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许倬云：《西周史 增订版》

增订新版序一

感谢李峰先生，在台北出版「西周史」著作新版后面，惠赐长跋，补充二、三十年来，新出现的考古资料。跋文原文就有大约四十多页，再加上图版七十多页，工程不小。我深感他的厚意，也佩服他的功力。

我自从脊椎二度大手术以后，迄今再无体力查核许多考古资料。这些资料的重要性，经过李峰先生惠撰跋文提示，于西周发展的信息，遂可有更深一步的理解：这一长跋，对于西周史读者，大有帮助。他的博学卓识 ，点石成金，补充了许多该补的地方。感激佩服，谨此额手拜谢。

关于他的跋文部分，请大家自己看，我们读了他的跋文以后，也有一些感想，同时，也对于西周在最近发现的考古遗存，看到一些资料，彼此配合，我也提出拙见，补缺、释疑，也许对读者诸君的理解、能有帮助。

第一点，我想说明的是，西周的封建，在东方的中原平原上，西周建立许多封国。这些封国，帮助维持西周秩序在华山以东，迄于渤海边上，在这一大片中原的主要地区，控制整个旧日夏、商两代的疆域。那两代没有完全充实的结合为一。经过西周的封建，才有绵密的网络，使得这一疆域，终于笼罩在大的系统之内。在这一体制内，王室还居于领导地位。例如，有如李峰的提示：外藩已经分封，却仍兼任王室的公务干部。又如，较大规模的征伐，即使他姓诸族担任重要角色，然而，仍由王室与姬姓诸侯，担起主要部分的任务。 这个庞大的体系，内尊外卑体制，就替中国后来的格局，打下中央主导的基础。并在如此网络的基础上，更提示一个超越理念，将上帝和天命结合，天命和仁心结合，同为一体， 文化高层，建构了超越观念的启示。

这一启示，遂使如此广土众民上面的古代集合体，从那时以下，一直到今天，成为无法分割的文化体。文化体之坚实，是比政治体更重要，也当然比任何一代的政府的体制更为重要。文化体长久传承，政府结构却不妨除旧换新，与时俱进。从不同的统治方法，换成另外其他的方法，得到适当的调整，例如，从古代的封建，可以慢慢调节到皇权帝制；又可以从帝制调整到民主制度等等。

人类历史的长程发展，乃是文化层面的演变：历史的过程，在以文化基础上，启动重要调节。中国古代文化基础，当时以西周开展的大格局，笼罩在中原之上，笼罩中国千年万民之上，树立中国这一块人、地不能分割的长久局面。这个长久局面，对于东亚世界的稳定，有极大的意义。东亚之外，至今似乎还没有其他地区，也出现同样超越人种、超越地区的超越型的思想境界，也没有长久使用共同语言、共同文字，如此广大的一个讯息沟通网络。出现于东亚的个例，对世界将来的历史，是有极大的重要性。将来世界全球化之后，中国这个打不散的大局面，将是世界全球混乱很重要的一个安定力量！我们要感谢，从西周以下到今天，中国历代文明的持守者，坚持如此原则，努力使其基础越来越充实。

再回到西周本身，我愿先补充一段西周本身的起源。从考古资料显示：姬姓的周人，是和姜姓的羌人，以及西北边上的戎人，戎、姜两族帮助西周，构成了向东开发的大局面。这两支力量在中国内陆的西北方出现，有三个缺口，正好是从前童恩正的意见：中国国内「高山、高地、高纬度」大弧型的西北角落上，从俄罗斯到河西走廊，经过祁连山、贺兰山，今天宁夏曾经是水草丰美的屯垦地区，汉朝屯垦的居延，这个三角形的地带，是中国本部在西北开口的一个边缘，又有从此切入中国本部的通道，河西走廊：这一通道，旁边有青海大草原，中间是祈连山。祁连山两侧，都是良好的牧地，是牧人和农耕民族之间交接的地方。黄河一曲，转向东流，北面是蒙古，南面是今天陕北，然后南流。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气候改变，一南一北在这里拉锯战，有时候是牧地，有时变成农地。

西周本身追溯他们祖先发展过程，曾经自白，先人在这一带曾经陷于戎狄，但又回于农耕，这意思就是，我们曾经做过牧人，也曾经做过农人。这整句话，颇符合考古学资料反映，古代气候转变的大关口：距离现在四千年以前，欧亚大陆东半边，曾经有过一次很严重的酷寒，这酷寒大概维持了将近一千年之久。这一段的酷寒，使得牧人的地带往南移，农耕地更往南移，作物才可以生长。但等到西周出现的时候，正好回暖的时候，回暖的季节，使得本来无法往北开展的地区，又变成农耕地，至少出现农耕地和牧地交界之处。

另外一方面，这一带地方居住起来良好以后，欧亚交界处那条大的南北通道，乌拉尔泰山以南，开始的兴都库什山大的通道，许多畜马的民族，将他们制造和驾驭马车的技术，传到了东方，更于后来，牧人知道骑马，又将骑马的技术也传到东方。《诗经．大雅．緜》：「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西周开拓，「来朝走马」，到达浒下，显然已经学会骑乘了。

在西周开始，大概正好是乘马车的技术已经传到东方广大的草原上，使得这些驾驭马车的民族，他们南向和东向的压力，恰好压在前述的三个接触点上；构成了新发展牧地上的压力，于生产结构、战斗能力、各个方面，影响到中国农地为主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域。这些新来的族群，移动力大，人数众多，他们牧养方式也因为气候逐渐转变，比以前可以得到更多的生活资源，因此，他们的组织也可以比以前更有效地适应，更有效地进入本来已经属于农耕地带的关陇一带：这一西周的姬姓的族群，配合姜姓和戎氏之间，结合联盟，姬、姜联盟更是维持长久。姬姜联盟打下了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对于此后西周的发展有极大的用处，今天我们传说中的「姜太公」，就是一个姜姓的酋长，和姬姓的酋长通力合作，打下了西周的天下。傅斯年先生研究课题「周东封」的主力部分。

