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兴山： 考古学的新使命

#在头条看见彼此#考古学是一门科学，归根到底，考古学就是历史学。但考古学与传统的历史学不同。传统的历史学家是坐在书斋里，阅读研究的是古籍，是文献，而考古学家是工作在田野里，阅读的是古人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可谓是一本“无字天书”。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基础，考古研究的资料基本上来自于田野考古。田野工作包括调查、钻探和发掘等内容。通过考古调查发现哪里有古代遗存，但要想知道埋藏在地下的遗存特征，还需要考古钻探。目前我国考古钻探的工具，主要是“洛阳铲”。根据这种探铲提取的地下土样，可大致判明地下遗存的性质是墓葬，是垃圾坑，还是大型夯土建筑等。

不过，考古学家使用最多的工具却不是“洛阳铲”，而是手铲。考古发掘是一项非常细致的科学工作。在公众眼里几乎无差别的土，在考古学家看来，那是不同时期不同活动的遗留。

考古发掘第一步，是根据土质土色的差别，来判别有多少个遗迹单位，相当于数一数这本无字天书有多少页。

第二步，是判断各个单位的早晚关系，相当于是在给一本书编页码。考古发掘的次序，是先挖晚期单位后挖早期单位。

第三步才是清理遗迹单位，不仅要采集全部遗物，而且还要搞清遗迹形制。这些遗迹和遗物相当于一本书中的文字。

当然，现在的考古发掘不仅仅是在野外进行，对于有些难以清理的重要文物，还需打包整取，运回实验室进行更加细致的保护与清理。

现在的考古工具也不仅限于手铲，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仪器也应用于考古发掘和研究中，例如碳14测年、文物成分的检测分析等。所以，考古系的学生既招文科生，也招理科生，越来越多的考古研究成果产生于实验室了。

手铲释天书，考古学家就是这样用手铲去发掘，去翻阅古代遗存这本无字天书。考古学是用实物证经补史。比如，大家都知道武王灭商的故事，一部《封神演义》在中国家喻户晓，《周公解梦》也是影响巨大，孔子就是以周初制礼作乐的周公旦为师。可是，有关周初的文献记载非常少且不尽可靠。

那么，周初文明是什么样呢?近十多年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开展的“大周原考古”项目，新发现了3座商周之际的城址，确认了周初“西岐”之所在。

新发现了周公家族墓地，这是目前为止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墓地。新发现了西周甲骨文2500多字，是以往全国所见西周甲骨文的两倍半，其中就包括周公本人所用卜甲。这些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西周王朝的形成过程与早期发展形态，使西周早期文明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公众面前。

正如西拉姆所说，“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是让干涸的泉眼恢复喷涌，让被人忘却的东西为人记起，让死去的转世还魂，让历史的长河川流不息”。

考古学家是朴素的，是满身尘土的。也许在有些公众的眼里，常在野外的考古工作是极其艰辛的，但对考古学家而言，考古工作是一种完美的生活方式。

考古是一门发现的科学，考古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发现。当你奔走在田野的时候，也许前面就有一个重大发现;当你拿起手铲发掘时，也许下一铲就会有一个惊奇。永远有宝藏在等着您，永远有未知在吸引着您，这种期待和发现总是令人激动。

考古，它既是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完美结合，也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完美结合;它既是一项严肃的科研活动，也是一项富有刺激的探险活动。所以，所谓的苦和累，也可视为一段幸福的前奏。就如同登完泰山后，在您的脑海中，早已没有了登山时的苦和累，存在的永远只是喷薄日出的壮丽景观。

考古不是“挖宝”。在一个真正的考古学家眼里，金银珠宝与破碎瓦片具有同等的价值，一件文物是否重要是通过学术价值来评判的。考古学家要“透物见人”，根据古代遗存去复原历史。

考古也不是“鉴宝”。在考古学家的心中，文物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若用金钱讨论文物的价值，这是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亵渎，更会助长盗墓之风。在考古学家眼里，没有金钱，只有历史与文明。

近些年，在各方努力下，考古有了新气象。以往的考古工地门口，一般都竖起一块牌子，写着“考古重地，闲人免进”，逐渐使考古变成了一门象牙塔里的学问。

近些年来，中国考古界积极开展公众考古活动，打开大门，热情迎接公众，在有序的组织下，让公众与文物零接触，与考古学家面对面，让公众体验考古这一独特的生活方式。

以往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似乎是一对冤家对头，两者的矛盾日益尖锐。现在基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的田野考古发掘，以保护为主，在发掘时就要研究如何保护与展示。

近年来开展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举措，保护了遗产，美化了环境，提高了社区品位，增加了文化景观，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考古的作用不只是眼前的一丁点蝇头小利。没有历史的思想是苍白无力的，没有物证的历史是空洞的。考古学就是要发现物证，重建历史，使我们能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传统文明的智慧，进而实现文化思想的升华与创新。考古发现与研究，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中国梦的实现。由此，保护文化遗产，促进文化遗产事业繁荣，让文物活起来，是新时期新形势下考古学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