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王国维与胡适——回归古典与文学革命

内容提要：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文化、学术界，王国维与胡适都是卓有影响的人物，他们不仅都大致有从倾慕西方学术文化到回归中国古典的经历，而且因为这种经历在时序上前后相承，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文学与新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关节。在两人的关系中，胡适一直保持着“请教”的姿态，这也使得他们在文学观念(特别是词学观念)上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追踪现代学术史，王国维与胡适的关系是值得考量的重要篇章之一。

关键词：王国维 胡适 清华学校 境界 意境 新文学运动

“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这是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的诗句。“绩溪胡”是指胡适，因其籍贯为安徽绩溪；“大儒”则是指王国维。陈寅恪的这两句诗将胡适对王国维的推崇和荐举之意都包含在里面了。这个“独”当然不能理解为“唯一”的意思，当是“特别”、“尤其”之意。关于胡适与王国维的话题，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

一、新锐与遗老：汇合于中国古典

王国维与胡适：一个曾被认为是遗老的代表，一个则被公认是新锐的象征。①一个梳着辫子，穿着长袍；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但因为两人在20世纪20年代曾同在北京，这两个看似矛盾甚至对立的人物，却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密切关系，其中胡适对王国维的尊崇起了重要作用。在王国维任教清华之后，王国维的学术影响已经完全可以与章太炎媲美，而且更有后来居上的气势。在推崇王国维学术的人当中，胡适是十分突出的一位。1951年，在日本大阪，曾由神田喜一郎司会举办了一个王国维追思会，参加者有铃木虎雄、梅原末治、桥川时雄等近40人，后来将谈话内容整理后发表在日本《怀德》杂志第22期。其中有一段神田喜一郎和桥川时雄的对话，可见得当时胡适与王国维之关系：

神田：我想王先生和章炳麟的学风非常不一样，北京学界章炳麟学派占了多数，他们对王国维先生学问的态度如何，是不是很敬服?

桥川：是，是很敬服，不过最佩服他的是并非章炳麟门下的胡适先生，但王先生没能在北京大学工作，北京大学《国学季刊》要出版的时候，胡适先生极力主张第一卷无论如何要登载王先生的论文，很卖力地劝说王先生，王先生也为他的热情所感动，终于答应了下来。那时先生对我说胡适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后来王先生寄去了原稿，但先生听说要横排印刷后非常不高兴，说如果是横排印刷那就把原稿退回来，这就起了些纠纷。胡适先生数度拜访，竭力解释，好不容易得到王先生的理解得允横排。②

桥川时雄在1923年赴任北京《顺天时报》社，此后即与王国维相识，直至王国维去世，往来不断。他的这一番追述颇可见出胡适对王国维的敬慕以及王国维对胡适的嘉许。虽然“胡适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这一句话缺乏具体的语境，但从王国维对于横排印刷的将就，自然可以看出胡适在王国维心目中也是有着相当的分量。

王国维说“胡适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我的理解是可能针对胡适新旧兼通的学术背景而言的。“五四”之前的胡适到上海学英文，到美国留学，提倡白话和新文学，显得激进；“五四”以后，则提倡整理国故，回归中国古典。这种先西后中的学术历程与王国维其实是不谋而合，因为王国维先是钻研西洋哲学，继而改治中国词曲，最后又向国学挺进，同样经历了从西方向中国、从当下向古典的治学转变过程。这是王国维能认同胡适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提倡的“白话运动”，提倡通俗、自然、自由的审美风格，与王国维的文学审美观点也有着很深程度的契合，诸如不隔、自然、真美等，其实与胡适的改革策略和方向有着很大一致性。只是胡适要把韵文文体统一到白话新诗这一种新文体上来，而王国维只愿意在文体内部进行调整，择其善者而师法之。胡适回归中国古典以后的学术兴趣，与王国维也有着重合的地方，如对《水经注》的关注与研究，等等。所以无论是激进抑或退守，胡适都是能做出成绩的人。对勘王国维，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这称赞胡适“了不起”的一句话，也不妨看作王国维对自我的一种评价。