西周的天下可能是姬姓的，姜姓是他联盟的、也是通婚的亲戚族群。我们从这两「姓」的东向开展路线看：发展的过程，在牧野之战，以及此后分封，我们可以看出来都是两条管道：一条管道是黄河的北岸走，从陕北进入今天山西运城平原，进入山西的另外一端，那里正好连接到古代夏族的族群的疆域。

夏族族群大概从夏的部落联盟以后、以「夏」秩序的后人自居，其分布地带：从山西南部，一直延伸到过黄河，黄河的西岸，就是陕北这一带。这一带就变成由西向东，北路一线的通道—这一个通道是姬姓西周，向东开发的主力军。主流的道路大概是从中央走，下了华山，直接进入中原，经过牧野，一直到殷商首都「大邑商」，最近的安阳这一带。在这一主攻路线，姬周诸侯，韩、虞、虢、晋（唐）、卫、管、蔡，以至于东方大藩：周公长子受封的鲁，以及由此北转，分封召公儿子于燕山之下的燕。姬姓诸侯掌握了宗周和成周，两大片中央地带及其四周，号为中原。

中原南方还有一条线，东向开展，则是姜姓作为主力军。姜姓的主力军中，申、吕、谢、许，都从汉中河谷，这条坡道，进入汉水流域，连结淮河流域，再下去接到黄河向南开口的济、泗一带。这一条南方的路线，这一带的主力发展是姜姓诸侯。姜姓主力最大的兵站，是在今天的齐国。也就是今天山东半岛靠西边的一带，在这里姜姓氏族领袖，姜太公长子，受封于齐，中原东端最富庶的山东半岛。李峰先生最近研究历城考古遗址，也证实了这一观念。

周人向东开展的大基地，其中间一路，和北线一路，两条路，如前所述，向北继续发展的责任，都在姬姓族群的手上，所以从鲁国更往东北、往北走，就走到邢国、走到燕国。燕国有一个姬姓的大兵站，燕国的受封，就在今天北京附近。邢国以及其他的姬姓诸国，顺着太行山、以及顺着燕山，都有姬姓的后人。这一支又和山西境内，运城平原的晋国，顺着黄河边，跨出去可以接合上。所以，姬性的两条路，北线和中线结合在一起向北拐，一部分是追商人的后裔，追奔逐北，防堵殷商后裔再起于东北。另外一方面，在燕山底下，北边牧地和东北森林之间，开拓了姬姓的土地。

显然他们发展的任务，姜姓往南走，姬姓往北走。所以，齐国的姜姓，有不少地方是往南走的开展，进入江苏北部，徐、舒一带，遂成姜姓的开展空间。齐国后来是直接和南方巨强，吴、舒不断纠结，反映周初东封，齐国获得的空间，即是担任南进的主力军。

上述周人东封，这些在南线的开发上面，并不是只是为了姬姓族独大；东南的金、铜，以及后世的金属，铁，不论姬、姜，都是重要资源。江、湖、山、泽丰富的材木、与东南沿海的鱼、盐，都是黄土中原生活只所依仗。如此格局，中原腹地北取草原的牲口皮毛，南取金属、材木、鱼盐，当时中国的区间资源的供求转输，俨然已经建构为华夏生活圈的大格局。

这个宏大的格局，从今天的关陇一带，往东开展，散为扇形，一翼从齐国开展南下，一翼从鲁国开展北上。从陕西的北部，直到河北渤海、黄海、东海之滨，这一广大地区，由傅斯年先生所称的周东封与商移民，组织西周封建网络的农业城市群。这些农业封邑向北推动，互相支援，同化了、也接纳了北方牧人族群。这些族群包括，商代曾经很盛的鬼方，到了西周叫做槐氏，也就是「怀姓九宗」的怀，以及后来在晋国发展霸业历史上很重要的各种戎氏，这些戎人，在「坝上」一溜山谷，正如林沄提示，兼顾农、牧，遂为农牧转换混合型，发挥了彼此交流和互相共存的媒介。（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14期，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官方网站）

先秦北方诸国开始筑长城，秦一中国，连结为「万里长城」：「长城线」能够存在，是南方的农耕族群，以自己城市筑墙的经验，构成了一条连续布防线，从大同到太原，渔阳，至今的北京，这一条线连续不断。 这一防线界定了中国农地和牧地的缓冲地带，既是南北的界划，也是南北的交集：既有战争和冲突，也有贸易和交流，长期如此纠缠，终于由模糊，而逐渐融合。这个宏大的格局，终于界定了中国的北方文化的刚强坚毅。

南方的发展模式，可能是人群的移动：西周时代，姜姓基地在偏于巴蜀的一面，向南开展发乃是顺路，由此南进汉水流域上游，逐步往南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寻找铜矿。 春秋时代的「吉金」，不外铜合金的铸品及其有关矿石，湖北的铜矿相当开发，到了战国的时候开发地更多。湖北的铜绿山矿，古人相当早就开采了。到今天，这一带还是铜、煤、等铜合金成分的金属都有的地区，古代没有用到很多稀有金属，但铜矿和锡矿是很重要的。这个向南寻找「南金」的动机，是他们继续不断试探，往南、往东，还西进入川，更深入中国的大西南，所谓「南中」，亦即由此打开了整个南方的南大门。

