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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孙子》的斗争哲学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1:04:570

《孙子》很短,只有约6000字,但叙述简练,道理深刻,常读常新,每次读,都有新的收获。

我读《孙子》,不止一遍,而是很多遍。

最初接触《孙子》,到底在什么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上初中那阵儿。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郭化若将军写的《今译新编孙子兵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这书还在手上。他是把《孙子》十三篇打乱了读,重新编排,让我觉得很刺激。

高中时,我又从我的同学张进京家找到两本很有用的书,一本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的排印本(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一本是杨炳安先生的《孙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他爸爸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主任,家里有不少书。

当时,为了读《孙子》,我还从空军学院借了不少书,主要是军事教材一类。我有个亲戚在空军学院。

这是开始读。

插队,1968—1970年,我在内蒙古又一次读《孙子》,手头书太少,思胜于学。我是把精力放在义理和结构上,就像小时候玩玩具,拆了装,装了拆,近乎游戏。

1971—1975年,我回了老家。1974年,偶然在北京买到一本1974年2期的《文物》杂志,上面有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出土的简报。这一发现,对我是个不小的刺激,心里充满神秘感和探索的冲动,很想知道西汉古本和今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975年,我陪父亲看书,才在首都图书馆看到文物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线装大字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和陆达节的《孙子考》(重庆:军用图书社,1940年)。北大图书馆,我也跑过,主要是查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从类书辑古书引文。

1976年,我写过篇文章,是对线装大字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孙子兵法》上编整理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由刘仰峤同志(刘青峰教授之父)转给夏鼐先生。

1977年1月下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把我的文章寄给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5月1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给我写了感谢信(写于4月8日),并送我一本普及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这是竹简本的第二个整理本。我就是凭这篇文章,才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77—1983年,我在考古所工作,不但可以利用考古所的藏书,还有两个借书证,可以利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从此眼界大开。1979、1981和1983年,我有三篇文章,是考证简本《孙子》,两篇发表于《文史》,一篇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俞伟超、李学勤和裘锡圭先生帮我改过文章,让我铭感终生。

精装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是竹简本的第三个整理本。我手头的这本,卷前有题字,是1986年11月10日,我的岳父、岳母,已故的傅懋先生和徐琳先生,特意买了送我。这个本子,是我调到北京大学之后出的,最重要。他们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支持。我到北大后,一直讲《孙子兵法》。我写《孙子兵法》的书,主要都是成书于我到北大的二十多年里。

研究《孙子》,我跟《孙子》打交道,前前后后,已有三四十年。现在回头一看,以前的工作都是铺垫。

我有两本书,是对以往研究的总结。一本是《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一本是《兵以诈立——我读孙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这两本书,前一本是旧作的汇编,主要侧重于文本考证,比较枯燥;后一本是我在北大中文系的讲义,主要侧重于知识背景的介绍和全书文句的疏通,可读性高,但细节太多。

这些都是铺垫。

没有这些铺垫,就没有现在这本书。

很多词句考证和相关知识,大家可以查这两本书,这里用不着再讲。

没有先前的“厚”,就没有现在的“薄”。

在这本书里,我想尽量避免重复,尽量突出重点,讲义理,讲思想,由博返约,回到当初关心的问题。

讲义理,就是把十三篇分成四组和上下篇,对全书的结构和思想,重新梳理一遍,提纲挈领,用最简单最清楚的语言勾勒其轮廓。分析篇与篇的关系、章与章(即段落和段落)的关系、句与句的关系,我的讨论,首先重视的是《孙子》的内证。词语互见的查证,当然少不了。

讲思想,就是把兵法当作一种行动哲学、斗争哲学来讲,说明兵法是一种处于高度对抗状态下,急需灵活反应,判断胜于认知,行动胜于言语的思维方式。行动者的所有认知,都是“知之”加“不知”,千疮百孔,充满怀疑、猜测、危险性和不确定性。朝好了讲是“艺术”,朝坏了讲是“赌博”,特别不像“科学”。

我一直认为,这更接近人类思维的真相,也更能反映人类认识的全体。

至于军事本身,我也想进一步讲一下《孙子》“贵谋尚诈”的特点,让大家知道,“兵以诈立”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中国战略文化的特点到底是什么。

读这本书,大家不难发现,我对很多问题做了新的讨论,如:

