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绿松石综合研究研讨会”纪要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6:02:260阅

2021年3月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二里头绿松石综合研究研讨会”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工作队驻地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联合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诸多当地考古文博机构工作者列席。洛阳日报、洛阳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记者与会采访报道。

题图照片

会议合影

研讨会现场

会议首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致辞，许宏先生对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此次研讨会缘起：绿松石作为古玉的一种，在二里头遗址中大量出土，从气势恢宏的绿松石龙形器到小巧玲珑的绿松石管、珠，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东大学计划在本年内推出以二里头绿松石为核心内容的研究性图录《二里头玉器与王权的诞生》，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的献礼。此次会议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邓聪教授和二里头考古队领队赵海涛先生发起并召集，旨在为各学科、不同研究背景的学者共同研究二里头绿松石搭建平台，推进对二里头绿松石深入综合研究。

许宏研究员致辞

之后由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执行馆长王献本致辞。王献本强调，自从总书记对遗址保护作出重要批示以来，二里头遗址的保护和夏文化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洛阳市启动了二里头申遗的前期工作，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先后举办了“古都论坛”“夏文化研讨会”“夏文化专家座谈会”等重要会议。为提高博物馆研究水平，早期中国研究中心在博物馆内挂牌成立，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成果颇丰。绿松石在二里头遗址中出土量巨大，在二里头文化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之一，希望可以通过绿松石最新研究成果来丰富博物馆展览内涵，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王献本馆长致辞

简短仪式之后，进入专家发言环节。以下为发言专家及其发言主要内容：

中国科技大学张居中教授：

《贾湖遗址出土绿松石器研究新进展》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舞阳县贾湖村，坐落于黄淮海大平原的西部边缘，淮河上游支流沙河与澧河间的平原上。贾湖遗址出土了为数不少的绿松石，绿松石以圆形、三角形穿孔饰为主。第七次发掘中，M477、M478眼窝中出土绿松石，是当时特征性明显的葬俗。第八次发掘中，M59出土了体积最大的一块绿松石坠，长8厘米，宽4厘米，这是贾湖遗址目前发现最大的绿松石坠饰。M58出土绿松石六百多颗。

贾湖绿松石颜色主要分为天蓝、月白和墨绿三种。其中天蓝最多，月白次之，墨绿较少。部分透明度较好。制作工艺继承旧石器时代特征，加工简单，不加雕琢。穿孔是贾湖绿松石的一大特征，除个别不规则形之外，大多均穿孔；圆形穿孔在器物中间，其它形状穿孔在一侧或一端。较厚的饰物在其一侧见有隧道孔现象。绿松石的功能推测穿孔率较高，悬挂佩戴，装饰品是其主要功能。

从贾湖遗址出土绿松石的大小和数量上来说，总体一期大，二期多，至第三期就逐渐消失。

对于绿松石产地的探究，利用现代矿点去对应过去的发现，并不是十分严谨的研究方法，如果要证明贾湖绿松石制品与现代矿源的联系，矿源一定要有与贾湖同时期遗址的发现才能印证两者之间有存在联系的可能。贾湖绿松石在三期消失，可能因为矿源枯竭，因此贾湖时期绿松石矿已经消失。对于产地的倾向性认识，贾湖绿松石应是就近取材。主成分分析法结果表明，贾湖一期、二期绿松石有较为明显的差异，贾湖先民有两个绿松石采掘点。绿松石的采掘地点应在贾湖遗址100千米的范围内。

同时期的古代遗址中，只有贾湖绿松石数量庞大，其他遗址只有零星出土，贾湖很可能占有了资源地。

北京联合大学张登毅博士：

《贾湖遗址出土绿松石制品产源特征初探》

该研究用XRF对出土于贾湖遗址M55颈部的23件绿松石样品进行成分检测，之后用spss软件降维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出，贾湖该批绿松石矿源特征指向安徽笔架山及庐江地区，并在这一带开展了早期矿源的调查。