循此扇形展开一条线平行，往南走，又折华南与华东，终于，中国江河大平原的核心，和百越民族，吴越和湖南一带，洞庭湖边上古代山里面的越人，以及在过了岭南，广东的越人，北方的民族和沿海的越人，无不逐渐融合于华夏大集团的共同体。如此长期、长线的接触与融合，其面向之宽、广，彼此影响之深、远，遂能将整个南方，吸纳收揽于中国的文化的族群混合集团之内。西周时代的开展，毋宁是此后三千余年持续发展的发轫阶段。 其整个形势：扇形开展、往东开、往北开、往南开，就构成了中国广土众民，天下秩序的总体形势。

在如此基盘上面，西周又造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化交流网。姬、姜两文化团体，带著作战任务，可是也带着丰沛的文化资源，交流沟通与逐渐融合，使得各处地方的文化，因为网络宽、网络密，笼罩在东方古代文明之上，终于，周东封与殷移民，古代和西周，结合为一体。夏、商作为基础的东方局面。本来是夷夏东徙，一变而为宗周与成周。古老的夷在东方，当年从海河流域看来，夏是在山西；可是从陕西看来，夏在中原。「华夏」，整体大布局，不是一天能够完成，乃是经过西周数代的分封，编织为彼此支援的共同体。 西周的分封，与历来外族进入中国，建立皇朝的历史，互相比较，西周的局面更宏阔、更长久，他发展的功能更为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使中国成为中国。「华夏」这两个字，要从华、夏，相结合，我们才能理解是西周，从割据一方，打造出一个「宅兹中国」的气魄。

我此篇序文，则补充李峰先生所说的意见。李跋提起过，西周本身的统治，不再是粗糙的部落统治，却已经进展到相当程度地专业化及职务分工，凡此，我称之为「统治机构分工合作」的机制，如此贯彻落实，即可使西周中央政权，指挥整个大的舞台，有效的统治整个中国东方大平原，以及其两侧，北方的平原，南方的河川、湖泊地带。这一强大的中央指挥部，据说是周公根据殷商王子的劝导设计，西周宏规的确非同小可，不可忽视。

公元前七八○年（周幽王二年）陕西岐山发生了中国史书记载较早的一次大地震。《毛诗正义注疏．小雅．十月之交》用了四句话、三十二个字，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这次地震发生的全过程和地震引起的地貌变迁：「烨烨震电，不令不宁。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潜莫惩。」顾功叙主编的《中国地震目录》将此次地震震级定为六至七级，震中位置岐山（北纬三四．五度，东经一○七．八度）。

地震时，「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国语．周语》）。三川即今陕西省的泾河、渭河、洛河。估计震级可达七级以上。引发山崩地裂，河川壅塞，接续是供水不良，亦即农作歉收的旱灾。这次震区广大，关陇周原，无不受灾。不仅经济损失严重。由于天灾引发的不安，可谓人心惶惶。幽王十一年，犬戎侵犯宗周，西周覆亡。

这次大地震，西周毁损，西、北方，进入西周腹地的戎人族群，深入渗透，愈来愈多，犬戎灭了西周本部的宗周。这一变化，两都体制，垮了一半。东封中原建「成周」为统治东土的中心。遂落实「东都」功能。当初，周公自己担任首辅，率领中央干部群，往返于西部宗周和东部成周之间。 东西来回移动的中央政府，能够兼顾西面基地和东方的封国。世界古代史上，有另一个晚于西周几乎千年的个例：欧洲古代的罗马帝国，分成东西两部分，西罗马是本部，新得领土东罗马，另设「副王」，开府治理。不需很久，东罗马形同独立，罗马帝国从此分裂。中国古代的帝国，假如不是周公采取两都并重的安排，也有可能分成东西，很难统一于一个中央。后来，等到宗周无法抵抗新来的族群的侵犯时，周王政权，可以退而求其次，重点置于东土，开拓更大的空间。

我们必须了解：西周的封国，并不裂土封彊，使子孙分享荣华富贵。西周诸侯，几百年来，分担了开拓、同化、联系、合作，构成广大亲属网络，叠加于分封藩属网络。这一宗统和王统，族群的三统合：宗族、族群、及政治统序，三统叠合为一体，构成了绵密的巨网，牢不可破。

相对于中国后世历史的征服王朝，西周建立的制度，最为牢固。五胡乱华后的胡人政权。只有拓跋氏的北魏主动采取汉化，胡汉混合，终极创造了隋唐大帝国。其他征服王朝，或者在中国消失了，或者被汉人驱逐，迁回老家故居，例如蒙古被明王朝大军驱赶漠北。另一方面，汉人持续在南部和西南部开拓，他们持续，而和缓的移民活动，经由通商和文化涵化过程，远多于经由武力征服。如传涵化的效果，终于将广大的南部和西部，融合于华夏中国的一体。

从古代典籍留下的记载，西周分封诸侯的训令「册命」，通常吩咐封君：必须注意族群间谍和谐，必须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信仰，必须促进本族与本地族群间不断互通婚姻。封君率领进驻的人员，分封文书常常列举派遣制作车辆、武器、铸铜、刻玉，或相关构件，烧窑、制陶、纺织、缝纫、旗号、乐器，各种工艺技能的专业队伍。由此可见，西周分封，也注重扩散当时属于先进的生产文化项目。这些集体移民队伍，竟可说也是介绍和转输工艺技能的任务，俾得在西周庞大文化体系内，扩散经济文化，普遍提高生产水平。

在李峰先生列举西周遗址，出土许多工艺品和工坊遗迹。例如陶器制作，包括瓦当、器用，遗址规模之多，储藏数量之大，无不惊人：在这里，等于是一个庞大的工艺制造基地，提供了当时工艺材料的资源，也足够提供工艺人才的训练基地。周原群的各种作坊，在古代而论，规模堪称庞大。我认为，如此庞大的制造基地，其任务是培养分封制度中，上述扩散周人工艺实力的基地：如此猜测，不知李峰先生认可否？

