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物：郭静超：兴邦百年树碑半坡纪念中国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

2022年10月21日，中国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逝世，享年100岁。我们谨以此文纪念他为中国考古事业所做的开创性贡献，寄托对先生的敬仰和缅怀之情。

“关学重实践，驷驖美秦风，

好青年，好学生，远道任非轻。

莫让那，交趾立柱，燕然勒铭，千载独光荣！

勉负历史使命，争为民族英雄。”

这是陕西省西安中学2在1930年代创作的一首校歌。这首透着远大志向和英雄气概的校歌，深深铭记于一名学子的心里。在这位学子近百年的人生中，他多次提及此歌谣。他觉得，男儿就应当“马革裹尸”，到边疆去建功立业，做一番大事情。

后来，他虽然没有去中国地理之边界，续秦国英雄之豪情，却越过了中国古史之边界，探寻华夏文明之根源。他用状元郎之头脑、农人之双手，终在中国考古学界做了一番大事情。他就是石兴邦（1923年10月1日-2022年10月21日）。

1923年10月1日，石兴邦出生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县（今称耀州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置了几垧地，保证了一家老小的温饱，也有些余钱供石兴邦读书。父亲还对他说，一定要把学上好，上到哪，他就供到哪。再加上有一个能看书识字的奶奶从小带他，石兴邦儿时便喜爱读书。

1937年，石兴邦考入西安中学（当时称陕西省立西安第一初级中学校）。这所清末建立的学校，不仅师资一流，而且积淀了关中的深厚文化底蕴。在这里，石兴邦了解到宋明时期在关中地区发展起来的儒学学派——关学，记住了关学创始人、北宋哲学家张载的那句饱含济世救民理想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第二年，因为抗战局势的变化，他转学到位于咸阳市三原县的省立第三中学。

三中后来又设立了高中部，石兴邦便继续读高中。无论在哪所学校，哪个年级，他都是尖子生，考试总能拿第一。不仅如此，他还在演讲、书法比赛中拿过第一。在美术比赛中，他画的三原县“龙桥”成了优秀作品，被学校收藏。

1944年，石兴邦以陕西省第一名的成绩高中毕业。他本来可以任意挑选学校和专业，但他选择的是中央大学的边政系和新疆学院的民族系。石兴邦晚年回忆道：“那时候教育部的人把全国‘十大状元’的志愿表挑选出来一看，我这个‘陕西状元’居然填的是毫不起眼的冷门专业。那些老学究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怀疑这个‘陕西冷娃’脑子肯定有啥问题。放到现在，这件事情就好像一个已经被‘清华’‘北大’那些名校的热门专业录取的状元，却自主放弃录取，选了个一般专科大学的烹饪专业。”

其实，老学究们哪里知道，这位同学并没有想着飞黄腾达，而是胸怀英雄气概和报国情怀。

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的边政系求学时，石兴邦对人类学愈发感兴趣，广泛涉猎了民族学、史学、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其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彝族的历史文化。1949年，他进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攻读研究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研究生。

石兴邦先投于学贯中西的吴定良先生门下学习人类学，课程涉及史前史、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统计学。后来，从英国学习考古学归来的夏鼐先生来到浙大，他便想跟着这位实践派的学者搞考古挖掘，去实习，去动手。石兴邦觉得，“考古就应当这样，在实地发掘中发现历史，用我们的学识去说明历史。”

但在一次实习中，石兴邦差点没做成夏鼐的研究生。起初，夏鼐看他十分认真，就对他高看一眼，手把手教他画图，耐心讲解如何做记录。后来，夏鼐给了他一个任务——管账。实习结束后，账面还剩一点余钱，相当于现在的几块钱。石兴邦和大学部几个实习的同学在工地的工房里闲聊，随口说了一句：“还剩下点钱。夏先生说用不完还得上缴。就这么点钱，咱们不如买些东西吃了算了，不报了，麻烦死了……”他这样随口一说的话，给他惹来了不小的麻烦。

那墙不隔音，另一侧是夏先生的办公室。夏鼐听到这句话后，立刻敲门问：“你刚才说啥呢？”还把他叫过去，教训了一顿。石兴邦起初还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可后来当他请夏鼐当自己导师时，夏鼐平淡地说：“你也不用跟着我学这个了，你在吴先生那儿学人类学也是不错的……”