(1)什么是“兵”?《孙子》中的“兵”字应该怎么翻译(《计》)。

(2)再论“筭”字和“算”字是什么关系(《计》)。

(3)对比“诈坑降卒”,讲“卒善而养之”的难能可贵(《作战》)。

(4)论中国的城市制度(形制、规模、数量)是定型于战国时期,后来发展不大,很多晚期城市还不如早期城市大(《谋攻》)。

(5)对“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再讨论(《形》)。

(6)辨“仞”、“寻”之异,指出“仞”是高度单位,“寻”是长度单位(《形》)。

(7)论林彪战术与“势”的关系。以前只讨论过“一点两面”,这次补充了“三三制”和“四快一慢”(《势》)。

(8)论地图的重要性:林彪、粟裕都是地图迷(《地形》)。

(9)对“诸、刿之勇”说的补充:《吴子》和《尉缭子》都推崇“死贼”(《九地》)。

(10)对“霸王之兵”说的补充:大国威慑也是“诈”(《九地》)。

(11)强调“用间”是“诈中之诈”,用间对道德是重大挑战(《用间》)。

(12)论朱逢甲《间书》体例之不善(《用间》)。

(13)辨“反间”的两种不同含义(《用间》)。

我还记得,《兵以诈立》出版后,中华书局让我和读者见面,在三联书店,我做过一次演讲。讲完,有位军事院校的读者提了一个问题,非常好。

他说,海湾战争后,我国正面临一场军事技术的大革命。现在,对我们来说,什么最重要?武器、技术还是谋略。换句话说,就是“兵以诈立”,还是“兵以器立”,还是“兵以技立”?

这个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我想,所有读者,心里都会有这个问题。

为此,我想把“兵以诈立”重新解释一下,什么是“兵”,什么是“诈”,为什么“兵”要以“诈”为本。

战争总是充满诡诈。

人类社会总是充满战争或类似战争的活动,诡诈并不限于战争。

这对人类的道德是个挑战。

它不能不让人考虑,道德与诡诈到底是什么关系。

历史上,赤裸、直白,坦言诡诈者,其实最老实。韩非是老实人,马基雅维利也是老实人。真正的滑头,都是满嘴仁义道德。

军人最老实。《孙子》说“兵以诈立”,就是“兵以诈立”,绝不说靠“忠信”吃饭。

相反,大讲“忠信”者,往往都很滑头。

比如奸商都说,买卖讲究的就是“诚信”二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但制假贩假、设局洗钱,让你怨无头债无主者,正是此辈。

还有政客,利益至上,他们心里说,人无恒敌,人无恒友,没有主义,只有交易,政治无诚信可言,但场面上,他们绝对不会这么说,开口全是天地良心。

过去,我们都以为,商业欺诈只存在于小商小贩、低层次,买卖大了,就是杀人越货的黑帮,也得金盆洗手。其实不然。眼前的事情,从三鹿奶粉到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一课(也可以说是“上了一当”)。“无商不奸”,打击一大片,话不能这么讲,但“商”和“奸”还是有不解之缘。

过去,我们都以为,尔虞我诈的宫廷阴谋,全是专制暴君所为。现在怎么样?即使是“民主国家”的民选总统,照样撒弥天大谎。

读读《用间》篇吧,间谍不好听,但谁都离不开。古人离不开,今人也离不开。哪个大国,不是把间谍当宝贝?

《孙子》是兵书,本来是军人的读物,供军人活学活用,用来打仗的。承平时期,不打仗,《孙子》有什么用?日本人,真奇怪,他们在战场上输了,但尚武精神犹存,居然想出用《孙子》做买卖,研究营销,研究管理。

现在,风从日本来,坊间所出解读《孙子》之书夥矣,读者的兴奋点主要是买卖。这是真正的卖点。

我给老板讲过课,他们关心什么?我知道,主要是如何用《孙子》管理员工,如何用《孙子》指导商战。中国传统的阴谋诡计,如《三十六计》,很受欢迎。

他们是把《孙子》当《三十六计》读。

用《孙子》做买卖,首先有几个问题要搞清:

第一,商场是不是战场?(他们肯定说“是”,因为有竞争对手)

第二,你跟谁打?(他们肯定说是跟竞争对手打)

第三,你们打完了,谁倒霉?(可能是竞争对手,但最倒霉的恐怕还是老百姓,就像战场上一样)

总之一句话,兵家讲“兵以诈立”,你敢不敢说“商以诈立”?

“商以诈立”,老百姓还怎么活?

所以,我给自己立下规矩,古书就是古书,军事就是军事,思想就是思想,我不教你做买卖。

“兵以诈立”,可以。

“商以诈立”,不行。

《孙子》不是生意经。凡谋商机于兵法者,不必读此书。

2009年6月1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5月15日,应刘源同志邀请,我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做演讲,题目是《说“兵以诈立”》,演讲内容就是摘自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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