我谢谢联经的同仁，当然更也谢谢李峰先生，对我这本书很重要的补充，我今天是九十岁老人了，最近十余年来，身体并不很好，尤其几次大手术以后，我的手不能执笔，头不能俯仰，读书、写字都已属难事。撰写著作，都是靠口述笔录，请陈珮馨女士记录，在这一阶段，也感谢珮馨帮我们这个忙，谢谢。

增订新版序二

这一本《西周史》是我的英文著作《西周史》的中文版，从其出版至今，已经有将近三十年了。但其英文版问世在八十年代，因此论其英文版到今天的时间，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实际上这本书应该重新改写。尤其是在近来二三十年内，西周的考古资料层出不穷，增加了许多可以讨论的问题。只是我退休以后，先是往来于美国与台湾之间，事多繁杂，无缘定心著作。后来外科手术，又延宕十年之久，现在则精力不足，难以重新整修，容纳新的考古资料，再写一本《西周史》。台湾的出版者希望在旧版的中文《西周史》基础上再发新版。我既然无法重新撰述，若对旧书稍加更动，仅能增加序文，将《西周史》问世到今天，种种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粗枝大叶，交代如下。

开章名义，必须要交代，我这几年来重新思考中国历史，乃经由世界史的视角，讨论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我这几年来，常常感觉，法国发展的年鉴学派论述「大历史」，实在有其重要的意义。在年鉴学派的心目之中，历史有长程、短程。过去的历史著作，主要内容不外个人传记、政治变化，如朝代革命、典章制度等等，乃是最短的演变过程。更长的则是社会文化，这一历史进程为时较长，可能持续数百年之久。而更长于此者，乃是自然的变化，即我们寄体安生的地球，提供的自然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发生的长程变化，对于人类的行为，有所冲击，出现各地方族群的起伏分合，各种衍生的巨大影响。许靖华的《气候创造历史》就是从这一角度指出，自然条件和自然环境如果有所变化，将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引发大幅度和长程的变化。

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常常觉得，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新石器时代转变到铜器时代的阶段，亦即距今四千年前，乃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北方考古遗址出现的古代气候变化的迹象，可以从植物的孢子、种类，确认气候从温暖转变为寒冷。那一段寒冷的气候，可能维持若干世纪的冰期，其涵盖的面确实相当广阔。欧亚旧大陆的北部，处处受到这一次由暖、寒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一段考古遗址的资料，最具代表性的乃是朱开沟的孢子遗存。从朱开沟资料反映的现象，后来在高纬度的各地考古遗址之中，都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印证。

距今四千年在我自己的心目中，似乎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之间的巨变。当然这些变化是渐进的过程。从长程的演变来看。高纬度相当于蒙古高原边缘的一条平行线，由东到西。就各处遗址中的孢子资料而言，如果有考古报告包含了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大概都可以看得出如此气温的变化的迹象。在中国考古学上看，有几个重要的变化可以特别摘出，予以讨论。

第一点，这一高纬度在线，各遗址都呈现从农耕或者农牧兼具，逐渐转变为游牧。但经过一两百年的时期，又出现农耕的现象往北移动，而游牧的现象则更往草原方向撤退。距今四千年左右的持续一两百年的变化，似乎不仅造成了中国地区人类活动的大变化，欧亚交界处的中东，以及地中海世界的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这三个地区的主要变化似乎都是平行的。

以中国地区而论，其最初呈现的现象，就是北方地区本来非常发达的地方文化，北面是红山、南面是山东半岛的大汶口，这两个文化忽然由盛而衰。尤其是山东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规模普遍萎缩，甚至于消失。其遗留的陶器也从精细的变成远为粗糙的陶器。在中国史籍的记载上，有过「祝融八姓」移入中原的报导。祝融八姓本来就是山东半岛以及邻近地区的地方族群。这一移动说明了山东甚至延伸到江苏，其居民必须迁移，他们的新石器文化，忽然不能延续。

那些当地的村落遗址，都从大型变为小型，人数减少，规模变小。他们迁入「中原」地区，即从海河流域，由东往西延伸，到华山脚下，黄河流域。这个中原地区，本来就有一个相当稳定的新石器时代文明，也就是以庙底沟二期为主要标志的一个宽长的文化带。这一文化地带并没有没有山东薄如「蛋壳」的黑陶，但却是稳定地、延续地成长，显示这一文化带是一个相当坚实的文化地带。祝融八姓移入中原，对这一文化带有其冲击。而祝融八姓除了分散在中原以外，也有很多进入淮汉地区，后来的楚国、宋国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至于在江汉一带，出现石家河文化遗址，有精致的玉器雕刻，和复杂的大型聚落群。

祝融八姓这一山东族群的移动，我以为乃是因为距今四千年前，北方寒冷的气候，构成了强大的高气压，使得南方季候风带来的湿气，不能再赐予山东地区本来的生活条件。当地的地方文化族群不能不迁入中原。中原地区承受季候风影响，原本就不如山东半岛强大；这一地区的耕作带，其气候虽条件并不优厚，却比较稳定。这一特色，反而促使居民彼此协合，成为一个具体的、坚实的人群组织基础，逐渐整合了本来分散的地方文化，构成了后世所谓「夏」、「商」的复杂组织，演化为国家和城市的社会共同体。也是在这一特定视角，我们可以同样观察关中地区延伸到河套之间，是否出现了同样的变化。

根据周人自己的记载，他们的先人曾经进出于农耕与游牧之间。他们本来是农耕文明，陷入戎狄，然后又回复到农耕。这一往复过程，既可以是人群从甲地到乙地的移动，无妨称之为大迁移（Exodus）。也可以解释为，气候变化使得同一地区的文明共同体，不能不因应气候变化，有所调节，才呈现了周人自己的记忆中，从农耕陷入游牧，又回复于农耕的往复过程。从朱开沟南北来看，从鄂尔多斯到陕北，也确实反映如此相当普遍的气候变化。也在这个意义上，周人的集体记忆和考古遗址呈现的现象，乃是彼此印证的。