这时石兴邦才感觉到问题严重了，自己无心的一句话，虽然什么也没有做，但已经让夏鼐怀疑自己的人品了。于是他诚心道歉，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铁了心要学考古。石兴邦这才得到原谅，与夏鼐有了师徒之缘。

自己26岁时的这段往事，旁人遮掩还来不及，而石兴邦在几十年后广而告之，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院）的大小会议中多次提及。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的王炜林先生，与石兴邦共事过多年。他回忆说：“我在所里工作时，数次听到石先生讲这段故事。他不讲什么大道理，也不怕揭自己的短。他用这种方式给后辈上廉政教育课，影响了考古所的几代同事。”这也成了陕西考古研究所里的传奇故事。

1950年，夏鼐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石兴邦跟着导师来到北京，开始自己的考古生涯。几年后，他积攒多年的才学与抱负得以在陕西老家的天地间施展。

建国初期，国家开始大规模建设。1950年代，西安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而纺织城是其中的重点项目。1952年，位于东郊灞桥工业区的灞桥电厂和国棉三厂的建设启动，半坡遗址因此得以发现。

那年年末，施工队的推土机推出了彩陶，施工人员立即上报。时任西北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的赵望云派郑郁文和惧怀玺去查看。他们捡拾了一些彩陶片。郑郁文认为，这里是仰韶文化遗址。之后，北京大学毕业的刚到文物处工作的茹士安将情况上报给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并抄送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所随即派石兴邦和吴汝祚复勘确认。8他们确认了遗址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负责纺织厂建设的总指挥秦天泽也意识到遗址的重要性，随即命令停工，并向上级汇报，建议国棉三厂迁址。195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命石兴邦带队开始正式发掘。

有关半坡遗址的发现者，学界说法颇多。王炜林教授说：“半坡遗址的发现过程中，郑郁文有相关知识基础，是现场认定者；秦天泽作为施工负责人，有觉悟，不掩盖不破坏，是保护者；而石兴邦和吴汝祚是最终的确认者。他们以及更多相关的参与者都对半坡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做出了贡献。”他进一步解释说：“界定一个遗址的发现者是谁，不是说这个人偶然刨出了陶片、陶俑，就说他是发现者。这个发现者，应该是对遗址遗物核心价值的发现与确认。这才是真正的发现者。”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半坡遗址的发掘拉开序幕。从1954年秋开始到1957年夏天结束，石兴邦带领团队发掘了3年，共发掘5次。先后参加工作的人将近200人，总计发掘面积达1万平方米，占遗址总面积的1/5。其收获也相当丰富，“共发现完整的房屋 40多处，各种墓葬200多座，获得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将近万件之多。”

然而，半坡遗址发掘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在主持这次发掘之前，石兴邦已经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在杭州玉泉山发掘晋墓，在河南辉县发掘商代和战国墓，在北京颐和园发掘明代妃嫔墓，在湖南长沙发掘子弹库战国楚墓以及汉墓。

然而，面对半坡这样的遗址，石兴邦思考的是，如何改进方法，揭开祖先在五六千年前的实地生活场景。以往的考古发掘都是打探沟，主要是了解地层和文化堆积状况，取出器物就算完成。但石兴邦的目标可不止于此，他要保留遗址的完整性和历史性，于是有了大胆的想法——以探方的方式进行大面积揭露。正如他自己口述的：以层位、层次向下发掘，有迹象出现时均保持不动，以待全范围揭开后，再做观察分析。

这种大面积揭露的方法，避免了以往打探沟将整座房屋像“切蛋糕”一样切掉的问题。如此一来，一个完整的聚落形态露出真容。“村落中，房屋、窑穴、畜栏、幼儿瓮棺集中在中心地区。居住区被一条小壕沟分成两片，每片的中心是一所大房子，周围是一批小房子。居住区的外围有一条大壕沟，起着防御作用。壕沟外，村落的北面是有着一定规划的公共墓地，安葬着成年死者，东面是烧造陶器的作坊区。”

1956年3月，为更好地保护遗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提出修建博物馆，并电告国务院拨款30万元用于建馆。1958年4月，西安半坡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建立的第一座聚落遗址博物馆。