王国维性格简默，而胡适的性格就直切多了。清华学校拟成立国学研究院，校长首先想到的院长人选其实是胡适，而胡适辞不敢就，故推荐他人代之。在胡适推荐的四位人选中，梁启超是胡适曾经热烈追捧过的人物，赵元任是胡适留学美国时候的朋友，大概王国维进入胡适的视野时间是最短的，但也经过了近八年的“蓄势”。也就是说，胡适至少在1917年就开始关注到王国维，并深为叹服了。他1917年从美国回国后，在《归国杂感》中说，文学研究，“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大概这部《宋元戏曲史》确实虏获了胡适的心，便比较注意起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他在1922年《努力》周报第29期上刊登的《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一文中，在“旧式学者”中列出了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而在这四人中，胡适的评价又各不相同：“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1923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日译本“序”中，言及近人对于元以来戏曲等俗文学的研究，把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曲录》看作“最大的成绩”。不过将《宋元戏曲史》与《曲录》并列，并不意味着胡适对这两本书持有相同高度的评价。同年二月，胡适专门写了一篇《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的书评，这篇书评对王国维能够在“正统文学”的眼光之外来搜罗曲目表达了一定的赞赏。他说：“(《曲录》)计五卷，所列三朝曲本共存3178种之目，其全本留传者，大概只有十之二三了。‘正统文学’之害，真烈于焚书之秦始皇。文学有正统，而不认得时代文学。收藏之家宁出千金买一部绝无价值之宋版唐人小集，而不知收集这三朝的戏曲的文学，岂不可惜!”③相形之下，王国维的学术眼光当然是深得胡适赞赏的。但因为《曲录》编定于十多年前，后出的戏曲文献不断增多，这些后出的文献不仅可以弥补王国维原编的不足，而且可以纠正其中的错误，胡适为之一一拈出，如王国维沿钱曾《也是园书目》之例，误将部分话本入于戏曲，又如朝代上的元、明混淆，复如卷五将小说、传奇误入戏曲等目，存佚没有注明，等等。因此数弊，胡适在文末希望王国维“能将此书修改一遍，于每目下注明存佚，那就更有用了”。胡适的这些意见是十分中肯的，只是因为王国维学术兴趣转移，未能重理曲目而已。

在胡适关注王国维的同时，王国维也发现了胡适的存在及其价值。1922年王国维在致顾颉刚的信中说：“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④王国维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这是老实话。因为王国维虽然提倡自然、不隔的境界，也主张“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在王国维看来，这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规律，只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而已，并非是一个永恒发展的规律。“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句话，才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点睛之笔和收束之句。换言之，在王国维的时代，他并不关注也不相信更不主张新文体的创立，所以当胡适大力创作白话诗的时候，王国维不仅没有声援，而且明确表达了反对的态度。这让我想起日本学者竹内好的敏锐质疑：“你说，大喊‘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的王国维，为什么不谈黄遵宪的新诗而追慕南唐的词呢?为什么?”⑤竹内好的这个质疑极有力度。因为如果只是简单地表达进化的观念，则黄遵宪的诗无疑是一种进化，而后来胡适的新诗就更是一种进化，王国维应该表示赞赏才是。但胡适试图将古代所有韵文文体以一种“新诗”来替代的想法，确实是浪漫过了头，而王国维只是在古典的世界里徘徊，他的抛弃与选择都不离开“古典”二字。所以当胡适从词史上推崇唐五代北宋的白话词时，他的目的是用这种白话的理念来改造当代的韵文；而王国维虽然比胡适更早注意到词史上的唐五代，但他的目的是重现晚唐五代到北宋自然畅达的词境，并在思理上予以深化。一个是从古典取来有用的材料，来延伸“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历史；一个是要直接生活在古典之中，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历史中，选择最适宜生存的文体时代。所以在“现代”的观念里，王国维与胡适注定是要擦肩而过的；而在“古典”的世界里，两人才会走到一起——虽然这种不期而遇也注定不能持久。1922年，当王国维与胡适还没有直接发生任何个人的文字交往或实际交往之时，王国维致顾颉刚的信已经将两人的关系厘析得非常清楚了。

