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物：最早在华活动的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7:50:470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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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原末治（Umehara Sueji，1893-1983），大阪府羽曳野市人，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日本东亚考古学、中国汉代考古学领衔学者。在考古学上，梅原末治全面研究以青铜器为中心的东亚古代文化，在中国商周青铜器、战国汉代及魏晋南北朝的铜镜和汉代漆器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中国青铜器和铜镜的研究尤为突出。

他1929年成为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京都大学文学部讲师。1929年梅原末治曾在东方考古学协会北京讲演会上发表“Seythai文化在欧亚考古学的意义”的演讲。1936年以京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到上海、天津、河南等地调查文物古籍。十月革命前后，梅原末治与同僚赴俄国调查，与中俄学者一道交流关于蒙元史、西夏研究与东亚考古。1956年从京都大学退休，获颁名誉教授称号。60年代中期开始主持东洋文库研究部秦汉考古研究室。撰有专著120种，论文950篇。他在日本、朝鲜、中国东北、蒙古和其他地区所收集的考古资料有数万件，图书约2500部，其考古资料由东洋文库东亚考古委员会负责整理。

梅原末治先生初始致力于古坟的研究，及后为判断古坟的年代进而研究出土的铜镜，著述颇丰。1927年就先后发表《鑑镜的研究》、《铜铎的研究》等著作。在1936年发表的《汉以前古镜的研究》一文中，著录了“所谓秦式镜”140余面，用“所谓”二字表明他对这个名称的保留态度。他认为，中国最古的圆镜是“秦式镜”和战国镜，在认为“斯基泰文化”的向东传播早于中国本土出现青铜镜的前提下，梅原末治相信，斯基泰镜是中国秦式镜和战国镜的原始形式，这一论断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在其另一著述《战国式铜器的研究》（1936）中，举出了不少斯基泰型的器物，对于战国时代铜器兼备外来和本土风格的事实，梅原末治先生认称其为“秦式”或“淮式”均不及定为“战国式铜器”确切。梅原末治先生也是较早著录纪年吴镜的研究者，在他的《绍兴古镜聚英》（1939）和《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1942）两书中，著录了相当数量的三国铜镜，为中国铜镜研究的代表性专著。就中国铜镜纹饰问题，梅原末治在《汉以前古镜的研究》中，将春秋战国铜镜的类型分为纯地文镜与变样羽状兽文地诸镜、细地文镜和蟠螭文镜、透文镜及其他三大部分，再细分为十二类。梅原末治先生是首先为“规矩纹”定名的学者，主要以T、V、L三种符号类似木工用具的规矩。随着中国学者梁上椿在1942年编纂的《岩窟藏镜》引用这个论断，学术界普遍接纳，并延续至今。

同时，梅原末治先生以编撰内容丰富的图录著称，其所编大型图集《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全七册（1933-1935）的彝器部分，使用器形学分析青铜器，收录早年流人欧美的青铜器250件。1937年梅原末治将洛阳金村古墓被盗珍贵文物编入《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收录金村出土的文物328件，其中镶嵌青铜鼎、簋、敦的青铜器达85件，这些器物数量之丰，形制之特殊，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1959年编大型图集《日本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全六册），收集早年流人日本的青铜器400件。

在中国古铜器形态的研究方面，梅原末治有别于传统的分类法，划分青铜器类别主要以器形为主，他把古铜器分为：皿钵形器（盘、簋、盒、豆、簠等）、壶形器（尊、觯、觚等）、壶形器（罍、彝、壶、钟等）、提梁附壶形器（以卣为主）、壶形器（以罍为主）、矩形器（彝、偏壶、瓠壶等）、鬲鼎器（鬲、鼎）、有脚器（角、爵、盉）、注口器（兕觥、匜）、筒形器及球形器、复合形器（甗、博山炉等）、异形器和乐形器等十三类。但是这种分类法被认为“忽以全器为准，忽以器口为准，忽以脚部为准，忽以器名为准，非常混乱，很不合理”，既有形态上的分类，又有实用上的分类，过分脱离了青铜器本身的作用。

梅原末治主要著述：《鑑镜的研究》（1927）《铜铎的研究》（1927）

大型图集《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全七册，大阪山中商会，1935

《战国式铜器的研究》，东京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6

《汉以前古镜的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6

《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京都小林出版部，1937，于1944年再编成《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

《绍兴古镜聚英》，桑名文星堂，1939年

《古铜器形态的考古学研究》，东方文化研究所，1940

《河南安阳遗宝》，京都小林寫真製版所，1940；

《东方学报》（京都）第七册（1936年12月）

《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京都桑名文星堂，1941

《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京都桑名文星堂，1943

《东亚考古学论考》，星野书店，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