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隋唐出土资料研读班”活动纪要

林素莹/陈胤慧 历史考古与上古文明

2016年10月29星期六中午和下午，在中正大学文学院雅堂（211室）举行了“先秦至隋唐出土资料研读班”第一次研读活动。研读活动由中正大学历史系郭静云教授担任召集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石兰梅教授、台南艺术大学黄翠梅教授和庄蕙芷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中正大学李昭毅助理教授和仁德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复健科罗文星助理教授等二十余人参加了是次研读活动。

本次研读活动由黄翠梅教授和罗文星助理教授分别做主题发言，并先后由魏坚教授和李昭毅助理教授主持。

黄翠梅：“功能与源流：二里头文化镶绿松石铜牌饰研究”

黄老师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三件绿松石铜牌饰作为本次读书会探讨的主角。由于三座出土墓葬尸骨无存，仅能从牌饰出土位置与墓壁间的相对位置推测此对象可能是配戴在手臂上的腕饰。加上牌饰上有穿孔钮，M4出土牌饰凹面经检查有麻布的痕迹，于是合理推测牌饰是缝在手臂上的饰物。除了二里头，镶绿松石青铜牌饰也在甘肃天水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青海宗日遗址、晋南陶寺遗址、山东龙山日照两城镇遗址出现，另外亦有传世私人收藏。

接着黄教授从艺术史专业视角，说明根据图像学，必须掌握正确辨识图范的原型之基础，以对图像意涵进行更进一步诠释；而对图像原形之掌握必须倚赖正确的构图与形式分析的整理。于是这些青铜牌饰纹路之构图特征进行分析，再试图整理出图像与类型的发展脉络。教授主张纹饰为兽面，分类上依据兽的型态样貌与线条来分，例如兽口、鼻等器官、兽的描绘、镶嵌绿松石的方式与位置等等作为标准。依照这样的标准，黄教授将所有出土和私藏的牌饰，都分为五组。大致来看，第一到第五组的分类也可以视为发展脉络，第一组仅二里头M4出土的牌饰，年代最早，也是做工最精细与完整者，其后牌饰的线条越趋于简单与松散。

Ｍ4的这一件牌饰长14.2厘米，最宽处9.8厘米，左右两侧具微收缩曲线，器面上由不同的形状与方向的绿松石拼贴。兽纹可分为前与后两部份，前部份是兽首，兽首底部的弯曲为兽肢的弯曲，兽肢上有须，中间是口鼻；后部份是交缠的兽身，呈现交缠状。比二里头时间早的新砦遗址已有类似此M4构图的陶盖器出土，以及其他二里头遗址也有相似构图的兽面纹饰，于是黄老师推论在二里头时期兽面纹型态大致定型。

第二组有六件牌饰，包括二里头Ｍ11牌饰、哈佛大学沙可乐博物馆收藏一件、保罗辛格医师收藏两件、英国古董商Eskenazi收藏一件以及天水博物馆收藏一件。这些牌饰长度、宽度与第一组的差别不大，但是在绿松石的拼贴上有恨大差异，第二组的外框突起，框内兽面纹轮廓突起，长方形绿松石镶嵌扑满在兽面轮廓四周。再来比较兽面纹饰构图与线条，发现构图越来越简单，原本兽身交缠的情况已被简化成倒钩型或蘑菇状，蘑菇纹与牌饰的上缘连接。

第三组有四件牌饰，包括哈佛大学沙可乐博物馆两件，瑞士玫茵堂收藏一件与檀香山艺术学院的一件。这组尺寸与前二组相近，镶嵌手法与第二组相似，不同点在于兽型纹饰上不同。原第二组的蘑菇状纹饰变成尖桃形或是羽毛形，彷佛兽戴上冠。

第四组仅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镶嵌手法与长度与第二、三组无异，但在纹饰上，在构图更为简略，仅有兽眼明显，其余兽的身型特征以简单的Ｕ自型线条作为象征。

第五组以五件牌饰，包括二里头Ｍ57牌饰、日本美秀博物馆收藏一件、三星堆仓包包出土两件和高骈公社出土一件。这组纹饰上有趋于抽象几何的趋势，例如高骈公社与三星堆仓包包出土者，已由S型镂空或是三角形镂空表示兽面轮廓、口鼻、须等。而总结以上的分类，五组牌饰各具特色，以第一组二里头M4牌饰出土年代最早也最完整与精致，随后兽文逐渐趋于简化，甚至有脱离受型成为冠者，或是全部以抽象几何图形表达者。