二、关于《教坊记》与词的起源之关系的往返讨论

胡适与王国维交往的一项重要内容还与词学有关。其中有两次尤其值得关注：一次是1924年12月8日，胡适造访王国维府上，当面请教有关《教坊记》的问题⑥；另一次大约在1925年10月间，胡适将作为《词选》附录的一篇《词的起源》“送呈王静安(国维)，请他指正”，王国维作了回复。胡适的《词选》初版于1927年。据其作于1926年9月30日的序言，《词选》的工作始于1923年，而原拟作的长序是1925年开始动笔的。《词选·序》云：“我本想作一篇长序，但去年写了近两万字，一时不能完功，只好把其中的一部分——‘词的起原’——抽出作一个附录，其余的部分也须待将来补作了。”胡适将这抽出的《词的起原》送呈王国维，大概即在这一部分初成之时。胡适在署为“十月九日”的致王国维信中说：“顷作所编《词选》序，已成一节。其中论长短句不起于盛唐及长短句不由于‘泛声填实’二事，皆与传说有异，不知有当否?甚欲乞先生一观，指正其谬误。千万勿以其不知而作，遂不屑教诲之也。”⑦王国维大概是允为观览，胡适遂送呈王府。

这两次交往虽然相隔近10个月，讨论的话题倒是彼此有联系的，主要体现了两人在词的起源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在胡适看来，所谓词的起源就是词的体制得以确立的起点，他的结论是：“长短句的词调起于中唐。《调笑》与《忆江南》为最早的创体；刘禹锡作《春去了》，明说‘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是填词的先例。”⑧胡适追溯词的起源其实主要是追溯倚声填词的开端而已，换言之，填词才是胡适关注的重点所在。这就必然与追溯词的起源时比较多地关注词的音乐形成有了明显的不同。而王国维恰恰是比较注重词的音乐本体的。他1913年所作《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即从三首词的句法推断其词调应为《望江南》和《菩萨蛮》(原词未著调名)；1923年冬又接到罗振玉寄来巴黎写本《云谣集杂曲子》，复作《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此二跋均注意到两本所记录调名合九种，皆已先见于《教坊记》，而《教坊记》的作者崔令钦，王国维据《唐书·宰相世系表》推定其生活年代在玄宗、肃宗时期，所以王国维进而推定收录于《教坊记》的此九种曲调乃“开元教坊旧物”而已⑨。如此词的起源便不可能晚于盛唐了。胡适在追溯词的起源问题时，原本是忽略《教坊记》的。王国维在接到胡适送呈的此文后，可能觉得此是一种疏忽，宜加注意。故回信说：“尊说表面虽似与紫阳不同，实则为紫阳说下一种注解，并求其所以然之故。鄙意甚为赞同。至谓长短句不起于盛唐，以词人方面言之，弟无异议；若就乐工方面论，则教坊实早有此种曲调(《菩萨蛮》之属)，崔令钦《教坊记》可证也。”⑩王国维的回信引起了胡适的注意，所以翻检了《教坊记》，对于王国维考证崔令钦为盛唐时人，胡适并无不同意见。但胡适疑心《教坊记》中所记录的教坊曲目也有可能为后人添加新调的，所以他说：“我以为《教坊记》中的三百多曲名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胡适不相信《教坊记》，但对晚唐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却深信不疑，因为《乐府杂录》记载说，《天仙子》此调初制于会昌初年(约843)，《倾杯乐》是宣宗(847—859)所制，《菩萨蛮》是大中初(约850)倡优所制，等等。胡适质疑《教坊记》，自然是可以的；但一味相信《乐府杂录》、《杜阳杂编》，却是轻率的。无论是宫廷所记还是个人所记，其有遗漏差错，乃是极有可能的。

