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海：从仰韶到二里头——中原地区的早期文明化进程

本文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中华文明探源的北大实践”系列讲座第七讲《从仰韶到二里头——中原地区的早期文明化进程》的讲座纪要。主讲人张海老师是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界新星和中坚力量，其博士论文广受业界好评。现将讲座纪要摘录于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讲座伊始，张海老师先从方法论层面上谈到了考古学研究中的大历史叙事应该注意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厘清基本概念，避免教条化和研究范式的僵化。在相同的语境和逻辑下开展对话，才能推动实质性的学术交流，实现理论的进步。

面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张海老师认为我们要秉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回看学术史，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打破教条的第一人便是苏秉琦先生，在苏先生《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开篇明义的提出要反对两个怪圈——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大一统历史观。无论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基础上提出的“满天星斗”，还是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交互作用圈”，都是力图从多元文化所形成的稳定结构来理解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他们并没有提出中心的概念，而是强调相互作用的、稳定的文化结构才是“一体”的表现。严文明先生则进一步提出“重瓣花朵”理论，即指出这个稳定结构的层次性，并将中原视为“花心”，这在实质性上是强调了一体结构中存在着中心。赵辉老师则进一步向前，不仅明确了中原中心，而且还是历史的发展趋势。由此可见，北大先生们对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理解是不同的，尤其是在“一体”的概念上，一体化是否就是中心化？中心化是否是必然的历史结果？显然，研究中原地区文明起源，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张海老师认为研究中原地区文明起源，可以二里头为基点。无论是在狭义还是广义的中原，二里头是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中原最早的发达文明形态。在城市规划、社会管理、青铜礼器、信仰体系等方面，二里头的文明形态不断被后世所复制和迭代，具有与二里岗、殷墟、西周更相似的结构，可看作其文明连续性的表现，并区别于更早的红山、良渚等文明。

因此，如何理解二里头文明的形成过程，从仰韶的基础，到龙山的转型，再到二里头的兴起，是否是单线演进，还是崩溃与再造的过程，亦或“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

1.粟作农业

仰韶文化的经济基础为粟作农业，即以粟黍为主要作物，兼有一定数量的大豆，饲养的猪、狗为主要家畜，并狩猎鹿科动物。植物、动物和稳定同位素的证据表明中原地区的粟作农业在距今6000的时候逐渐发展成熟，粟替代黍成为主流，这个时期也正是仰韶文化开始向外扩张的时期。

2.时空格局

在粟作农业基础上兴起的彩陶文化构成了仰韶文化的一大特色，在庙底沟期的分布范围之广体现了在相当大的范围出现了某种共享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这种文化的广泛性为后来中原文明起源提供了基础。进一步张海老师总结了彩陶区别于东方诸文化（具象和动物神灵）的两个特色：一是抽象；二是非动物（植物与几何形），这两个特点在二里头及其之后并未有效传承下去。

就文化格局，张海老师介绍了两个特点，一是仰韶文化是黄土文明，其起源地及其繁荣期的核心地带均在黄土高原，包括豫西地区，而不是泛滥平原。二是在进入庙底沟晚期之后，仰韶文化体现出很强的区域差异，比如庙底沟类型在豫西地区结束时间较晚，大约是距今4900年结束；但在嵩山以东结束时间在至少距今5000年前（此处需额外注意，由于碳十四校正曲线在5300-5000BP之间存在平台期，故这个时间段的绝对年代相当模糊）。而就整个中原地区进入仰韶晚期的时间则是在距今4800年之后，即屈家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大量出现在中原地区的时间。

3.社会结构

仰韶文化的社会运作体现出强烈的集体性，集中表现在“大房子”和“合葬墓”。从大房子功能推测，其本质体现了公共生活或集体活动对社会运转的重要性。“合葬墓”出现的语境有二：时间上，出现在在仰韶文化的兴起和衰落之际，而非仰韶文化的强盛期；空间上则是更多出现在“小聚落”中，体现了在凝聚社会力量方面的强烈需求。以邓州八里岗M13为例，是一种以男性血缘关系为核心、年代跨度久的集中埋葬仪式。反观以庙底沟阶段的杨官寨墓地为例，则体现了大聚落墓地多单人群葬的特点。此外，典型庙底沟墓葬不重视随葬品，没有形成葬仪规范，这也是不追求个体权力的侧面反映。

上述社会结构的特点，在仰韶晚期出现了一些变化，并伴随着一些外来因素。比如灵宝西坡遗址的大墓，其随葬品的钺、壶、红陶大口缸都是外来物品；此外稳定同位素分析也表明西坡大墓墓主其氮值更高，很可能享有更多的肉食资源，这些证据都表明这个阶段开始重视个体权力和身份。再比如出现了“城”：以西山的夯土城墙为例，这种夯土技术是仰韶文化自身的传统，在仰韶早期的遗址中多有发现，到龙山时期达到了高峰，如古城寨的版筑夯土。

