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生前想到会有盗墓,欲绝盗患,他想出一招,但还是被盗开了
李世民昭陵的反盗墓设计
本文作者 倪方六
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造在陕西咸阳礼泉县城西北50里外的九嵕山上,与许多名山大川相比,九嵕山并不算高,但在广袤的关中平原北部,却是最高峰。
我几年前去考察时爬昭陵,离陵山顶只有十几米了,最后还是放弃登顶——恐高,不敢再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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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山而葬,实是李世民的反盗墓一招。将陵墓放在高高的山上,一般盗墓者怎么挖?!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四),李世民生前已考虑到了日后会有人盗墓。他在亲撰的《昭陵刻石文碑》中称:
“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冢,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
薄葬可绝盗贼之心,而将陵墓挖在山上,则会让盗墓者望山兴叹——这才是李世民将自己与皇后陵墓放在九嵕山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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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山而葬,依山为陵,表面说看可以省工时,不兴土木,实际最实用功能是增加盗墓难度,阻止盗墓者光顾。
事实上,因山而葬并不节俭,在山中造那么大的陵墓,工程量远大于地上挖的竖穴土坑大墓。
当年暂时安厝长孙皇后的墓室已被现代考古发现,位于昭陵陵山的南侧东南侧半山腰,洞内结构与唐朝墓葬内部结构近似,由墓道、甬道、墓室三3分组成,通长12.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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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临时墓室,是百余名石匠,花了几十天凿成的。
正式的昭陵地宫要比这大很多了,从墓道至墓室深约75丈,前后安置了5道石门,工程量巨大。
此外,在靠近山顶部的地方,又凿石扩地,修建了房舍、游殿。与生前一样,派宫女为他守陵,每日供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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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在九嵕山崖峰上,墓道口周围山势陡峭,当年造陵和祀陵时,依山凿石,架有栈道,栈道绕山腰400米,盘曲而上,直达墓道口。
这些守陵宫女,就是通过栈道来到陵前,为李世民上供,“供养平常。”
栈道对陵墓的安全构成威胁,为此在唐高宗李治继承皇位后,下令将栈道全部拆除,以永绝盗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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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否拆除栈道还有过争议。
昭陵的总设计师、将作大将闫立德上奏李治,其中有这样的说法:“元宫(指昭陵)栈道,本留拟有今日。今既始终永毕,与前事不同。谨按故事;惟有寝宫安供养奉之法,而无陵上侍卫之仪。望除栈道,固同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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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立德上奏的核心意思就是防止盗墓,建议把栈道拆除。
起初李治不同意,认为这是不孝之举,“鸣咽不许”。因为拆除以后,就再无法靠近陵墓祭祀亡灵了。在长孙无忌等大臣的建议下,重新上表请除栈道,李治才依奏,拆除了栈道。《唐会要·陵议》是这记载的:从此,“陵寝高悬,始于外界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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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并没有外界隔绝,后来五代乱世时,盗贼四起,作为唐皇陵的随葬财富极富诱惑力的昭陵,未能免于被盗挖的命运——再精心的反盗墓考虑和设计,盗墓者都有办法对付,天下无不发之冢。
《中国盗墓史·古代人物卷》称,中国古代盗墓史上的盗墓大贼之一、唐陵克星温韬,动用了手下大兵,把昭陵公然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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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也有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
对于温韬盗墓唐陵的事情,《旧五代史》上记载的相对详细一些,其中特别提到温韬盗昭陵的事情:
“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可以想见,温韬当时看到昭陵地宫这种阵势,应该是十分意外的,惊讶中更有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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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防盗,李世民将自己及后代陵墓选址山上,还受到了西汉皇家陵寝制度的影响。
在贞观十八年,李世民在决定大规模开凿九嵕山陵墓时,曾对臣僚这么说:“昔汉家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
此记载见于《唐会要·陵议》,书中记载这番话是李世民在贞观十八年说的,但恐怕有误,应该为贞观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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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在贞观十年十一月暂时安葬文德皇后于昭陵临时石室后,使于次年初下发《九嵕山卜陵诏》,允许皇亲国戚和文武功臣陪葬昭陵。
据《旧唐书·温彦博传》,初唐大臣温多博于贞观十一年六月去世,便“陪葬昭陵”。如果是贞观十八的事情,温多博就不可能陪葬昭陵。
温彦博墓已被现代考古发现,在昭陵主峰以南约10里的官厅村西北,其墓碑现存昭陵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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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也证实,李世民下《九嵕山卜陵诏》的具体日期定,为贞观十一年二月丁亥。
在“卜陵诏”中,李世民还解释了汉朝皇帝和自己为什么要生前营造好陵墓的原因:“上以汉世豫作山陵,免子孙苍猝劳费,又志在位葬,恐子孙从俗奢靡。二月,丁已,自为终制,因山为陵,容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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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山而葬,依山为陵,从此成了唐朝皇家陵寝制度。
在昭陵以后16座唐朝帝陵当中,有13座都是开凿山体,依山而葬,只有3座是秦汉时流行的封土制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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