之后进行了《中原先秦绿松石制品产源研究》的报告：

研究用色差分析、拉曼光谱、XRF、LA-ICP-AES、TIMS等方法对来源于先秦下靳墓地、陶寺、二里头、盘龙城、殷墟、驻马店闰楼、随州叶家山、定襄中霍等遗址的128件绿松石样品进行检测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临汾下靳墓地的绿松石制品至少有3处不同的矿源，其中两处指向竹山喇嘛洞和洛南辣子崖地区。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绿松石制品的矿源特殊且复杂，大多数矿源未知，这或许表征了其作为早期物资交流集散地这一特征。偃师二里头绿松石制品矿源大部分指向陕西洛南辣子崖古绿松石矿，矿料在矿源处初加工后水运沿洛河到达二里头宫殿区。商代早期盘龙城遗址，商代晚期殷墟、闰楼遗址及西周早期叶家山墓地出土绿松石制品的矿源均较复杂。春秋晚期的定襄中霍绿松石制品至少有3处不同的矿源，其中两处矿源大致指向竹山喇嘛洞和洛南辣子崖地区。

先秦“绿松石之路”分陆路交通和水路交通两种形式。“太行山西路”是陆路传播最典型的代表，“洛河一线”是水路交通的典型代表。在先秦，绿松石制品具有一种等级表征的特质，在早期社会复杂化及文明起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

《良渚文化的绿松石和镶嵌工艺》

长江下游绿松石的使用，差不多到崧泽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才开始。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就有发现。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时期，萤石、叶腊石、石英等都被广泛使用，没有绿松石，说明那时对绿松石并不熟悉，也说明遗址附近没有发现绿松石矿。

良渚文化绿松石制品，数量较少，器型也小，主要以镶嵌片和管、珠等为主。瑶山作为良渚文化早期最高等级的墓地，只有M11出土了一对作为耳饰的绿松石半球形隧孔珠，反山早期几座墓葬没有，说明这一时期绿松石并不在良渚高等级贵族的用玉范围中。良渚文化中晚期，绿松石制品的数量开始增加，尤其是福泉山及周边等遗址，良渚遗址群范围内也开始多了起来。这一时期主要还是用于镶嵌，关于绿松石的镶嵌，一定要与软玉的镶嵌结合起来，镶嵌玉器是良渚玉器的重要种类。良渚软玉的本色应该是绿色，但有争论，绿松石的颜色以绿为主，两者总有些区别，这个涉及组合和表现，值得关注。

包括软玉、绿松石在内的良渚文化镶嵌器，可以分为四类：1、明确的仿陶器皿，如嵌玉漆壶、嵌玉翘流壶等；2、嵌玉髹漆圆形器，类似玛雅文明中的“太阳盘”；3、箱奁类的髹漆器，因为发现了转角类的玉片；4、嵌玉的柄形器，与良渚文化关系密切的好川文化中多件。良渚文化镶嵌器，有平面，也有立体。

良渚文化镶嵌器，有一定的组合图案，早在《福泉山》报告中，黄宣佩先生就提到那些绿松石镶嵌片的组合是神像。反山M12嵌玉翘流壶上的图案，后来经仔细辨认，也是神兽纹的主题。牟永抗先生1995年《中国古玉概论》（2009年才出版），就提到西朱封的冠饰还用绿松石加以镶嵌，后来王青教授写了专门文章，很有道理，说明之前老先生们非常卓识。牟永抗先生还曾提到龙山文化以绿松石片填嵌小孔的玉钺，如果这些小孔排除是旧物改制所留，那就是最早的平首圭，这些都是对绿松石器的重要补充。牟永抗先生还多次提到作为复合型玉器的良渚文化镶嵌件，开启了后世青铜器镶嵌品的先河。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二里头夏文化之前，良渚文化和随后的龙山文化在包括绿松石的镶嵌工艺上，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很可能是二里头夏绿松石器的主要源头。

