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丧葬秘事，民间流行火葬遭打压，赵匡胤坚决要求实行土葬背后

中国古代火葬风俗

本文作者 倪方六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几个国家的火葬场成为医院以外，最不堪重负的地方。

这篇“梧桐树下戏凤凰”头条号，来说说古代火葬风俗。

传统上认为，中国人崇尚死后土葬，实际上我们误会了，史料上反映的情况有不同，火葬在很多时候比土葬更受古人欢迎。

火葬，又称“火化”，说白了就是焚尸，宋朝时也称为“爇葬”。它是将死者遗体焚烧后，收取骨灰的一种丧葬方式。

先秦时，火葬已是中国流行葬俗之一，与土葬一样久远。据《墨子·节葬》，当年生活在今甘肃境内的羌人，死后便实行火葬，如果父母去世后不火葬，儿子则不孝。此即所谓，“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

仪渠在今甘肃庆阳一带，那时的仪渠人是古羌族的一支。《荀子·大略篇》记载，“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意下之思是，古羌人被俘后不怕死，最怕死后不被火葬。

考古发现证实了古籍记载。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在今甘肃临洮寺洼山遗址上，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曾发现3个大陶罐，其中一个罐中就盛装有火化后装入的骨灰。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斐文中先生，也在寺洼山古墓葬中，发现了一个骨灰罐。

寺洼山遗址是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就是说，中国火葬在四五千年前已出现，实际上应该很更早。

在古代，火葬其实一直在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流行，如北方突厥人就兴火葬。《北史·突厥传》记载，“（突厥人）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茂，然后坎而瘗之。”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冉夷人，也行火葬，“死则烧其尸。”

如果说上述火葬现象没有普遍性，到两宋时期情况便不一样了，中原和内地皆兴起了火葬。

火葬在古代中原地区兴起，并成为民间最重要的遗体处理方式，还是在佛教传入中国的东汉以后，火葬首先在汉族僧人中间使用，至今如此。

宋元时期则普遍在民间流行，比土葬还受老百姓欢迎，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一样，成为一种葬俗。

当时，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过去以土葬为主的传统地区，很多人家办丧事不再土葬。宋人江少虞《宋朝实施类苑》记载：“河东人众而地狭，民家有丧事，虽至亲，悉燔爇，取骨烬寄僧舍中。以至积久，习以为俗。”

北宋最盛行火葬的地方是当地的京城汴京，大多数人家丧事选择火葬。北方如此，南方也这样。宋人刘挚《忠肃集》有一说说法：“楚俗死者，焚而委其骨于野。”

在宋人南迁后，火葬风俗又在江浙赣一带兴起。

宋人周煇《清波杂志》“火葬”条称，“浙右水乡风俗，人死，虽富有力者，不办蕞尔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

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记载：“近京承相仲远，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无坟墓。每寒食，则野祭而己。”

但是，民间火葬风俗却遭到了打压，朝廷甚至禁火葬。反对火葬，宋太祖赵匡胤生前最积极，最坚决。

对各地火葬现象，宋太祖赵匡胤认为有伤风化，下令禁止。据宋人王偁（称）《东都事略》（卷三），赵匡胤诏书称，“王者设棺椁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也。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

早在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三月，赵匡胤已下敕令：“京城外及诸处京城外及诸处，近日多有焚烧尸柩者，宜令今后止绝。若是远路归葬,及僧侣、蕃人之类，听许焚烧。”

为什么火葬在宋朝民间能自发流行起来？赵匡胤认为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但这只是表面的原因，根本上还是土葬成本太高。

正常的土葬有“三必须”，必须有墓地，必须有棺材，必须有随葬品。这对于小康之家不成问题，但对平民来说就是难事了，而火葬刚好可以解决一难题。

火葬比土葬省地省钱省事，不少古代老人生前主动要求死后火化，丧事从简，以减轻子女负担。为了省钱，有的甚至实行比火葬更节省的“水葬”方式，直接将遗体扔进江河湖海里。

南宋高宗时民政官员、户部侍郎荣薿臣，在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7年）上书中，直陈民间兴起火葬原因：“闻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积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

呼吁禁止火葬的人士认为，火葬“伤风败俗，莫此为甚”、“惨虐之极，无复人道”。实际上，还是火葬与儒家文化和传统丧葬习俗之间有矛盾，冲突了。

《河南程氏遗书·二程生语》中记录有时理学家程颐反对火葬的观点。程颐认为：“古人之法，必犯大恶则焚其尸。今风俗之弊，遂以为礼，虽孝子慈孙，亦不以为异。”

实际上火葬并非不孝，当时民间人生观非常务实——厚生薄死，人们对老人的孝心用在他们活着的时候，逝者在生前受到敬重和善待，而非因虐待才“火烧”。

“厚生薄死”，这一观念在今天仍有相当积极和进步意义，满满正能量。但在当时不被理解，南宋高宗时监登闻鼓院范同言便称：“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燔爇而弃捐之，何独厚于生而薄于死乎？”

到元朝时，因为蒙元本有火葬之俗，民间火葬之风不再被干涉。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包括都城大都（今北京）在内的中国各地，都看到火葬现象，并记入其《东方游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