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从考古学观察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

读到先知书店策划的一篇美文《瘟疫：人类的敌人，历史的推手》，文中认为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有三个方面：地理环境、新技术、思想观念。从考古学角度是否也可以观察到这三个方面呢？

第一是“地理环境”。布罗代尔在《文明史》中说“讨论历史，就是讨论空间、土地、气候、动植物等地理环境是如何被人们所利用”。人生活在大地上，要持续生存和发展，继而要创造不同特色的文化和文明，没有地理环境的支撑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空间”及“人地关系”极其重要，而“环境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一大优势。考古学者发现的每一处遗存都是存在于某个完全可以确定的“空间”或“环境”中的，这个地理空间拥有着一系列的环境要素——可以通过地貌、地质、地理、动植物、气候、土地、水源、矿产资源、人类遗骸、经济活动等考古材料的获得，进而探讨人类体质、食品、疾病、人群及其文化、社会组织、文明共同体等生存环境暨人地关系，并在更大的尺度上进行文化或文明环境的比较。通过对地理环境及其与人的关联性研究，可以揭示文化与文明存在的诸多决定性要素，如考古学告诉我们，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环境曾发挥重要作用；世界农业文明起源与地质学中“新仙女木事件”有直接关系；国家文明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诞生的，世界上四大原生文明都诞生于大河流域；历史学家还认为工业革命的发生也和“小冰期”不无关联。此外，对人与生存环境关系的发掘，可以获得一种对历史的“亲身体验”。“身临其境”“历史空间的语境”“空间体验”等概念都可以在考古学的理论中予以讨论。

第二是“技术”。“技术”是人类在文化创造过程中不断实践、探索、发明、更新的结果。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对自然进行开发，以不断拓展生活空间、提升生活质量，而“开发”“拓展”离不开各种技术的发明：打制石器、用火、制陶、磨制石器、农业种植、开采矿藏和冶铸金属、建筑等各类技术，每种技术的发明都把人类的文化引向新高度、新领域、新成就、新面貌。文化的变化其实就是技术变化之结果。近年来，“技术考古”渐受重视，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科学如考古学这样可以研究每种技术的发明进程及其相关细节。《技术的本质》一书说：“技术无可比拟地创造了我们的世界，它创造了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经济，还有我们的存在方式。”考古学者发现的所有物质遗存的背后都隐藏着技术的奥秘。“2200 年前，马镫（技术）的发明，使人类文明的蔓延和扩张，有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但实际上，马镫技术发明之前，马的驯养技术及马车、车战已经创造了数千年文明；“550 年前，西欧小城梅因茨的一场大火……灾难中星落四方的古登堡工匠将禁锢在这里的印刷技术播撒到整个欧洲，知识和思考因此冲出了修道院和贵族庄园的围墙”，“成为点燃欧洲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火种”；“240 年前，英伦三岛上第一台蒸汽机的轰鸣，标志着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人类在不到一百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从技术考古的角度来看，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各种技术创造构成了工业革命的一切基础和前提，工业革命作为一种新技术的结果不过是建立在“巨人肩上”的一座里程碑；其次，蒸汽机的发明实际是科学革命及其思想进步的产物。在技术发明的背后有两个前提，一是历史的积累，二是思想的创新，即技术考古除了关注技术的方式、工具、流程、特征、效率等之外，还必须研究技术进步背后的原因。

第三是“思想观念”。思想家以赛亚•柏林在《观念的力量》中提出：“透过思想或生活态度，观念对历史起到极为重要的影响”，“思想观念永远是制度的第一因，一个国家崇尚什么思想就有什么样的国运”。确实，“思想”是文化的第一动力，有什么思想，就有什么“行为模式”“制度”“技术”等等，而行为模式、制度、技术等决定着考古学发现的物质形态的文化创造，“观念和意志的力量，强有力地塑造了当今的世界”，或者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思想塑造的产物。越是早期，人类的思想越是一致，故旧石器时代全球文化差异不大，但随着文化的进步、人口数量的增加及活动空间的扩大，人类的思想开始呈现出地域性、族群性、多样性，这些最后又导致地球上国家文明的多样性。当然， “精神文化考古”的学者应该追问：思想观念的多样性是如何产生的？环境、资源、挑战、技术、生存方式、人口规模等，还是其他因素造成了人们思想内涵、广度、深度、高度的差异与变革？“思想史”并不总是借助于文本而得以揭示，考古学同样是研究人类思想产生、变革的重要学科，它是透过物象材料窥探人类思想的科学，包括技术思想、造型思想、美术思想、宗教思想、生存思想、人际思想、设计思想、制度思想、规划思想、环境思想、组织思想以及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可以在考古材料中获得。考古学研究人类的思想，也可以做由今及古的反推，即通过今天人们的思想与现实物象世界的关系建构，反推古代的思想与物象世界的关系。

本文为《大众考古》2021年02月刊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