理分析，发现了好多有价值的线索。随后，有的学者还根据传说进行考古调查，如徐炳昶对豫西夏文化的调查工作，有很引人注意的收获。

1982年底，尹达为《史前研究》杂志的创刊写了一篇《衷心的愿望》，是他最后的学术论文。他在这篇文章里问道：“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他认为，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

第四，反对文明起源单元论的观点。

在研究古籍中的传说方面，邵望平关于《尚书·禹贡》的论文很令人发生兴趣(2)。文章提出，公元前第三千年期间，特别是其中、晚期，黄河、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发生了大的社会变革，进入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这个时代形成的龙山文化群体，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地。《禹贡》记述的九州，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文化区系相对应，其内容之古老、真实，绝非后人凭想象所能杜撰。邵望平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基地，中原地区为中心，是多源的。过去考古学尚未取得足够材料去打破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的单元论，现在考古学已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打下新的基础，单元论的传统观点就被打破了。

文明起源单元论的破灭，是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进一步普遍开展的结果。许多地区考古学文化演进情况逐步清楚，使各种文明要素产生的过程也趋于明朗了，下面试从几个方面，勾画一下中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初步结果。

首先，谈一下金属的使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生产力是经济基础中最活跃的因素，而在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进步又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现代考古学证明，不少古国的文明时代的开始，和青铜时代的到来大体相当。中国的青铜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课题。

人们都知道，商代已经是青铜时代，而且青铜器的制作工艺达到了非常复杂发达的高度。不过，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家所知道的商代青铜器，只限于商代后期（即大约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迁都到殷以后）的器物。这在考古学上，叫作殷墟期的青铜器。比殷墟期更早的商代青铜器，是通过河南郑州和辉县等地的发掘而确定的，由于郑州二里岗出土的这种器物较多，就叫作二里岗期的青铜器。

二里岗期青铜器属于商代前期，其工艺当然不像殷墟期那样发达，但仍然是有相当高度的。这种青铜器特点是器壁比较薄，花纹比较简单，可是礼器、兵器、工具品种齐备。殷墟期的主要器种，这时都已经有了。有的器物形制很大，例如方鼎的高度有达到1米的，比殷墟期最大的后母戊方鼎只低0．33米。这个时期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分布得相当广，远到长江中游的湖北黄陂、陕西汉中的城固，都有不少发现，而且其形制、花纹和郑州等地所出差不多一样。这说明，商代前期的青铜工艺绝不是原始的。

比二里岗期更早的青铜器，主要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所以叫作二里头文化青铜器。若干学者主张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他们的意见如果不错，这种青铜器便属于夏朝。无论如何，二里头文化显然是青铜时代的，所出器物虽比二里岗期的商代青铜器又粗糙简单了一些，然而仍然不是原始的。据发掘者统计，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礼器有鼎、爵（数量最多）、觚、斝、盉，兵器有戈、戚、箭镞，工具有凿、锛、锥、钻、（陶范）、刀、刻刀、鱼钩等，另外还有铜铃、铜泡和铜饰牌等物。这些器物的工艺颇为复杂，使用了合范法浇铸，还有分铸、接铸的技巧。有的器物镶嵌有美丽的绿松石，有多种纹样，个别器物上还发现有镏金痕。这充分表明，当时的人们能够制造出更大更复杂的青铜器，可能蕴藏在迄今尚未找到的大墓里面。

过去，有人看到殷墟期青铜器很发达，又还没有找到更早的渊源，就认为这种生产技术是外来的。现在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已将中国青铜器的传统上溯到夏代，那么这个传统的根源在哪里呢？

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从青海、甘肃、陕西到河南、山西、河北、京津、内蒙古，以至山东，都发现有年代早于或相当二里头文化的铜器或者制造铜器的遗存。其中年代最早的，当推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一座仰韶文化房子基址发现的半圆形残铜片，房子的碳素测定年代是约公元前4700年。这块铜片经科学分析，是含有锌的黄铜，可能是用含锌的铜矿石炼成的。同一遗址还出土一件铜管，也是黄铜的。