1963年，石兴邦编写的发掘报告《西安半坡》出版。报告首次以“聚落”为题，将半坡遗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出来：它详细描述了半坡人的聚落形态，房屋结构；介绍了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具以及工艺品的材质和制作方法；借助彩陶纹饰、乐器、装饰品及葬俗来探讨半坡人的精神文化样貌；还通过跨学科的合作，对人骨、兽骨、孢粉等展开研究；在结论里，报告总结了半坡人的生活状况、生产活动、人种情况和社会关系，同时探讨了仰韶文化的分期、类型。就这样，五六千年前祖先的生活样貌，在他的文字中“复活”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石兴邦的考古报告非常生动。他好像把人们带到了一个少数民族村落，以别人未曾做过的方式介绍这些遗迹和遗物，如储藏东西的窖穴、家畜的围栏、农具、渔猎工具等等。他能够做这样的转化，而不是像其他考古报告那样只是描述文物的形态，是需要深厚功底做支撑的。”

不少学者认为，石兴邦之所以有能力做这样的挖掘，写出这样的报告，一方面是因为他学习了当时的苏联考古学理论，另一方面，他自己做了不少创新，所受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教育也拓展了他的研究视野。

“石兴邦以人类学和民族学为桥梁，去追寻远古人类的行为，亦即透物见人，是他所做的第一个创新。”陈星灿说道，“其二，他开创了多学科合作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尽管以往也有人尝试多学科合作，但从石兴邦的报告开始，这种形式成为一种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模式或范式。”

对此，陈星灿还举例说，石兴邦是第一个将孢粉研究纳入中国考古学视野的人。他想借此探知半坡新石器时代的植被、环境。此外，他还请合作单位对发掘出来的人骨进行研究，以了解当时的人种；他还请相关专家对动物骨骼进行研究，来了解新石器时代半坡的地理环境、动物驯化以及人如何利用动物满足生活需求的情况。

“第三，石兴邦的站位很高，他不满足于仅仅研究遗迹和遗物，而是要通过遗址看当时整体的社会面貌。在当时，学界对仰韶时代的社会还所知甚少。而他通过对半坡的大面积的、全景式的发掘和研究，让我们第一次了解到，仰韶文化时期的祖先，原来是这样生活的。他让这一切变得看得到、摸得着。”

《西安半坡》报告并非完美无瑕。在具体研究层面，有些细节研究还略显粗糙。在文化分期上还引起了一些争论。在对半坡社会形态的认定上，还值得商榷。但报告的模式是开创性的。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钱耀鹏说：“石兴邦先生不仅能够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全景式史前聚落遗址的发掘，使半坡成为中国人第一次发掘出的完整的史前居住遗迹，同时，他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他以聚落考古的方法探讨史前的社会组织，以实物遗存来探讨史前的精神文化。其发掘方法、研究方式都具有极强的前瞻性和综合性。《西安半坡》是一部研究型考古报告，虽然资料报道方面存在不足之处，但报告内容迄今几乎无出其右者。”

陈星灿说：“就建立范式而言，就其整体探讨社会的高度而言，还没有哪部报告可以超越《西安半坡》的。”

在遗址保护方面，王炜林认为，半坡带来的启示也值得后世学习。由于半坡是在中国基本建设早期发现的遗址，发现后及时停工加以保护的做法是可贵的。以此为契机，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在1953年适时报请政务院颁发了《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在基本建设中，“发现大量地下文物或古墓葬、古文化遗址、古生物化石时，主管部门应即暂停局部工程，会同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将发现遗迹尽可能保持原状，妥予保管，并迅速报告省（市）文化主管部门决定清理办法。”

王炜林说：“当时对半坡遗址的保护工作，离不开每一个相关责任人对历史遗产的敬畏与保护。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它是不可再生的。如何保护它不受破坏，同时与经济发展和谐共存，半坡给后世每一个有缘发现这些遗产的人、机构和政府部门留下了重要启示。”

半坡发掘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罗泰先生曾说，半坡的发掘方法、发掘结果的保存和展陈，在当时的世界考古实践中是全新的。石先生在半坡的工作，给西方的新考古学起了示范作用。半坡的发掘报告不仅在中国出版两次，也曾在日本推出影印本。