镶嵌和黏贴，其实是两种表现手段，镶嵌需要挖一个小嵌窝，黏贴就是直接把玉片、绿松石片粘上去，早在八千年前的跨湖桥文化中就有高超的黏合技术。镶嵌片的周缘常保存粗糙面，黏贴片的周缘与正面浑然一体，抛光精美。关于绿松石片的黏贴，陶寺、齐家文化等都很成熟，在考虑二里头绿松石器工艺时，东部和西部的影响都需要考虑。

黏贴、镶嵌工艺是不同于一般玉器工艺的特殊表达，与减地浅浮雕不同，开创了一种新的艺术表达方式，达到了与马赛克相似的效果。

最后，作为复合形式的镶嵌件，背后反映的观念形态值得进一步研究，镶嵌件绿松石的资源、技术和涉及时空的传承等问题，很值得关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杨明星教授：

《玉石学视角下先秦出土绿松石初探》

国家标准《绿松石分级》GB/T 36169-2018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杨明星教授牵头制订，该标准规定了天然或优化的未镶嵌抛光绿松石的术语和定义，绿松石颜色、质地、表面洁净度的分级规则，绿松石透明度、光泽、花纹的描述，适用于天然或优化的未镶嵌抛光绿松石的分级，亦可适用于出土绿松石质量的定量化研究。

参照国家标准《绿松石分级》对二里头出土绿松石质量等级进行初步分析，龙形器所用绿松石的颜色范围相对集中，色相、饱和度、明度和均匀性指标较好，表面洁净度值多为极洁净。表明龙形器绿松石片的颜色、表面洁净度等经过严格精挑细选，与绿松石分级数据库资料相比，其挑选淘汰率可能超过95%。此外不同器物上所用绿松石质量有明显差别，龙形器所选绿松石质量最好，铜牌饰所选绿松石次之，项链类绿松石再次之。

参照首饰设计制作的工艺流程，绿松石龙形器可能经过了“设计放样、选石配色、核查治形、拼花嵌粘”的过程。绿松石铜牌饰的制作标准则要略低。

从先秦出土绿松石的时空演化来看，我国从贾湖时期开始使用绿松石，其后使用范围有序地扩大，在新石器中晚期马家窑、仰韶、龙山、红山、石家河、良渚、石峡等文化区均有使用。但至二里头时期，使用范围突然明显集中，这可能与绿松石的开采资源被控制有关。

中国及邻域的绿松石矿主要有两种类型：安徽马鞍山、铜陵以及伊朗、蒙古等地的绿松石矿属于火山岩型；而鄂豫陕、甘肃、内蒙古、青海、新疆、云南以及乌兹别克等地的绿松石矿属于沉积岩型。其中，鄂豫陕是我国绿松石的核心产区，目前产量占全国的90%以上，可分为三个主矿带：北矿带为卢氏-洛南，中矿带为淅川-郧阳-郧西-白河-旬阳，南矿带为竹山-紫阳。杨明星教授团队在开展“竹山绿松石产地溯源体系及地理标志管理研究”项目的工作时，建立了一个涵盖20个矿点，较为完善的绿松石矿源特征数据库。根据其宝石学，矿物学及地球化学特征可以较为准确地确定绿松石的矿区、矿带或者矿点。

利用标准物质对相关仪器进行校正，研究团队对先秦13个遗址出土绿松石标本进行测试，并与所建立的绿松石矿源特征数据库进行比对，发现我国先秦时期出土的绿松石主要来源于鄂豫陕矿区，新石器出土绿松石主要源于北矿带和中矿带的东段，商周时期出土绿松石已有源于南矿带的。总体上来看，先秦出土绿松石的矿源地有从鄂豫陕矿区东北部含矿率较低的地区向中矿带、南矿带等含矿率较高的地区移动的趋势。商周时期新疆地区绿松石也有被开采利用。