1987年，在内蒙古敖汉旗西台的红山文化房子基址中发现了多块陶范，可能是用来铸造鱼钩的。红山文化年代的下限，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陶范不会晚于这个年代。

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一处房子基址北壁下发现一柄铜刀。遗址属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该房子基址的碳素测定年代为约公元前3200年。此数据可能偏早，可估计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经科学鉴定，铜刀是含锡的青铜，系用两块范浇铸制成，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一件青铜器。

以上所举，仅是早期铜器的一些例子。根据已有的种种发现，有学者提出，仰韶文化可划为晚期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铜石并用时代，龙山时代则是晚期铜石并用时代。还有学者主张，龙山时代的中晚期已经是青铜时代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一些最早的铜器都是经过冶铸的，而按照冶金史的一般规律，在发明铜器的冶铸工艺之前，应该有利用天然铜加以锻打来制造铜器的阶段，当时的铜器乃是纯铜（即红铜）的小件器物。国外的铜石并用时代，主要是这种器物，而在中国这样的阶段还没有被认识。有文章以为这是中国冶金史的特点，中国并没有经过这样的阶段(3)，是否如此，尚待今后考古工作来证明。

其次，看文字的产生。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认为，文明“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肯定了这一看法，并说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4)。由此可见，文字是文明的一项重要因素。中国古代文字主要是早期的汉字。关于汉字的起源，《荀子》《吕氏春秋》等古书都说黄帝时仓颉造字。黄帝的年代约当公元前第三千年的前期。这一传说当然有待考古材料加以证明。

很多人以为殷墟的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这是不正确的。甲骨文只不过是商代后期的文字，字的个数已经超过4000个，而且从字的结构看，传统的所谓“六书”已经具备了。所以甲骨文是一种相当发达的文字系统，汉字的演变在它以前肯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近年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主要和年代较早的陶器上面的符号有关。这种刻画符号发现已久。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章丘城子崖的考古发掘，就获得一些有刻画符号的龙山文化陶片，不过没有得到太多注意。50年代陕西西安半坡的发掘，发现了一大批仰韶文化陶器刻画符号，这在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报告中公布，很快就引起古文字学者的重视。

有刻画符号的仰韶文化陶器，都属于半坡类型，迄今已在渭水流域的陕西西安、长安、临潼、合阳、铜川、宝鸡和甘肃秦安等不少地点发现。在这一地区早于半坡类型的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现有刻画符号。半坡类型的陶器符号大多刻于器物烧成以前，器种绝大多数是陶钵。符号有固定位置，一般在钵口外面的黑色带缘上。符号有的简单，有的则相当复杂，接近文字，比如临潼姜寨的一个符号就很像甲骨文的“岳”字。

晚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不少种文化，也都有类似的陶器符号，有的还是用毛笔一类工具绘写的。例如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彩陶壶，下腹部外面常有绘写的符号，据统计有50多种。龙山时代的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也发现了不少符号。河南登封王城岗两处龙山文化晚期灰坑中出土的陶片，刻有异常复杂的符号，很像是文字。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晚期居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有毛笔朱书的一个“字”和其他两个符号。至于商代前期即二里岗期陶器上面的符号，有的已很明显是近似甲骨文的文字。总的说来，从仰韶文化以来，陶器符号可以说是向甲骨文那样的文字趋近。

文字起源与陶器符号有关的情形，在其他古代文明中也有实例。据有的外国学者研究，古埃及文字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前3000年的陶器上绘写、浮雕或刻画的符号。这个年代，和中国的陶器符号是差不多的。