胡适可能把以上的一节意思回信给王国维。王国维第二次回信说：“弟意如谓教坊旧有《望江南》曲调，至李卫公而始依此调作词；旧有《菩萨蛮》曲调，至宣宗时始为其词，此说似非不可通，与尊说亦无抵牾。”其实王国维的这一番意思，已经先期明明白白写在了《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里了。其语云：“……据此，则《望江南》、《菩萨蛮》二词开元教坊固已有之。惟《望江南》因赞皇首填此词，刘、白诸公相继而作；《菩萨蛮》则因宣宗所喜，宰相令狐綯曾令温庭筠撰，密进之。(见《唐诗纪事》)故《乐府杂录》与《杜阳杂编》遂以此二词之创作传之德裕与宣宗，语虽失实，然其风行实始于此。此背记书于咸通间，距太和末二十余年，距大中不过数年，已有此二调，虽别字声病满纸皆是，可见沙州一隅自大中内属后，又颇接中原最新之文化也。”王国维将创调、填词与西传看作三个彼此相连接的关系，是饶有学理的。胡适想来是读了王国维此文，但因为只盯住“填词”一个环节，所以仍未能彻底了解王国维之本意。王国维多少有点无奈，故书以再奉，因为作为音乐文学，音乐才是本体，所以推断其音乐形成自然比推断填词的方式形成更具本体意义。而胡适似乎重词而轻乐了，所以胡适与王国维两人乃是在不同层面试图讨论同一问题，其不“抵牾”才是咄咄怪事。

只是王国维此时的兴趣不在考究词的起源问题上，故将己说与胡适之说折衷而答之，以先调后词模糊应之，“似非不可通”五字足见其勉强之态。胡适多少有些逞强，在“后记”中引述了王国维两信后，称：“王先生承认长短句的词起源于中唐以后，但主张《望江南》、《菩萨蛮》等曲调乃教坊旧有之调。此说与我的主张固然没有抵触；然而《教坊记》中的一表却不能就证明盛唐教坊实有某种曲调。况且我们看《乐府杂录》、《杜阳杂编》、《新唐书》等书所记，似乎《天仙子》、《倾杯乐》、《菩萨蛮》等皆是武、宣两朝新制的曲调，不单是新词。我们绝对承认调早于词；但依现有的证据看来，我们很难知道有多少词调是盛唐教坊的旧物，我们只知道《忆江南》、《天仙子》、《菩萨蛮》、《倾杯乐》等调是9世纪中叶制作的。”(11)在词的起源问题上，无论是盛唐说还是中唐说，这种说法本身并不新鲜，关键是拿出证据来。但胡适和王国维的争论本质上其实不是盛唐与中唐之争，而是音乐本体与文学本体之争。胡适是固执的，王国维虽略有通融，但基本立场并无变化，所以这注定是一场没有结论的论争。胡适草率地说“王先生承认长短句的词起源于中唐”，不免有点强加于人。我倒不是对胡适怀疑《教坊记》所记内容的真实性有所看法，只是他不能将这种“疑心”确凿地论证出来，终归将自己陷于不太着实的地步。王国维曾希望胡适将《教坊记》的各调源流一一详考，或可得一定论，但胡适终因此事“似不易为”而放弃了。(12)只愿浅尝，无意深研，相关的结论自然不会太稳实了。事实上，胡适并非专攻词，而王国维在后期也基本不作词学文章，所以这一争论的学术性其实是缺乏深度开掘的。但疑义相与析，这种往返的切磋加深了两人之间的感情倒是毋庸置疑的。