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可能源于鄂豫陕矿区的多个矿点，对二里头各期出土绿松石进行详细的矿源研究，可以实证当时的绿松石矿源被控制，各矿点开采绿松比例，也可利用含矿地层分布特征进行古矿点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副研究员：

《二里头都邑嵌片类绿松石器的制作》

绿松石是二里头文化最重要的文化因素之一，有待深入综合研究。就对嵌片类绿松石器制作的研究来说，需要研究其原料来源、制作地点、制作时代、工匠身份、制作工具、制作工艺等问题。

关于绿松石矿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晓红和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团队分别进行过检测。叶晓红主要考察了鄂、豫、陕三省交界处的绿松石矿区，对云盖寺矿点采集的8件样品，秦古矿点和文峰矿点的各4件样品进行了检测，初步判断，北矿带的云盖寺绿松石矿应该是二里头先民所使用的绿松石矿源之一，而南矿带上文峰、秦古绿松石矿作为二里头遗址矿源的可能性非常低。李延祥团队采集陕西洛南河口古矿、陕西白河、湖北郧县、湖北竹山、河南淅川 5 个产地共计 55 件绿松石矿样中的铅、锶同位素进行多种检测及模型分析，并利用这一绿松石产地判别模型测试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废料的产源，结果显示洛南河口古代绿松石采矿遗址应是二里头出土绿松石的原料产地之一。从目前的科技检测、研究来看，二里头都邑所用绿松石矿料可能来自于多个矿区、矿点，这一问题仍有很多不确定性，有待进行更多的检测、研究。建议下一步扩大矿区、矿点的检测范围，改进检测手段和方法，增加矿料和遗址出土绿松石成品和原料的检测数量，以进一步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

在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南部发现有加工作坊一处，位于作坊区的东北角。出土绿松石料、细砂土、工具等遗物，其中绿松石料经分析有原料、石核、毛坯、废料、半成品、残破品、成品等，从产品看应是加工绿松石管、珠和嵌片的作坊，整个加工流程都在此作坊内完成，呈现了十分清晰的绿松石制品生产加工操作链。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和铸铜作坊在二里头时代仅见于二里头都邑，且处于中轴区域，外有围垣，区域重要、管控严格，表明青铜礼容器、绿松石器的生产、分配都由最高统治阶层掌管，它是王权的象征。这一围垣设施为探索二里头遗址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及其社会生产结构和城市制度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里头都邑内的绿松石加工活动和产品主要是从第一期延续至第四期，一期以管、珠为主，二期有龙形器、管、珠、铜牌饰，四期有铜牌饰和较多管、珠。第二期的加工水平已经非常高超，到第四期已能制作镂空型嵌绿松石铜牌饰。绿松石加工作坊的使用年代下限也在都城废弃之后。加工绿松石所使用的工具除砺石外仍不明确，是未来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包括龙形器在内的依托有机质底托的制作的大型绿松石嵌片类制品，所采用的技术和流程应该比较复杂，推测应该先有水平高超的设计者设计出底本蓝图，再根据蓝图加工各种形制的嵌片和底托，使用某种粘合剂，并以精湛高明的技术最终拼合、粘嵌完成。因残留成分较少，目前尚未检测出底托和粘合剂的材质；制作者的具体身份只是专业工匠，还是掌握高超技艺的贵族，是否有设计蓝图，如何拼合，制作完成后如何分配、流通，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尚需进一步采用新技术、新方法进行深入探索。