聚落群来看，东部地区的仰韶晚期的社会发展重心开始偏离传统上的黄土高原，向嵩山东北的湿地平原转移，出现了中心城市和不同功能分区。中心城市的一个特点是多重环壕结构，多重环壕可能是聚落逐渐扩大的结果。中心城市或“大聚落”的另一个新变化是出现大量外来因素，比如双槐树遗址，其木骨泥墙排房可能是受长江和淮河流域的影响，而非自身传统。与此同时，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区——黄土高原，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位于陇东的庆阳南佐遗址的发掘有重大收获。这里既有基于本地传统的发明，如夯土墙大建筑，以大房子为核心的公共性宴饮活动，同时又有水稻、磨光黑陶、白陶等东方和长江流域的因素。

总之，仰韶文化晚期的变化既有内部自生的，更重要的是外部因素的汇入。

1.环境变化和人口迁徙

仰韶与龙山之间发生了跨区域的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最新一项碳十四的数据模拟人口波动并动植物遗存反映的生业经济转换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史前文明发展的阶段特征，并将其纳入4.2ka的环境事件影响的范畴（左图）。尽管4.2ka环境事件在全球各地的表现有所差异，时间也不同，但环境本身与生业经济、文明形态与人口迁徙是息息相关的，具体因果关系有待再探讨。这项研究提醒我们，史前区域人口的波动和文明的演进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联动的，环境变化可能是一个关键的驱动因素。

在此基础上，张海老师对史前大范围人口迁移及其由此带来的“龙山化”过程进行了讲解。他认为可以借用童恩正先生“半月型地带”和罗森（Jessica Rawson）老师半月弧（Arc）的概念，从我国自然地理特征上进一步延伸，将“汉水—淮河”一线的“淮汉文化带”视为“东半月弧”。这一条文化带上共享木骨泥墙建筑、红烧土房屋、大口缸、随葬猪下颌骨、以鼎为炊器等共同的文化要素，受东亚夏季风的影响更加显著。从距今4400年前后开始的“龙山化”便是在从东半月弧发起向西的过程。比如，最早的龙山文化出现在山东是4400BP（参照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的测年），中原地区是4300BP（参照王湾三期文化测年），黄土高原地区则是4200BP（参照石峁、碧村等遗址测年）前后。

实际上，龙山时代的首尾各有一次跨区域的人口大迁徙。第一次是4800-4300BP，龙山化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第二次是3900-3750BP，即新砦期。这两次大规模的迁徙均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社会的大转型（龙山时代的到来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

2．新技术和新发明

首先从经济基础看，龙山时代在成熟粟作农业的基础上引入了新的物种，比如黄牛、山羊和绵羊，使得资源消费多元化。这种消费革命，包括动物资源的二次产品和金属资源的开发等，带来了重要的社会变革，但具体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手工业领域，出现了大量新技术。比如在黄土高原，大量出现与夯土建筑相配合的“瓦”，以及冶铜技术；在泛滥平原地区发展出高超的快轮制陶技术，还有陶水管、烧石灰以处理地面和墙面技术等。

3.新兴城市

这个阶段出现了区别于良渚和石家河等早期城市的新兴城市，最主要的区别是这些新兴城市成为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中心。如，在陶寺和石峁城址中，出现了型制和使用方式多元化的玉器和石雕，代表了其来源的广泛性；在中原核心地区，如瓦店遗址的陶器、玉器和稳定同位素证据都表明有多个不同文化、饮食传统的人群杂居。

二是新兴的城市特别强调管理与秩序。集中体现在对聚落的布局与规划、聚落内的水管理系统和单一性质的功能区。以平粮台遗址的水管理系统为例，由“明渠”和“暗管”两部分组成，明渠在排房之间，暗管则可以不破坏房屋结构从底下穿越，明渠由家户维护，暗管则是集体管理，从而形成了两级的“水管理“组织。除平粮台外，比较遗憾的是水管理的遗迹发现不多且不明晰，但现有陶寺遗址和新砦遗址的线索可能都暗示了水管理、规则和秩序是龙山城市的普遍现象。

