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新石器南北文化的传播方向及路线

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8:18:550阅

编者按：本文摘自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9-37页。本次编发时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若有参考或引用，务请查阅原著。

新石器南北文化的

传播方向及路线

文化北传和人们北移的趋势

在稻作农产北传的同时，长江流域的工具、用具、礼器、陶器、石器加工技术、生活方式等等，也传到北方。既然长江流域的人口密度已相当高，南方人遂向北开辟农田，逐步迁移到北方的土地。

文化交流与传播问题非常复杂，蕴含许多细微而难知的因素。本文无意讨论新石器晚期、青铜初期的族群来往与文化传播过程，只是提出一些主要线索，以寻找稻作传播的历史背景。观察南方农耕文化传播的过程，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沿海、淮河及汉水三条路线。

沿海线

稻作北传的同时，长江三角洲的崧泽、良渚文化也同样沿海岸向北传到苏北鲁南；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文化传播跨越了稻作区，进入非农耕的族群。例如枣庄大汶口文化，虽然因地理因素，没有吸收南方农耕技术，但器形具有明显的南方因素，如石斧、石锛，都与典型的江南工具相同，陶器中镂口纹足的豆、鬶、壶、鼎等器形，都反映出该地与苏中海安青墩、高邮龙虬庄、太湖流域崧泽、北阴阳营文化的密切互动。另发现有良渚类型的玉饰。可见东南文化的北传趋势，已不限于稻作文明。从济宁兖州王因遗址可以发现，本土的北辛文化到了大汶口时期，虽有独特的面貌，但也多方面吸收了南方文化的器物。

最足以代表沿海线文化传播现象的遗址，是苏北鲁南间的花厅遗址，其中发现有非常多的良渚陶器、玉器，年代也与良渚相当。但从花厅遗址的情况来看，该文化并非如良渚一样属于农业族群，反而属于以狩猎维生的族群。花厅遗址的几座大墓中，虽然随葬品非常多，但丧葬形制和良渚不同。这些大墓除随葬器物之外，还有殉人，包括男、女、小孩、婴儿等。

学者们认为花厅是良渚时期的古国，不过花厅遗址有南、北两区，南区年代较早，北区偏晚，两者都与良渚有关，但亲密度不同，社会情况也不相同[3]。南区墓葬的时代偏早，狩猎社会的特征很明确；观察北区的墓葬则有大量的兵器及外地的珍宝，这些珍宝主要来自良渚，还有薛家岗、高邮龙虬庄等（图五：1、2），墓中又有殉狗和殉人。整体来看，像是掠夺族群的古国，而大墓的墓主似乎兼有巫师、大酋的身份。

图五

1、龙虬庄文化陶猪形壶；2、花厅遗址发现陶猪形壶；3、4、薛家岗文化三足盉；5、金坛三星村文化带把壶；6、金坛三星村文化三足盉；7、湖北武穴鼓山文化三足盉。

学者们多认为，花厅遗址反映出古代的掠夺战争。但有些学者们认为，花厅是被良渚人占据的北方古国，卢建英先生则充分否定此说。以笔者浅见，花厅与良渚的关系更像北方的猎战族群往南掠夺。就是通过掠夺，苏北先民受到南方文明的影响，良渚文明乃得以继续往北扩展，跨越了传统的农耕地区。世界史中经常可以看到被掠夺者的文明深入影响掠夺者，并藉此扩展原有的文明范围。

淮河线

淮河下中游的传播路线与沿海路线交互影响，导致苏皖文化具有复合性，以及多方面的共同性。苏中海安青墩与淮河下游高邮龙虬庄、苏北淮河古道盐城阜宁县陆庄文化很接近，都以崧泽、良渚为基础，且有共同的地方特色。虽然源自崧泽、良渚的文化因素占有优势，但也和江南金坛三星村、北阴阳营文化相似。顺着长江，潜山薛家岗文化也参与了苏皖稻耕文明的互动及文化融合，相关问题学界已有许多论述（图五；六）。从文化的融合、同化情形，观察长江流域的鄂东武穴鼓山等文化遗址，可发现很多器物与太湖以西的苏皖遗址相似（图五：7）。江淮平原的肥沃土地适于稻作发展，其文化遗址不仅密度高且具多元性，江淮和江南农耕族群虽有往来，但没有组成统一族群的社会或国家。