三、境界、意境与文学革命之关系

胡适虽然与王国维信件往返讨论的只是词的起源问题，但胡适心里应该明白，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其实并不是王国维词学的根本问题，王国维词学的灵魂是境界说，无论毁誉皆因此而起。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王国维生前，胡适似乎没有当面揭起境界的话题。但胡适的意境与王国维的境界说，不仅话语相似，内涵其实也颇相似，尤其是王国维在早年的著述中，就曾频繁地使用过“意境”一词，这便不能不引起学人的比较，而在比较中更难免会显出短长。胡适没有以专论的方式来申说过意境与境界的不同，但在书信中，胡适为自己意境说辩白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1935年7月26日，胡适在致任维煜的信中便直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强调的“只是真实的内容而已”，重在内容方面，而胡适自己的意境说则是兼顾内容和形式的。他在信中说，“意境”所要求的，“只是‘深入而浅出’五个字。观察要深刻，见解要深刻，而表现要浅近明白”。又说，所谓“意境”，就是“作家对于某种感情或某种景物作怎样的观察，取怎样的态度，抓住了哪一点，从哪一种观点出发”?(13)胡适怎么解释自己的意境说，当然是他的自由，但把王国维的境界说阐释为“只是真实的内容”，便不免显得肤浅了。按胡适的学力，何以至此?殊难确解，或是出于理论自创的固有心理吧!因为凡是读过《人间词话》的人，大约都不会同意把境界只是理解为真实的内容这一点上的。胡适作此理解，若非信笔所致，便是故意贬抑王国维了。而他自我解释的意境说，与王国维自我阐释的境界说，固没有多大的区别。

明眼的人当然是有的。在1936年的《中法大学月刊》第3卷第3期上，任访秋有《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一文，任访秋从多个方面比较了两人观点的异同，重点在权衡两者之同。胡适看过此文，似乎不甚满意，故专门致信任访秋。大意是说：他的看法是历史的，王氏的看法是艺术的；他的“意境”是强调作者的主体，王氏的“境界”是强调词的本体；他的“意境”只是“深入而浅出”，王氏的“隔与不隔”，其实是说不清楚。(14)胡适的这个解释与其致任维焜信中所云大体一致。但都不免有偏，因为胡适之意境说与王国维之境界说的区别并非一侧重主体一侧重本体之差别，也非历史与艺术的不同。胡适确乎有强立其异的嫌疑。因为境界说是在历史的对比中，特别是将唐五代北宋词与南宋及此后词的对比中得出的结论，其于词史发展固有莫大之关系。谷永曾说：“千百年来，能以历史的眼光论文学之得失者，二人而已。其一江都焦里堂氏，其又一则海宁王静安先生也。”(15)这话略显夸张，但王国维在对各体文学的考量中来分析词体，固是一种事实。胡适的意境说也确实离不开对词史的考量。胡适侧重词人主体，但意境毕竟要落实到作品本体，则主体与本体原就密不可分；王国维的境界说确乎注重词的本体，但这种本体特征正是通过主客体的交融而后形成的艺术特征。所以差别并不是根本的。而且如果“隔与不隔”说不清楚，则“深入而浅出”恐怕也会同遭此讥的，因为深浅和入出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间微妙之处，并非有可资勘定的精密界限。质言之，意境和境界本自一家，理论上的承传固多而差异颇少。胡适为强调其异而未免忽略其同了。其实只要考察王国维与胡适的词学背景，则对其分别拈出境界和意境两个概念来论词，就能把握其基本内核了。