4.资源再分配

资源再分配有两种方式实现：长程贸易和战争暴力。长程贸易以石器为例，在桐林遗址体现为靠近原料产地，是粗坯的生产中心；而在瓦店遗址则体现为远离原料产地的粗坯消费中心。无论是粗坯的产地还是消费地，张海老师认为龙山时代的石器进入了超越单个遗址的生产-交换-消费模式，而其中的粗坯是石器生产流通中的关键环节。第二个长程贸易体现在黄土高原地区或者西半月弧地带，比如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对彩陶、海贝和绿松石的贸易。这些长程贸易实质上代表了一种新的资源分配模式。

另一种资源再分配的模式便是暴力掠夺，暴力和战争背后实质是人身关系、人地关系的变化，这些方面在西方有文字记载的文明中常被讨论，而在我国的考古资料上很难有实质进展，这是考古材料的局限。

1.新格局

首先从大格局来看，龙山到二里头最早的变化还是从东半月弧开始，即二里头早期的基层社会（炊器）的表现，如鼎、罐和擂钵，这些都是来自东部泛滥平原的传统，而不是西部黄土高原。

2.多元文化中心

另一处和龙山时代城市一致的特色是保留了多元文化，二里头遗址中东方、南方和北方因素均有，人骨稳定同位素的证据也是如此。

3. 城市布局——规划与秩序

二里头的城市管理仍然面临着与龙山时代相似的困境，如大规模人口迁徙、文化交流所带来的管理上的难题。显然，龙山时代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功能区的规划，建立有秩序的分层管理体系，建立新的世俗价值观等等。

4. 基于家族的城市管理体系

与龙山时代不同的是，二里头都邑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小型化的墓地与功能性的遗迹结合。即墓葬埋在相关建筑附近的“居葬合一”现象，这与之后商文化的特征是一致的。居葬合一在龙山时代即有，但并不是以小型墓地和功能性遗迹的组合。二里头都邑中，宫殿区、铸铜作坊区、仓储区均存在小型家族墓地（排列整齐，中间夹杂有少年儿童）与功能性建筑的对应情况。这些体现出二里头都邑已经出现基于职业的人群划分，不同的人群生于斯亦葬于斯。这种基于小型家族的城市管理体系区别于早期的宗教或意识形态管理下的文明，而是更世俗化管理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同一个小型家族墓地中，社会成员之间也存在分化。比如，在仓储区的一排墓葬中，随葬品多寡和墓葬形制有很大差异，这可能代表了墓主社会地位相同但财富不同，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分化模式。考虑到对世俗性的强调，这种新的社会分化模式很可能是基于不同社会成员的具体办事能力而定。

除此之外，近来一些研究对二里头多个遗址的绵羊和黄牛的研究表明二里头存在不同等级都邑聚落和普通聚落管理方面的差异，大型聚落呈现出更集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参考尤悦等，2022；李唯等，待刊）。

5. 新价值观与新秩序

二里头再次出现了强调个体身份的大中型墓葬，即一种新的价值观，无论绿松石的各类牌饰还是玉器都体现了一种具象的、以动物神灵为核心的偏好（与仰韶传统不同）。这种新的价值观体现在铜这种物质载体上也呼应了更大范围里资源的运作和管理。

从上述五个方面的特点来看，与其说二里头是三代文明的起点，不如说二里头更是一个中原史前文明转型的终点，是从仰韶晚期经历龙山时代最终完成的新秩序和新价值观。

最后回到开篇，我们如何来理解二里头的形成和发展。从仰韶以来的连续性来看，中原地区一贯强调集体运作和公共事务，文化和社会发展体现出更多的世俗性特征。因此社会权力的增长也是首先体现在“集体权力”和管理能力方面。但同时更应该注意的是，仰韶晚期以来的多元因素不断汇入中原，这才是真正造就二里头的关键因素。在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政治实践过程中，首先要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如何有效组织和管理不断多元化的社会问题。因此重世俗重管理的传统“中原模式”发挥了作用。如果我们把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当作是“一体化”的再造过程的话，那么这种“一体化”则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多元结构的稳定性。因此，由二里头文明既是终点又是新起点的特征来看，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原文明将其虚怀若谷、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进一步上升到了成熟的早期国家政治体制之上，从而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更高境界。而真正提出多元一体概念的费孝通先生也曾讲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之言。而能否真正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中最关键是能否做到“美人之美“。“美人之美”恰恰是中原文明的特质。所以，融合与共同繁荣形成的稳定结构才是“多元一体”的本意。

至于，二里头是否是中心，张海老师认为应谨慎对待。二里头文化仍主要分布在河南山西，甚至不比仰韶文化彩陶的影响范围，二里头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没有主导其他地区的文化和社会，比如曾处于大致同一时期同样强大的北方石峁。多元文化融合和中心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能用中心化来替代多元一体，一体是以多元为基础的，中心化甚至是大一统本质上是对多元一体稳定结构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