在淮河流域，也可以看到文化北传至渔猎族群的趋势。淮河中游的蚌埠双墩侯家寨文化，虽然表现出独特的面貌，但其接受稻谷食物的同时，也吸收了很多淮河下游的文化现象，例如双墩的制陶技术与江苏海安青墩、高邮龙虬庄墓有不少相同之处，一些器型也与金坛三星村文化相类。

蚌埠以北的尉迟寺遗址属于另一种淮河中游的文化类型。其埋葬方式，包括几种竖穴土坑以及儿童瓮棺葬，反映出不同社会阶级的葬礼形式。尉迟寺与枣庄大汶口文化很接近，虽然南方稻作很少，但他们所用的石斧、钺、锛都属南方体系，陶器中也有源自苏皖平原的南方器型。淮河一方面是鲁苏皖豫之间主要的东、西交通路线，但同时也是南北交流的关键地区。长江先民的文化，经江淮平原逐步传播到淮北地区。北方的文化、物资也可能经此进入南方。（这牵涉到部分玉料来源问题，本文暂不讨论）。

图六

1、2：龙虬庄文化三足盉；3、青墩文化三足盉；4、薛家岗文化带盖陶鼎；5、龙虬庄文化带盖陶鼎。

淮河流域的文化传入豫东周口，因此周口鹿邑县武庄与晚北侯家寨遗址具有相同的文化面貌，且与南方苏皖平原的北阴阳营、薛家岗有很多相似之处。信阳淮滨和南山咀也发现了接近淮河中游类型的遗址。虽然学者们经常将淮河上游的贾湖遗址与中下游混为一谈，但贾湖的石器、陶器都与苏皖文化不同。淮河文化的交流范围应极少跨过大别山脉。

汉水流域线

前述贾湖遗址的稻作技术，应源自江汉平原的彭头山文化，贾湖遗址的部分文物与江汉城背溪、皂市下层文化相同，并与豫西南淅川县地区有关。在贾湖遗址的上层（距今约7000年）发现绿松石，其来源必然涉及矿石产区。中国境内的绿松石矿主要有两处，一在青海、新疆，二在湖北郧县、陕西白河、河南淅川，另外，安徽马鞍山亦有少数产出。郧县、白河、淅川之间的三角地带是绿松石最丰富的地方。贾湖遗址的绿松石来源应是豫西南淅川县。此亦证明了贾湖文化与丹江及汉水文化有所交流。

图七

1、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颧鱼石斧图陶缸；2、临汝阎村遗址本土的石斧。

豫西南丹江流域淅川县的下王岗新石器早期文化，基本上可以归为河南仰韶类型，年代是距今7000－5000年间，从早一期遗物来看，当地先民生活是以渔、猎为主，不分男女都从事渔猎，狩猎时用田犬。此外，遗址还出现少数农具，可以视为江汉平原北疆的文化，在考古界被归类于屈家岭文化，其石器均属南方系列的斧、钺、锛、凿等；陶器也多数属于屈家岭的黑陶与红陶，与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相同；另外也有玉铲、玉凿、绿松石的耳坠出土。中期先民的生活方式以农耕为主、渔猎为辅，且稻作占有优势。下王岗遗址的新石器末期地层属湖北石家河文化，其后是典型的盘龙城文化面貌。直至商周时期，此地依然有聚落遗址。

丹江黄楝树遗址的情况相同。下层文化属于河南仰韶，距今5000年后的文化面貌符合江汉平原屈家岭、石家河的类型，其青铜早期则相当于盘龙城文化的类型。黄楝树屈家岭的村落建筑有很强的整体性与规划性，一个村落应属同一亲族团体，但每一小家庭都有独立的私有空间，允许各家在生产与生活中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这都是杨权喜先生所谓的屈家岭文化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笔者推想，这种社会结构可能奠基于农产的需求。水稻栽培需要群体的配合，以保障农田有足够的水源。在此基础上，屈家岭文化出现了小型古国。最近几年的发掘，丹江流域淅川吴营也发现典型的屈家岭遗址，吴营聚落与黄楝树聚落应有密切关联，构成丹江农产线。

黍在灌河流域淅川沟湾遗址的农产中一直保有优势，稻为次要农产，但在其它文化方面，也显示从仰韶到屈家岭、石家河的发展脉络。前四期属仰韶文化，而在仰韶三期已开始出现稻谷；仰韶四期的时候，粟、稻比例已相同，黍则为稻的两倍。靳松安先生认为，在仰韶三期文化中已可以发现江汉大溪文化的影响。五期文化的地层最厚，属于屈家岭类型，稻作比例已相当于黍作。六期则属石家河文化，三种农作物的产量都增加，虽然没有以稻取代黍、粟的趋势，但在文化上完全符合江汉平原的石家河特征。