另一方面，旧大陆的人类历史上，在距今四千年前，欧亚大陆交界处，出现了一波又一波骑马战斗民族的移动。他们从高加索、阿尔泰高纬度的地方，向南移动。有的直往南冲，冲入印度，一波一波进入印度。也有一些，向西进展，一波一波进入欧洲。进入欧洲的途径，可以直接往西，也可以在巴尔干一带折而向南，转入地中海。后者的转折方向，似乎比直接往西的大方向上，呈现其特色：经历多次移动，时间略晚，构成在海湾谷底的城邦。这一变化最主要的后果是，地中海海东一带，出现了希腊文明以前的族群移动，而希腊文明随之开始呈现于世界历史上。终于因为这一群海上战斗民族移动的特色，他们建构了欧洲文明的底盘。

上述两拨从欧亚交界处移动的族群移动：地中海海东一条路，以及波斯湾口另一条路：这两条途径的中间就是今天的中东地区，那里是世界古代文明中最重要的一环。两河文明由此发展起来。从这一现象看来，欧亚交界处，从北往南，屡次不断战斗民族的移动，对中东世界，以及后来的西方世界，都留下了重要的历史轨迹。

以此作为比较，我以为，西周的出现，也是在同样的条件下，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大的转折。殷商的时代那个巨大的文明体，是在中原农耕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而成为一连串的农村，没有后世欧洲和两河地区城邦现象，而是一串串稍有防卫土壁的农耕群落。这种的结构，农村群内的主、从关系，也就是殷商集团，甚至传统历史，更早时期「夏代「的基础，也就是从新石器时代转变到青铜时代的早期文明，它从来没有过城邦文明那样的巨大的内部经济差异。

上面说到，东亚地区、欧亚交界地区，以及两河地区与左右两条移动带，这三个地区发生的变化，基本上都是距今四千年前。它与其后的族群移动，有重大的相关性。总结一句话，距今四千年前的气候变化，在各地的冲击，造成了不同的后果。然而其冲击的出现，却在各地都影响新的文明发展阶段。由此看来，世界历史无论在何处，都有「铜山西崩、洛钟东应」效应。人类活动的世界性，竟可能早在此时，其讯息已有透露。

从欧亚大陆族群移动的现象看来，西周本身的建国就是一个族群迁移的过程。他们从今天陕西和甘肃交界处，也就是陕西省的东北角落上，泾水流域，逐渐迁向今天的西安。西周开始的时候，所谓丰镐就是今天西安市附近的周原。在此以前，他们屡次迁徙，从古公亶父到文王的时间，至少三次落脚新家。至于古公亶父以前迁移了多少次，就更不知道了。从公刘开始就搬家。究竟是人群迁移，还是因为气候改变，从牧到农，从农到牧往复的过程，哪个是比较完整的解释，我们无法确定，可能两者都是。气候逐渐暖化，农耕地区就逐渐北移和西移。本来陷于戎狄之中的周人，从原来的地点，一步一步，更向东南扩张。

这本书原来的有关章节，我也曾经陈述凡此大迁移的现象。在中国北方，由阿尔泰山到今天的大兴安岭，这一条在线，宽广的草原带，在距今四千年的时候，这一带非常繁忙。古代的典籍《史记》、《左传》等等，都有相应的叙述，提到各地种族的冲突。王国维先生著名的鬼方、猃狁等等之考证，这些名号其实都是一个族群。

今天回头看来，静安先生的话，有相当的成分是对的，但是也有颇可商榷之处。例如：这些族群的名称，发音类似是一回事，但是其本身从哪一个小部落扩张到大部落，其过程一定相当复杂。至于鬼方这个名称，在商人自己的记忆中，曾经与之有严重的冲突；武丁征伐鬼方三年，不分输赢。可是在殷墟卜辞的记载之中，居然未见「鬼方」之役。殷墟卜辞记载的商人的属方，各种「方」，有十几处之多，也未见「鬼方」。鬼方的名称，可能即是某一个大族群的或称，也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鬼方应是北方长时间存在的一个游牧民族。

我们必须注意处，则是距今四千年的气候大变化，从暖到寒，从寒又回到暖，考古学上孢子呈现的现象大概有两三百年之久。西周的起源回溯到他们还没有定居的时代，也就是公元前十六世纪上下。而等到西周正式开始，也就是差不多公元前十一世纪前后：凡此颇为符合这一段大迁移的时段。西周成立之后，北方并没有安静。西周铜器「小盂鼎」的原件已经不知所向。从小盂鼎的记载看，西周第四代君主，周康王时代，西周还与称为「猃狁」的族群曾经有一次冲突。西周军队面对的敌人有八千多，俘虏的有一万二千多。假如这是敌人的数目字，西周本身的军队也不会少于两万。两边数万人的阵容对抗，作战多日。其中有车、有马、有步兵，这个规模，放在那个时代的世界，也是相当可观。

从西周时代一直延伸到甚至春秋时代，远到今天的陕北、宁夏、绥远，近到山西的晋南，运城平原和汾河交界的地方，几乎处处都有所谓戎狄的痕迹。春秋时代晋国的大扩张，主要就是从运城平原，即他们刚刚开始被封的地点，往北、往东、往西扩张，将各种戎狄收纳到疆域之内。根据晋国祖先唐叔受封于晋，接奉的敕命，成王指示，在兴建的晋侯封地之内，即汾河流入运城平原的交界处，必须接受容纳夏人留下的风俗习惯，戎人留下的风俗习惯，还要注意到商文化的影响。这一个吩咐反映着，从西周早期开始到春秋中期，晋人扩张，建立霸权，以迄三家分晋：如此漫长的时期，这一今日山西地带始终还在进行戎狄华夏互相交错、互相融合的过程。

