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有公文保密义务，唐朝保密有四条红杠，谁碰谁倒霉

古代犯了泄密罪怎么处理？

本文作者 倪方六

保密制度古今都有，为了防范泄密，古人采取了很多手段，如“梧桐树下戏凤凰”头条号中说过的“泥封”，就是其中之一（见《古人防公文泄密发明一种封装技术，后成通用保密手段，至今管用》一文），但是光有防泄密手段和技术不行，还得从制度上进行加强，对泄密者采取惩罚。

保守国家机密，这是对所有接触公文者的要求。在古代，相关机构的公务人员不用说是有保密义务和责任的，作为看批文件的皇帝、主管领导，也全都有纪律要求——也就是说，皇帝也有保密的责任和义务。

如清代皇帝，凡属内容敏感的机密奏折，不能外传。地方督抚对下属官员为政情况的密报，除非极为特殊的情况，均留中处理，不得对外公开。

如果将奏折发交有关部门办理, 则将其中引用的朱批部分删去，有时还将上奏人姓名删去。

谕旨是保密级别最高的圣旨，由皇帝口授大意、军机大臣亲自起草，皇帝审看后才会交军机处加封钤印。再交兵部捷报处（快递办公室），寄给相应的地方督、抚、提镇大员或钦差大臣等高级官员，非当事人决不得拆阅。

有资格和权限阅读保密文件的官员，不得将机密文件带回家中，不能让他人代笔批示，不得复抄（印）等。

尽管如此，谁也不能保证百分百不会失泄出去。

为此，出于保密的要求，古代还实行在一定时间和地方，采取暂时限制涉密者的措施，即现代所谓“隔离制度”。如针对科举考试的“锁院制”，就是这种一种临时性隔离办法。

相关官员在被任命为“知贡举”（主考官）、“权知贡举”（副考官）等考官后，将被锁于贡院之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以避免出现泄露试题事件。

“锁院制”其自宋代起实行开始实行，一直现代的高考制度，有关命题人员都要被“隔离”，直到高考结束后才“放”出来。

在上述所有保密措施之外，就是通过刑律，严惩泄密者，让工作人员引以为戒。

古代称泄密者为“喜鹊嘴”，此典故即来源于唐代的官场泄密事件。

唐德宗李适主政时宰相是窦参，窦参有一个远房侄子名叫窦申，是窦参的重要人事参谋。每次窦参与他商议好任命某人为某官的决定后，窦申便立即将消息泄露给当事人，提示当事人对他行贿，于是时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喜鹊嘴。

这是利用保密制度搞腐败，李适知道这事后，窦申仍不悔改，最后被赐死。

窦申所犯是“漏泄省中语罪”，这和“泄密书”、“探密事”行为一样，自汉代起就是很重的一项犯罪行为。到唐代，保密制度已相当完备，并形成了缜密的法制条文，自然更不会放过“喜鹊嘴”们。

《唐律》对国家秘密的规范相当完善、明确，对泄露秘密的人员严惩不贷。

唐代保密制度“事应密”的总则下，对中书侍郎、门下等中央机要机关的公务人员管理很清楚。《唐律疏议·职制》针对他们工作的特殊性，规定了四条红杠：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意思是，不准泄露机密，不准延误期限，不准违章失职，不准遗误公事。

这四条红杠，谁碰谁倒霉：“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

唐代刑律还首次规定了“间谍罪”。如果充当外国间谍，或明知其间谍身份而故意容纳止宿、停留、隐藏的，一律处绞刑。

宋代更强调公文保密，对泄密者处罚同样狠，同时鼓励群众举报泄密者，如告发藏匿弃毁拆换机密档案者，可获得50贯至100贯的奖赏。

明代大起特务之风，对保密严格到极点，最狠。

《明律·吏律》“职制”条规有这样的规定：“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勾结，泄露事情......皆斩，妻、子流两千里。”

另外，丢失重要公文的，也有具体规定，“遗失制书、圣旨、印信者，仗九十，徒两年半，若官文书，仗七十，事干军机、钱粮者，仗九十，徒两年半。俱停俸。责寻，三十日得见者，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