说胡适是文学革命的主导者，这在现代文学学术史上已不会有异议。但如果把王国维也列入文学革命者的行列，可能就不乏困惑者了。其实自20年代中期以来，从文学革命的先行者的角度来看待王国维的人，就已有数人了。吴文祺可能是最早将王国维定位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人。1926年，吴文祺在做了细致的梳理后惊叹：“王静安先生二十年前的文学见解，竟和二十年后的新文学家不谋而合。”“……不料在二十年前的酸化了的中国文坛里，居然有一个独具只眼大声疾呼地以小说戏曲为‘文学中之顶点’的人。其见解之卓越，较之现代的新文学家，有过之，无不及。其人为谁?就是海宁王静庵先生。”(16)谷永的《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云：“故凡先生有所言，胡氏莫不应之，实行之。一切之论，发之自先生而行之自胡氏，虽谓胡氏尽受先生之影响可也。”(17)王德毅说：“先生致力于文学研究为时虽不长，但其见解却为五四的新文学运动铺下坦平的道路。”(18)这些话也许说得略微有点质实，实际上两人之间的契合，有的是理念的趋同所致，未必是两者之间有具体师法对象或具体影响到谁。不过王国维与胡适在文学观念上的契合之处之多，确实是令人惊叹的。

在主张文学表现人生，反对文以载道，推崇自然的观念等方面，王国维与胡适都颇为契合。就反对当时词风而言，胡适与王国维的声音也是一致的。王国维的诗词有题无题之说，影响颇大，但王国维不免立说过偏，没有考虑到词史实际了。梁启勋《词学》在引述王国维此说后云：“彼之重小令而尊五代，吾甚赞同。至谓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未免太极端矣。且古诗之无题，是无是失，谁敢定之?吾见《历代诗馀》，选录共九千馀首，证以本集，词题多被删去。或化繁为简。其他选本亦多如是。可见展转钞录，题目实有化有为无之可能。”(19)梁启勋从事实层面说明了词之有题无题，尤其是证以词人本集，对勘选本，更可见出题之有无的嬗变轨迹。胡适在这一问题上，倒不是如梁启勋这般进行事实层面的勘察，而是注重从学理上来进行分析。其《词选序》云：“这个时代(按，指唐五代至北宋苏轼之前的时段)的词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两百年的词都是无题的；内容都很简单，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所以用不着标题；题底也许别有寄托，但题面仍不出男女的艳歌，所以也不用特别标出题目。……北宋的词人继续这个风气，所以晏氏父子与欧阳永叔的词都还是无题的。”(20)胡适从内容上的普适性来为无题说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其实是对王国维之说的一种声援。

不过，审美观念的契合，并不等同于改革理念的一致。当胡适全身心投入到变革诗体的运动中，希望将诗词程式格套全部清除之时，王国维其实早已在悄悄地尝试着内容上的变革，只是因为有着旧体外衣的掩护，而不易受人关注而已。缪钺说：“近人喜言新诗，诗之新不仅在形式，而尤重内容。王静安以欧西哲理融入诗词，得良好之成绩，不啻为新诗试验开一康庄。”(21)这“以欧西哲理融入诗词”一句真是点穴之句，缪钺并因王国维诗词“领异标新”，而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诗词作者中，占有一“重要地位”。从内容的新变来说，王国维允称无愧。

当然，胡适对王国维的词学并非没有批评。譬如王国维对小令与长调的关系，看法比较偏激，认为小令才是词体之正，而长调则为变体别调。胡适没有具体高下小令与长调之别，但在历代词人中，胡适最推崇的是辛弃疾，而论及辛弃疾便不能回避长调的问题。胡适对此的态度是颇为豁达的，认为辛弃疾是词中“第一大家”，“无论作长调或小令，都是他的人格的涌现……他的长词确有许多用典之处，但他那浓厚的情感和奔放的才气，往往使人不觉得他在那里掉书袋”，“苏轼、辛弃疾的词，只是用一种较自然的新诗体来做诗”。(22)显然，对比之下，胡适的观点更富有学理，不能既悬了一个自然的标准，再设置一个词体的门槛。也因此把胡适与王国维作一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在推崇“自然”的审美观念上，胡适要更为彻底。在近现代词学史上，胡适对陆游和朱敦儒的发现，也是因为他的白话文学观念和自然的审美趣味，而陆游和朱敦儒在王国维词学中的位置还是十分边缘的。