而半坡博物馆，作为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已经接待了几千万人次的访问。该遗址出土的人面网纹彩陶盆画面，进入中学历史课本，成为所有华夏儿女的共同记忆。

半坡之所以家喻户晓甚至享誉世界，既有时代背景、地理环境的因素，更重要的则是遇对了人：亦即天时、地利、人和。而石兴邦无疑是“人和”因素中，最重要的那位。

石兴邦在发掘半坡后，于1957年至1960年间到长江流域考古队工作，参与发掘了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和青龙泉文化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他说，“行行重行行，我在万里奔波中获得了考古文化纵横比较的感性认识。”

1961年，石兴邦回到陕西工作，进入成立不久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但受时局影响，当时的考古工作未有大的进展。在文革期间，还“跨界”发掘了杨家湾汉墓。但他更擅长的领域，还是在史前考古学上。

1976年，石兴邦回到北京，继续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回来之后，就有了用武之地。

以往学界已经发现了不少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但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石器，却很少发现。正在这个时期，“山西下川河谷出现细石器地层，初步可以认定是有别于以往发现的东西。当时的考古界都很高兴，总算是找到过渡时期的东西了。”

回到考古所后，石兴邦马上投入到山西下川遗址的发掘。田野考古工作是很辛苦的，尤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据石兴邦回忆，上山下山，顶风冒雨都是家常便饭。他们这些费脑力又费体力的考古专业人员还被当时的局外干部戏谑成“远看像个烧窑的，近看像些挖壕的”。到了真正吃饭的时候，没油没肉没菜之外，吃米也是奢望，只能吃高粱土豆，后来才有些不那么白的面粉。他还回忆说，一次终于有肉吃。但买的肉经过“长途跋涉”，遇到大雨，又逢炎热，尽管炊事员撒盐存放，但几天后，这肉做成的包子，连林场的狗闻了都不吃。石兴邦经历过野外的艰苦，从不抱怨，拿了两个包子。其他人才不作声领了饭。

据钱耀鹏介绍，这次发掘中发现了细石器遗存，尤其打制的锛形器、磨盘磨棒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特征。

石兴邦还基于下川遗址的发掘，对中国粟作起源进行了探讨。王炜林说：“二米即大米和小米滋养了中华民族。在对这两种作物的研究上，长江流域对稻作物的起源研究做得很好，但粟作起源的研究却相对滞后。石兴邦在1980年代就写文章探讨粟作起源，是对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尝试和思考。”

在新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石兴邦所做的另一个重要发掘是在陕西临潼白家村。1982年和1983年，他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面积为1000多平方米，发掘出灰坑35个，房址2座，墓葬17座和大量陶器、骨器、石器、蚌器等遗物。研究认为，白家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以前），比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更早。

在中国南北方多地的考古发掘经历，让石兴邦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了整体认识。他开始构思这一时期的文化体系。1980年，石兴邦带着研究生在长江下游参观实习时，以《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体系问题》为题，在南京、杭州和合肥作了学术演讲。他从生态文化学的角度，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成三个大板块：“一是以稻作农业为主的青莲岗文化及南方文化系统诸部族；二是黄土高原的垦殖者、以粟作农业为主的半坡仰韶文化系统诸部族；三是以狩猎畜牧或游牧为主的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诸部族。”

这一文化体系的构建与苏秉琦提出的“区系类型说”和张光直的“相互作用圈”理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提出的，以石兴邦自己的话说：“所有这些文化类型区域的分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文化区系的划分上，略有出入，大同小异，但各有千秋，盖因各人依据的条件和采取的角度不同之故也。”

见过石兴邦的人几乎对他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王炜林说：“石先生总是平和的，从来没见过他和谁高声说话。”

钱耀鹏说：“石先生态度和蔼，可以说是一个忠厚的长者。学术上，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几乎看不到他和谁激烈争论。”

陈星灿说：“我眼里的石先生穿着朴实，说话很慢。若用一个词来形容他，那就是宽厚。”

石兴邦对别人是宽容的，但他自己总是有大志向。

1984年，已经年过60的石兴邦又多了行政上的身份，他回到陕西担任陕西考古研究所的所长等行政职务。陕西有着丰厚的文化和历史积淀，是个考古大省。石兴邦觉得，陕西考古研究所虽是地方考古机构，但也应该出类拔萃。他经常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参照，总说：“北京有的，咱们也要有。”