只有从如此背景上，我们才可以了解：中国地区族群移动延续的时间之长，族群之间融合过程的复杂，不是中东和地中海两个大文化区同时代的变化可以并列的。中国这盘棋，其涵盖的地区幅员之广，比中东的两河到埃及这一块要大，当然也比从地中海沿岸的小亚细亚到意大利半岛的范围要大。这两个文化地区的总面积也就和当时中国北部的总面积相差无几。中国这盘棋的复杂性和涵盖地区的广大，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比西方的两个地区更复杂。当然，如此现象，也比骑马族群，屡次经由欧亚大陆相接处，「中路」，直接向南冲入印度河流域，然后转到恒河流域，呈现的族群层叠现象，也远为复杂。

从更广义的局面来讨论，自从西周进入中国的斗争以后，也就是西周和商人接触以后，西周不断争取商人势力范围内若干「属国」，终于成就「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在西周的南方、西北方、东北方各地的许多小的族群单位，在周人的金文铭词之中，这些小单位往往还带有「王」号，也就是说它们不是西周能直接管辖的藩属。比如常常出现的「折／仄国」，（「矢」字一撇翻转形），就是在周人疆域的边缘上，并不受西周管辖。周人的历史自称，如此局面，乃是由于「西伯」能行「仁政」。

固然，任何霸权，大约必须持有相当的武力，才能统辖一方。周人对于归顺族群的包容接纳，也的确有助于从霸权顺利进展到共主的过程。西周王室姬姓，与西北紧邻，姜姓族群，密切合作；后者的领袖姜尚，后世称为「姜太公」，带领本族，帮助姬姓打天下，姬、姜二姓，不仅时代婚姻，姜姓诸侯的封地，与姬姓王族子弟，分封于战略地点，共同维持这一集团的霸权。

西周未成气候时，可谓殷商的从属：号称「西伯」，亦即殷商属下各单位，在西方的一方主力。西方族群，包括今日关、陇、蜀、巴居住的族群，都是西周起兵东下时的盟国。殷商直属的微氏，世代是殷商史官，也早就输诚降周。姬、姜合体，以分封诸侯：几乎当时所有族群的各单位，所谓「殷遗民」：包括殷商王室后裔，以及那些东土中原的土著族群，无不接受周室封号，隶属西周体制。周王属下的封建网络，俨然开启了古代东亚第一个想到统一于一尊的集合体。

西周本身，从有历史记载，或者他们记忆记载，到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考古报告看来，从周起始一直到文王时代，相当程度地反映其武装化的特性。二○一五年，泾阳发现的西周遗址，有两个大的集体墓葬群，一群有三四百单位，一处有两三百单位：其墓主都是单独的男士，却没有家属随葬。殉葬的有马、有牛、有狗。这个现象就很奇怪了。马、牛能负重、驾车，还能耕田 ；狗，无论是游牧，还是狩猎，都是必要的助手。这些个别男子的墓葬，反映了其既具有武士的身分，又是农耕的农夫，也许就是类似秦汉「屯田」的现象：军队驻守之处，兵员必须耕作，维持自己的生活，在必要的时候上马就作战。这种现象正反映了周人武装化。我们也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丰镐地区，即周原地区，能容纳许多不同的专业，而且还有大片大片的武装部队的屯垦地区。

二○一七年，宁夏彭阳姚河原遗址的发现，呈现周人开拓西北疆域的规划。西周早期诸侯级墓葬区、铸铜与制陶作坊、路网、壕沟、卜骨、卜甲等。凡此周王朝与西北戎狄族群的相处模式，应如李伯谦所说，姚河原遗址乃是「周人经略西北地区的前哨基地」。周人这一前哨基地应与周人获取西北方的重要战略资源—马，正如周人往西南方向争取淮汉铜料，同样重要。

周人自己的根据地，周原地区有各种手工业、陶瓷业、青铜器制作等等。同时也有农夫和武士。也就是说，周原这一大基地，未必是后来所谓的都城，而是一个大型战斗团体驻守之处。周原宫室和商代的殷墟的宫殿比，占地较小，结构也并不如何复杂。这正是代表一个可以随时准备迁徙的现象。无怪乎他们后来又一次迁徙到号称「宗周」的根据地。

这一西周早期反映的特性，也正说明其本身就是武装迁移大运动里边的一支。以此我们可以明白，西周在历史上自夸，「西伯善养老」，所以大家愿意接受他的领导，终于取得商人的三分天下有其二。这是从后世国家的观念来讨论。以那个时代的国家观念来看，国家并不一定定居。国家内部也并不一定有郡县等很充实的组织。商人的国家，似乎还没有发展为具体完整的形态，只是以「大邑商」作为武装基地。商人大军，随时向各处征伐。军队所到之处，向它投降的族群，就要送上贡礼。

出征的部队等于以武力勒索。殷墟卜辞，「征人方」大举，行程累月，只见当地君主迎候，却没有战事：可能即是殷商君主，宣扬武力，确立霸权的举动。似乎商人并没有裂土分封的封建制度，商人却有不少驻屯的基地：在北方是槁城，在江汉是盘龙城，在今天长江流域的中下游是新干。甚至，在周人所在，华山以西地区，殷商文化遗存，处处可见。有些被认为是「殷遗民」的族群，何尝不可能也是殷商霸权置放于西陲的驻军？

由此看见，商人并没有建立一个封国制度，而是一个巡游掠夺的制度。周人的众建亲戚，以为诸侯，实际是从巡游掠夺，转变为驻屯的戍军，占领那个地方。占领各地的驻防部队之间必须有所联系，而联系的线索网络，则是姬姓与异姓通婚，招抚不同姓族，于是同姓是亲族，异姓称为戚谊。皇亲国戚，编织为绵密的网络：就是我在本书的后面提到：「宗统」和「政统」的连结。宗统是亲属的网络，政统是号令的网络，这两者乃是叠合的。这一现象正是说明了，在族群大迁移过程中，从动到静的过渡期，还没有达到完全规划成行政单位的「郡县」制度。而是在这以前，处于游动的作战和掳掠之间过渡的时期，则是分兵戍守的时代。