胡适的词学能大体沿着王国维的方向前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都出于救世的目的，都怀着对当时词坛强烈不满的心态。吴文英是清代中期以来即被尊奉的主要人物，晚清因王鹏运、朱祖谋等校勘梦窗词集，并提倡学习梦窗词风，遂带动了20世纪前三十多年的梦窗词风的盛行。在《人间词话》中，若推选一最受王国维批评的人物，则非梦窗莫若。即此可见王国维撰述《人间词话》的现实针对性。而胡适的《词选》对于吴文英，也是抨击不遗余力。胡适说：“《梦窗四稿》中的词，几乎无一首不是靠古典与套语堆砌起来的。……近年的词人多中梦窗之毒，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只在套语和古典中讨生活。”(23)王国维、胡适对于梦窗词以及当代词风特点的评价，自然是偏激的，但能很好地说明他们词学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了解并没有介入到新文学运动中的王国维的词学思想，应该是有启示性的。任访秋说：“他们二人对梦窗所以如此攻击的原因，大概第一，因为他是南宋专重音律而放弃内容的词人的代表，欲攻击这一派，那么擒贼先擒王，自然不能不首先攻击他；第二，又因为他是近世词家模拟之祖，欲破除一般人谬误之见地，亦不得不攻击他。”(24)任访秋的第二点原因，窃以为是准确的，但第一点的分析，就略显简单了。实际上，王国维批评梦窗，乃是因为其“映梦窗，凌乱碧”，过于追求辞藻和修辞，以致性情晦涩，不明所以，倒与音律似乎是没有直接关系。而胡适批评梦窗，矛头主要也是因为古典和套语的堆砌。不过王国维也好，胡适也好，都很难说是梦窗的知音，梦窗词也绝非如王国维、胡适所说的只有凌乱的辞藻、繁琐的古典和庸俗的套语构成。在梦窗那里，这些古典与套语固然是事实，但梦窗词固如周济所云内有“清气往回”的。若不能深入到梦窗词的词境中去，则对梦窗的理解自然只会停留在表象了。尤其困惑的是，近代以来学习梦窗词者，除了朱祖谋、陈洵等寥寥数人之外，大多无梦窗之清气，徒具梦窗词之华丽外表，时人因模拟者之病而罪其源头，理由是并不充分的。

四、余论：王国维与胡适的离合关系

胡适是新文学运动的发动者，王国维则似乎是新文学运动的静观者，但这不过是表象而已。在20世纪最初十年中，王国维革命热情之高涨，是熟悉他的人——如罗振玉、罗振常、樊炳清等所周知的。他不懈钻研枯涩的德国古典和近代哲学，广泛涉及有关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宗旨还在于由此引发——起码是参与一场思想革命，以改变国人的精神品格。当王国维从西方哲学的困境中走向中国古典的时候，其实也意味着他对于“革命”的憧憬渐行渐远了。而在消歇了数年之后，以胡适为代表的海外学子重提文学革命的话题，此在王国维而言，至多只是唤起一份记忆而已，王国维的波澜不惊其实是意料之中的。所以任访秋说：“他们相同的地方，即批评的倾向还算一致，即比较重内容而轻格律。这是新文学运动中一个新的趋向。但王先生在十年前即有此见解，竟能与十年后新文学之倡导者胡先生见解相同，即此一端，已不能不令我们钦佩他的识见之卓绝了。”(25)任访秋的“钦佩”在于王国维在文学观念上导夫先路。“十年前”与“十年后”，不过短短的十年时间，而在王国维，却更多的是有了一种曾经沧海的感觉了。

因为学术路径的不同，有国学根底的胡适可以欣赏王国维的深湛学术，但王国维可能无论如何也难以欣赏胡适发动的新文学运动，因为那种彻底的破体观念，在王国维的观念中势难被完全接受。王国维是否直接批评过胡适的文学革命，按照笔者所掌握的文献，尚难确论。但对胡适“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26)，却是他清清楚楚对顾颉刚说过的话，只是没有进一步形成理论批评文字而已。

