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互动与本土化：关于中国早期冶金的新观察

前两天发的一篇日本学者宫本一夫关于中国青铜器起源的文章，广泛受到广大朋友们的关注和争议，具体可参看：讲座：宫本一夫： “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下文为中外学者通过冶金科技对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考察，各位有兴趣可以看看。

金属的生产与使用对人类早期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冶金活动通常会促进专业化分工和远距离的物料和人员流动，进而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中国冶金起源与发展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热点，因其还涉及欧亚大陆早期的跨区域交流等问题，在国际学术界也颇受关注。我院梅建军、陈坤龙教授团队及其合作者近期在国际知名期刊Journal of World History（世界史杂志）上发表论文，以河西走廊早期用铜遗存的研究为基础，对中国早期冶金发展和本土化过程进行了深入讨论。

河西走廊：早期本土化冶金生产的证据

沟通新疆、中亚和中原腹地的河西走廊地带在冶金术的早期发展和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上世纪90年代，安志敏先生就敏锐地指出铜器“很可能是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近年来，北京科技大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组成的研究团队，在河西走廊地区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调查确认了与早期金属生产或使用相关的遗址30余处，在敦煌西土沟、张掖西城驿、金塔缸缸洼、火石梁等遗址发现了炉渣、坩埚与炉壁残片等冶铸生产遗存，并对西城驿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图1）。西城驿遗址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在此持续数年的田野发掘和研究工作，完善了该地区“马厂—西城驿—四坝”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为深入讨论早期冶金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城驿遗址第一期即已出现炼铜炉渣（cal. 2135-2035 BCE），使其成为中国最早从事冶金生产活动的遗址之一。通过对矿石、炉渣、铜器等遗物的系统分析，李延祥、陈国科等重建了西城驿遗址金属生产的基本面貌。铜的冶炼大体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基于氧化铜矿直接还原生产纯铜，其后添加合金元素矿石炼制合金，已经属于有意识的“合金化”处理。铜器的材质以红铜为主，其次为砷铜，并有少量锡青铜和锑青铜。从早到晚铜器材质变化的规律，冶铸遗物显示的冶炼技术一致，体现了冶金生产技术演进的大体趋势。西城驿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深入讨论中国早期冶金的本土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的时空框架和技术参照。

齐家文化铜器的再审视: 年代与技术

齐家文化（ca. 2300 – 1500 BCE）是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其影响范围非常广泛。齐家文化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铜器，目前已逾500余件。虽然常与“早期冶金”的讨论相联系，但齐家文化年代跨度大、分布范围广，不同区域类型和发展阶段的铜器也各有不同。上世纪80年代，张忠培先生就已指出，齐家文化铜器仅见于一期3段之后。关于齐家文化用铜传统的来源及其意义，尚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近年来，许宏、陈国科等对中国早期用铜遗存的年代序列进行了系统梳理，本文在此基础上补充了相关的测年数据（图2）。结合考古学文化分期等相关研究，将早期冶金技术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ca. 2300 – 2000 BCE）是河西走廊冶铜生产的起始阶段，代表性遗址如照壁滩、缸缸娃、西城驿（一期遗存）等均属于马厂文化系统。第二阶段（ca. 2000 – 1700 BCE）是河西走廊早期冶金的发展阶段，走廊中部的西城驿、火石梁等诸多遗址都已开始从事冶铜生产，早期铜器出现于皇娘娘台等齐家文化遗址和更远的陕北、晋南和中原地区。第三阶段（ca. 1700 – 1500 BCE）铜器的发现更加丰富，锡青铜的大量使用显示了冶金技术的演进（图3）。包括环境考古在内的诸多研究证明，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金此后逐渐走向衰落。

在此框架下，本文收集了西北地区17处遗址出土的260余件早期铜器的分析结果，将其分为齐家文化和马厂-西城驿-四坝文化系统进行比较（图3）。可以发现，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系统，但二者在同一阶段的铜器材质类型和分布特征均非常接近，且由红铜、砷铜向锡青铜转变的趋势也基本保持同步。这种跨考古学文化的技术相似性，与张莉、陈国科等的观察是一致的。将齐家文化铜器视作西北地区早期冶金传统的构成部分，进而观察其在早期铜器发展传播中的作用，将有助于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社会经济视角下的冶金术传播与重塑

