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西汉定长安都城，刘秀东汉则改长安为副都，玄机都在一个字

东西控制型“两京制”

——古代中国陪都的选择规律（1）

本文作者 倪方六

“副首都”是一个新词，但却不是新概念，古代中国一直有设副都的情况。

先从汉朝说起。

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浪潮之后，灭秦朝建国的，是中国封建时代第一个大一统的强盛王朝，与后来的李姓唐朝相提并论，故有学术界有“汉唐盛世”一说。

汉朝是刘姓王朝，有刘邦建立的前汉和刘秀建立的后汉之分，后世史学家习惯将前汉称为“西汉”、后汉称为“东汉”，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因为都城方位分列东西。

公元前206年，刘邦受封“汉中王”。

在“楚汉相争”中，汉王刘邦打败了项羽，于公元前202年定鼎天下，并于当年2月28日，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初都洛阳。刘邦成了汉朝的开国皇帝，庙号“高祖”。

但不久，刘邦改变了想法，将洛阳定为陪都，而设长安都首都。为何？这里有一个插曲。

当年5月，称帝后的刘邦在都城洛阳的南宫，设宴款待跟他征战东西的文臣武将。期间建信侯刘敬建言，都城的首选应该是长安。刘邦当时不相信，此即《汉书·张良传》里所说的“上疑之”。

刘邦手下大多数都是今苏北一带人，多建议立都洛阳，认为“其固足可恃也”，实际还有洛阳离苏北老家近的心照不宣想法。

深为刘邦青睐，有“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的第一谋巨张良提出了不同看法，称“雒（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

张良认为，都城应建在关中平原上的长安，理由就八个了——“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刘邦信了，认为张良说的有道理，正合心意，遂接受了张良的建议。不久正式定都长安，开基肇始。

即使公元8年王莽篡位，建立短命的“新朝”，也未能更改长安的首都地位，仅将名字上作了变化，易“长安”为“常安”，称为“西都”。同时仍设洛阳为陪都，称为“东都”。

王莽在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的诏书中，是这样为首都和陪都作定义的——“京畿连体，各有采用”。

那么，洛阳作为著名古都，注定是“做小”的命？当然不是，风水轮流转。在建武元年（公元25年），洛阳迎来了好运，由“千年陪都”转正为东汉的首都。

这一年冬十月，刘秀与王莽的更始政权公开决裂，在鄗（今河北高邑）登基称帝，为表正统和刘氏重兴，仍以“汉”为其国号，即此“东汉”。刘秀定都洛阳，封为“东都”，即首都，同时设长安为陪都，称为“西都”，或“西京”。

除了西都外，东汉还有一个陪都——南都南阳，时人又称“陪京”。

南阳何以成为陪都？原来刘秀生于南阳，南阳为“帝乡”，就后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其老家凤凰也定为“都”一样，名义上的，东汉真正的副都——政治副中心还是长安。

两汉都城解析：

两汉都城是古代中国都城制度中“两京制”的代表，进一步说是东西控制型“两京制”的代表。

所谓“两京制”，就是设一首都一陪都，是古代中国都城制度的主体。

其制度实始于先秦三代时的周朝，周前期都城设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又名“宗周”城）。后选址夏人的根据地——伊水、洛水一带，建陪都洛邑（今洛阳市）。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正式设洛阳为都城，改为“成周”城。

刘邦设首都于长安，而立陪都洛阳，刘秀反其道而行之，设都首都于洛阳，而将长安定为陪都。看似都城互换，实际不那么简单，这是周武王实施的东进战略，在东汉的继续，更确切点说，这是时局和经济发展的选择。

刘邦选择都长安而陪洛阳，是正确的。

因为当时秦朝的旧势力并未根本上消失，都城设在长安，有利于控制秦朝旧势力，有利于稳定国势，传统的堪舆术上，称这是“压王气，镇龙脉”。

刘秀选择都洛阳而陪长安，同样正确。

长安乃刘姓汉朝开基肇始之都，不忘旧都即不忘本，这在古代讲究正统的环境下，是相当重要的，可以最广泛的赢得民心。王莽之新朝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不正统，是通过政变夺权的。

更重要的，关中的物产资源已不能够支撑长安作为首都的消费。

以谷物来说，当时各供长安各政府部门的粮食，主要从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漕运进来。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由于人口膨胀，军用开支加大，加上贵族高消费，长安对谷物的需求量大增，每年从公元前110年的几十万石，增至六百万石。

刘彻（武帝）当皇帝时，只好开凿长安与黄河之间的渠道，增大漕运能力，加强首都与陪都的联系。

所以，刘邦和刘秀在陪都的选错上都是正确的，与时俱进，符合时宜，玄机不在风水，而在一个“稳”字——稳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