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笑冰：红山文化与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中国考古学迎来了它的100周年。中国考古学的起点，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1921年秋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发掘仰韶村遗址并命名仰韶文化为标志。那一年，安特生受聘为当时北洋政府的矿政顾问，对仰韶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发现大量彩陶等史前遗存并命名了仰韶文化，被认为是以田野发掘为标志的现代中国考古学之始。

将发掘仰韶村遗址并命名仰韶文化确定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盖因仰韶文化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923年，安特生以《中华远古之文化》为题发表了仰韶村的考古发现，而其根据彩陶特征所提出的“文化西来说”遭到了国内学者的普遍反对，此后与之相关证据的探寻，仰韶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中国学者对仰韶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厘清了仰韶文化的来龙去脉。随着田野工作的增加，有学者提出不再使用仰韶文化的命名，而是用仰韶来指代大致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所处的时代，因此有了中国考古学中“仰韶时代”的提法。

而早在发掘仰韶村遗址之前的1921年6月，安特生与加拿大人步达生（D?Black）一起发掘了位于辽西地区的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他们按水平深度将洞穴内堆积辨识为六层，出土有石器、骨器、陶器、人骨等。1924年发表的《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中，将大部分遗物归入仰韶彩陶文化系统，把年代定为相当于仰韶文化或稍迟，并认为属于同一种文化。虽然发掘时间较早，但无论是关注度还是对文化性质的认识，沙锅屯遗址的发掘都略显逊色，在此后较长的时间内，沙锅屯遗址的性质都未得到明确的认识。后来的检讨，这些遗物多属于红山文化或小河沿文化。无论如何，安氏锦西沙锅屯遗址的发掘，不仅仅是红山文化遗址的首次发掘、也是辽西地区考古学史上的首次发掘、更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首次田野发掘。

红山文化的发现、发掘与研究历程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人鸟居龙藏、法国人桑志华（E?Licent）与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先后做了地面踏查和标本采集工作。1930年，以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的考古队完成黑龙江省昂昂溪遗址发掘后，在回京途中进入当时的热河省，对包括后来确认为红山文化在内的诸遗址进行了考察。此后，直到1935年，由日本人滨田耕作率领的考古队在内蒙古赤峰市发掘了红山后遗址，并出版了发掘报告《赤峰红山后》。报告中，把红山文化一类遗存命名为赤峰第一次文化（即第一期文化），也叫彩陶文化。之后，就辽西地区相关发现，学者们展开了以文化命名为主题的讨论。1954年，尹达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将赤峰第一期文化正式定名为红山文化。

苏秉琦先生在其1997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怪圈”：“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他进一步阐述了第一个“怪圈”的表现：“在中华大一统方面，我们习惯把汉族史看成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

第一个怪圈影响到中国考古学研究与发展主要表现在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因此，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工作重心均聚焦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形成了中原中心论。学者的研究也大抵出于这样的看法。安志敏先生于1959年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黄河中下游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阶级社会统治王朝夏、商、周的产生与发展，也与这里的新石器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同,它的发生和发展也推动和影响了邻近地区的古代文化”。石兴邦先生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居民与边疆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活动,就拧结成了一条紧密的历史纽带。”另外，从客观条件上讲，囿于当时的学科发展，中国考古学的一项主要工作，仍然着重于各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建立。引起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的契机，一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学术界迅速与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交流，当时国际学术界比较前沿的理论、思潮进入中国，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思考；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正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重要发现。

1979年，在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石砌建筑址、玉器与陶塑人像；1983年，在临近地区建平县、凌源市发现了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并发掘了其中的“女神庙”与积石冢。这是两项在红山文化研究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极大震撼。此前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刚刚肇始，唐兰先生因大汶口文化陶文的发现，提出了要把寻找中华文明起源的聚焦点由距今4000年提早到距今5000年左右。而东山嘴与牛河梁的发现，一时间成为了国内学术界的焦点。1982年8月初，苏秉琦先生在河北蔚县三关考古工地现场会上获悉喀左东山嘴遗址的发现后，当即建议下一年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在辽宁朝阳召开，考察东山嘴遗址并讨论相关问题。1983年秋冬，牛河梁的发现面世后，夏鼐先生兴奋不已，建议1985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要在沈阳召开，可惜先生未能等到开会就驾鹤西去，留下了遗憾。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考古学实践，苏秉琦先生于1981年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把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块，他是这样描述六大区块及其相互关系的：“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 从而对于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到1996年他撰写《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系统阐述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期间多次提及红山文化东山嘴和牛河梁的发现，并有了“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诗句。这些发现为区系类型理论的深化提供了证据，开创了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的模式。

其后，又有多位学者得出了类似的论述，严文明先生1987年正式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重瓣花朵”模式，他指出：“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它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其周边的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象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张光直先生1986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2000年，赵辉先生发表《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一文，系统论述了中原文化“丛体”的形成过程以及中原与周边文化圈的互动。这些新的认识、新的模式，看似是中国考古学漫长发展而来的必然，但都离不开红山文化特别是东山嘴、牛河梁等遗址、良渚文化以及后来的陶寺、石家河、石峁的重大发现给学术界带来的冲击与思考。

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贯穿、伴随着中国百年考古学的始终，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重大发现，带给中国考古学的冲击与思考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总结。

首先，中国考古学本体的新认识。在当时的语境里，红山文化的发现大大超出了对史前文化的一般认识，它的一般特征是用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的一般特征所无法解释的，因此，自然把它联系到了文明起源阶段，或者认为已经是文明社会了。它的发现无疑成为了当时中国考古学中最为重要的事件。

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引领作用，包括1983年7月召开的东山嘴遗址现场研讨会、1991年召开的文明起源研讨会等一系列学术活动，均与之相关，红山文化的重大发现无疑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开端。自红山文化的两项重大发现始，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一直是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的热点课题之一，直至现在。

红山文化的发掘与研究仍然在持续，或许需要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才能逐渐破解这支远古文化的密码，期待着它能不断带给我们惊喜，给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注入活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文博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