这一类符号并不限于陶器。1984年至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进行的发掘，从相当于裴李岗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一版完整的龟腹甲和另外两个龟甲残片，上面都刻有符号，有的像甲骨文的“目”字，有的像甲骨文的“户”字。还有一件柄形石饰，也有刻画。墓葬的年代，据碳素测定不晚于公元前6000年。这项发现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上面谈到的各种符号，性质如何，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还有一种陶器符号，大多数学者认为可能是原始文字，这就是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

大汶口文化分布在山东、江苏北部及河南东部一带，年代在公元前4300—前2500年之间，其后身是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符号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发现最早的是1959年山东宁阳堡头（即大汶口遗址）出土的一件灰陶背壶，上面有毛笔绘写的朱色符号。后来在山东莒县、诸城陆续发现一批灰陶尊，都刻有符号一处或两处，有的还涂填红色。这些符号的位置和结构很像商代青铜器铭文。1977年，唐兰曾把他所见到的几种符号释为“”“斤”“戌”“炅”等字(5)。到现在为止，这种符号已出现9种。

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地域和大汶口文化毗连的良渚文化也有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在江苏南部到浙江北部，年代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当。良渚文化个别陶器有成串的刻画符号，同时在不少玉器上也有符号。有符号的玉器有璧、琮、环、臂圈等，符号的刻画位置独特，不同器上花纹混淆。有的符号为了突出，还特别施加框线或填有细线。良渚文化玉器符号已发现11种，其中五种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相同或近似。这些符号试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分析，大多能够释读。

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是两种颇不相同的文化，但互相有密切的关系。1987年在江苏新沂花厅发掘了一大批大汶口文化墓葬，其中出土不少良渚文化玉器，说明两种文化的人民存在着交往。两者符号的相通，很可能标志着这些符号是原始文字。

再说城市的出现。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原始城市的产生，是古代文明进步的一个重大标志，因此，学术界普遍重视城市的产生问题。但什么是城市，原始聚落同城市如何区别，仍是探讨中的问题。多数学者趋向于认为，城市的主要标志是反映出阶级的社会结构。城市不一定有城墙，例如中国商代后期的殷墟，经过多年的发掘，只在宫殿基址外围发现防御性的水沟，并未找到城墙（最近发现的洹北商城，时代似早于盘庚迁殷）。另外人口的规模可以作为城市的参考标志，例如丹尼尔便主张城市应容纳至少5000人。

殷墟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城市，包括有宫殿基址、陵墓、居住遗址和手工业遗址，其性质是不容争议的。商代前期的城市，可举出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和湖北黄陂的盘龙城等。偃师商城是1983年发现的，位于县西大槐树村南，南临洛水。已探出东、北、西三面城墙，南北距约1700余米，东西最宽处1215米，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城内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道路等。这座城建于商代早期，其地望与古书所载汤都西亳吻合。郑州商城发现于1952年，遗址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城东、南墙各长1700米，西墙1870米，北墙1690米。城内发现有大型建筑基址，城外也有许多手工业遗址、墓葬等遗迹。有些学者认为这座城是商王仲丁的都城。盘龙城发现于1954年，位于长江北岸不远，城较小，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70米，城内也有建筑基址，城外有居住遗址、手工业遗址、墓葬等。这些材料，说明商代前期已有规模可观的城市，而且有的是王都，有的可能是诸侯国的都邑。

前面曾经提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距尸乡沟商城不远，可能属于夏文化，有人主张是夏都斟。这处遗址没有发现城墙，但有大型宫殿基址以及居住遗址、手工业遗址、墓葬等。

更早的城址也已有不少发现。

最早发现的是山东章丘城子崖的古城。1928年以来，曾在当地进行发掘，那时已找到城址，但由于认识限制，对城的年代犹豫不决。1989到1990年，在该地重做勘查试掘，证明是一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大致相当）、周代三城重叠的遗址。最下面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接近方形，南北最长530米，东西约430余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勘查还证明，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城址，是三城中的岳石文化古城。

