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推算西汉时中国非农人口达33%，清朝仅6%，古代咋成城里人？

古代城乡人口比例有多高？

本文作者 倪方六

做城里人好，还是农村人好？现在成了热议话题。

如果放在30年前还不是问题。在农业生产落后、经济条件跟不上的情况下，当然是做城里人好。

所以，在30年前那波“农转非”热潮中，很多人为脱去了农籍而高兴，而感觉“高人一等”，因为从“农业人口”变顾了“非农业人口”。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好多人成了“城市农民”，后悔当年“农转非”，真正的农村人现在有地有房有粮，种田还有补贴，永远不愁失业和没房子住——让整日奔波的城里人羡慕不已！

中国古代的情况如何？古代也有“城市农民”，但与现代的城市农民不同，他们可以在农村拥有田地、房产，虽然住在城镇，但不少人仍以农业生产为主。

古代中国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是多少？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据，现有的一些说法都是根据史料上的记载推算出来的。如日本学者牧野巽曾根据《汉书·货殖传》中李悝的说法，从战国时期粮食的产量与消费量，推算出当时中国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为6：4，非农业人口达33%。在此基础上，名叫宇都宫清吉的另一名日本学者，推算出西汉时的城市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0%。

这一比例很高了，领先当时的世界，比“改革开放”前的现代中国还高。

据公开资料，1978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比例仅为17：83。中国学者近年也在研究，得出的比例同样不低——西汉时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达27.7%。

别不相信，至少在上古周代时，中国就有专人管人口统计了。《周礼·秋官》中的“司民”，即是负责人口统计的，“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

但是古代并无“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统计学概念，有相应的概念。

唐宋时，管住在城里的人家叫“城厢户”、或“城内户”、“在城户”、“坊郭户”等，相对应的农村人口则称为“乡村户”。

随着城镇化的普遍，古代“城里人”的总数在绝对增加，但因为农村人口增长更多，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曲线，是呈下降状态的。如南宋，《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得出的结果，“城郭户”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12%左右，而在到清朝，城里人绝对总数超过2000万，但占全中总人的比例是在进一步下降，仅为南宋的一半左右，约6%。

很显然，城市生活质量高，古代的农村人也想变为城里人。但古代也存在户籍限制，古代的户籍制度对古代的城镇化进程有很大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一向是限制非农业人口转移的，反对“农转非”，这与政府征收“人头税”、“农业税”有很大关系，也与重农耕的思想有关系。

但是，户籍限制不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谁不想到城里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在饥荒年代，由于城里福利（赈济措施）及时，农民纷纷背井离乡，来到城里找活路，城里往往因此出现大量的无业流民。

对这些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怎么办？各朝采取的手段并不一样，南宋政府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疏赌并用。

首先对流民设立临时户籍档案，在身份核实清楚后，发给相当于现代“暂住证”一样的收执。古代的暂住证含金量很高，凭收执可以领取钱、米等福利，流民离开时，要销毁收执。另一方面允许投资性农转非，有钱有条件的流民可以转为“非农业人口”，花钱买到大城市户籍。

宋朝一般三年“农转非”一次，因政府三年进行一次户籍划分和变更登记，如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便曾办了一批“农转非”。

据《宋会要·食货》记载，当时户部上奏，“西北流寓之人候合当造簿年分推排施行”。这些属于城市黑户的所谓“西北流寓之人”，遂被划入非农业户口，拿到在都城临安（今杭州）的长期居住权，幸运变为“城里人”。

当然，古代流民能获得城市户口的机会是有限制的，而且城市，特别像都城临安这样的大城市，根本容纳不了那么多流民，一般还是动员他们回乡种地，或是住到城郊区去。对愿意回乡的，政府会给予鼓励，或资助钱粮，或免征赋税。

不只宋朝如此，其他朝代也多会这么做，鼓励大家当农民，与眼下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