山东大学考古系王青教授：

《浅议二里头遗址两类镶嵌绿松石器的用法问题》

关于2002年Ⅴ区3号墓出土镶嵌绿松石龙形器的使用方式，已有学者认为龙形器在祭祀活动中应佩戴于器主人手臂上，或是旗䄠上的徽章。但出于山西晋侯墓地的一件晚商玉立人更有启发性，这件玉立人造型十分特殊，在腰间圆雕出一只长身龙斜向伸出，不仅工艺复杂而且极易损坏，应是模仿实际使用场景雕刻的。由此推测，二里头龙形器也很可能是在腰间佩戴，墓主人生前作为祭司，在祭祀时应将龙形器系于腰间作法，以召唤龙神并与之沟通。陕西丰镐等遗址还曾出土了西周人首龙凤纹玉佩，腰间也雕有龙形，与晚商玉立人有相似之处，反映的很可能也是祭祀通神的场景。由此可知，从二里头龙形器到晚商玉立人再到丰镐龙凤玉佩，反映了三代时期龙神信仰的延续，以及祭祀法器和使用方式的传承，并启发我们注意商周时期龙形通神法器的考古发现。

二里头目前已发表三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一墓一件。这三件铜牌饰分别出于墓主人胸前、腰间和手腕位置，由此产生了关于铜牌饰使用方式的不同观点。但考虑到埋藏过程中的位移情况，铜牌饰原应佩戴于墓主人胸前，与龙形器一样，也是祭祀仪式上用于沟通神灵的重要法器。

另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龙形器和铜牌饰都与铜铃伴出，表明是一组固定的通神法器组合。参考云南石寨山等地出土的西汉“持铃巫舞”铜扣饰，二里头的铜铃也应是手持的，作法通神时可摇铃发出声音，“乐以娱神”，召唤神灵并与之沟通。

总之，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器是反映早期中国精神信仰和艺术传统的重要载体，也是神灵考古研究的重要遗存，值得今后继续关注。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教授：

《绿松石与青铜器的装饰》

在新石器时代流行已久的绿松石，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以粘连的方式与青铜器结合，迅速成为绿松石装饰的主流方式，并代表了高等级的社会身份。绿松石与青铜器结合的复合材质装饰，在装饰技术和构图方面各有不同的方式。装饰技术上，一种是将绿松石粘连在青铜器表面，这需要将部分绿松石片制作成不同的形状，来塑出装饰图案。二里头较早的1981YLⅤM4:5牌饰、以及粘连在其他材质上的绿松石图案，都是采取这样的粘塑技术，要求绿松石加工的技术较高。另一种是将绿松石嵌入青铜器凹下的部分，装饰图案是以青铜器凸起的部分来表现的。这样对绿松石片的形状没有特殊要求，但需要在青铜器上预先设计和铸出纹饰。二里头年代较晚的牌饰都是采取这种方式，是绿松石和青铜器制作技术均衡下的选择。在装饰构图上，牌饰、戈等平板状器类，依器形构图，因此二里头牌饰上的兽面纹被塑为上下幅面较高的结构。而青铜容器受器形和块范法技术的影响，纹饰被分割多周、多单元，纹饰幅面较宽而规整，从二里头青铜器开始就形成了这样的传统。以上两种不同构图系统，贯彻中国青铜时代的始终。

绿松石与青铜器结合的装饰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非常发达，且工艺讲究。即便采取镶嵌技术的牌饰，绿松石片也被加工得规整。殷墟文化时期绿松石仍然主要装饰在戈等平板状器类上，当时流行的绿松石装饰也偶尔转移到青铜容器上，但后者遵循的则是多周、多单元的容器装饰原则。殷墟文化的绿松石主要采取粘塑技术方式，但绿松石片在形状的加工方面远不如二里头文化时期讲究。经过西周时期的萧条，绿松石在春秋中期开始较多出现在青铜容器上，装饰成不同的纹饰单元，这种方式在战国早中期达到高潮。与此同时，剑等兵器也较多装饰绿松石。东周时期这些绿松石装饰，普遍采取镶嵌的技术方式。从产地的角度而言，基于二里头至殷墟文化时期因塑形的需求，绿松石片必须在青铜器产地完成，因此二里头和殷墟必然存在绿松石加工作坊。而东周时期普遍采取镶嵌技术，绿松石片的形状没有特殊的需求，器产地可与矿源地相同，生产流程和技术变得简化。