20世纪30年代在河南安阳后岗还曾发现龙山文化的夯土墙，可能也是当时的城址。

近年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有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和山东寿光边线王等处。登封王城岗城址包括相连的东西两小城，合计面积约2万平方米，城内有建筑基址。淮阳平粮台城址为正方形，面积约3.4万平方米，城内有建筑基址，城门有门卫房建筑，并发现排水管道等遗迹。寿光边线王城址略呈梯形，面积约4.4万平方米，有内外两城，城基下有奠基牺牲。需要注意的是，平粮台古城南、北两城门与城内建筑基址在一条直线上，已具有后世城市中轴线布局的雏形。

上述这些龙山文化城址，和古书记载的上古都邑有相合处，如传说太昊都陈，即今淮阳；禹都阳城，即今登封。安阳后冈在殷墟范围内，更不待言。周代，淮阳为陈国国都，寿光为纪国国都，章丘为谭国国都。这种情形，恐怕不会是偶合。

在北方，还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二里头文化和商代二里岗期）的城址。这种城址的墙多用石块垒筑，在内蒙古赤峰一带就发现了这样的石城43座，面积一般为1万—2万平方米。城内有用石块垒砌的房屋基址，最多的达600处以上。这些石城分布为三群，每群中有一座大城，最大的面积有10万平方米。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有夯土城址，如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城址，面积6万平方米。附属有相当大的墓地，包括随葬多组陶器的大墓。此外，在内蒙古包头阿善、凉城老虎山也发现石城，年代有可能更早。

赤峰石城群的结构暗示，其中的大城可能是身份高贵者居住的“宫城”。由此类推，龙山文化面积较小的城址也可能是“宫城”，而一般人民在城外环居。这要求今后在考古工作中更注意勘查城址周围的环境。

礼制的形成也很重要。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之后就必然有一套与之相应的典章制度。因此，礼仪性建筑中心也是文明的标志之一。应该注意到，中国古代的祭祀崇拜是礼制的一部分，有敬祖追远的特点，因此君主的宫室和宗庙常不分离。这使得古代城市中罕有突出、独立的礼仪性建筑。不过，在年代较早的一些考古遗址中，还是发现了礼仪性建筑的存在，以下试举几个例子。

1983年，在辽宁凌源、建平间的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的“女神庙”遗迹。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有平台形地，庙址在平台南侧缓坡上，由多室和单室的两组建筑组成，出土有泥塑人像及龙、鸟像的残部。人像由形体看属女性，臂部内腔见有骨骼残片。同出陶器中有特大的彩陶镂孔器残片等，应为专用的祭器。据闻，最近在该地又发现“金字塔”之类建筑物。

1987年，在浙江余杭瑶山发现良渚文化的“祭坛”遗迹。遗迹在瑶山顶上西北，平面呈方形，中心系一红土台，环以填灰色土的围沟，西、北、南三面又有以黄褐色土筑成、用砾石铺面的土台，其西、北边有用砾石砌成的石磡。整个“祭坛”面积约400平方米，南部被时代相距不远的同文化墓葬所打破。发掘者推断，这处土台是“以祭天礼地为主要用途的祭坛”(6)。

齐家文化也有祭祀遗迹发现，在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发掘到六处“石圆圈”，周围有牛、羊骨架及卜骨，被认为“与祭坛的性质相类似”(7)。

与此相联系的，是专用于一定礼仪的器物，即礼器的出现。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玉器。在中国古代，人们对莹润光泽的玉（一部分按现代标准应属石质）有特殊的观念和感情，因此不少种考古文化都有非常精美的玉器，成为商周玉器的先驱。以下也举一些例子。

红山文化玉器，重要的有龙形玦（玉龙）、勾云形佩和用途待考的筒形器等，还有璧（包括三联璧）、环，以及龟、鸮等动物形饰物。1973年，在辽宁阜新发现两座红山文化石棺墓，均随葬相当多的玉器，墓制也很特殊。