早期的区域文化交流是间接的、非连续的过程，在不同时期可能是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的。正如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铜器所体现的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复杂现象，是无法通过某种文化的单独影响或整体输入来解释的。关于早期冶金技术的传播问题当前仍需保持开放的态度。梅建军曾指出：“区域互动与技术创新是理解中国早期铜器区域特征的两把钥匙”。在此意义上而言，河西走廊早期冶金生产遗存的发现，其意义远不止强调了哪条传播路线这么简单。

冶金生产是包含采矿、选矿、冶炼、制器等技术环节的复杂过程，不同于交流偶得的少量铜器，本土化的冶金生产不可避免的会对原有的生业经济和手工业体系产生影响。即便是西城驿遗址这样早期的“家户”规模的冶金生产，从事冶金生产的工匠也需要其社群提供的必须的生活保障，并在原料获取和运输、生产设施和工具制作、生产过程的人力投入等方面给予帮助。与此同时，本土化的实践也将导致技术传统的改变和重塑。如有学者注意到西北地区出土的几何纹铜镜、带援铜刀、牌饰等少见于欧亚草原地带，应代表了当地的区域“技术革新”。

又如西城驿遗址发现的“点炼”砷铜的技术，则显示了冶金工匠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充分认识和有效利用。可以认为，西北地区的本土化实践，使得冶金生产得以融入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经济体系，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得以积累与传授，冶金产品得以被新石器末期的东方族群所接受，为冶金技术的落地生根和发展传播奠定了基础。

就现有资料而言，冶金技术的传播与公元前第二千纪前期齐家文化的东扩关系密切。陈小三将其总结为南、北两条路线，其中北线经黄河谷地联络内蒙古中南部，南线则由泾、渭河谷进入关中平原，进而抵达中原腹地。在铜器方面，林沄曾注意到二里头出土铜刀与“北方系青铜器”的联系，也有学者指出二里头绿松石牌饰亦是受西北地区影响的结果。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新砦期和二里头早期铜器仍多见红铜，且存在生产和使用砷铜的情况。西安老牛坡和商洛东龙山等遗址出现铜器的年代均可早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东龙山H188出土铜渣证实当地已存在冶金生产活动。老牛坡遗址炉渣虽然可能晚至商代时期，但其利用多金属矿料“点炼”砷铜的技术却与西城遗址类似。考虑到东龙山文化与齐家文化的密切关系，以上证据似已断断续续地勾勒出了中原与西北地区早期冶金技术的交流路线。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早期冶金生产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原地区早期冶金的产生显然不是简单的技术移植的结果。在中原地区的本土化冶金生产实践中，业已存在的经济结构、礼制传统、社会组织模式以及先进的制陶技术等，再次重塑了冶金技术体系和生产格局，在二里头文化后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组织实现了冶铸分离，金属原料集中至王都或中心聚落，铜锡铅三元合金的材质特征初步形成，使用组合陶范铸造成具有礼制意涵的容器，产品的分配和使用则显示出等级化的趋势。至此，区别于其他地区早期冶金传统的“华夏风格”得以建立，深刻影响并奠定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冶金生产格局。在中国古代冶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如此深刻的技术改造和创新，或许只有千年之后铸铁技术体系的建立才可与之相提并论。

致谢

本文是基于梅建军在“Culture Contact in Ancient Worlds: Theories and Case Studies” （2017年3月，牛津大学）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改写而成的，这次会议为我们讨论技术传播的机制和背景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本文的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得到了陈国科、李延祥、王辉、李水城、潜伟、韩建业、温成浩、Jessica Rawson、Mark Pollard、Marcos Martinón-Torres等诸多师友的指导和帮助。刘睿良博士帮助完成了碳十四测年数据的处理。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万人计划”人才奖励计划、国家文物局和英国学术院牛顿国际学者计划的资助，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也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和支持，两位匿名审稿人和编辑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文章链接：

Chen, K., Mei, J., Wang, L., & Hein, A. (2022). Interaction and Localization: New Insights into Early Metallurgy in Chi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33(4), 581-608. doi: 10.1353/jwh.2022.0039 https://muse.jhu.edu/article/872620

作者简介：

陈坤龙：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科技考古、文物保护研究；

梅建军：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Director of Research)，北京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冶金技术史、中外科技交流史研究；

王璐：河南博物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早期冶金技术研究；

Anke Hein：牛津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考古、史前文化交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