他上任后，招揽人才，添置先进设备，建立四个研究室，分别研究史前、商周、秦汉和隋唐文化，还构建文物保护工作。王炜林说：“石兴邦虽然不是第一任所长，但他把考古所的研究工作更广泛地开展起来。考古所的家底是他奠定的。”

石兴邦还一心想要提升考古所的级别。这一想法可能始自他和张光直研究合作事宜时遇到的困难。他非常希望张光直到陕西进行考古合作。但后来，出于课题的选择、合作单位及人员配备、经费等方面的考量，合作未能实现。石兴邦深深体谅张光直的难处，同时，他也开始下决心提高考古所的级别。21他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兼并西北大学和博物馆的考古研究院。这一宏大愿望，终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而未能达成。

王炜林说：“石先生为人和善、与世无争，但他骨子里更是一个强者，他有一股倔劲儿。只要是他认定的事，就要一直做下去。别人很难改变他。为了考古所升级的事，他也不怕麻烦，不怕挫折，一直在跑。”

尽管后来陕西考古研究所改名为考古研究院，但实际上与石先生的构想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王炜林说：“老先生可能步伐太快。当时还没有条件实现他的愿望。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一座崭新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终于在2021年建成。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基本发展成集研究、保护和展示为一体的、国内硬件条件最好、规模最大的地方考古研究机构。这也算是部分实现了先生的愿望吧。”

石兴邦一门心思做大事的决心，恰如他少年求学时在心中牢记的故事。他晚年曾口述说：“在陕西一中（西安中学）短短的半年时间，‘关学’那一套理论对一个知识青年的人生影响太大了。当时，我一门心思想到边疆去建功立业……我记得校歌上都有歌颂英雄的内容。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经历的千辛万苦，还有后来的班超在西域几十年间游说各国归附汉朝，直到终老才回到长安。这些民族英雄，在历史上做的贡献，也影响着我们这些后人踏着他们的脚印去建立人生功勋。”22

他不是说说而已。石兴邦退休后，陕西考古研究所（院）已迎来第五任所长（院长）。而石兴邦总是惦记着考古所，他的办公室也一直保留到他离世。办公室里，到处是书，到最后，只剩下他能坐的地方。

王炜林回忆说，他当院长时，石兴邦几乎每天去自己的办公室坐一坐。老先生即使没有什么事务要办，也静静地坐在那里，也许只是为了浸身于考古的氛围之中，似乎这样才感觉踏实。王炜林说：“他这是把考古所当成自己的家了。”

这真应了那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2022年10月21日，百岁的石兴邦先生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百年的人生，一直驰骋在考古这个“英雄战场”之上。除了半坡、下川和白家村等史前遗址，在后来的田野工作中，他参与发掘了周原遗址、法门寺地宫和秦俑坑，也撰文探讨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隋唐等各个时代多方面的内容，还研究考古学理论、方法和考古学文化，涉及范围十分广泛。

然而，人们印象最深，留给中国考古学最大的遗产，依然是半坡。陈星灿认为：“石兴邦和半坡几乎可以画等号：提起石兴邦，就想起半坡；提起半坡，就想起石兴邦。”

钱耀鹏说：“半坡遗址发掘是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尚未充分建立的背景下进行的。在时空关系不明、严重缺乏实物资料对比的情况下，石兴邦以聚落考古的方法探讨史前社会，是超越于那个时代的。在聚落考古方面，可以说他是个‘孤独的先行者’。”

“他以人类学的视野，采用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法，从聚落的角度看整个社会，这些依然是中国考古学要努力做到的。”陈星灿认为，“石兴邦有着宏大的目标。他试图连接史前考古与历史，试图把史前考古变成历史。他做了一件很多考古学家不敢做、做不了的事。”

王炜林亦感慨道：“石先生志向很大，他做的考古都是大手笔。”

石兴邦一辈子念念不忘的校歌里，有一句“燕然勒铭”，说的是东汉大将窦宪追击北匈奴，大破之。出塞三千里，于燕然山上刻石以纪念汉功与威德，是为燕然勒铭。

而今，石兴邦于中国考古学和半坡之功，亦被公认为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