良渚文化玉器，重要的有璧、琮、璜、圭、环、钺、冠饰等。近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上海青浦福泉山、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等地，都从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玉器。不少玉器上的兽面纹，被认为可能是商周最流行的“饕餮”纹的前身。

龙山文化蛋壳高柄杯

龙山文化玉器，尤其是山东出土的，制作尤为精细。有的也雕琢有兽面一类纹饰，但发掘品还不多。

齐家文化玉器，有璧、琮、璜、铲等。仅甘肃武威皇娘娘台一座墓中，就出璧83件。

二里头文化玉器，有璧、琮、璋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种歧尖的玉璋，和陕西神木石峁（可能属龙山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属商代后期）发现的很是相像。

总之，《周礼》记载的六种礼玉，在上述文化中都可找到渊源。这些玉器都不具有兵器、工具一类的实用性（虽然有的像刀，有的像斧，其锋刃都是朝上的），其性能只是在礼仪中使用，并作为所有者身份的标记。

还有些考古文化中出现非实用性的精美陶器，如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轻薄如纸，显然不切实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器，有很像商代青铜器的美观花纹。这些也是供礼仪中使用的，也作为有特殊身份者随葬的器物。

有学者在论述襄汾陶寺早期墓地（约公元前2500年）时说，这里“礼器已不是偶见的一两件，其中有由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及玉石器构成的成组家具、炊器、食器、酒器、盛贮器、武器、工具、乐器、饰物等。又以蟠龙纹陶盘和后来商王陵也曾使用的鼍鼓、特磬最引人注目。……若从随葬品组合的角度看，其后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在这里已初具规模”(8)。

还应注意贫富的分化。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伴随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分化，社会必然发生贫富分化现象，因此贫富分化现象也成了古文明研究者的聚焦点。

原始社会氏族的财富是共有的，体现在考古发现的材料中，是居住遗址和墓葬的集体性和平等性。如仰韶文化的聚落和公共墓地，其情形就是这样，已众所周知。

仰韶文化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走向不均的迹象，例如特殊的墓葬。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有五座这种墓葬，一座男性老人墓在二层台上砌有砾石。西安半坡一座幼女墓有木棺，随葬玉耳坠、陶器、石珠等物。临潼姜寨一座少女墓，随葬玉耳坠、陶器外，有由8577颗骨珠组成的串饰。

大汶口文化墓葬的贫富分化业已相当清楚，出现了厚葬的大墓。以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的墓地为例，早期大墓如13号墓，为成年男女合葬，有圆木叠筑的木椁，随葬许多陶器，还有象牙琮、雕筒等珍贵物品。晚期大墓如10号墓，也有木椁，墓主系成年女子，有象牙梳、绿松石串饰、玉臂圈、玉指环等饰物，随葬彩陶、白陶等器物约90件，还有象牙雕筒等物品。

继大汶口文化之后的山东龙山文化，也有大墓出现。1989年，在山东临朐西朱封发现两座大墓，一为一椁一棺，一为重椁一棺。以前者（202号墓）为例，墓主系成年，棺内有极精美的镂空嵌绿松石玉笄、浮雕人面纹的玉簪、绿松石坠和串饰，以及玉钺、玉刀等物，其余陶器（包括蛋壳陶杯）、骨器、彩绘器皿等则放置在棺、椁间的边箱里面。

山西襄汾陶寺的龙山文化厚葬墓，上文已经谈到过了。

良渚文化的厚葬墓，可以浙江余杭反山的墓地为例。这处墓地的年代约当公元前3000年或略晚一些。所谓反山，实际是专为埋葬而用人工堆筑的土台，土方量估计达2万立方米。台上有墓11座，呈有秩序排列。出土随葬物，除陶器、石器外，有大量玉器、象牙器和涂朱、嵌玉的漆器遗迹。类似的厚葬墓，在其他若干地点也有发现，在浙江嘉兴雀墓桥还发掘到木椁大墓。