这一现象与罗马共和国成为罗马帝国的过程也很相像。罗马帝国的疆域，都是各处投降的国家。罗马大军所至，各地纷纷服降。出征的部队，就驻扎在征服的地方，负责镇压和戍守，不再回到宗主的都城。分出去驻扎的地点互相支援，以维持霸主的权力。

因此西周的封建制度，其实在我看来，原本也是殷商模式的扩大：各地有驻防单位，类似罗马的军队分驻各国。西周以姬、姜二姓联合的力量，完成于「天下」的控制。相对而言，罗马始终没有将之演化为西周的宗族封建，没有建立一个长期的网络。西周是宗邦的观念，罗马是本城的观念，没有中间其他可以联系的纽带。中国是靠「众建亲属」，以为藩邦的制度，即以血缘纽带维系的「亲」和以婚姻关系结合的「戚」，这两条线，建构了一个庞大的亲属网络，重叠在戍军的武装控制之上—这是比罗马帝国有更坚实基础的统治机制。

往中东看，中东的大帝国，在巴比伦建立基地的和在尼尼微建立基地的，这两大帝国都没有网络现象。他们都在各处征讨之后，将各地的人民俘虏，迁入国内为奴隶，新征服的空地则移民种植放牧。犹太人在亡国后，整批被迁往尼尼微，就是如此现象。中东古代帝国，似乎并没有尝试，编织一个无形的网络，组织各处征服土地的人民，使他们融入亚述，或巴比伦。

中东和欧洲呈现的现象，与中国呈现的现象对比，中国经过伦理结构和政治分封，更进一步进入战国时代发展，而到秦汉落实的郡县。中国的帝国体制，遂是建立于「编户齐民」为基础，凭借察举制度，选贤与能，以收揽地方人才，纳入文官体系，担任分工合作的公职人员，以此建构为帝国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天命」以「人心」为依归，朝代更替，乃成历史发展的常态。这一人本主义的文化格局，内中国，而外夷狄，惟「文化」为尺度。却又开放同化，如果夷狄入中国，则以中国待之。中国文化的内涵，则不断吸纳外来成分，随时修改、扩大中国文化的内容：如此建立一个可久可大的复合社会体，可以不断修改这一格局，庶几适时更新。凡此特殊的弹性效应，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天下格局」，迄于今天，还可以迎接正在逐渐展开的全球化。

相对而言，中东和地中海，他们的发展过程，主体永远在移动，永远在分分合合地变化。中东地区，直到波斯时代才有中心的团体。而他们真正地结合在一起，则是通过一个信仰系统，即伊斯兰教出现以后，中东才定于一个统一于信仰系统内的文化团体。到中世纪，也就是相当于中国唐朝的时候，随着伊斯兰教崛起，才实现了宗教统一的「穆斯林天下」。可惜的是，代表旧波斯的逊尼派，和阿拉伯的什叶派，这两大宗派之间，至今未能解除彼此之间的猜忌和冲突。

欧洲更别提了，希腊城邦林立，经过雅典霸权的泛希腊列邦体制，长期处于松散的组织状态。小国以前是部族基地的分散，先来后到，各有城邦为其基地。部落分散的情况，成为各有主要族群为本体的列国。经过马其顿为主体的亚历山大帝国的短暂统一地中海东部和中东，不久再度分裂。罗马崛起，以一个城邦统一地中海。开始这一欧洲统一局面，乃是松散的霸权，罗马军团，分别戍守各地，各有新的独立的总督，罗马并不能有效的统治。及至「蛮族入侵」，冲垮了「罗马帝国」。各处「蛮族」接受基督教，族群列国接受基督教教权的统治之下，也就是基督教的扩张之下，依靠基督教的团结力量，笼罩于列国之上，才能合成超越列国的「公教天下」。

中国的宗教统一则是在天的信仰之上形成的。这一对天的信仰是西周发展出来的。这个「天」替代了商人的「帝」。我在台湾大学的硕士论文的题目就是天和帝的演化。「天」超越族群，超越地区差异，甚至超越于人类之外，超越宇宙生命，都属天的安排。所有的秩序，以及善恶的分界，都是从天而来。但是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的意志却是从民众集体意志反映呈现，天和人民的意志合二为一，是为「天命」。「天命」的现象要到西周建国以后，周人统治的广大国家的中央点，周人本来的基地在西面，征服这一广大平原后，将东方文明之地，视为「天下」的中央，于是「宅兹中国」，建立首都「成周」，「完成的周人天下」，将西面的基地，称为「宗周」，亦即「周人的宗邦」。

这一大块土地和这一大群人民的中心：人间秩序通天的点，人主经过高山，少室，通达于「天」，后来又分出几个分点，东部的泰山和西部的华山。山西的霍山也在圣山之列。凡此高山都是人君通天的通道。泰山，耸立东方达平原，高峻入云，主峰号称「天门」，直达天际。在这里，姜姓子弟许氏祖先，娶了姬姓长公主，以其特殊地位，主持泰山祀典，虽然自己的封邑在「许」，却在泰山有一处「方邑」，作为祭祀仪式专用地。这位「姑爷」，大概本身具有巫师身分：「许」字古体，即是舞者袖舞，发音则是长嘘之声。