学者们发现距今5000－3700年间，驻马店地区的文化发展，乃从屈家岭、石家河到二里头类型一脉相承。屈家岭文化取代了本土仰韶庙底沟文化。早在庙底沟文化中，已可见大溪文化的影响，从屈家岭开始，在石家河、二里头遗址中，黍产量减少，稻作成为主流。杨庄遗址一、二期文化属典型石家河，陶器、石器皆同，又发现与石家河相同的陶鸟（图八：7），三期文化年代与盘龙城一、二期（二里头一、二期)相同，文化面貌也一致。驻马店与信阳地区二里头时代的文化相似，都是以石家河文化为基础。

北汝河流域汝州地区仰韶晚期的陶罐彩图上，所绘的石斧形状与当时的本地石斧不同（图七），却与长江石斧一致。古人将远地的器物当作神秘的令牌，说明当时的南北交流极少涉足北汝河流域，使人们特别重视这些罕见的物品。距今6000至5000年间，汝州洪山庙遗址的文化类型属河南仰韶，并可见庙底沟与马家窑文化的影响，但却未见南方文化传来的因素。

然而，直至新石器、青铜之际，汝州地区已有很多石家河文物，陶鸟、纺轮的刻纹、陶鬶、罐、石斧、锛等。汝州李楼遗址一期出土了刮削器和简单的手斧类工具，而在距今4100－3700年间的二期文化无此发现，二期出土的工具为石锛、带柄长斧、磨棒、磨盘、石镞、骨镞等，陶器包括南方类型的黑陶，此外还有与石家河相同的陶鸟（图八：1－6）。汝州煤山文化与李楼遗址很相似，发掘者指出，煤山遗址与湖北西花园石家河遗址非常接近，说明汝州地区有很多源自南方石家河文化的因素。汝州离郑洛地区不远，而且李楼遗址曾出土早期二里头晚期类型的青铜器，因此本遗址属于郑洛新石器和青铜早期文化遗址。

图八 1－3、汝州李楼遗址陶鸟；4、石家河肖家屋脊遗址陶鸟；5－6、石家河邓家湾遗址陶鸟；7、驻马店杨庄一期石家河文化陶鸟；8、偃师二里头遗址鸟头。

禹州瓦店新石器末期、青铜之际的遗址，出土的多数陶、石、玉器均属石家河类型，禹州瓦店发现的鹰形筓，与石家河出土的几件玉鹰形筓相同。（图九：1、4、5）。

大约同时，新密市新砦遗址的文化面貌及具体的陶器、石器亦以石家河类型为基础，且几乎不见异石家河风格的器物。新砦二期出土的公元前19－18世纪器盖龙面图，学者们将之与石家河神面图作联结（图三三：8）。年代相当于新砦时期的花地嘴遗址出土朱砂绘陶瓮，学者们也以石家河神像结构来分析其图案。虽然笔者不赞成对此图案意义义的解说，但赞成其与石家河的关联，这种江河文化间的关系或许并非偶然。郑州花地嘴遗址的陶器、玉器（图五七：11），都与石家河所见相当。登封王城岗遗址，从距今4200年之后，石家河类型的陶器出土率也有所提升。

图九、石家河玉鹰筓 1－2、陜北神木石峁遗址埋藏的石家河玉鹰形筓；3、禹州瓦店玉鹰形筓；4－5、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鹰形筓；6、武汉黄陂盘龙城玉鹰形筓；7、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鹰形筓。

黄河南岸郑州大河村的典型黄河仰韶遗址，其文化在距今4400年前后出现了变化。虽然其农作可能以高粱为主，但开始出现少数稻谷，这或许不是本土栽培，而是与郑州以南地区交易得来[36]；另外，在遗址中的石家河缸、罐、豆等陶器之出现率逐步增加，而仰韶彩陶却逐步消失，直至二里头时期情况依然如此。

孙广清先生统计分析，河南地区已发现143座屈家岭遗址，其分布是以南阳、信阳、驻马店最多，漯河、平顶山一路到郑州、洛阳、三门峡，虽然数量变少，但依然可见；至于驻马店以东的豫东地区，乃是大汶口文化的传播范围。近十几年，发掘出的河南屈家岭、石家河遗址数量更多。根据考古发现可知，新石器、青铜时期之际，江汉农产、文化已扩展到河南中原，并到达黄河南岸。这种文化传播，必然会影响江、河之间青铜时代早期的社会与文明的形成。

本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