贫富分化与产品的积累、交换的扩大直接有关。在当时，金属、牲畜，甚至奴隶，都可能成为货币。在中国，猪比较普遍地起过这样的作用，成为财富的标志。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厚葬墓已有以猪下颌骨随葬的例证。大汶口文化的大墓以猪头随葬，大汶口10号墓即有猪头14个。有学者指出，“它们既是财富，也是货币，因而在不同身份和地位人的墓葬中随葬的数目也多少不同。首领和一般成员不同，贫者和富者不同。就以齐家文化墓葬随葬的猪头来说，多的68头，其次30多头、十几头，少的三五头或一两头，有的根本没有”(9)。贫富的差别，在这方面表现得也十分明显。

最后，须提到人牲人殉的问题。

人牲人殉，即用人作为祭祀的牺牲或墓中的殉葬品，在古代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过。由于在我国史学界曾有过长时间讨论，至今仍为许多人所关注，所以在这里仍有必要谈到。

见于报道的最早的人殉事例，是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这座墓葬属于仰韶文化，据有关碳14年代测定，可估计为不早于公元前4500年。墓葬有一些奇特的现象，墓主是壮年男子，位于墓室中央，两侧用蚌壳排成一龙一虎图形。简报说，墓室东、北、西三面有小龛，各有一人。能鉴别的，北龛为16岁左右男性，西龛为12岁左右女孩，两手均压于骨盆下，女孩头上还有砍斫痕迹，因此判断为人殉。有学者对简报提出异议，认为所谓小龛可能与45号墓不属同一层位，而发掘者继续坚持该墓殉三人的观点。这个事例能否成立，现在不能做出定论。

最早的人牲事例，也属于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的一处长方形房子的居住面下，出土有一具带砍斫痕迹的人头骨，还有一个陶罐，见于《西安半坡》报告。据研究，这很可能是建造房子时的奠基人牲。

1987年，在江苏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墓地中发现有人牲人殉的现象。有关的均属大墓，16号墓墓主左下方有一17岁以下的少男，脚后又有一少女；18号墓墓主右侧有一侧身的成年女子，左有一婴儿；20号墓墓主系成年男子，脚后有两少年。另外在16号墓室外还埋有几具幼童的骨架。

同时，在上海青浦福泉山的良渚文化墓葬中，据报道也有人殉发现。

在河南安阳、汤阴、永城、登封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多次发现有奠基人牲。所用以幼童为多，甚至有婴儿。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和永靖秦魏家的齐家文化墓地，都发现有成年男女合葬墓。女子或一或二，侧身面向男子，随葬品也是男子更多，看来是女子为夫殉葬的实例。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朱开沟的朱开沟文化墓地，也发现类似现象。有的女子似曾捆缚，还有的墓有木椁，男子在椁内，女子置于椁外。在墓主脚下也有放置幼童的。

二里头文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有的大型房子墓址周围发现好多人骨架，没有固定葬式，有的经过捆缚，有的身首分离，不少与牲畜同埋。据研究，他们都是用于祭祀的人牲。

上面所述的这一类人牲人殉的残酷现象，都是商代同类行为的先声。

我们关于中国古代各种文明因素渊源的叙述，暂限于此。必须承认，文明因素的产生不等于文明时代的出现，而且以目前所了解的情况而论，这些因素的产生和发展还存在许多未解决的疑难，已有的材料是散在的、不系统的。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要根据这些材料，以陈述的形式讲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还缺乏充分的条件。过去很长时期，国内外学术界认为商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这种看法，至今影响仍然不小。现在看来，中国文明很可能应上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近很多学者撰文，提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这就和《史记》始于《五帝本纪》差不多了。

(1)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2)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

(3) 金正耀：《中国金属文化史上的“红铜时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1期。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页。

(5) 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年第12期。

(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7) 徐苹芳等：《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

(8) 徐苹芳等：《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

(9) 石兴邦：《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