虽然在境界与意境的区别上，胡适确乎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总体而言，否认胡适对王国维的敬重是没有意义的。(27)胡适在1924年4月17日致信王国维云：“顷闻先生论戴东原《水经注》一文已撰成，千万乞赐与《国学季刊》登载。”(28)这“千万乞赐”的话应该是说得很重了，没有恭敬的前提，胡适的口气不可能如此。此后胡适又是推荐又是写信又是登门造访，敦请王国维就任清华学校之聘任，学术之商讨也在这种交往中时常进行着，而胡适也一直保持着“请教”的姿态。王国维去世后，胡适曾拟编个“纪念集”，虽然因故没有编成(29)，但胡适对王国维的敬意还是通过其他途径表现出来。譬如在1930年出版的《胡适文存》三集的扉页上，胡适题有纪念最近失掉的朋友，王国维的位置仅次于李大钊，而梁启超和单不庵的名字是列在王国维之后的。胡适之于王国维，也许就生前的荐举之恩不及罗振玉，在死后的弘扬之力不及梁启超与陈寅恪，但就对王国维的认知程度而言，胡适大概也就是仅次于罗振玉、梁启超和陈寅恪三位吧。

注释：

①任访秋《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即云：“王先生为逊清之遗老，而胡先生为新文化运动之前导。”载何志韶编：《人间词话研究汇编》(修订再版)，台湾：巨浪出版社，1975年，第20页。

②神田喜一郎等：《追想王静安先生》，转引自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394—395页。

③《王国维传记资料》(九)，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252页。

④《文献》第18辑，1983年。

⑤转引自岸·阳子：《竹内好之王国维论——以人间词话为中心》，孙敦恒、钱竞编：《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文集》，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0页。竹内好原文名为《读王国维特辑——略谈一种错误倾向，特别针对同人们》，刊日本《中国文学》第27期，1938年。

⑥胡适在1924年12月9日致王国维信中有“昨日辞归后”云云，见刘烜、陈杏珍辑注：《胡适致王国维书信十三封》，《文献》第15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7页。

⑦刘烜、陈杏珍辑注：《胡适致王国维书信十三封》，《文献》第15辑，第10页。

⑧胡适选注：《词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4页。

⑨参见王国维：《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陈人之、颜廷亮编：《云谣集研究彚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⑩胡适选注：《词选》引，第340页。

(11)胡适选注：《词选》，第341—342页。

(12)参见刘烜、陈杏珍辑注：《胡适致王国维书信十三封》之七，《文献》第十五辑，第8页。

(13)转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6年，第149页。

(14)参见沈卫威：《关于王国维给胡适的一封书信》，《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

(15)《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王国维传记资料》(九)，第163页。

(16)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何志韶编：《人间词话研究汇编》(修订再版)，第356页。

(17)谷永文刊《学衡》第64期，1928年7月。

(18)《王国维年谱》第78页。

(19)梁启勋：《词学》上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据京城印书局排印本影印，第23页。

(20)胡适：《词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页。

(21)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载《诗词散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0页。

(22)(23)胡适：《词选》，第191、296—297页。

(24)任访秋：《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何志韶编：《人间词话研究汇编》(修订再版)，第40页。

(25)任访秋：《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何志韶编：《人间词话研究汇编》(修订再版)，第46页。

(26)《文献》第18辑，1983年。

(27)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提到了章太炎、梁启超、章行严、林纾，而没有提及王国维。后来吴文祺撰《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曾对胡适的这一“疏漏”表示不解。陈鸿祥认为这与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后的“骄矜”之意有关，是胡适故意“数典掩宗”。此说可备参考。参见陈鸿祥：《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91页。

(28)刘烜、陈杏珍辑注：《胡适致王国维书信十三封》，《文献》第十五辑，第3页。

(29)参见陆侃如：《关于王静安的死》，《文学周报》第五卷一、二合期，1927年8月7日。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