金沙遗址博物馆王方研究员：

《古蜀文化中所见绿松石器及装饰》

二里头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绿松石装饰技术的巅峰，绿松石龙形器、绿松石铜牌饰、绿松石管、珠为代表的绿松石制品与颇具规模的绿松石作坊，无不显示着绿松石在社会文化层面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

商代以来，绿松石制品的种类变得更加丰富，代表绿松石镶嵌工艺水平的龙形器得到延续外，在玉器、青铜器上镶嵌绿松石愈发流行，绿松石制的人或动物雕像及绿松石饰品也在盘龙城、殷墟、新干大洋洲、前掌大等遗址有所发现。

古蜀文化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绿松石器及绿松石饰品，三星堆真武村出土三件绿松石铜牌饰，高骈一件器物，在类型学角度上同二里头铜牌饰有着明显的演变传承关系；三星堆遗址出土绿松石制海贝、镶嵌绿松石片的铜虎，都十分有代表性。

金沙遗址中，核心祭祀区有大量绿松石出土，除绿松石管、珠外，还有漆木器上绿松石片玉片组合、镶嵌绿松石铜虎、绿松石珠、片等类型。金沙遗址所见绿松石制品，被认为是古蜀先民祭祀行为的表达，与商代流行的绿松石样式不同，古蜀文化中很大程度延续了二里头及龙山时期的绿松石传统，反映出与二里头文化更加紧密的联系，这点在古蜀玉器种类、组合等所体现出来的与夏文化的亲密关系也可以得到印证。牙璋在二里头玉器体系中占据着独特地位，而在古蜀文化中，牙璋、玉戈亦始终是祭祀活动的核心，可以说古蜀文化无论从祭祀传统、用器组合、宗教观念上都烙印上了深刻的二里头文化遗风，显示着两者之间的文化渊源。

复旦大学文博系秦小丽教授：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的绿松石镶嵌与粘着剂：海贝与漆器》

绿松石的镶嵌技术最早应用于马家窑时期，甘肃无坝、青海宗日等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绿松石与骨质装饰品的镶嵌。之后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时期出现了镶嵌于陶器的绿松石制品，至龙山时期广泛出现于玉器的镶嵌。根据绿松石镶嵌技术的类型可分为：单片绿松石镶嵌、多片不规整绿松石镶嵌以及规整的多片绿松石镶嵌。

绿松石镶嵌技术包含三个要素：本体、嵌体、粘着剂。在粘合的方式上，天然树脂和漆液、天然沥青、动物皮或动物胶以及不使用粘着剂直接嵌入都是可能存在的情况。多片绿松石镶嵌技术与黑色粘着剂的使用显然来自西北地区，黑色粘着剂则从骨片到绿松石镶嵌广泛使用，是西北地区与黄河中游地区镶嵌技术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东、欧洲和日本北海道绳纹时代的陶器和石器上，存在着大量的使用天然沥青作为粘着剂的考古实例可供参考。此外，长江下游地区也多发现绿松石嵌片，或者玉珠镶嵌，其粘着物可能与同时期发达的漆器有关，漆器可能在这一地区的镶嵌技术中也曾作为一种粘着剂使用。此后大甸子遗址的陶器镶嵌绿松石以及共出的漆器也属于这一种类型。

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及二里头遗址中多发现有海贝作为装饰品，在绿松石镶嵌礼仪装饰品中，海贝常作为其色彩搭配上的点缀。二者之间的共存关系比较密切。

二里头所反映出的绿松石镶嵌技术与青铜器制作工艺密切相关，是任何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绿松石镶嵌无可比拟的。而从不规整多片镶嵌到规整的多片镶嵌正是这一高度技术的反映。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邓聪教授：