最后黄教授依据西方艺术史学者龚布里希主张的认知心理学作结论，认为牌饰上关于兽面，动物形象的转变，是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人对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所建立的图像进行模仿与自己消化后的表现，牌饰的发展脉络说明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力。

演讲结束，我心中疑惑许多，修过郭静云老师的古信仰课程后，使我对被称为「兽面」的纹饰皆持保留态度，而且二里头出土的牌饰不一定在二里头本地制作，很有可能经由贸易、交易、运送，从外地而来，无法精准判断二里头文化影响其他的文化。在我思考的同时，静云老师向黄教授提出相关问题，黄教授以图像及出土地点作为解释与响应。随后陆续有参与的人员发表聆听的感想，其中一位同学谈到，他觉得牌饰上的纹饰使他链接到佛教中相关图案，我大吃一惊，什么时候二里头或三星堆的人认识佛教了？后世的人怎么可能影响前人呢？黄老师笑着说他不觉得牌饰图像会跟佛教有关，也再次重述他整理的五组分类的重点。

经由这次黄老师带来的演讲，使我学习了艺术史进行图像分析的相关处理技巧，需要对线条判读具备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并将其仔细分类，然后才做论述；还了解到认知心理学对于图像传承的解释。受益良多，也再一次建立我的历史观和历史常识。

（林素莹）

罗文星：北朝妇女角色研究－以墓志为基础

罗文星老师先说明使用的材料以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为主，主要目的是用墓志来分析北朝的妇女角色。在碑志的纪载中「四德与六行」是社会对妇女的期待，普遍的一般价值。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主要是女性出嫁前在家庭场域里的内在养成；六行指「孝、友、睦、姻、任、恤」则是女性在夫家具体的行为楷模。而在离开家庭场域后，譬如入宫或出家便不受四德六行规范之评判。四德六行常见于碑志上对一般妇女的描述，但少见于传世文献里，因其为一般普世价值，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故《魏书‧列女传》不会特意纪载。与碑志普遍全方位的四德六型相比，文献则表现出社会更注重妇功的现象。

罗老师以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文献来看时人对于女性的纪载，认为北朝多娶、妇女善妒，其与四德六行相悖而持。但出土墓志以北为魏迁都洛阳为多，而颜氏说是河北风气，能否代表北朝妇女的整体面貌尚待考虑。

另外，从政治力的层面来分析，朝廷为首推动的胡汉通婚，虽有强烈执行力，而其中胡汉矛盾冲突似乎亦难避免，从实施成效来看似乎与理想有所落差，因故政治性政策是否能有效的从上而下影响至社会还需进一步分析，但在墓志中呈现汉文化的传统规范究竟源于何，罗老师认为不可忽略自基层社会文化力量造成的转变。四德六行逐渐成为胡族妇女的规范，代表着彼此的文化交流过程，墓志正是显露出这样文化交流的证据，也可以相当程度的表现出妇女的日常生活影像。

讨论：

石兰梅老师提出，就传统历史学的训练角度来看，出土材料是一个跨界的运用，罗老师以传统史式学为基础，但有试图去跨越和去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是很好的做法。然墓志待处理的问题不少，庄惠芷老师首先提问，墓志是否有其书写范式，就非汉民族而言，四德六行的标榜是否可能只是一个标榜汉文化高的倾向，而非真正为社会普遍价值规范。另外，黄翠梅老师指出，墓志的范式确实有彰显出当时的普遍价值，然而也有可能反映的是现实的反面，标榜四德六行的规范，也可能是反映出当时社会普遍缺少这样的概念而必须不断地的重申。李昭毅老师提出应思考墓志本身书写的意涵，庄惠芷老师和黄翠梅老师补充说明，墓志在下葬前会有公开展示的仪式，表示它不仅仅是给阴曹地府看。故它确实存在对阳间社会存在影响和作用。

而就研究材料本身来说，李昭毅老师表示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成书年代过久远，许多新出土的墓志未收入。另外，除了志文本身外，应该更要注意整体拓片，以避免编撰的失误。郭静云老师和魏坚老师亦赞同，并补充陪葬品、壁画等的重要性，墓葬整体的把握也可以有所帮助。另外，众老师也一致认为，可以将墓志做更细一步的区分，以时代、民族、地区等作分类统计，会更有说服力，或许可以进一步发现更多的问题。