中华大地的地理疆域和天上的众星是对照的。天涵盖万有，无所偏倚。天属大家，也代表大家。它的意志是众人的意志，它的使命是共同具有的使命。这一现象又与基督教和回教的独神信仰有巨大的差别。独神信仰必定是排外的。独神信仰第一次出现在埃及，但比较短暂，即太阳神的信仰，由埃及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en）首创，太阳神是独一的真神，对于众生，授予生命，并不具有偏爱、独占的含义。但是摩西借此延伸的「上帝」，则是排他的独一真神了。这一真神只保佑信服他的人。他的另一个面貌是当年沙漠里的风暴之神、惩罚之神、是杀伐之神。沙漠里的焚风，所到之处，火焰四起。摩西的上帝，因此不仅排他，而且具有强制性的独占，就不是普世爱人的神祇了。

中国的「天」则很像阿肯那顿原来的太阳神，是赐予生命之神，赐予存在之神，保证存在之神。于是中国的天下是信仰的天下，这种「天下」，可称为 universal order。封建群体是 cosmopolitan order，帝国则是 universal order。中国从距今四千年走到今天，这一格局，自秦汉帝国成形之后，两千年无法颠覆。基于如此特性，周人的「天」重视生命，王者受命于天，接受的使命乃是爱护人民。西周宣扬其能够成功，就是以仁民爱物，获得众多部族的领导权。天命无常，王者不能执行如此任务，「天命」就可以转移。尚书各篇，告诫周人：勤政爱民，甚至不许因酒误事。

从考古殉葬物品看，周人墓葬出现的酒器数量，相对于殷商墓葬的酒器，的确比例远为稀少。更须注意者：殷商墓葬，人殉常见；王家陵墓，随葬人殉，可以数以百计。从这些现象论，周人的确珍视生命，也保持朴实认真的生活态度。—这一现象，应是孔子经常推崇周代开国领袖文王与周公，甚至遥奉他们为儒家思想的源头。从这一角度看，周人立国，毋宁一锤定音，为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系统的价值观，确定了基调。于是，中国文化枢轴时代的开始就确定了天人之间的人本精神，为人之道的修业进德。

我也希望读者注意，西周秩序发展了许多复杂的管理制度 。西周从武装政府的团体，转化为一个庞大的封建统治网络：这一「宗统」，亦即亲属关系网与「君统」，亦即分封诸侯的政权隶属，建构了王权统治的管理系统，本书叙述西周「僚属」的分工，则是从封建社会转化成一个官僚管理系统，我在另一本《古代社会史论》上有所交代。在如此管理网络上，又逐渐发展经济交流网络的功能。这一转化过程，则在另一拙着《汉代农业》中也有所讲述。

在某种意义上，我的三部英文书原来在写作的时候，《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最早，《汉代农业》跟下去，《西周史》来结尾。其实这个三部曲是倒过来，《西周史》第一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第二部，《汉代农业》第三部。在《汉代农业》中，才拿帝国的结构，政治的管理，族群的联系，经济上的交流，生产上的分工，综合为对于建构如此大格局的综合陈述。中国古代演化的三部曲，三部英文拙着的历史逻辑，有彼此连贯的特色，遂合组成连贯的交代。我还有若干其他散篇的论文，各有其专题，或向前跨到新石器的时代，或向后到了后代，甚至到了当代：但整体一贯，仍不外乎此处连贯三部曲的补充与推演。

总结言之，从西周到秦汉，中国经历长程演化，逐步融合各处文化群体，整合为一个亚洲东部大陆的共同体，在这一地区，遂出现了一个「华夏格局」的共同体。如此内部整合，又留下容纳外在新成分的「普世秩序」，在人类历史上，可谓仅见一次的个案。与世界其他文化系统的发展相比：中国地区，西周封建体系，比欧洲「蛮族入侵」后各地纷纷出现封建制度，早了一千余年。

春秋－战国时代，封建社会蜕变为列国体制的格局，相对于欧洲近古时期转化为公元十七世纪，西发利亚条约后的列国体制，也早了一个千年纪。秦汉帝国的天下秩序，其普世格局与整合的程度，在欧洲历史上，不同于基督教教廷的宗教信仰秩序的普世性，却只有在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开启，而在拿破仑帝国才有其普世秩序的气魄，却又为时不久，欧洲再度回归于列国体制。中国漫长的「普世秩序」个例，则虽有兴衰成败，或分或合，其基调长久不变。

今日世界，一方面经过物产流通，导致经济合；另一方面，经由科技发展，全体人类社会，共同拥有一个文化体系：于是人类共同建构全球化「普世秩序」共同体的愿景，居然呼之欲出。此时此际，中国历史呈现的特殊个案，应有其先驱的意义：于我人面对当今涌现的「全球化」大势之际，应有可备参考之处。

回顾三部拙着的撰写，每一部书到我手上，都是一个偶然。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乃是讨论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流动，完成不久，史丹佛大学聘请 Mary Wright 教授主编一套「东亚研究丛书」，经过刘子健教授介绍，遂将这一拙着收入该系列的首册。《汉代农业》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一群犹太学者，希望合撰一套关于汉代的专书。「汉代农业」的题目，当时本是杨联陞教授的工作；不幸他因病没有动笔，遂将这一任务转交给我，由我自撰成书。《西周史》则是老同学张光直想编一套耶鲁大学古史系列，将其中西周部分，分派给我。

这三部书，动手的机缘不同，却在撰写后，不知不觉成了三部曲。大概是我思考每一部书的时候，都会前面后面附带着一起想。在我看来，历史的发展是连贯，不能切断的。不知不觉，居然可以排列为「三部曲」。今日撰写新序，也藉此纪念几位故人：恩师李玄伯（宗侗）、李济之（济）、顾立雅（H.G. Creel）、前辈 Mary Wright、刘子健、杨联陞、老友 Jack Dull 和同学好友张光直各位的指导、启发和鼓励。以上各位故旧，均已物故，回顾往日，能不怆然！

（由于脊椎神经损坏，我已不能执笔书写，本文由我口述，有劳南京大学王波教授笔录，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