《中国及墨西哥史前绿松石研究近况》

绿松石是很珍贵的宝石，对欧亚大陆尤其中国及中美洲古文明国家及王权诞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中国是世界最早使用绿松石饰物的地方，有接近9000年的历史。另一方面，中美洲考古研究的理论及发现，在世界考古学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及墨西哥两地古代文明比较研究，互相可以借鉴启发的地方很多。从2018年开始香港研究资助局（RGC GRF14600118)资助中墨史前绿松石研究项目。有关中墨绿松石技术对比研究方面，我们合作研究者墨西哥国家人类及历史研究院的梅尔加（Dr.Melgar Emiliano）博士在2018年先后以西班牙文及英文发表了特诺奇蒂特兰大神庙（Great Temple of Tenochititlan）出土绿松石作坊及制品报告，并讨论了查科峡谷绿松石作坊嵌片制作的技术。梅尔加博士发表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大神庙发掘中，阿兹特克（Aztecs）帝国神庙埋藏有数千件绿松石制品,主要是镶嵌在复杂盘状神器、纳瓦（Nahwa）诸神饰物及一些燧石刀上的附件。通过拉曼光谱技术的测试，研究者指出在西北墨西哥及西南美洲出土蓝色石饰均为绿松石。作者对这些绿松石制品就其本身象征意义、制作地点及制作工具等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过程中，使用SEM电子显微镜对制作工艺做出断定。据工艺学研究，梅博士更指出，特诺奇蒂特兰大神庙中三处绿松石作坊可能与米斯特克人（Mixtec）相关。

另一方面，闻广先生曾指出中国考古古玉中包含丰富多样的矿物的种类。据近年考古研究新发现，本人总结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的软玉和绿松石已从众多古玉种类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古玉最具有社会价值的物质代表。距今约7500年前东北兴隆洼文化和稍早黄河中游河南贾湖文化绿松石饰互相辉映，逐步发展形成史前两大绿色古玉价值观念体系。这种对绿色象征(colour symbolism)选择特殊现象的产生，可能与全新世气候变化引发农业起源重大发展，有着内在理路的联系。同样对绿颜色象征选择的现象，西方学者近年不约而同指出，在西亚史前全新世初期文化也有近似的发现，惹人注目。

从技术史角度考察，世界绿松石镶嵌工艺，可以分为东西两大技术类型，分别是以古代埃及为代表的西方金属线框充填嵌片体系和以东方二里头的代表楔状嵌片立体器形拼对体系。中美洲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大神庙出土绿松石制品也雷同东方技术体系，和二里头在工艺技术上有极高的相似性。中美洲绿松石研究已相当成熟，对二里头的绿松石研究，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里头的绿松石制作技术组织（Technological organisation)有待深入剖析，初步综合包括嵌片楔状斜边、多样几何形、标准化及微型拼合等工艺的诞生，二里头王权代表的制作，攀登中国绿松石工艺史的顶峰。例如二里头绿松石嵌片中，最小的仅有一毫米大小，体量与一粒小米相约，却具备完整的楔型结构和研磨光滑的表面。其中技术选择（Technological choice)包括人手指尖上生物力学（biomechanics)与道具结合蕴藏的奥秘。二里头绿松石嵌片的加工工艺以打制、研磨等以石器加工技术为主，加工工具主要依靠简单的石锤和砺石。通过实验考古，我们人手约40分钟就可将一件绿松石片状素材，改制成一长方型嵌片，由此推算，M3绿松石龙形器两千余片嵌片的制作，至少需要1400多小时才能完成。经由复杂工艺加工而成的细小嵌片，最终组合成气势恢宏约70厘米长度的绿松石制品龙型器“超级国宝”，展現二里头至高无上王权的象征。

今东亚地区史前软玉文化研究成果累累。而史前绿松石文化史考古学系统的研究，仍十分薄弱。中国史前绿松石文化研究，从全新世初期以至文明社会的诞生，其中古代社会最高物质价值观念之一的建立，将会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

最后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研究员进行总结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